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丹江口大坝处理科研——学习学习再学习
一
1949年5月23日，江西南昌获得解放，6月，军代表在南昌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年，我从土木工程系毕业，7月就报名进八一革命大学第一期学习，9月中分配到江西省水利局。因滨湖水灾堤防溃决，局里派我随老工程师到余干县，在县、区委领导下组织信江尾闾民众修复加固堤防。随又参加1950年汛期护堤抢险和马垱堤溃口堵复。汛后去星子县蓼花池排水闸查勘，10月起又参加新建县双孔（净宽2m×4m）钱溪闸的施工直到1951年春竣工通水。那时外业工作生活交通条件艰苦，对青年的我却是难得的锻炼学习机会。读报和看夜空辨识星座移动成为下乡外业工作间隙的享受。印象最深是1951年5月，保障赣湘粤铁路的清江县潇江堤溃口，省委书记陈正人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命脉，要尽快堵口恢复交通安全。省水利局派我们一组人赶到现场负责堵口复堤工程质量掌控落实。经过和县区干部民工融合一片，讲清料场土质、夯密程度、堤坡指标规定等参加轮班上堤，及时堵口成功。庆功会后还留下来做堤防全线普查和建闸设计。7月23日意外接省局电话令我带行李乘火车赶回南昌。陈凤池局长告诉我，决定派杨懋杰、我、晏东生三人两天后去北京水利部考选赴苏联留学。经部录取派到燕京大学集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留苏人员编组集训。8月13日我们离开北京经过九天九夜铁路旅程到达莫斯科。375名留苏人员中各专业研究生占136名，水利专业研究生竟有26名、人数最多。我就读的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一处就集中了10名研究生和6名大学生，我研修水工建筑物专业，论文题目是《土基不完整井渗流计算》。大家都没学过俄语，到苏联后边补学俄语边听专业课边随导师进行专题研究。为了克服困难，所有寒暑假期都用到多与专业接触。斯大林格勒、伏尔加-顿运河等水利枢纽工地考察、实习、跑图书馆翻译和阅读专业文献及准备研究专题论文。我们学院十位研究生还利用假期合译了导师萨马林院士新版的《水工建筑物设计》向祖国国庆五周年献礼（1954年底经龙门联合书局作为大学用书出版）。因英语有基础俄语学得快能较早做论文准备，我于1955年6月就提前完成论文答辩获颁学位，7月回国。
水利部分我到科学研究院。10月下旬又被指派飞重庆参加李葆华、林一山率领的有中苏联专家140多人的长江流域规划上游查勘团。
70多天查勘过程，和苏联专家、北京各部委代表和长江委工程师们一起考察干流和嘉陵江、岷江等一些地形地质条件合适的待选坝址。从几次汇报会上听到各处地理特点、人民生活与社会经济水平的历史与发展趋势。而对世界上最早开发天然气和井盐的千年盐都自贡五通桥和有两千年历史的灌县都江堰工程的亲临观察更使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查勘—讨论—沿途闲聊—认识，所学到的知识，广度与深度都远胜平时读书学习。
从中苏专家交谈中得知：当时全国的年发总电量只有100多亿kW·h，而且当时我国连区域性电网也尚待筹建，自然资源富遮人口密集的四川盆地用电水平还很低。苏联专家组组长倾向选重庆上游再加嘉陵江岷江建几座水利枢纽作为流域规划的第一期工程；似乎有其道理。林一山从防洪大局看，重庆以上的这些水库到三峡之间还有30万km2得不到控制，这里发生的大暴雨还会给长江中下游造成洪灾，他主张修建三峡水利枢纽早日发挥防洪作用。后来大家明确了长江中下游防洪的重要性紧迫性；三峡水利枢纽巨大库容“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地理位置适中，首先防洪作用显著、改善川江通航和发电条件等效益也非猫儿峡等枢纽所能替代，应是流域规划中的主体工程。林主任、李总和苏联专家组长在京还商定增聘苏联设计、科研专家，指导做好下一步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并抓紧特聘苏联地质专家短期来华和中国权威地质专家一道对两个坝区进行鉴定。国务院还决定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基础上充实有关部委骨干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办）。从此我在杨贤溢副总领导下的长办上游室为三峡工程规划性设计做坝区选择等各方面技术工作。
1956年，随着苏联枢纽、施工、船闸、各专业科研等专家们到来，参加技术讨论的场合很多，不单面对全新技术课题，还需知晓治江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我以往学到的知识离当前工作要求差得很远。“学习学习再学习”成了时刻提醒自己的座右铭。平时在老同志身边用心多问多学。图书馆有很多中外文技术书刊，包括杨总捐赠的美国垦务局坝工技术总结规程等几十本书；专家工作室有俄文真理报。单身的我还常去外文书店楼下买俄文书、楼上影印部还可查阅购买英、法文书刊。俄文的《水工建设》我一直订阅到1964年。
《中国水利》1956年第5、6期合刊发表了林主任《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讲到流域规划首先要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水利枢纽是解决长江防洪问题的关键；汉江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才能消除江汉平原洪灾，并为将来向北方引水做准备。
6月初，苏联著名女作家凯特玲斯卡娅访华，到北京后得知中国为三峡工程在做勘测设计便恳切提出想看三峡坝址访问青年地勘人员。经高层安排，杨总、成绶台、我和苏联水文专家晚间在璇宫饭店会见她。杨总介绍流域规划概况并派我全程陪她。6月8日一早，我随她和女翻译搭货运飞机去了宜昌，轮船专送我们进出西陵峡；当晚，我们还和地质部两位青年工程师座谈。第二天飞回武昌南湖机场告别时她送我一个名片夹，题字“想一块儿看到三峡之梦成真”。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15日正式开会时苏联《真理报》接连两天通栏专文报道她访华观感。首篇《在中国》就谈到建造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和三峡工程远景，热情赞扬青年地勘队员们的成长和三峡工程深远意义。
1956年二季度以来，随着地质部燃料部交通部等骨干力量进长办，机构几度调整。兄弟部委协力推动流域规划和三峡设计研究做了大量工作，还开展库区社会经济调查。地质部队伍在三峡和丹江口地质勘探进展尤其突出。
1956年整个9月林主任作为八大（预备会和正式会）代表在北京开会。长办陈离副主任杨总苌宗商秘书长苏联专家组和我们9月8日都到三峡参加石灰岩和花岗岩两坝区的鉴定性查勘。中苏高级地质专家9月中旬和大家会合后，运用四条大小专轮深入两个坝区作鉴定性查勘。白天分散跑各坝址，晚间回大轮舱位就寝。紧张有序地考察、查勘、补充测试、开会讨论，查明了石灰岩二百多溶洞天坑规模、位置和水位高程等地勘数据；梳理出石灰岩岩溶总规律：溶蚀约形成于第三纪、地下水温度比较低，近代不会再溶蚀。鉴定明确这里的岩溶可望处理后筑址。见证查勘的作家方纪徐迟在南津关轮船上和我们一起欢度了中秋佳节。
9月出版的《水力发电》发表了李锐等水电系统八篇文章，对长江流域规划、三峡工程和丹江口工程均持异议；还认为该先建沅水五强溪水电站替代丹江口枢纽。促使我对照思考，要有针对性地把工作做细做好。
1956年11月7日，苏联专家组邀请常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程师和武汉市为9月坝区查勘来负责医护的几位同志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晚宴，使我再一次遇到曾同在一条大轮船上度过峡区20天、新认识的青年女医师。这次重逢增进了我们之间的了解，促成了1957年国庆前夕经三峡室同志们张罗在长江俱乐部楼上请林主任宣读证书的我们的结婚仪式。
1957年4月，长办组织魏廷琤曹乐安吴康宁等去曾经低水位发电的东北小丰满水电站考察。林主任带我和王秀成取道南京—青岛—烟台—大连—哈尔滨—长春一线，通过同为八大代表的他胶东、辽东老战友们预约，去多处大耗电工业用户了解化肥制造、炼铝、水轮机发电机制造、汽车制造等重要工业现有生产能力与用电及产品现状、投资规模及五年计划今后发展预计等。到小丰满时他不顾重感冒戴口罩下坝体廊道看混凝土壁面渗出钙化水和处理技术，林主任研究围堰提前发电力争工程早获收益的精神令人感佩。
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后燃料部的电力部分与原水利部在2月合并成为水利电力部，李锐任副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3月25日会议决定“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20年。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最后一条是“……条件比较成熟，汉江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
1958年，成都会议后组成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为首国家科委张有萱水电部冯仲云为副组长的三峡科研领导小组，负责组织三峡工程科研大协作。6月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三峡水利枢纽科学技术研究会议，到会有著名科学家教授有关部委领导人和苏联专家200多人对200多个课题签订了科研协议。
在长办科研院的苏联专家大都来自列宁格勒全苏水工科学研究院。三峡科技会后水利电力部派熟悉三峡工程的杨贤溢副总工程师赴列宁格勒全苏水科院等机构全面考察科研专业设施优势与发展方向，并调他任长江水利科学研究院主管三峡科研的副院长。
1958年10月，应苏联电站部邀请水利电力部派李锐副部长率领8人代表团（包括长办魏廷琤、陈济生、蒋子德）出席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浮桥平堵截流庆典。
那时出国要提前集中。我们中旬已住北京，12日就预订17日去莫斯科8张机票。15日上午去民航局得知：因郑振铎率领的文化部代表团人数比我们多且还要转机去阿拉伯，所以优先满足他们，17日只剩4张票你们还要不要？请示李锐；为免苏方接待麻烦，决定改订3天后航班的票。18日晚从新闻联播惊悉17日那班飞机全部人员不幸遇难。
我们代表团用五周时间访问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设计科研院所，考察古比雪夫水电站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克里明丘克等地水电站的运行和施工。十月革命节作为外宾参加了红场观礼，第二天还在使馆商务参赞处与留苏同学座谈。带回一批苏联设计科研机构赠送的最新水电建设有关规程规范和建设成就的技术书刊，转给了图书馆供学习参考。长办派我留京参加水利电力部组织的中苏朝蒙水电建设国际学术讨论会。由部须恺总工程师在大会上介绍“引洮工程”、我介绍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经国家科委约稿，《三峡水利枢纽在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意义》在1959年第三期《科学通报》上发表。
1959年结合初步设计要点报告要做三峡枢纽各项科学试验，我和长科院开始较多联系。三峡巨型水电站的优势，在于能在区域大电网中适应负荷急剧变化，但电站日调节不稳定水流却对下游通航不利。我们请长科院在九万方专门做了露天水流模型。5月长办邀请有关部委及单位代表在武昌讨论“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放弃南津关坝址选用三斗坪坝址。讨论会结束时我陪代表们专门看九万方三峡电站露天模型日调节不稳定流情况、和下游有葛洲坝反调节梯级通航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的流态，消除了航运部门代表对三斗坪坝址的疑虑。使我对水工河工模型试验增长了认识和爱好。
经过周密比选与试验研究，长办与交通部1959年12月在北京开会由王首道部长主持讨论，通过了以葛洲坝作为与三斗坪坝址配套的三峡枢纽的下游反调节梯级从而落实了《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的航运格局。
1960年8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