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生命周期
国家是否做好支持改革者的准备？

变革的时机和方向，取决于一国在政治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危机、改革、繁荣还是衰败。

现在回头看，我确实应该接受邀请，对俄罗斯的未来提一点“更中肯、更刻薄的建议”。2010年10月，俄罗斯一家大型银行给我打来电话称，总理办公室打算邀请我就这一话题，在莫斯科世贸中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做演讲。来到现场，我发现大厅里挤满了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几位要人坐在台上，其中包括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我尽量让自己的发言坦率直白，主要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多重危机如何让俄罗斯举步维艰。这或许不会让普京尴尬，因为他是在2000年才开始出任俄罗斯总统一职。在上任之后，普京开始实施大规模改革，包括将所得税税率统一为13%。这些改革措施让许多原本一潭死水的领域重现生机，俄罗斯的人均收入从2 000美元提升到12 000美元。

随后，针对俄罗斯的现实与未来，我表明了我的基本观点——我不看好俄罗斯的未来。当时，我感到拉加德瞥了我一眼。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推动其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也随之发生剧变。俄罗斯经济正在失去动力，因为它未能及时转变增长模式，始终没有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目前，俄罗斯已不太可能继续依赖高油价带来的意外收入——在此前10年里，石油、天然气给俄罗斯经济贡献了1.5万亿美元。我在演讲中提到一句古话：富国应该只做值钱的东西。当俄罗斯需要更有前途的新兴行业时，其中小企业的数量远少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在演讲过程中，我注意到普京表情严肃，不断做笔记，那时我感到颇有成就，因为我想他或许能从我的一席话中找到些启发。我当时还不知道，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正在直播这次会议实况，也没料到纽约办公室的同事会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发疯地拷问我：“你到底在干什么？”在克里姆林宫发布的会议公报里，我似乎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的观点充斥着对俄罗斯前景的否定和悲观。如此一来，我的评论自然也被视为空洞无物的华尔街评论，被一带而过。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当天便离开了这座城市。

几个月后，在美国举办的一次公开论坛上，我有机会参访前总统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我提出的问题是，自他们2001年会晤以来，普京发生了哪些变化。布什当时的回答是，他很清楚这位俄罗斯总统骨子里是何种人。在他看来，普京或许是个可以一起做生意的人。布什认为，普京已经被成功所迷惑，随着俄罗斯经济的起飞，他也变得刚愎自用。在他们的第一次会晤中，俄罗斯还在为摆脱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挣扎，普京一直在大力推行改革，尤其是致力于解决俄罗斯的债务问题。但是到2008年，普京对将全球金融拖入灾难中的美国次贷危机幸灾乐祸。那时的普京不再是昔日讲求实用主义的普京，而是变身成一个追求平民主义（populism）⁽¹⁾的普京——将国民储蓄用于增加养老金，更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普京——捍卫新时代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布什的评论让我深受启发，这与我思想深处的某种观念不谋而合：即便是最有革新精神的改革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僵化守旧，这种变化最终将在经济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即便是昔日曾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亚洲国家领导者，也无法逃避这种“老化”过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哈托（Suharto）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然而，他本人逐渐变得骄横跋扈，任人唯亲，导致其国内民众在1998年掀起大规模抗议。人们在雅加达四处纵火，这场暴动最终将苏哈托赶下台。在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的领导下，马来西亚也创造出经济增长奇迹。但是到了2003年，党内暴乱使得马哈蒂尔政府倒台。正当我和布什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类似的转变也在土耳其执政党内持续发酵。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正走在从实用主义改革转向平民主义改革的道路上，其领导在国内饱受争议。

尽管普京是一个极端案例，但我还是要说，他从务实的改革家到善于表演的偶像型政治家的转变，恰恰对应了政治生活的自然周期：危机常常会迫使一个国家实行改革，而改革大多会带来增长和繁荣，但是繁荣容易滋生领导者的自负，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在第一任执政期内，普京还会认真倾听时任经济发展和贸易部代理部长格尔曼·格列夫（German Gref）及财政部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等改革派顾问的意见，大力推行税制改革，留存石油带来的大部分利润，积极投资新兴行业。

那段好时光真的非常好——2000~2010年，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几乎翻了一倍。但这也使俄罗斯人滋生了自满情绪，他们将国家权力全权托付给自负的领导者。在获得极高的民众支持率之后，普京逐渐放弃改革，开始关注权力控制。2011年，他免去了库德林的职务。同年，俄罗斯经济陷入断崖式滑坡。虽然就此认定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点勉强，但改革终止至少是造成俄罗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原因之一。

政治对经济体的影响，关键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已经做好迎接改革家的准备。要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步要判断这个国家正处于其政治周期的哪个阶段。当国家为摆脱危机而挣扎时，它更有可能朝好的方向改变。当一个国家即将走投无路时，其民众和政治精英最有可能接受残酷的经济改革。而在这个周期的另一极端上，身处繁荣与兴旺的公众陷于自满之中，忙于享受盛世的财富和闲适，而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在充满竞争的全球经济舞台上，改革永远有必要。此时，这个国家更有可能走向腐朽。

第二步要判断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引导民众支持改革的政治领袖。政治周期对民众意愿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民众情绪会随着周期的演进而波动，只有兼具个人魅力与善治意识的新领袖人物才能够将民众求变的意愿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改革。而最有可能将这种意愿化为现实的时机，就是这个领袖人物出现的那一刻，普京显然就是这个适时而至的人物。1999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理。次年，他又在总统大选中赢得胜利，当选俄罗斯总统。要出走危机，一个国家通常需要对领导层做出调整，然后在这些新任领导者当中寻找最合适的变革者——危机有可能赋予他们强烈的改革使命。

当一个国家长期受制于僵化的领导者时，就不可能出现改革，因为这些领导者习惯于慷政府之慨，作为对盟友的奖励和对民众的恩赐。繁荣时期会让改革家自以为是，使其权力欲望不断膨胀。因此，僵化的领导者长期把持权力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他们或许就是导致国家走向衰落的引领员。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土耳其到巴西，还有遍及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政治抗议运动，基本上都是针对僵化守旧的领导层。

尽管任何国家都很难逃避这种政治周期，但周期的循环速度在各国都不相同。与较富裕的发达国家相比，新兴世界中较为贫困的国家，增长过程表现得更不稳定，快速反弹和长期衰退已成为常态。通常，新兴市场国家的衰退在振幅上更剧烈，以至于它们在繁荣期的全部收获会损失殆尽，这就制约了它们的长期性增长。实际上，许多国家就是在反复的倒退中走向贫困。2000~2010年，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增长了整整5倍，这样的增速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它的人均收入便迅速跌回20世纪90年代银行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这种衰退至今还在延续。2014年，油价暴跌引发的新一轮危机再次席卷整个国家，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再次大幅下降，从2008年的12 000美元减少至如今的8 000美元。

这就是政治周期带来的变化，从一场危机的硝烟中走出，再走入下一场危机的烈焰。在最艰难的时期，领导者会归罪于外国势力或是其他不可控因素；在繁荣时期，他们马上会跳出来争夺名誉。即便经济收益部分源于全球性因素，比如1998年后全球油价上涨给俄罗斯等石油国家带来的增长，政治领袖们也会将这种强势增长看做自身的功劳。他和自己的阁僚们会认为，只要有他们天才式的领导，国家就会与成功为伴。进入21世纪后，印度基本处于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之下。于是，执政党狂热地以为，这个国家超过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许多选民也信以为真。于是，整个国家最关心的话题不再是维持经济强势增长所需要的改革，而是畅想在未来继续保持8%～9%增长率的情况下，它该如何花掉大把掉进腰包的财富。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这种转变似乎已成为印度经济增长遭遇断崖式下跌的先兆。

政治领导人的偶然成功和频繁失误，才是国家实现繁荣或衰败的关键，政治周期为我们识别哪些国家将进入快速增长期，或是哪些国家将跌出增长轨道提供了一些参考。

在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上，每个读者都会看到不计其数的专栏评论提出这样的“忠告”：这个或是那个国家需要一场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建议。在任何时候提出如此的建议都是明智之举，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不需要对部分环节进行“结构”修复。这种修复既有可能是针对企业和政府运行方式之类的“微观”问题，也有可能是针对高通胀、币值高估或是预算及贸易赤字等“宏观”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哪些修复最有意义这个问题上，人们通常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即便是在当下两极分化极端严重的美国政坛，支持削减非竞争性企业所得税率的声音也在不断增强。至于比较贫困的国家，需要“修复”的问题就更多，以至于新上台的领导人的第一步从何开始已经不重要：平息内乱，修建道路，拓展贸易，或是抓捕违法的金融官员……总而言之，需要他们出手的地方太多。

不过，精准判别一个国家在何时为实施艰难的变革做好准备，远比改革本身的具体内容更重要。毕竟，公众支持变革的意愿，往往取决于他们当时最深刻的感受——是危机带来的紧迫，还是与繁荣相伴的慵懒。在21世纪前10年的繁荣时期，从俄罗斯到印度再到巴西，公众情绪在驱动生命周期中一直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许多国家以为，高速增长将成为永恒定律，当下唯一需要“改革”的问题，就是如何分享即将滚滚而来的财富。每个造访里约热内卢、莫斯科或是新德里的人，都能深切体会那种盛宴无休的感受。在那里，许多人开始觉得，繁荣的未来是他们唯一的归宿。因此，除非面对政治周期发生逆转的关键节点，否则，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改革，即有可能改革国家前进方向，并最终引导这个国家走上不断完善之路的改革。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都还没有遇到如此有意义的“良性”危机。

尽管一场适当的危机可提高一国接受变革和新领袖的可能性，但到底哪些新领导者会成为成功的改革家，依旧难以断言。这些人原本就少之又少，而且在现实中，改革家要面对诸多扑面而来的挑战，其中既有来自国内既得利益者的抵制，也有全球经济逆境带来的拖累。然而，要判断哪种类型的领导者最可能为改革赢得公众支持，并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计划，我通过长期以来的经验总结出几条基本规则。简而言之，对于能否长期推行改革并取得成功，从零开始的新任继任者的概率要大于思想已趋于固化的在位者，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领导者要胜过高高在上的精英式技术专家，民主型领导者要强于专制型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