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世今生
一件清康熙郎窑红釉梅瓶入藏记
藏品：郎窑红釉梅瓶
年代：清康熙
款识：无款
尺寸：高18厘米
来源：卢芹斋旧藏
中国嘉德2015年11月15日 编号2590
2015年11月，著名收藏家冯玮瑜收藏
此瓶小口、唇边，短颈、丰肩、瘦胫、圈足，造型优美、雍容端庄，色彩绚丽、红艳鲜明。瓶口红釉浅淡，至肩部逐渐深红，渐变效果更显迷人红色，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釉汁肥厚，釉面因光线折射而布满轻微的白色絮点，底部施白釉，玉璧形底，无款。
2015年9月，适逢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故宫国宝频频亮相，专题展览惊喜连连，尤以“石渠宝笈特展”名动中外。欲睹国宝风采，至少需要6个小时的排队等待，纵使烈日炎炎，观众仍热情不减，可谓盛况空前。
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海报
为此，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嘉德贵宾专场”活动，邀请中国嘉德的贵宾参观。展览当天只对嘉德贵宾开放，谢绝旁人，让嘉德贵宾免却烈日下排队等待之苦。承蒙中国嘉德邀请，我也荣幸地加入贵宾之列“到此一游”，可尽情近距离畅览“石渠宝笈特展”及《清明上河图》。不但如此，在参观完特展后，故宫博物院娄玮副院长专请著名古书画收藏家朱绍良老师和我等共六人一起在故宫用膳。
中国嘉德石渠宝笈特展贵宾邀请函
（一）
午宴过后，见尚有时间，我马上赶去首都博物馆，参观其年度重要展览——“盛世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大展。康熙盛世，珍品名器固然不少，不过最为吸引我的，却是一个郎窑红釉小梅瓶（由故宫博物院借展首都博物馆）。梅瓶以独立展柜重点展示，是本场大展仅有的几件独立展柜展示的重器之一。可见首都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都认为该器是本场展览的亮点。
所谓“郎窑”，是指清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所烧造的瓷器。其中以仿宣德红釉而烧造的高温红釉“郎窑红”最为著名。“郎窑红”釉色深艳，似初凝牛血一般猩红，虽是仿宣德宝石红釉，但又仿中有创，特色鲜明。
故宫博物院娄玮副院长（左三）、著名古书画收藏家朱绍良（右三）与冯玮瑜（右一）等合影
首都博物馆“盛世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大展现场
郎窑红瓷器深受人们的珍爱是有充分理由的，除了其釉色鲜艳悦目外，烧造困难、成品率低也是主要原因。
郎窑红釉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生坯挂釉，入窑经l300℃以上高温在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郎窑红的烧制对窑室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标要求极高，烧造难度极大，成品相当不易，常常是百里挑一。当时民间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可见烧制郎窑红之不易！
郎窑瓷器，以模仿明宣德、明成化官窑而得名，而仿宣主要是鲜红釉，其鲜红色泽较宣德鲜红釉更为鲜艳凝厚，清澈透亮，釉面开片具有强烈的玻璃光泽。郎窑红常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所谓“郎不流”是指釉面垂流不过足，足根与红釉处整洁，器身越往下，红色越浓艳，近足处的釉层最厚，有些瓷器呈黑红色。这是由于高温熔融状态下的釉层垂流所致，口沿处釉层变薄垂流，露白色胎骨，成“脱口”为“灯草边”。郎窑红器底呈米汤色或浅绿色，俗称“米汤底”“苹果绿”。郎窑红釉瓷器造型有瓶、盘、碗、盒、炉、觚、洗、水盂等，一般都不署款。
玮瑜说瓷
脱口，指器物仰烧时，由于高温熔融状态下釉汁熔化，釉层垂流，口沿部位的釉层因向下流淌而变得稀薄，露出瓷胎的颜色。
郎窑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是刊刻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刘廷玑所著《在园杂志》一书：“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此摹成宣，釉水颜色，橘皮鬃眼，款字酷肖，极难辨认。”
玮瑜说瓷
釉，指覆盖在瓷器表面的一层玻璃质，其原料需要特殊配制。敷施于瓷器的坯体上，烧成后变为玻璃与晶体的混合层面，具有与玻璃相似的物理、化学性质。
故宫博物院这件郎窑红釉梅瓶，色如牛血猩红，器如美人端然。我的眼睛瞬间定格于它，久久不能离开。作为一个喜爱单色釉瓷器的收藏者，乍见此瓶，那一瞬间的惊艳感觉，绝不亚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绕着展柜四方，转了一圈又一圈，脚走得慢，心跳得快，生怕遗漏一个细节，少记一个特征。我要把它们都印到脑里，毕竟这是标准器。心想有朝一日，能藏一器若此，不亦快哉！
（二）
两个月后，中国嘉德秋拍在北京隆重登场。中国嘉德每年春、秋两场大型拍卖会是艺术品收藏圈里的盛事，人人均视其为当年艺术品行情的风向标。藏家、行家都极其关注和积极参与，我亦每逢大拍必去，每次基本都能拍得一两件心仪藏品。
预展那天，绕场一圈，看了不少拍品，好东西不少，称心的却不多。走着走着，突然眼前一亮，好一件拍品：这不是首都博物馆康熙特展那件郎窑红釉梅瓶吗？
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咋跑到拍卖场了？见拍品如见故人！我小心翼翼上手，仔细端详一番，长吁了一口气：原来不是故宫那件。此瓶非彼瓶，只是两件极为相似，但略有不同：嘉德这件瓶口至颈部留白，这是由于釉汁较厚，高温烧造时口沿釉汁向下流淌，口沿部位釉层变薄而形成的，这亦是郎窑红的一大特色；而故宫那件颈部无留白，如瓶身一样呈牛血红色，只是唇边一圈白色灯草口。
郎窑红釉梅瓶瓶口及底部
玮瑜说瓷
灯草口，指器物烧制时，由于釉汁较厚，釉汁经高温熔化后向下流淌，而使得口沿釉层变薄，露出胎土的白色胎骨，所以口沿上会出现一圈白色线，就好像古人点灯时使用的灯草一样，故称“灯草口”。
梅瓶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造型挺秀、俏丽，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饮流斋说瓷》描述：“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
故宫博物院藏郎窑红釉梅瓶
郎窑红小梅瓶并不多见，一般郎窑红瓶多为圈足底，底部施釉，足内白釉泛黄有细碎开片，即所谓“米汤底”，无款。我藏有一件“米汤底”郎窑红观音瓶，属大器，而嘉德这件小器的“玉璧形底”我没见过。但“玉璧形底”是康熙时期的工艺特征，“玉璧形底”在康熙其他立件器物中常见，只是小器的郎窑器底部如何？我没见过。
虽然当时预展现场大家都认为它确是康熙本朝，年份到代，是郎窑无疑！但我对小器的郎窑红瓶底部是否这样制作却把握不准，只因我没见过，故宫那件因在展柜内不能上手，没有见到底部。对这件小梅瓶，虽然都说开门，但对收藏者而言，还得做足功课，查阅相关参考资料，以作判断。
翻查手机里面首都博物馆“盛世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大展，那件“故宫博物院藏郎窑红釉梅瓶”的照片。展品说明如下：
该器外壁饰郎窑红釉，釉色鲜亮明丽，釉面上布白色絮点，外底不施釉。造型小巧雅致，颜色亮丽明艳，口沿和足端的一抹白色与整器的鲜亮红色釉相得益彰，为康熙颜色釉之佳作。梅瓶内壁施白釉。玉璧形底，无款。
果然是玉璧形底！这就消除了我对嘉德拍场上这件郎窑红梅瓶器型的疑惑。
与故宫藏品相比，两件器物大小、形制、釉色都极其相似，极有可能是同期同批制作的产品。可惜故宫那件不能上手，而且展览时未标尺寸。虽然凭记忆是大小相若，但对古董的分析研究讲求精准细致，不能全凭记忆，最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数据与证据。随后，我多方查搜，终于通过电脑查找到首都博物馆康熙大展那件郎窑红梅瓶的尺寸：高度18厘米，口径3厘米，足径6.2厘米。两件对比，尺寸完全相同，果然是兄弟俩！真是无巧不成书！嘉德这件瓶口至颈部的留白比故宫藏品更多，故渐变效果更明显，釉色更迷人。
预展有两天时间，还可以再做做功课。勤能补拙，多翻书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又查到了相似的另一例：中国国家博物馆亦藏有一件同样形制的郎窑红釉梅瓶，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第42页，编号25，注录一件清康熙郎窑红釉梅瓶，但尺寸比嘉德这件稍大，高22.5厘米。其说明也是“玉璧形底”，可见当时梅瓶器形确是玉璧形底。该书还特别注明：康熙郎窑红梅瓶十分罕见，故弥足珍贵。（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大型综合类博物馆，藏品丰富，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著录
有标准器为证，剩下的就是考证来源。不查不知道，一查长知识。嘉德这件梅瓶来源显赫，它是一代中国古董巨商卢芹斋的旧藏。
卢芹斋先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20世纪海外最大的中国古董商，曾将大量中国文物贩卖至欧美。在长达数十年的海外古董贸易生涯中，究竟有多少中国文物被他卖到海外市场，至今无人说得清楚。据称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至少有一半由他流转出去，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䯄”和宋代《睢阳五老图》。
唐太宗昭陵六骏石雕图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卢芹斋为一己之私利，盗卖中国文物，取悦洋人，周旋于西方上流社会，与洛克菲勒、摩根、范德堡等豪门巨贾做中国文物生意，对中国文物，考古等方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然而，西方却认为他是推广中国古代文化的使者。从卢芹斋贩卖文物开始，西方人逐渐学会欣赏中国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佛教造像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西方认识中国古董文物的启蒙者。西方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博物馆都与他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像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巴黎吉美美术馆等，不仅从卢芹斋处购买中国文物，还得到他的慷慨捐赠。
卢芹斋对中国文物的鉴定，在西方世界很有发言权，获得欧美文物界绝对信任。他去世已半个多世纪，至今还没任何一个中国古董商像他一样，能获取国际广泛的信任。由此可见，卢芹斋的商业信誉极佳，鉴定水准一流。
通过查证、对比、分析，验明正身，这件经卢芹斋收藏过的郎窑红釉梅瓶，确系真品无疑。
越是接近拍卖的日期，越想得到，心里越是忐忑，就怕节外生枝。
预展期是两天，我前前后后上手看了不下四次。嘉德瓷器部温华强先生见我反复把玩，问我对此器的看法。我考证了半天，自认为得之一二，见小温一问，忍不住把自己的考证一五一十地全讲出来，还把首都博物馆展览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给小温看。
小温听着看着，也兴奋起来：这件东西是我亲自从美国背回来的，来源绝对没问题……小温还说只是没去首都博物馆展览现场看过那件郎窑红，所以不便在图录上说，这下好了，请你把那些照片都给我吧。我答：“好啊，好啊。”我一边拿出手机，一边问：“要这些干吗呀？”他说：“查到这么好的资料，我要发给朋友和客户看，让他们来买呀！”
糟了！都说女人叽叽喳喳的话多，守不住秘密。这毫无保留全抖出来，不是给自己找对手吗？我又不是钱多得没处花，这雷锋我可当不了！关键时刻我总算清醒过来，把手机一把塞回包包：“可以可以，等拍卖结束了才能发给你。”小温一下子愣住了，很快他恍然大悟，笑着说：“哦哦，明白，好好好，等拍完再给我吧。”
参加这场拍卖的人数还不少，座无虚席，举牌踊跃。但经过一轮轮的举牌竞价后，在拍完了一件明洪武的釉里红大碗和一件清乾隆的青花抱月瓶后，举牌的人气就渐渐疏落。等到这件翘首以待的小梅瓶出现，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生怕杀出一个程咬金，横刀夺爱。谁知拍卖师连喊几声，也只有我一人应价，落槌声一响！
我竟以底价竞得！
比我心里的预算还低一大截，当场就喜出望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北京的灰霾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如果不是2015年艺术品市场遭遇寒冬，这一代名品，怎会以这样的价格归于我手！幸甚幸甚！这件郎窑红釉梅瓶，后来还是时任中国嘉德陶瓷部总经理的刘越先生，不辞辛劳，千里迢迢，亲自送来广州我家，交到我手上。中国嘉德的这份情义，刘越老师的辛劳，小女子深为感动，铭记在心。
时任中国嘉德陶瓷部总经理刘越（左）与冯玮瑜合影
（三）
2016年7月12日，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陶瓷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曹建文教授，专程来广州探望我。景德镇是明清御窑的产地，而曹教授是研究御窑瓷器的著名学者，不仅在景德镇是权威专家，而且在全国也具有广泛影响力。
我们的话题自然是离不开御窑瓷器，曹教授感叹道：“御窑的完整器都运到北京进入皇宫了，留在景德镇的就是因品质未达到要求而摔破深埋而存留下来的残片。前些年发掘到一些埋藏坑，出土了一些碎瓷片，修复了一些，完整器就没有了。”
景德镇陶瓷大学曹建文教授（左）与冯玮瑜共赏藏品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有确凿出处可考的瓷片，对研究瓷器大有裨益，毕竟完整器不会打烂它来研究，而瓷片可以看到胎体构成、厚度、釉层、圈足截面、制作工艺这些细节，互为引证。”
我们勾手相约：曹教授尽可在我这里上手研究小女子收藏的完整器，我也去景德镇上手曹教授收藏的大量官窑瓷片。
这件郎窑红釉梅瓶，曹教授非常感兴趣，反复观察，还把手电筒拿高拿低，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釉色、造型，非常仔细。我们一起探讨其釉色之美，还把首都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联合编印出版的《盛世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第102页里面的“郎窑红釉梅瓶”（就是前文提到在首都博物馆展览的那只梅瓶）共同比较印证，对发色、造型的相似性都持同样的观点。
曹教授对这只小梅瓶赞不绝口，我听在耳里，就像听到赞扬我一样，心里美滋滋的。不知不觉，藏品与我，已渐渐融为一体。
此瓶小口、唇边，短颈、丰肩、瘦胫、圈足，造型曲线优美、雍容端庄，色彩绚丽、红艳鲜明。瓶口红釉浅淡，至肩部逐渐深红，渐变效果更显迷人红色，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釉汁肥厚，釉面因光线折射而布满轻微的白色絮点，底部施白釉，玉璧形底，无款。
自鸦片战争起，中国的近代史充满着外侮和屈辱，国家衰弱，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文物被劫掠、被盗卖而流失海外，成为国人的锥心之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中国又逐渐强盛起来。欣逢盛世，以往流失海外的文物，终于可以回家了，文姬归汉，剑合钗圆，家幸国昌。
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国家强盛，经济崛起，才是文物回归的根本原因。一件流失海外多年，经名家递藏的康熙名品，通过中国嘉德拍卖，终于回流国内，入藏于我，是幸也是缘。
感谢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