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vs运气：主宰生命的上帝之手
我经常切开人脑，其实我也不愿这样。一面拿着双极电凝给大脑表面鲜红艳丽、盘根错节的血管止血，一面用一把小巧的手术刀切开大脑皮质，打一个小孔，然后伸进一根纤细的吸引器。大脑内部有黏稠的冻状物，吸引器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的主要工具。我的眼睛盯着手术显微镜，随着吸引器向下探索，穿过大脑中苍白柔软的白质，开始寻找肿瘤。我一会儿想到这根吸引器正穿透某人的思想，越过他的情感和理性，一会儿又想到人们的记忆、梦境和反思都由这些冻状物构成。这些想法实在太过怪异，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我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堆脑白质而已。我很清楚，如果稍有不慎进入了神经外科医生提及的大脑“口才区”（语言中枢），那么术后巡视康复病房、检查手术效果时，我将面对一名因大脑损伤而致残的患者。
神经外科手术的风险极高，现代科技也只是将风险降到了一定程度而已。手术时，医生可以借助一种名为“电脑导航”的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技术以降低风险。数个红外相机就像围绕地球运转的卫星一样，连续给大脑拍照成像。这些相机可以“看见”医生手中的工具，因为工具上都有微小的反光球。相机与电脑连接，而电脑屏幕可以让医生定位手术工具在患者大脑中的位置。手术之前医生会对患者大脑进行扫描成像。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患者在术中一直保持清醒，这样医生可以通过电极刺激来识别大脑的“口才区”。麻醉师术中会要求患者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这样医生就可以知道手术是否造成了某些伤害。比大脑手术更危险的是脊髓手术，通常医生会选择诱发电位电刺激法来提醒自己，以降低患者出现瘫痪的风险系数。
尽管有了高科技相助，神经外科手术的风险依然很高。当手术工具嵌入患者的大脑或者脊髓时，个人技术和经验仍是手术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医生必须清楚应何时停下手术刀。通常，不实施手术让患者的病情自然发展，效果会更好。
我有一个患者患了松果体瘤，需要接受手术治疗。17世纪的哲学家、二元论者笛卡儿认为，意识和大脑是两个完全分离的实体，而人的灵魂就藏在松果体内。他还认为，物质性的大脑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意识和非物质性的灵魂在松果体内进行沟通。笛卡儿如果看到我的患者局部麻醉后接受手术，他们还能够通过视频监控器目睹自己的大脑时，不知会作何感想。
松果体瘤非常罕见。肿瘤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良性的肿瘤无需治疗，如果是恶性的，那么治疗时需要采用放疗和化疗，但死亡率极高。以往的观点认为，松果体瘤不可以手术，但随着现代显微神经外科的发展，这种情况已有所改观。现在普遍认为手术很有必要，至少可以获得活体标本以判定肿瘤的类型，进而制订最佳治疗方案。
松果体位于大脑内部深处，因此，外科医生一致认为手术治疗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看到显示松果体肿瘤的脑扫描图时，神经外科医生既兴奋又担心，就如同登山爱好者正抬头仰望一座即将被全力征服的绝顶高峰。
这位特殊患者的病情已经危及生命，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现在，他已经到了无法主宰命运的境地。他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公司主管，一直认为令其夜不能寐的头疼是压力使然。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裁掉多名员工。后来，他患了松果体瘤和急性脑积水。肿瘤阻塞了脑脊液的正常流动，淤积的脑脊液使脑压增大，如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失明，数周内就会丧命。
手术前几天，我与他进行了多次沟通，其间也表达了我的担忧。我向他解释了这次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即存在死亡或大卒中的可能，但是这种风险的致死率仍然要比放弃手术治疗小得多。他吃力地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敲进了手机里，就如同键入那些晦涩冗长的专业术语（如阻塞性脑积水、内窥镜脑室切开术、松果体瘤、成松果体细胞瘤等）会使他转危为安、性命无虞。他的焦虑和我一周前手术失利后内心深处强烈的挫败感交相浮现，似乎一切都在表明：面对这例即将到来的手术，我忐忑不安。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与他会面。通常我会在这一时刻同患者进行一番例行的交流，此时我不会大肆渲染手术的风险，因为这些风险在之前的交谈中都已详细提及。我会想方设法地宽慰患者，以减轻他们内心的恐惧。然而，这样做反而增加了我的心理负担。如果患者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提前获悉手术的高风险和极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那么对于医生来说，完成一例复杂棘手的手术反倒容易得多。如果当初这样做，那么现在我内心的痛苦和愧疚也许会减轻许多。
他的太太坐在床边，由于恐惧的缘故，脸色很差。
“这只是一例简单的手术而已。”我安慰着他们，脸上尽量显出自信和乐观。
“这颗肿瘤有可能是恶性的，是吧？”她问道。
我很不情愿地回答说有这种可能，但还要继续向她解释，手术中我们会做一个冷冻切片，将肿瘤样本送去做病理检验，如果检验报告没有发现癌细胞，我们就不必把整颗肿瘤全部切除；如果是生殖细胞瘤的话，我们甚至无需将其摘除，这种病不但可治，而且通过化疗有可能完全治愈。
“如果不是癌症，也不是生殖细胞瘤，手术就会很安全。”她说话的语音越来越低，语气也不是很确定。
我不想让她过于紧张，因此迟疑了一下，我必须谨慎地斟酌用词：“是的，只要不用把整颗肿瘤都切除，手术的危险性就会小许多。”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我与他们道别，径直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