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人围观下手术

锯开颅骨，切开硬脑膜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女人的大脑颜色灰暗，上面覆盖着一层暗红的血液。这里不应该出现血液，很可能手术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头上破旧的手术灯发出的光线十分昏暗，我几乎看不清自己在如何操作。对我和同事来说，患者可能出现的术后并发症无法想象，而我必须全力控制越发惊慌的情绪。

接受手术的这名女患者，症状表现为面部剧烈疼痛，学名三叉神经痛。之前为她会诊的医生认为，这种病根本无法接受手术。此时，电视台的录制组在为手术录像，准备在国际新闻中播出；许多医生和护士隔着手术台上方穹拱屋顶的玻璃，像诸神一样俯视着，观察我怎样进行手术。

穹顶的很多块玻璃出现了裂纹和破损，透过手术室上方的宽敞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雪花飘落在灰蒙蒙的废墟中，到处都是残损的机器和废弃的建筑。我实施手术的时候，经常有人观摩，对此我非常反感，而手术进展得不顺利时尤为反感，但这次情况似乎更糟。此刻，我必须镇定自若，展现出一名外科医生的自信，但却不知从何处寻找这种感觉。

那是1995年，我身在乌克兰，离家两千英里（1英里约合1.609千米），在并未得到官方允许的情况下为一名妇女进行脑部手术，这一做法很可能是违法的。在乌克兰，从未有人实施过类似危险系数极高的手术。手术设备是几天前我从伦敦亲自开车运来的二手货。至于我的助手，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初级医生。在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电台的一次采访中，这家医院的一名神经外科的资深教授竟声称与我合作的这位助手患有精神分裂症。我接受这份工作没有一分钱报酬，相反，我自己还花了不少钱，这倒是千真万确。

我一边极力防止双手颤抖，一边不快地自言自语：“我到底在干什么？真的有这个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