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水浒传》——英雄传

这些讲义气、爱兄弟、怜弱小、护善良的人们，他们原先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的角落，有不同的身份、地位、教养、社会关系，但或遭际变故，或因缘际会，最终都聚集在梁山泊。

他们各有各的不幸，各有各的痛苦，各有各的仇恨，各有各的无奈。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落草人。

这个社会正常、合法的生活，他们已经无法分享；这个社会的正常体制，他们已无法进入；这个社会的体面的餐桌边，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子和餐具，他们都是被抛弃的人、被迫害的人，但是最终他们没有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他们没有被逼成侏儒，没有被逼成奴才，没有被逼成废物。恰恰相反，他们被逼成了英雄。

明代以来，《水浒传》就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并称“四大奇书”，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到清代乾隆年间，《红楼梦》盛行，超过以上四本，尤其被文人称道。但是“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

为什么普通百姓最喜欢《三国》《水浒》呢？很简单，这两部书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情，表达了老百姓的愿望。《三国》写的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明君贤臣；《水浒》写的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侠客义士。

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命运不在自己手里。掌握他们命运的，是皇帝以及各级衙门官吏。所以，他们特别向往明君贤臣、清官廉吏。

但是，这个愿望往往不能实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常常是昏君奸臣和贪官污吏。《水浒》所写的时代，就正是这样的时代。一个昏君，宋徽宗；四个贼臣：高俅、蔡京、童贯、杨戬，他们“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在他们下面，各级官府衙门里，满目皆是贪官污吏。

于是，老百姓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义士。

官府不能保障的，只好靠民间；公权不能维护的，只好靠私力。

他们希望能有侠客横空出世，从天而降，解救他们。

甚至，他们也希望自己拥有一份抗暴的力量，既能保护自己，还能保护自己的亲人，保护一切他们看到的受到欺压的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很多善良的中国普通百姓的善良愿望。

所以，我们看到，《水浒》中的侠客义士，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们原来就是细民，就是芸芸众生，就是被人欺压而无处诉说的苦人。他们在黑暗势力的压迫欺凌下，一忍再忍，一退再退，最后无处可退，无路可走，于是上演绝地反击——“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由任人宰割的细民，变成横行江湖的英雄。他们不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还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人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命运。

根据马斯洛的五个需求理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而梁山，全部满足了这些草莽英雄、江湖盲流的人生需求，不仅最低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了保障，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阮小五语）而且，这些英雄还实现了归属需求和尊重需求，有了自己的群体、自己的组织，并在这个自己的群体中得到了尊重。在梁山泊内，大家互称兄弟。试想一想，当李逵、时迁、白胜、王定六、郁保四等原先社会闲杂人员、无业流民，能够和关胜、秦明这样的较高级军官，卢俊义、李应这样的大财主，柴进这样的金枝玉叶，宋江、吴用、公孙胜这样的人中豪杰互称兄弟，平等相处，他们获得的是多么大的心理满足！

当梁山好汉们最后接受朝廷招安时，甚至最高的成就感——自我实现——也得到了满足。所以，那个本来最有反抗性的李逵，在骗自己老娘时，也说：“铁牛如今做了官。”招安后从征田虎，梦见老娘，对老娘哭着说：“铁牛今日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阮小二在征方腊时战死，小五、小七反过来安慰宋江：“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这更是一种精神的升华，与他们当初只求改变自身处境，博个丰衣足食相比，境界已经大不相同。

所以，《水浒传》，从根本上说，就是“英雄传”。

《水浒》中那些真英雄，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阳刚气质，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精神。他们的行为和性格，展现了我们民族的血性与生气。

说英雄，叹英雄，我们就来说说《水浒》中那些顶天立地的好汉。

说说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人性。

说他们，也就是说时代，说文化，说社会，说人生。

从他们那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们，也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