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主义的陷阱

成功的领导者通常具备如下两个共性：民众的拥戴和支持，对经济改革清晰的认识，或者至少愿意授权有能力的内行推行改革。相比之下，还有些人喜欢用平民主义的旗号蛊惑人心，他们巧妙地将平民主义情怀与民族主义思维混合。这些人很有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却有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

以委内瑞拉及其邻国哥伦比亚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这两个国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平民主义路线。2002年，委内瑞拉人选举查韦斯成为国家领袖，对于这位激进的平民主义者，商界精英无不胆战心惊。他推行的“社会主义试验”，使得委内瑞拉人的收入在半个世纪内没有起色。与此同时，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在哥伦比亚总统大选中获胜，这位右翼平民主义者不仅让国家经济重归秩序，而且设法平息了各派游击队武装的叛乱。几十年以来，游击队武装已成为哥伦比亚发展的最大障碍。乌里韦政府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并在民众中深得拥护。实际上，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其国内股票市场上涨了1 600%。在上述针对股市受新兴市场国家大选影响的研究中，哥伦比亚是股票市场在63个新任领袖第一个任期期间涨幅最大的国家。然而，全世界对哥伦比亚未来的信心或许冲昏了乌里韦的头脑：他一再试图修订宪法。虽然在第二个任期内他有所斩获，但第三次他还是栽倒了。而这破坏了他原本近乎完美的表现。

必须承认的是，要区分到底哪些平民主义者是脚踏实地的务实派并不容易。面对国外记者和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各国领导人必定准备充分，满嘴都是最时尚的财经术语。在2005年访问巴西时，我拜访了时任里约州州长的安东尼·加洛迪尼奥（Anthony Garotinho）。这位州长最早成名是在一家福音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当时，他正在参加巴西总统大选，而他的竞选手段是各种反美演说。不过他私下告诉我，不要对这些演说认真，因为他很喜欢美国，也十分欢迎国外投资者。第二天，巴西媒体对我们的会议进行了报道。这些内容似乎已泄露给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省级官员却有着国家级官员的权力。离开巴西时，我对平民主义者有了全新的认识：无论他们的言辞多么振奋人心，也不管这些言辞是发表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切勿信以为真。

媒体记者都清楚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不要入题太深，否则就会失去自我。这条规则适用于任何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尽管权力大门会混淆民众的判断力，影响他们应有的怀疑，但久而久之，人们会自然而然接受总统或首相的权威。一个政治家要取得这样的成功，往往要拥有超常的个人魅力，而且必须随时展现出他们对改革之路的深刻领悟，正如普京和埃尔多安10年前所为。

至于2013年3月与泰国领导人的会晤，我确实应给予更多的怀疑态度。走出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始终不乐观，但是在曼谷的大街小巷，似乎所有居民都在饶有兴趣地谈论魅力四射的新任女总理英拉·西那瓦（Yingluck Shinawatra）。英拉以各种手段设法平息了她在农村的支持力量与首都精英人群于街头展开的对峙。实际上，后者曾以涉嫌腐败逼迫英拉及其兄长离开泰国。但稍显平静的局势并不稳固，被驱逐出境的英拉哥哥、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才是英拉背后的实际控制者。在位于曼谷城郊的总理府彭世洛府，我见到了这位泰国领导人。席间，我问起他信的事情。英拉以女人特有的羞怯反问我：“您有妹妹吗？”我如实回答：“有。”“那么她总会听您的话吗？”英拉的回答把我迷惑了，让我深信她完全独立，英拉就是英拉，不是别人。她让我相信，泰国将变得越来越好。但就在几个月之后，英拉便开始启动对其兄长他信实施的特赦令，此举马上引发新一轮暴乱。2014年5月，英拉政府垮台，让刚有起色的泰国经济再度遭受重创，泰国的GDP增长率从2013年初的5%暴跌至2015年的2%。

对一国的领袖人物来说，最强大的个性特征就是外在的魅力与内在的激情兼具。邓小平不仅是一位卓有远见的改革家，更具有强磁场一般的公众魅力，在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私下谈话中，他对冶金行业的深入见地让后者大吃一惊。印度的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也一样，他对细节和要点的把握令人赞叹。

当左翼势力崛起时，全球股市往往会以下挫作为回应，无论是毫无顾忌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还是任职初期睿智的巴西总统卢拉，概莫能外。对于激进的平民主义者，市场会听信他们在竞选中信誓旦旦的承诺，而对务实派有所保留的客观判断不以为然，或干脆把他们自己的意愿强加于选举过程。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股市最初倾向于认为，主张经济改革的候选人将成为胜利者，但现实出乎预料，喜欢畅想的激进平民主义者更可能成为当选者。2014年，股市被左翼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当选巴西总统的消息所震动，这背后的部分原因在于，股市分析师根本没有意识到，在遭遇经济困境的国家，公众更倾向于接受代表民族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候选人，而经济改革未必能引发共鸣。同样，虽然危机会让新任领导人更可能推行难度更大的基础改革，但这仅仅停留于可能性，它们之间并没有必要联系。任何一条规律都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未来，政治周期也只是帮助我们预测国家兴衰的诸多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