农民、渔夫、僧侣

截至目前，我们讲述的故事主角一直是精英阶层，有的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偏远的边疆地带，有的生活在帝国内陆，有的生活在西欧。但是，还有一些人的后代在大约百年以后也认为自己是“希腊人”，构成了新的希腊民族国家的人口。这些人是什么情况？除了受过教育并有能力和闲暇反思这个问题的精英阶层外，在18世纪，还有哪些人是希腊人？

希腊独立以后的历史通常想当然地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希腊族群很容易分辨。但是，奥斯曼帝国并不依据语言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来划分其统治下的臣民，而是通过宗教对其进行分类。在官方术语中，所有的东正教徒都被称为“鲁密”，这个词的意思与希腊语中的Romioi意思相同，被界定为米利特，指的是宗教社区。但是，所有的东正教徒不可能都是母语为希腊语的人。教育的普及，特别是书面文字使用的增加，才使希腊语奠定了其在构成鲁密、米利特不同语言群体中的共同语地位，这在某些方面与今天英语国际地位的形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那些把希腊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也不必然是东正教徒。奥斯曼帝国偏远的诸岛中有罗马天主教社区，另外，大城镇中也有罗马犹太人。这3种信仰的教徒还有皈依伊斯兰教的选择，有些人的确这样做了。如果希腊语在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就是他们的第一语言，那么多数情况是，希腊语以后仍然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克里特岛的这种情况最为明显，在19世纪占据全岛人口大约40%的穆斯林居民中，大多数是克里特人，当地只有希腊的克里特方言，没有其他的语言。说希腊语的人也可能是穆斯林。

不过，在有例外情况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总体上的概括。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多数岛屿、克里特、塞浦路斯、伯罗奔尼撒半岛（此时更为人所知的名字依然是摩里亚），以及现在希腊大陆南部的那时被人称作“鲁梅里”的松散区域，居民以希腊语为第一语言。只是，即便在那些地方，发展好的区域里的居民大多说阿尔巴尼亚语。比如，从事贸易的岛屿海德拉和斯派塞斯以及鲁梅里的东南角，既包括古代的（以及现代的）维奥蒂亚、阿提卡，也包括雅典。巴尔干半岛更远的北部地区、环绕马尔马拉海以及沿着安纳托利亚的爱琴海海岸，也有不少说希腊语的人，但是在这些地区，他们散居于说其他语言的居民之中，各种语言的人口比例也更加均衡。甚至远东的黑海沿岸特拉比松附近的地区和卡帕多西亚，也有说希腊语的人居住的飞地，其中特拉比松在希腊语中指的是古代的蓬托斯地区，卡帕多西亚在希腊语中指的是安纳托利亚中部开塞利周边的地区。

那么，这些说希腊语的人是谁？除了语言（对很多人来说，但不是全部）和宗教，他们还有哪些共同的地方？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那些人多数是农民、小商人、渔夫、船员、僧侣以及低级别的神职管理人员，他们生活的大多数地区的条件极为艰苦。可耕作的土地被大海和高山挤压，被分割得很零散。社区一直很分散。在20世纪中叶以前，生存的危险一直存在，当地的经济基本上仅能让居民维持温饱。到了18世纪，年轻的男人才能往外迁徙，到国外找工作，年轻的女人才能嫁到本地社区以外的地方去。后来，需要吃饭的人口超过了赖以生存的资源，于是，另一个解决方案出现了，即在山区里杀人越货，在大海上抢劫掠夺。因此，在鲁梅里、奥斯曼帝国招募当地军人，可以镇压那些土匪和海盗，这些军人多是东正教徒。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军人是从同一个要被镇压的土匪或海盗团伙中招募来的。因此，那些把拿着枪杆子作为唯一职业的人就来回变换身份，不是从军人变成强盗，就是从强盗变成军人，要么是执法者，要么是犯法者。马尼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南端，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迫近19世纪，那里的海盗已经臭名昭著。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阶层即便有相对和平的机会，机会也很稀有。祥和的普通生活常常是短暂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作物歉收和饥馑，从来没有远去。

这些不同的人群分散在幅员辽阔、严重割裂的区域，如果他们不是像后来的有些人那样积极主动地去思考，那么任何将这些人群进行一概而论的尝试，都注定与主观臆断差不多。如果不这样去做，那么我们能从中分析出什么样的证据呢？证据倒是有几个，不过，我们必须小心求证，因为原因多种多样。首先，我们来看欧洲旅行者。我们要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因为他们记载了大量的趣闻轶事和风俗习惯，记录了人们的观点和迷信，如果不是他们，这些东西可能就失传了。比如，他们记载了活死人或吸血鬼的例子，这成为希腊曾流行迷信的首要证据，日后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类型小说和恐怖电影的根源。

审视这些人生活情形的另一个可能的窗口，也是外来者的视角，这个视角主要来自现代人类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美国、法国和后来的希腊人类学家便开始研究希腊以及地中海其他地区的所谓传统社区。对希腊社区的经典性研究，是由约翰·坎贝尔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他选择的研究对象是被称为“萨拉卡莎努瓦”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孤傲、内敛，在那个时代依然过着游牧迁徙的生活——夏天在平都斯山的高原和草甸上放牧，冬天则赶着羊群来到平坦的海岸边。在外人看来，这种现象反映的可能是“无政府状态的公民生活”，但是坎贝尔却发现，基于荣辱廉耻的共同价值观，在规范和处理没有任何亲缘性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果你不信任与你没有任何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人，那么只有当同样的义务或责任把他们和你绑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依靠他们。共同的行为规范能约束人，遵守这样的规则是可敬的，破坏它则是可耻的。因此，那些遵守规则、履行义务的人，是社区中最受尊敬的人；而任何离经叛道的人，则会受到鄙视，甚至面临被逐出社区的危险。这是一个自我维护机制。一方面，它涉及礼物的给予；另一方面，它又涉及馈赠的接受。在现代的、民主的、负责任的体制中，这种前现代的体系被视为“腐败”。但是在没有现代体制或者现代体制软弱无力、发展不成熟的情况下，它却是一种生存的机制。

现代人类学的这些深刻认识可能会进一步解释早期旅行者以及以后很多不同的外来观察者，在面对人们经常谈论的希腊“不忠诚”时所经历的困惑。尽管它们看起来自相矛盾，但是资助人和受助人所实施的腐败体系最重视“信任”的价值，只有所有的人都遵守同样的（不成文的）规则，这样的体系才行得通。反过来，这些相同的规则都可以在传统的、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的荣辱廉耻那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圈外的人被认为不会受到这种规范的制约，所以即便圈外的人说要信守承诺，也不会得到信任。因此，在内部约定俗成的逻辑就变成这样：如果你不信任他，那就可以欺骗他。

当然，人类学家注重的总是当下。坎贝尔本人就认为，他观察到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自拜占庭末期以来可能没有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今天的人类学家在做出这样的判断时，则更加小心翼翼。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18世纪说希腊语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一定都是这么运作的。

现在，我们应该到那个时期去寻找证据。在这儿，我们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尽管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学校有所增加，但在19世纪末以前，识文断字的人还是非常少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书面的证据极难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罕见的例子，这段历史是“来自下层”的人写的，写于18世纪初，讲述了奥斯曼人1715年给伯罗奔尼撒带来“灾难和奴役”的故事。这位作者是来自爱奥尼亚的一位曼索斯人，很明显，他目睹了一些事件。此人后来定居在威尼斯的希腊社区，并在威尼斯出版了以押韵对句的形式写就的历史。这位曼索斯人既谴责了战败的威尼斯人，也谴责了取胜的奥斯曼人，因为他的同胞遭受了奥斯曼人的镇压。这本书详尽描述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崩塌后不久普遍出现的悲叹情绪，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Romans”，也就是那些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徒，其中绝大多数是说希腊语的人。

这位曼索斯人把这些“Romans”看作因其他人的行动而变得无助的受害者。他的整个叙述中，只提到一次那些人采取的反抗措施，即在偏远的伯罗奔尼撒中部山区，一些村民象征性地抵抗了一次，参加抗争的人就包括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的祖先，他们在100多年后的革命中赢得了荣誉，成为英雄。那些懦弱虔诚的曼索斯人则在这个时候逃到了遥远的威尼斯，寻求避难之地，同时认为那几位捍卫自己信仰的同胞“都是疯子，他们应该知道不能那么做”。这种受迫害的思想在后来的岁月中常常会再度抬头，在18世纪早期已经广为流行。

叶卡捷琳娜大帝与奥斯曼帝国在1770年爆发了战争，这次战争引发了克里特人的反抗。迫近18世纪末，反抗的故事也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被以诗文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次反抗的发源地是克里特岛的西南山区斯法基亚，《达斯卡罗基阿尼斯之歌》就是在这个地方口头创作的。从表达的内容上看，这首诗歌是在它所描述的事件发生整整16年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的。诗歌的主人公是达斯卡罗基阿尼斯，他是斯法基亚最富有的人之一，也是最“尊贵的”基督徒之一，被称为“约翰老师”。达斯卡罗基阿尼斯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有天赋，还能同其他地方说希腊语的人进行交流。俄国军队登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消息传来后，他支持抵抗，反对当地教会的逃离建议。所有的抵抗进行得都不顺利，最终成为一场悲剧。达斯卡罗基阿尼斯和他的随从被俘，在囚禁期间，他坚贞不屈，直到被甘地亚（伊拉克利翁）帕夏活剥。

这是一个震撼心灵的故事，是以史诗般的生动和史诗般的篇幅讲述的。如果这首诗歌真的是在1786年定稿的，那么这位英雄对他抗争动机的解释就反映了当时的态度。达斯卡罗基阿尼斯宣称了他采取行动进行反抗的理由：

爱国主义起源于英雄的家乡斯法基亚，并从那儿扩展到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诗歌的讲述中，没有包含更宽意义上的“国家”身份认同意识。尽管诗人在讲述中不厌其烦地铺陈着更具英雄主义色彩的辞藻，但在诗歌结束时得出的结论与曼索斯人并无不同，即教会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斯法基亚人早就在实践中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享受了独立，但是由于达斯卡罗基阿尼斯的莽撞行动，他们又不复独立。

《达斯卡罗基阿尼斯之歌》可以说是我们发现的18世纪以口头形式创作，然后以书面语言记录下来的唯一案例。但是此后不久，从爱奥尼亚群岛到塞浦路斯，从克里特岛到巴尔干山区的脚下，人们开始收集各种各样丰富的叙事和抒情歌曲，这是因为几乎每一个说希腊语的社区都有口头创作传统。这些歌曲揭示了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男人往往是英雄，他们要通过挑战和暴力行为来证明他们的价值；女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美丽而谦逊的，但是在任何年龄，她们都有可能变得薄情和狡诈。为死去的人感到哀恸的，是女人；为那些被流放到遥远地区（xenitiá）的人感到哀恸的，也是女人。xenitiá这个词在当时用得很多，既可以翻译成“流放”，也可以翻译成“外国”，但总是代表比死亡好不了多少的情况。爱情歌曲总是激情洋溢，迸发出浓郁的、独出心裁的意象，常常有隐含不明的意义。歌曲中离奇的、不合常理的意象从来都没有远遁，比如，鸟和野兽能说话，雷电反映并放大着人类的行为，死去的人在云中策马（吸血鬼再现了）。

一些特点鲜明、传播广泛的主题均与死亡有关。在一个你只能通过公然挑战比你更强大的对手来证明你勇猛刚强的男性世界里，最终的考验就是拥抱死亡本身。死神有一个拟人化的名字——哈得斯，其是古代神话中冥界里斯提克斯河上的一个船夫的名字。死神冷漠、乖戾，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骑一匹黑色的马。在人们的口中或笔下，他常常被描述为后面跟着一长队无助的妇女和儿童，全然一副奴隶贸易者形象，在18世纪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是一个威胁。在这些歌曲中，哈得斯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理想化的男性英雄的反面。男性英雄对生活有着不可抑制的热爱，哈得斯深受刺激，嫉妒之后便是愤怒，于是就找到男性英雄，要求他立刻死去。男性英雄当然拒绝从命，他提出在对等的条件下进行决斗。双方的决斗在打谷场上展开。在实际生活中，将谷壳和可以食用的谷粒分开，是用猛烈的击打实现的。男性英雄将他的敌人打倒9次，但是哈得斯不能忍受失败。由于不能以承诺的对等条件获胜，哈得斯就以欺骗的方式，抓住英雄的头发，把英雄撂倒在地。所以，死神取胜了，因为他最后必须赢得胜利，只不过违反了荣辱廉耻的道德规范。死神终归是外来者，他以极端的方式证明外来者永远不可能被信任，因为死神是一个骗子。所以男性英雄作为荣辱廉耻的信奉者，即便死了，也是道德上的胜利者。

我们在很多歌曲中都发现了与此相似的价值观，这些歌曲口耳相传，讲述那些被称为“绿林好汉”（klefts）的山贼的生活故事，还有他们悲壮的死亡。“klefts”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中的“klephtis”，字面意思是小偷、贼寇或土匪，那些被招募的军人在18世纪的确就是盗贼。不过，他们集战士和土匪于一身，后来在革命中成为最具战斗力的人，这种新的角色形象给那些“贼寇或土匪”蒙上了一层英雄色彩，而且色彩从未褪色。纪念或歌颂这些人的歌曲开始在革命期间发表、传唱，至今仍然是国家“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这些歌曲多数纪念或歌颂生活在18世纪初的人，但是有几首歌曲中的人物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其中最古老的故事可能发生在1750年前后的鲁梅里。在那个故事中，克里斯托斯·米利奥尼被禁止进入奥斯曼帝国。一个名叫苏莱曼的穆斯林被派去接应他。

这首歌曲描写的米利奥尼蔑视强权的特定形式是1750年或大约那个时期的真实记录，还是反映后来故事讲述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不管哪种情况，这首歌曲都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传递了奥斯曼统治之下，在鲁梅里山区中谋生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武装分子之间的共同的行为规范。

最后，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之中，还流传着一系列将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帝国衰亡与天意及未来复兴联系起来的故事和预言。这类文字材料也是通过后来出版的书籍为我们所知，其中包括所有民歌中最著名的歌曲。有一首歌曲十分简洁，名字叫《圣索菲亚》或《圣索菲亚的最后弥撒》，其只有十几行歌词，讲述的是奥斯曼人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际，东正教大教堂举办的礼拜仪式突然被从天上传来的一个声音打断，那是上帝的旨意，让“这个城市”（君士坦丁堡）落入异教徒之手。这些虔诚的教徒感受到的震惊投射到了圣像上，不可思议的神迹出现了，所有的圣像都开始哭泣。那个声音也许是来自诗人或歌手的声音，以感人的、和蔼的语调安慰着这些忧心如焚的圣人。比如，有一张圣母像中的圣母就像世间的一位母亲，正在安慰一个哭喊的孩子。这首歌最后对圣母唱道：

在19—20世纪初，这些歌词是对未来有积极意义的宣言。但是，在最古老的版本中，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时间不是未来，而是当时，被翻译成“还会”意思的词，也有“依然”或“仍然”的意思，从而在气势上更有力量。《圣索菲亚》这首歌是在1821年革命前不久开始传唱的，其传达的最为重要的信息是东正教徒确认不论发生什么，自己的信仰不会因异族的征服而丧失，将自己与每一个教堂里熟悉的圣像之间联系的纽带也不会断开。如果说这些歌词还暗含着一种在未来实现救赎的预言，那么其所喻指的也是东正教，而不是希腊民族国家（后来曾被人如此解读）。

另一个经常被人讲述的故事是关于“大理石皇帝”的，即君士坦丁十一世国王帕里奥洛格斯。他的城市在1453年被奥斯曼人攻陷后，他的尸首一直没有被找到。这个故事说，帕里奥洛格斯没有死，而是被天使带到城内的一个秘密地方，在那儿变成了石头。各种不同的版本都预言说，根据上帝的旨意，总有一天国王会起死回生，并率领高奏凯歌的大军，把侵略者一路赶回他们的中亚老家去。

其他预言也可以通过书面材料追溯到15世纪末，甚至是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如果这些预言建立在本地固有的、流行的传统之上，那么我们也很难讲其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这样的传统。比如，有一系列“神谕”据说源自13世纪的一位神秘主义者，他的名字是阿伽唐格洛，名字的意思是“好天使”。这些神谕在18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流传。但是，这些有模有样的欺骗、伪造，好像是从上到下的有意运作的结果。比如，神谕说，一个来自北方的长着金色头发的或有着金色皮肤的民族将带来救赎。俄国和奥斯曼帝国1768—1774年的战争及以后所杜撰的预言就利用了这些材料。那些救赎者一定是俄国人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所谓“阿伽唐格洛”神谕传播的证据，主要出现在18世纪末，也主要来源于书面材料。所以，我们很难弄清楚早期的这些神谕到底在多大范围内被人们尊奉，以及被人们尊奉到何种程度。

但是，这个故事真正可以告诉我们的是，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宗教不断传承与积累的传统以及对衰亡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一些集体记忆，有着极度的忠诚。当提及过去的时候，这些人中的精英以及西方的旅行者的热情就会遇到令人困惑的诧异或怀疑。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信仰东正教的人知道，那些被称为“Hellenes”的人从很久以前就在这些土地上生活，所信仰的都是假上帝。因此，这些“Hellenes”就是那些18世纪优雅的、知荣辱的、敬畏上帝的“Romioi”的对立面。很多口头的传统讲述，在后来都被文字记录下来，说的是“Hellenes”一定是一个巨人民族，曾经建造了现在依然可以看得见的城墙和纪念碑。异教徒的神庙，特别是那些雕塑，一看就知道拥有超自然的、危险的力量，所以，毫无疑问，对国王的向往就变成了对大理石的向往。

即便在19世纪，当旅行者和古文物研究或收藏者前来寻找古代德尔斐圣迹废墟的时候，当地人也充分利用了他们自己的逻辑和聪明才智，让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

这个故事让人忍俊不禁，它不仅凸显了将本土希腊村民与西方古文物考古者分隔开来的认识鸿沟，也凸显了将他们与说着同样语言、信奉同样宗教的“东正教联邦”的精英们分隔开来的认识鸿沟。如果说这就是希腊独立以后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自问一下，在此前的100年里，东方的基督徒和不断向世俗身份认同靠近的西欧人，在思想认识上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共识？这些最初的共识充其量是局部的，而且相互之间也充满着误解。不断往东传播的新思想促使东正教联邦的精英开始重新定义他们的身份认同，而绝大多数说希腊语的人却对此无动于衷。不断扩大的商业活动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也给很多以前不知道机遇为何物的人带来了机遇。但是，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管是在精英层面还是在大众文化层面，我们很少能看到任何可称为“革命性情感”的东西。

当18世纪的脚步走到终点，这一切都将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