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痛苦，但我深爱

在退休的两周前，我和萨米看一张大脑扫描。

“奇怪的病例，马什先生。”他高兴地说道。不久之前，我也会像他一样兴奋。困难有风险的手术一直都是最有吸引力、最令人兴奋的，但当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我对此类病例的热情正迅速消失。手术可能会失败，想到退休后留下一个无法治愈的病人，我满心沮丧。既然很快就要放弃这一切，我为什么非要让自己承受手术风险所带来的折磨呢？推荐某位同事代替我来做这个手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位病人由一位年长的神经外科专家介绍过来，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的自尊不允许自己这样做。

“应该还没有侵入任何重要的部分。”我指着扫描对萨米说。肿瘤长在枕骨大孔的边缘。对病人而言，脑干或分叉神经遭到破坏是灾难性的，会导致咳嗽和无法吞咽等诸多症状，也可能会导致口腔内的液体流入肺部，引起能轻易置人死地的肺炎。至少在理论上，肿瘤看起来是良性的，似乎也不会卡在脑干或脊髓神经上。尽管不可能完全确定，但移除肿瘤的同时不造成严重的伤害也是可能的。

周日晚上，在男士病房外，萨米和我坐在护士服务站的电脑前。我们并肩工作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彼此都感到惋惜。对于外科手术医生，能够和实习生建立亲密的关系是一件极大的乐事。

这是3月初的一个夜晚，天空晴朗，夜色深沉。透过病房的窗户，我看到一轮明亮的满月正高悬在伦敦南部的天空。之前，当我在小街上骑着自行车穿行时，月亮在身后追逐着我，空气中可以嗅到春天的气息。

“我还没见过他，”我说，“我们最好去和他谈谈。”

在有6个床位的病房里，我们找到了他，床的周围拉着帘子。

“打扰了！”我边说边将帘子拉向一侧。

皮特端坐在床上，一位年轻的女士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我做了自我介绍。

“终于见到您了，我真高兴。”他说，比大多数病人第一次见到我时都兴奋。

“头痛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您看过自己的扫描吗？”我问。

“是的。艾萨克斯医生已经让我看过了，肿瘤看起来很大。”

“并不是太大，”我答道，“我见过更大的，自己的肿瘤总是感觉巨大无比。”

萨米把一个新的笔记本电脑从走廊拿到皮特的床头。在我们交谈时，他在计算机里调出了皮特的大脑扫描。

“这里以厘米为测量单位，”我指着扫描的边缘向他解释，“肿瘤直径4厘米。它造成脑积水，肿瘤就像是一个瓶塞，使得脑脊液无法从颅骨底部排出。如果不立即治疗，您只能再活几周。我很抱歉，如果这些话吓到了您。”

“我相信您说的，”他说，“我一直感觉很糟糕，尽管艾萨克斯医生给我服用的类固醇让我稍稍好受了一些。”

我们谈了一会儿手术的风险—死亡或严重的中风，当然这两者出现的可能性不大。我告诉他，术后可能会有吞咽的困难。他点点头，告诉我最近几周吃饭时偶尔会被呛着。我们谈到他的工作和孩子。我问他的妻子，孩子们是否知道父亲的病情。

“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8岁。”她说，“他们知道爸爸住院了，而且知道您会治好他的头痛。”

我们说话时，萨米拿来一份长长的手术同意书，皮特迅速地签了名。

“我一点也不害怕。”他说，“我真的很高兴您能在退休前给我做这个手术。”我对此不置可否，因为病人们总认为给他们做手术的医生是最好的。他们会特别地不喜欢，如果我告诉他们自己并不是最好的医生，也并非不可替代。萨米在手术同意书上记下他妻子的电话号码。

次日清晨，骑车去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我的医生生涯即将结束。在近40年的时间里，面对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我总是持续处于焦虑的状态，退休则意味着我不再会有这样的感受。尽管那样令人痛苦，但我却一直深爱着我的工作，不需担心每天要做些什么。每天都充满乐趣，我喜欢照看病人，并且至少在这个小小的医院里，我还相当重要。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给我提供了冒险与自我表现的机会，让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有意义。但是近年来，我的工作热情却开始逐渐消退，我将这归因于医生工作方式的改变。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就像是大公司里一个无足轻重的雇员，感觉到作为医生所特有的一些东西已经消失。它变成另外一种工作：我仅仅是团队中的一员，而这个团队中的很多人我甚至都不认识。我越来越没有权威，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被信任。我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参加政府法令所规定的会议，而这些会议在我看来对病人毫无益处。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谈论工作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做工作。我们经常依据大脑扫描来决定病人是否需要接受治疗，而在这之前，我们与这个病人素未谋面。和我认识的医生一样，我感到越来越挫败，越来越被疏远。

尽管如此，强烈的责任感还是驱使我对病人负责。或许我的不满是因为我的手术越来越少了，尽管和其他外科医生相比，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一周还有两天的手术时间。很多同事的手术时间被缩短为每周一天，你可能非常想知道，在一周的剩余时间里，他们都在做些什么。近年来外科医生数量增加，而与之配套的手术设施和装备数量却没有得到相应地提升。或许仅仅是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容易疲惫，所以真的应该离开了。一方面，我渴望离开，远离焦虑，做时间的主人；另一方面，我又把退休视为陷入可怕的虚无，与死亡无异，它始于衰老带来的无能，再以可能的老年痴呆而终结。

周末急诊入院的病人比平常要少，重症监护室里也有空闲的床位，因此，手术可以按时开始。为了照顾小孩，麻醉师海蒂在之前请了长假，但现在她回来了，虽然也只是兼职上班。我们是老朋友了，看到她，我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麻醉师和外科医生之间的关系（既是朋友又是同事）至关重要，尤其是出现麻烦的时候。我走进麻醉室，海蒂和她的助理已经让皮特进入睡眠状态。海蒂将导气管插进皮特的嘴里，并让它穿过喉咙到达肺部，麻醉师助理用弹性绷带将导管固定在皮特的脸上。当麻醉剂开始起作用，病人进入无意识状态时，麻醉就完成了。

这个过程我看过几千遍，它无疑是现代医学的奇迹之一。上一刻病人完全清醒，还说着话。然而在下一刻，当药物沿着胳膊上的静脉向上通过心脏，到达大脑时，病人会叹息一声，突然就进入深度无意识状态。看着这一切，我觉得病人的灵魂似乎正在离开躯体，去向未知的地方，在我面前的只是一具空空如也的皮囊。

“或许会流点血，”我对海蒂说，“脑干可能是个麻烦。如果脑干的下部，也就是延髓出现了问题，病人的心率和血压会突发惊人的变化，甚至出现心脏停止。”

“不要担心，”海蒂说，“我们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冷藏室里储存有免疫球蛋白和大量与之匹配的血液。”

所有手术人员都到齐了，皮特被推进手术室。萨米扶住他的头，我们从手推车上抬起他，让他俯身躺在手术台上。

“俯卧，中间位置，头自然伸展。”我告诉他，“将他身体固定好，从中线开颅，让左侧颈动脉C1段展露出来。做完这些后，看到硬脑膜时叫我一声，我过来和你一起。”

我离开手术室，绕道到外科医生起居室，与其他医师参加周一晨会。晨会已经开始了，两个值班的基层管理人员也在场（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两个人我都很喜欢，和他们相处得也不错）。会议主要是讨论神经外科的日常工作，有时，两位管理人也会向我们报告神经外科的财务状况。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医生们都在抱怨遇到的小挫折和发泄对医院工作效率低下的不满。会议室里有一个天蓝色大脑形状的垫子，那是在美国做实习生的妹妹送给我的。有时，我们会在屋里抛掷这个垫子，就好像手里拿着的是《蝇王》⁽³⁾（Lord of the Flies）中的海螺。两位管理者中年长的那位名叫肖恩，他现在正在讲话。我把垫子扔给他，但他没有理睬。

“过去一年里，我们仅仅盈利100万英镑，而以前，在工作量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盈利400万英镑。过去我们是医院中赚钱最多的部门，但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但那300万英镑到哪里去了？”有人问道。

“不是很清楚，”肖恩说，“很多钱花在雇用护士，给病人安装金属假体上。如果急诊工作超出规定的量，我们只能拿到30%的报酬。”

“真是荒谬至极！”我轻蔑地哼了一声，“如果知道我们因拯救生命而受到处罚，公众会怎样想？”

“你是知道的，”肖恩说，“我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医院把非急诊病人变为急诊，从而索要过多的费用。”

“好吧，但我们从不那样做。”我答道。

我需要解释一下，在NHS中，某一个部门的盈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盈利，实际的盈利以我们是否超过预定的财政目标来界定，而这个目标则是基于前一年的利润来设定的。这是一个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晦涩难懂的过程，我们所赚取的任何利润都用于支持体系中那些不太能盈利的部门。所以，尽管NHS引进经济学家挚爱的奖惩制度，但却无法激励基层临床医师提升工作效率。此外，多余的钱似乎都花在雇用越来越多的员工上，这似乎是在鼓励已有的工作人员做更少的工作。

有一阵子，晨会偏离原先的话题，讨论了有关脊椎植入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随着颅内神经外科技术进步的逐渐停滞，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非外科的方法，例如动脉瘤的放射治疗，肿瘤的高度集中放疗。越来越多的神经外科医生（数量在不断增加）都热衷于做脊髓外科手术。这种手术主要是将各种各样昂贵的钛制螺母、螺栓和钛条嵌入病人的背脊，用于治疗癌症和背痛。对于背痛来说，支撑这种手术有效性的临床证据绵薄无力；对于癌症患者来说，癌细胞通常会扩散到脊髓，是否做手术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无论怎样，这些病人或早或晚都会死于潜伏的癌症。脊椎植入是一个大手术，在美国，这是笔每年收入60亿美元的大生意。在现代医疗中，这是一个典型的过度治疗的例子，特别是在美国这样医疗体系商业化、市场化的国家里。

为了专注于脑外科手术，几年之前，我就不再做脊椎手术了。所以当我被唤回手术室，可以远离这个话题时，我感到很高兴。萨米已经开始手术了。

“让我看一看。”为了不碰到无菌布，我身体前倾，小心翼翼地向皮特脑后部的大洞看去。“很好！”我评论道，“切开硬脑膜，我去戴手套。”

“金贾，”我对巡视护士说，“请把显微镜拿过来。”

当金贾将沉重的显微镜搬上手术台时，我正在屋角的大水池里洗刷手掌和胳膊。这个动作我十分熟悉，它让我镇静下来的同时也让我有些反胃。这么多年来，这个动作我做了好几千遍，而现在我知道，这马上也要结束，至少，我不会再在英国做这样的动作了。

金贾过来帮我系上蓝色手术服后的带子。我走向手术台，皮特被蓝色的无菌床单盖着，明亮的手术灯照亮他脑后部血淋淋的大洞。硬脑膜像皮革一样，我在一旁看着，萨米用一把手术剪打开脑膜的最外层。然后，由我接手之后的工作。我坐在手术椅上，放下扶手。我告诉实习生们，显微外科手术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医生要处于舒适的状态，所以通常我都是坐着做手术。在有些部门，坐着手术会被认为是不够强壮的表现，因此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他们通常会一连站上很多个小时。

肿瘤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位于大脑后部，小脑下几毫米的地方。它是一个亮红色的圆球，在显微镜的灯光下闪闪发光。肿瘤向左靠近人体十分重要的脑干，向右向下一直深入到细如线丝的颅神经下部。这些都被肿瘤遮盖，直到手术结束、移除了大部分肿瘤后，我才能看到它们。当我用吸管触碰肿瘤时，鲜血立刻喷射而出。

“海蒂，”我说，“出血了。”

“没关系！”她鼓励我说。

我镇静下来，开始专心致志地攻克肿瘤。

“如果流血过多，”我对萨米说，“麻醉师可能会要求你停止手术，包扎伤口，而那样做的话，又有可能伤害到大脑。如果病人看起来就要流血而死，那么你不得不抱着不损害任何部位的希望，尽可能快地完成手术，在病人死亡前取出肿瘤。通常情况下，肿瘤一旦被取出，流血就会停止。”

“你去喀土穆的时候，我见你做过一个类似的手术。”萨米说。

“啊，是的！我都已经忘了。他还好，尽管……”

4小时高度专注的工作，让我们最终移除了肿瘤。从那个3厘米宽的脑洞朝里看，鲜血源源不断地向上涌出。我无法看到大脑，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将肿瘤巧妙地从大脑上切除。我不再像过去一样享受手术的过程，这让我感到沮丧。我告诉自己，本应该安排同事一起完成这个手术的，那样可以大大减少手术带来的压力。但我没有想到肿瘤出血如此严重，而且，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寻求帮助通常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勇敢和自信是外科医生的重要品质，我不想让同事认为我老了，勇气不足。

“看，萨米，”我说，“那该死的东西被分离了。”肿瘤终于被移除，出血停止，脑干、颅神经的下部，以及所有的脊椎动脉都完好无损。这让我想到云开雾散后的月亮，光辉一下子就照亮了整个夜晚，这是一个美妙的景色。

“我们很幸运。”我说。

“不，不，”遵从外科实习生的首要原则，萨米恭维我说，“是您手术做得好极了。”

“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说，然后对着手术台较远的一端喊道，“海蒂，失血量是多少？”

“仅有1升。”她高兴地答道，“不需要输血，他的血红蛋白值仍然是120。”

“真的吗？我觉得失血量要多得多。”

可能是手术过程中的过于紧张造成了我的错觉。我安慰自己，或许多年的经验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皮特会好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治好了他的病，他年幼的孩子也会为此开心。

“来吧，萨米，”我说，“把创面缝合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