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总是开玩笑，我最珍贵的东西是那套藏在家里的自杀工具包，我珍视它们，甚于珍视家中的书籍、祖传的画作和古董。自杀工具包里装有多年来我设法获得的一些药物。但是我不知道这些药物现在是否还有效，因为药物上既没有“保质期”，也没有“最佳使用日期”。如果自杀失败，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或者是在急诊室里洗胃，那该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情呀！对于企图自杀的人，医护人员总是夹杂着蔑视与傲慢，因为无论这个人是生是死，他都是失败者，是自我悲剧的始作俑者。

在成为神经外科医生之前，我还只是一个初级医师，那时我们抢救了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在结束了一段不愉快的爱情之后，服用过量的巴比妥类催眠药，决心自杀。一位朋友发现昏迷不醒的她，将她送到医院。我们把她安排在重症监护室里，24小时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病情稳定之后，她被转到了普通病房，而我就是那个普通病房的实习医生，也是级别最低的医生。在那里，我看着她慢慢地恢复知觉，苏醒过来。一开始，她对自己仍然活着的现实感到惊讶，接着，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回到人间。我坐在床边与她谈心，她非常瘦弱，很明显，她一直在节食。戴着呼吸机昏迷了一天之后，她那深红色的短发蓬松凌乱，暗淡无光。她坐在床上，搭着医院的毯子，双腿蜷缩，下巴抵在拱起的膝盖上。她非常平静，这种平静也许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药物，也许是因为她感觉在医院里，自己仍处于生死之间的不稳定状态，因此暂时无须去想那些不快乐的事情。她在医院里住了两天，我们成了朋友，之后她被转到精神病科继续接受治疗。后来我才发现，我们都曾在牛津大学上学，还有一些互相认识的熟人，但是我却不了解她的过去。

不得不承认，当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或者是患上某种不治之症（比如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非常熟悉的恶性脑瘤）时，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勇气使用自杀工具包里的药物自杀。患上老年痴呆症可能很快就会变为现实。在身体健康时，死亡还是很遥远的事，你总是相当简单地心怀幻想，认为有一天自己会非常有尊严地死去。如果我寿终正寝，而不是突然死于中风、心脏病或是被自行车撞飞，那么我可能无法预测，生命结束时我将有何感受。生命的终结可能恰恰是沮丧痛苦，毫无尊严可言的。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如果我拼命地想要抓住余生那可怜的时间，我也完全不会感到吃惊。因为虽然在有些国家，医助自杀（由医生建议或协助的自杀）是合法的，但很明显，很多患了绝症的人会在最初阶段对快速结束生命表现出兴趣，不过在临终之时，他们大都会放弃这一想法。或许，他们需要的仅仅只是安慰：如果最后的结果非常糟糕，他们可以迅速地放下自我，祥和平静地度过余下的人生。而且，这种态度的转变也有可能是另一个因素造成的，当死亡临近时，他们仍觉得自己有活下去的希望。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失调”，即心怀两种完全矛盾的想法。自我的一部分知道而且接受我们即将死去的事实，但另一部分却感觉或想象自己仍有未来可言。我们的大脑中似乎与生俱来就被植入了希望，至少部分如此。

随着死亡的临近，自我感知开始瓦解。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坚持认为，自我感知是一个有逻辑思维能力、能够自由选择的个体的自我意识，它仅仅是潜意识这个宏大乐章的扉页，这个宏大的乐章中还存在大量模糊不清、不够和谐的声音。很多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都仅仅只是大脑创造出的一种错觉。这种错觉能够对我们身体内外感受到的各种刺激、我们潜意识的种种活动，以及大脑中产生的冲动做出解释，也就是说，这种错觉只是具有抚慰作用的童话。

甚至有人说，意识本身就是一种错觉，它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大脑在捉弄我们。但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垂死的病人拥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自我，一个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另一个则希望自己能够继续活着。一个好的医生会与病人的这两个自我交流。他既不能撒谎，也不能剥夺病人活下去的希望，即使这希望只是能够再多活上几天。但是这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保持缄默。忙碌的医院病房不适合进行这样的谈话，因为大多数人都注定会在这里死去。当我们躺在那里，气若游丝，我们头脑的某一个角落里仍会残留着一丝活下去的希望，只有到了最后一刻，我们才会转过身去，面向墙壁，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