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处于莽撞的青春期

我们已经了解了美国成长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历程，但还有一个我之前提到过的，不起眼但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数据需要提及：到1980年，随着美苏冷战步入白热化，跨太平洋贸易的规模与跨大西洋贸易的规模达到同等水平，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仅仅在10年之后，随着苏联解体，跨太平洋贸易的规模已经比跨大西洋贸易规模超出一半。整个国际贸易规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全球体系都经历了惊人的转变。

这又如何影响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答案很简单，控制海洋航道的成本非常庞大。许多贸易国家都负担不起这种成本，因而只能仰仗那些拥有这类资源的国家。因此，海军强国都拥有巨大的政治筹码，而且其他国家不打算对其进行对抗。控制邻近水域的成本已经非常高昂，控制全球数千公里以外水域的成本更无法估计。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才能负担得起这些开支。直到今天，这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成本也没有更低。了解一下美国的国防成本和海军开支，以及与之相关的太空系统方面的支出，你会发现，维持航母战斗群在波斯湾战斗能力所要花费的成本甚至高于许多国家的国防开支总和。如果国家并不处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而又想控制这两个大洋，其成本可能会超出任何国家的经济负荷能力。

北美能够独立供给一个横跨大陆的国家，又能够同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部署兵力。因此，北美成为国际体系的重心。在美国时代初期，这个国家不但早已是北美的超级大国，而且能在1944——1945年间同时进攻欧洲和日本。它用武力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水域，而且至今依然享有控制权。这也是美国为何能够主宰新时代的主要原因。

但也要记得，西班牙也曾主宰欧洲，并开创欧洲时代。虽然我认为北美将在未来几个世纪成为全球重心，而且美国将至少在未来一个世纪统治北美，但就像西班牙一样，北美成为全球重心的论断并不能保证美国将永远统治北美，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内战、对外战争以及邻国的崛起等。

不过，我的观点是，在短期内（也就是未来几百年），尽管会受到战争和危机的侵扰，美国的国力依旧会很强大，这种强大根植于其经济、技术和文化现实之中，而且在21世纪势头不减。

美国人容易产生一种自我怀疑，但这与美国的崛起并不矛盾。实际上，美国是极度自大和深度忧虑的奇怪结合体。有趣的是，这类似于对青少年心理的描述，但的确是美国21世纪的现状。这个领导全球的国家正在经历不断增长的青春期认同危机，以及对其新生力量的不信任和非理性情绪波动。历史上，美国就是一个年轻而不成熟的社会。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对美国期望太高。除了它的自大和深深的不安，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国家还应该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国际地位有什么其他的认识呢？

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现在还处于青春期——其整个历史的早期，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不管美国如何看待自己，它都将慢慢成熟起来。成年人会比青少年更加成熟、更有稳重。因此，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美国还处于其强盛的最早期，没有完全走向文明。现在的美国依旧处于野蛮时期（这是对现象的描述，而非道德判断），一如16世纪的欧洲。它的文化还未完全成型，它的意志非常坚定，激情将驱使它向不同以及相矛盾的方向发展。

文化存在于以下三种状态之中：

第一种是野蛮状态。原始人相信他们村庄的习俗就是自然法则，如果哪个人不遵守这种法则将会受到众人唾弃，而且会被要求改正，否则将遭遇灭顶之灾。

第二种就是文明状态，同时也是最罕见的文化境界。文明人能够在他们的意识上平衡两种相互抵触的思想。他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真相，而且他们的文化已经接近那些真相。与此同时，他们对自己可能存在的错误持包容态度。信念和怀疑的结合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在怀疑主义削弱自我肯定的过程中，文化就经过野蛮主义的洗礼形成文明，而后陷入第三种状态——颓废。文明人会有选择地进行有效的战斗。通常，所有文化都包括野蛮人、文明人和颓废者，但每一种文化在不同时期都被同一种原则所支配。

第三种是颓废状态。颓废主义者以怀疑的态度认为，万事万物都差不多，没有什么事物更好，也没有什么事物更差。他们对那些坚守信念的人都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去战斗。

欧洲在16世纪还处于野蛮状态，当时，基督徒自视甚高的态度煽动了第一波侵略。欧洲在18～19世纪进入文明社会，而后在20世纪陷入颓废时期。美国则刚刚开启文化和历史之旅。截至目前，它还没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来形成一种定型的文化。在成为世界重心的过程中，美国也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己带有野蛮特质的文化。在美国社会，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人士都看不起穆斯林，前者是针对穆斯林的信仰，后者则是不认同穆斯林对待女人的方式。这两种看似不同的观点都一致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最好的。就像野蛮状态的文化那样，美国正准备为了自己确信的真理而战。

这样说不是要批评美国（正如青少年不能因为他是青少年而受到批评），而是说这是美国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种状态。美国文化才刚刚起步，它笨拙、直率，有时候也很野蛮，并且经常被深深的内部分歧所困扰，所以美国的异议人士只有在确定“自己的价值观是最好的”这一点上才团结一致。美国就是上述事物的结合体，但就像16世纪的欧洲一样，尽管有时会横冲直撞，但你仍不得不叹服它的发展速度。

注释

［1］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9～30.

如果说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关乎普遍性，是对世界上其他地人民的眷顾，对越南战争的类比则是一种自我关怀。5.8万人在那战争中死去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就在于，盲目的热情会导致事情向误方向发展，而悲剧性思维有助于避免悲剧。事实上，一开始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意识，将美国拖入东南亚的冲突中。当时的美国处于和平盛世，享受着“二战”后繁荣的顶点。还有比这更应该参与的战争吗？地理和距离被抛诸脑后，当军队进入越南战场时，人们心目中最近的战争往事，是60年前菲律宾丛林的残影。

越南战争是每当美国遭受重创后就容易引以为戒的战例。现实并不精彩，血淋淋的教训只有在事情恶化后才再度得到尊重。事实上，有近5 000名美国人在伊拉克死亡，超过3万人重伤，几十万伊拉克人死亡，另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成本，截至本书发稿时尚在统计中。即使伊拉克将来演变成一个半稳定的民主国家，或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如此过度的代价仍显得得不偿失，正如某些人指出的那样，坦率地讲，很难看到我们的胜利成果有什么道德价值。

不过，伊拉克战争倒是打破了一些思维定式，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美国在向国外部署军力时，总要得到些道德上的回报。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任何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标榜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无节制地使用权力，也不一定会形成良性循环，时常“善”无善报。在现实主义重获尊重的同时，知识舆论界重新燃起了对17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兴趣。他对于“恐惧”的道德优势大加颂扬，并认为暴力的无政府状态是社会的主要威胁。在霍布斯看来，对暴力与死亡的恐惧，是人类自我利益的觉醒。这种恐惧可以通过建立国家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只有违法者才需要面对的恐惧。然而，这样的概念很难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理解，因为这些人早已失去任何与人类自然状态接触的机会。

［2］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08～109.

斯皮克曼也证实，美国最初的繁荣得益于东海岸密布的河口提供的“无数有利于建设港口的位置”，以及蜿蜒的海岸线。地理也是早期美国自由最重要的捍卫者。在确立了西半球的地区霸权之后，美国就可以腾出力量应对“新世界以外的活动”，最终奠定其超级大国地位。它能够影响东半球的权力平衡，也正得益于此。

这一切绝非易事，更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所有的成就都植根于拉丁美洲的地理细节。地理的关键作用，使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成为占有整个半球的霸主。斯皮克曼以南美洲为例对此作出了解释，这也正是麦金德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的一个地区。麦金德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心脏地带有浓厚兴趣，这对于理解冷战地理至关重要；而斯皮克曼对于地球的整体性把握得更好，因此在当今全球各地高度连通的时代，比麦金德更具现实意义。

［3］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53.

麦金德说过，欧洲的命运是由成群结队涌入的亚洲游牧民族塑造的。在21世纪，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将继续给它带来关键性影响，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欧和东欧想要进一步发展，成为繁荣稳定的国家带，从而保护整个欧洲不受俄罗斯威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在欧洲寻求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统一时，它也将继续受到其内部分歧的困扰。这些困扰从表面来看是经济方面的，如德国对于希腊债务危机的愤怒，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永恒的地理真理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这体现了北欧的德国、地中海的希腊和巴尔干欧洲的不同发展模式。由于欧洲的人民运动主要是由技术促进的，因此其历史发展越来越频繁地与南边的非洲和东方的亚洲交织在一起；但是，欧洲内部的多样性仍然存在。换句话说，欧洲目前虽然没有面临传统军事威胁，却可能成为自我陶醉的牺牲品。反过来讲，斯皮克曼担心统一的欧洲可能挑战美国，这显得为时过早。

尽管现在设立了许多泛欧机构，但欧洲地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包括海洋、半岛、河谷和群山的不同地貌，以及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民族国家，都将在未来岁月里继续促进欧洲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裂。

［4］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41～42.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尽管“9·11”事件震惊全球，但大西洋仍然很重要。事实上，正是大西洋决定了美国和欧洲奉行不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俄罗斯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陆权大国，它渴求更多的出海通道。从一方面来说，俄国在13世纪是蒙古汗国入侵的受害者，只靠着时间、距离和天气这些自然因素逃过一劫；另一方面来说，因为欧洲、乌拉尔地区和东欧地区之间没有大的障碍，尽管人工边界柏林墙倒塌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依然存在，百年来并无变化。是美国通过支配整个大陆的资源，才最终保住了欧洲的和平。

的确，地理是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欧洲文明的重要来源是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前者是“从欧洲独立出来的碎片”，是欧洲连接埃及文明的最近地点，后者则是与小亚细亚的最近地点。德国是陆权国家，英国只是一个岛国，这是欧洲历史不可争辩的事实。

德国东西两边均无山脉保护，为了应对其危险的地理位置，它选择的道路从军国主义到当代的新型和平主义；而英国边界安全，面向海洋，可以比其邻国更早地发展民主制度，并与美国建立了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与它共享一种语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如果英国不是一个岛国，其军事制度将会与欧陆国家一样霸道，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个极权势力的受害者”。正是其地理位置保证了英国在历史上免遭最危险的入侵，并在几个世纪以来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岸的法国及其他低地国家的政治付出战略关注，使他们能够顺利发展。一切事实均表明，国际事务的构成往往以地理为基础，而我们却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5］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22～123.

马汉认为，帝国的地理枢纽不在于所谓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而在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大洋可使相关国家沿欧亚大陆边缘投射力量，并借助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网影响大中亚地区政治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斯皮克曼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周围大陆边缘地带的看重，同时受到了马汉和麦金德的深刻影响。

俄罗斯对中心地带的控制实力，让麦金德备感吃惊；马汉的著作《亚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比麦金德的“枢纽”一文还要早4年，他当时就发现了俄罗斯的弱点在于与印度洋温暖水域相距甚远。他说，俄罗斯“与任何开放性海域之间的遥远距离是其先天弱势，并使它在积累财富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既然如此，它有理由感到不满，而这种不满也很容易通过侵略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马汉深入研究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特别是其最深层的心理意识流，而地理正是他研究的基础。那些位于俄罗斯南部、印度洋北部的国家，被马汉称为亚洲的“有争议地区”，即“俄罗斯陆权和英国海权之间的冲突区”，中国、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重要性都得到了强调。这里也正是40年后被斯皮克曼称为大陆边缘地带之处。事实上，马汉在1900年选定的一些枢纽国家，直到当前仍具有地缘政治意义。这不是巧合，地理是不可改变的。

冷战期间的地理刺激，使西方制定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它从欧亚国家的南部梯队实施，涉及该领域内的所有大陆边缘国家。地理确定了中国的重要地位，这个国家的地域和文明从欧亚的心脏地带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温暖水域；地理也有助于将阿富汗和伊朗确定为心脏地带国家，并成为中东命运的关键力量。

［6］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91.

在麦金德看来，欧洲和中东更多地受到心脏地带的影响，而印度和中国的亿万人民能够自给自足，因此保持相安无事，和平发展。由此，他预测未来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倚仗“印度和中国的季风地带”。但心脏地带到底为何如此重要呢？对欧亚内陆广阔的低洼地带和高原山脉的控制，对于世界强国来说真的举足轻重吗？没错，这些地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战略性矿产和金属，但这就足够了吗？麦金德的想法有极端机械性的缺点，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可以部分地解释东半球各国及其人民的空间安排。以大陆中心而非任何沿海边缘地带作为参考，会比较容易解释欧亚大陆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但是，心脏地带最好被视为世界岛的权力缓存器，而非决定性力量。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结尾处，麦金德断言，如果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并以德国的征服者面目出现，“它必将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陆权国家”，因为它有能力驻守心脏地带。苏联的确这样崛起了，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做到了同样的事。正如麦金德预示的那样，它也因此可以迎面抗衡美国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海上力量。此外，正是出于对海上力量的追求和在印度洋上寻找不冻港，苏联最终入侵阿富汗（阿富汗原应是心脏地带的一小部分，却成为超越其掌握的漏网之鱼），后因深陷阿富汗游击队的伏击圈而使整个帝国土崩瓦解。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规模已大大缩小，但仍试图重新巩固其心脏地带的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麦金德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竟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地缘政治的主要剧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