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西北民族关系视野下的“康待宾之乱”
◎保宏彪
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大批粟特民众随归降的突厥部落迁入河套地区南部，聚居于灵州和夏州一带，唐朝在此为其特设鲁、丽、塞、含、依、契六个羁縻州，史称“六胡州”。调露元年（679年），面对突厥势力在漠北的复兴与扩张，唐高宗为加强关内道北部地区防控，将羁縻性质的六胡州升格为正州①。随着唐代前期北部边疆形势与民族关系的发展，开元九年（721年）在六胡州爆发了由粟特首领康待宾等人领导、粟特民众广泛参与的一场旨在脱离唐朝、投奔突厥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史称“康待宾之乱”。这场叛乱历时一年半，对玄宗时期的边防设置、边疆治理、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探讨康待宾之乱不但有利于理清粟特在河套地区的生存状态，而且能够深化唐代前期北部边疆形势的认识，更有助于加强隋唐时期北方民族关系的研究。
一、粟特的民族渊源及其在河套地区的生存状态
粟特是中古时期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一支重要的中亚民族，因擅长国际商业活动而长期扮演丝路沿线物资交换与文化传播角色，在中西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粟特之名屡见于中国史籍，《后汉书·西域传》将其记为“粟弋”, 《三国志》卷30引《魏略·西戎传》称其为“属繇”, 《宋书·文帝纪》则称之为“肃特”。隋唐时期，随着中国与西域各国相互交流的扩大和了解的加深，粟特的民族渊源与历史形象逐渐清晰。隋唐史籍称粟特为“昭武九姓”, “九”是虚数，表示部属的繁多。据《隋书·康国传》记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1]1848昭武九姓本为大月氏人，居于张掖郡祁连山北的昭武城（今甘肃张掖市西北），后来迁徙于中亚乌浒水与药杀水之间的河中地区，即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唐代称为那密水）流域。这里遍布绿洲和灌溉渠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尤以盛产瓜果和葡萄酒而闻名。因为丝绸之路横贯这一地区，所以粟特有悠久而成熟的商业传统。“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2]6243-624《4新唐书·康国传》所载“九姓”为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2]6243，统称“昭武九姓胡”。粟特商人在丝路沿线适于居住和贸易的地方定居下来，在农耕区形成自己的商业聚落，在草原游牧区建立部落。由于粟特商队在穿梭于西亚和中亚地区的过程中不断吸纳沿途各民族成员，因此其种族构成日渐复杂，文化杂糅了西亚与东亚元素。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平定东突厥。“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3]6077大批依附于突厥的粟特民众随之南迁，被唐朝安置于“河套”地区 ②。唐代的“河套之地”亦作“河南之地”或“河套之野”，是一个界限分明的特殊地域，其西、北、东三面都被奔流不息的黄河所环绕，南方则以高耸的白于山为界，大致相当于今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唐代前期在这一地区设有夏、灵、胜、丰四个都督府，管辖夏、绥、银、宥、灵、盐、胜、麟、丰九州，分领二十一个县，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羁縻州、县[4]。粟特的主要聚居地是灵、夏二州南境的六胡州，“调露元年，又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5]1415。由《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可知，因为“六”“陆”相通，所以“六胡州”又作“陆胡州”[6]。以现今的地理方位来看，六胡州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东半部（除城川一带）、乌审旗西缘和宁夏盐池县明长城以北部分[7], “六胡州”的故治迄今尚未完全定位，据盐池县苏步井窑子梁出土的唐人墓志，仅知鲁州与另一州分布于盐池县北部和鄂托克前旗南部[8]。六胡州地区的粟特民众因人数众多、分布集中而保留了聚居形式，唐朝将其视为编户齐民同，“兰池胡六胡州久从编附，皆是淳揉百姓，乃同华夏四人”[9]11584。
粟特民众在两河流域生活时就有定居传统，迁入六胡州后延续了这一生活方式，他们利用这里丰茂的草场从事畜牧业生产。唐朝因国防需要在西北地区大力发展马政，原本辽阔的陇右地区出现“地狭马众”的问题后，“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10]1543。其中，朔方监就位于盐州宁朔郡西南一百三十里[11]918，大致方位在今宁夏盐池县西北部。由于夏、盐等地官营畜牧业迅速发展，唐朝有意吸收了一些精于畜牧的粟特牧人为其服务[12]68-69。永隆二年（681年）七月，担任夏州群牧使的昭武九姓胡安元寿向唐高宗奏称：“从调露元年（679年）九月后，至（本年）二月五日前，死失马一十八万四千九百匹、牛一万一千六百头。”[10]1542-1543如此巨大的牲畜损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六胡州地区畜牧业的发达，也真实反映了后突厥汗国的南下侵扰对当地社会经济所造成的严重损失。长安二年（702年），六胡州地区遭到后突厥汗国的袭击，御史李峤奉命监筑被毁城池。竣工之际，李峤赋诗《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一首。“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马牛被路隅，锋镝销战场。”形象描绘了六胡州地区草原辽阔、植被茂密的优良自然条件，反映出一幅牛马蔽野、道路繁忙、牧业兴旺、安宁祥和的繁盛景象[13]。六胡州地区牧马数量巨大，不仅可以满足粟特民众日常生活所需，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马匹可以外销。开元二年（714年）九月，唐朝缺少劳役用马，“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时厩中马阙，乃从之。”[10]1543虽然粟特民众在中国国内延续了其原有的生存、生活方式，并在汉文化影响下开始逐步汉化，但粟特文化特征仍很明显，祆祠的存在和萨宝对粟特社会的巨大影响就是明证。因此，随着唐代前期北部边疆形势与民族关系的变化，粟特人自立意识逐步抬头，谋求通过与突厥势力的联合，实现摆脱唐朝统治的目的。
二、唐代前期西北边疆形势与康待宾之乱
漠北地区自唐高宗以来就战事不断，突厥复兴后向唐朝步步紧逼，联合契丹、霫等族不断侵扰蚕食北部边疆，唐朝因疲于应对外扰而疏于对内控制，后突厥汗国在长安二年对六胡州地区的袭击充分说明加强河套地区防御已成为巩固西北边疆的当务之急。因此，“长安四年（704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707年），置兰池都督府，仍置六县以隶之”[5]1418。此举有力地稳定了北部边疆局势，为六胡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唐朝开始在河套地区积极构筑边防体系。河套是拱卫关中地区的前沿阵地，唐朝在此设置了外、中、里三层防御圈。首先，张仁愿于景龙二年（708年）修筑的东、中、西三受降城一字排列于黄河北岸，与振武军共同形成了外围防御屏障。“西受降城，在丰州北黄河外八十里，管兵七千人，马千七百疋。安北都护府治，在中受降城黄河北岸，管兵六千人，马二千疋。东受降城，在胜州东北二百里，管兵七千人，马千七百疋……振武军，在单于东都护府城内，管兵九千人，马千六百疋”。[5]1386同时，黄河东岸的河东道也驻有重兵，仅天兵军一地就“管兵三万人，马五千五百疋”[5]1387，是河套边防体系的重要支撑与有力外援。其次，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县南）和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十二连城）所驻兵士也在八千左右，构成了河套边防的中层防御圈。最后，经略军（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定远城（今宁夏平罗县姚伏镇）和丰安军（今宁夏中宁县石空镇）处于河套边防的内层位置，是灵州都督府的有力补充与可靠保障。“经略军，理灵州城内，管兵二万七百人，马三千疋。丰安军，在灵州西黄河外八十里，管兵八千人，马千三百疋。安远城，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管兵七千人，马三千疋。”[5]1386唐朝在河套地区的兵力部署由外向内层层递进，各军遥相呼应，彼此互为支撑，从西、北、东三面对河套地区形成了铁桶般的战略包围，与漠北高原相隔绝，六胡州完全处在唐军的镇守之中。
处于农牧分界线上的河套地区被作为安置归降诸族的重要场所，此举破坏了唐朝边防体系的完整性，终酿严重后果。开元三年（715年）, “突厥默啜为九姓所杀，其下酋长多款塞投降，置之河套之内。俄而小杀继立，降者渐叛”[5]2986。对于唐朝将突厥安置于六胡州地区的措施，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王晙预见性地指出了其对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突厥时属乱离，所以款塞降附。其与部落，非有仇嫌，情异北风，理固明矣，养成其衅，虽悔可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虏，此辈生梗，实难处置。日月渐久，奸诈逾深，窥边间隙，必为患难。今有降者部落，不受军州进止，辄动兵马，屡有杀伤。询问胜州左侧，被损五百余人。私置烽铺，潜为抗拒，公私行李，颇实危惧。北虏如或南牧，降户必与连衡。臣问没蕃归人云，却逃者甚众，南北信使，委曲通传，此辈降人，翻成细作。倘收合余烬，来逼军州，虏骑恁凌，胡兵应接，表里有敌，进退无援。虽复韩、彭之勇，孙、吴之策，令其制胜，其可得乎！望至秋冬之际，令朔方军盛陈兵马，告其祸福，啗以缯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饶，说其鱼米之乡，陈其畜牧之地。并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仍给程粮，送至配所。虽复一时劳弊，必得久长安稳。二十年外，渐染淳风，将以充兵，皆为劲卒……近者，在边将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谀辞，不为实对。或言北虏破灭，或言降户安静，志欲自言功效，非有以徇邦家。伏愿察斯利口，行兹远虑，边荒清晏，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议，谋者云遵故事，必言降户之辈，旧置河曲之中，昔年既得康宁，今日还应稳便。但同时异事，先典攸传。往者颉利破亡，边境宁谧，降户之辈，无复他心，所以多历岁年，此类皆无动静。今虏见未破灭，降户私使往来，或畏北虏之威，或怀北虏之惠，又是北虏戚属，夫岂不识亲疏，将比昔年，安可同日！”。[5]2986-2987王晙通过认真分析与实地查访，认为迁入河套地区的突厥降户会与六胡州境内的粟特民众内外勾结发动叛乱，建议唐朝将六胡州地区的粟特民众迁往江淮地区，断绝其与突厥的联系和进行叛乱的祸根。“时突厥足夹跌部落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谋引突厥共为表里，陷军城而叛。晙因入奏，密请诛之。八年秋，晙诱夹跌等党与八百余人于中受降城诛之，由是乃授晙兵部尚书，复充朔方军大总管。”[5]2988虽然王晙竭尽所能地消除突厥在河套地区煽动叛乱的可能性，但由于唐朝对河套降户的过度信任，王晙的徙民建议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可以说，正是由于唐朝对进入北部边疆的外族降户疏于防范，才为康待宾之乱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康待宾之乱是由昭武九姓领导、多个内附民族参与的以背叛唐朝、投靠突厥为目的的武装叛乱。粟特自贞观年间迁入六胡州后，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人口数量在叛乱爆发时达到10万余人[4]。六胡州地区的粟特民众需向唐朝缴纳贡赋、服从兵役与徭役，这在其他归降民族与羁縻府州中是没有的现象。这可能与六胡州“久从编附”有关。唐朝将其视作治下的编户齐民而横征暴敛不止，引起了粟特民众的反抗与自立意识的抬头。“夏四月庚寅，兰池州叛胡显首伪称叶护，康待宾、安慕容，为多览杀大将军何黑奴，伪将军石神奴、康铁头等，据长泉县，攻陷六胡州。”[5]182康待宾之乱首先爆发于兰池都督府驻地长泉县（今鄂托克前旗驻地附近），通过“叶护”“多览杀”等突厥名号煽动境内粟特、突厥及其所属各部民众，纠合各族反叛势力组成叛军，迅速攻下了兰池都督府。康待宾之乱发生后，叛军势力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主战场先后经历了六胡州——夏州——胜州的转移，随之复起的康愿子叛乱则从庆州扩展至原州和会州一带，主战场由庆州转至会州[14]。康待宾之乱波及整个河套地区，唐朝出动了西北地区多支精锐部队，采取三面合围之术、历时一年多才将其平定。
六胡州是灵、盐、夏、丰、胜诸州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关内道北部形成了以夏州道为主干、六胡州与邻近诸州道路为辅道的密集交通网，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4]。康待宾之乱发生后，玄宗为防止叛军引导突厥经六胡州南下，迅速组织多路大军进行征讨，“兵部尚书王晙发陇右诸军及河东九姓掩讨之”[5]182。平叛大军主要由朔方军、朔方节度大使论弓仁的诸族部落兵和安乐州吐谷浑首领慕容曦所率领的部落兵组成，静边州都督拓跋思泰也率部落兵由庆州北上参加围剿[14]。开元九年（721年）五月，王晙率军西出灵州，进剿六胡州。驻守于河东大同军（今山西朔州朔县）和横野军（今河北蔚州东北）的同罗、拔曳固等九姓部落也配合出兵，从东北方向对六胡州形成包围。为确保关内道北部稳定，“诏陇右节度使、羽林将军郭知运与（王）晙相知讨之”[5]2988。郭知运从鄯州（今青海乐都）出兵，顺湟水东下至金城关（今甘肃兰州市北），取道灵州渡过黄河，东行经会宁关（今甘肃靖远县双龙乡）过会州，经安乐州（今宁夏同心县东南）东北行至盐州，由白池县（今宁夏盐池县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交界处的北大池附近）进攻六胡州[14]。“（王）晙奏：‘朔方军兵自有余力，其郭知运请还本军。’未报，而知运兵至，与晙颇不相协。晙所招抚降者，知运纵兵击之，贼以为晙所卖，皆相率叛走。”[5]2988因此，玄宗令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河东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率兵南下，与王晙和郭知运共同讨伐康待宾。
粟特叛军攻克兰池都督府后并未恋战，而是东向“进逼夏州”。北投突厥才是康待宾叛乱的最终目的，为争取尽快北上出塞，叛军深知自身实力难以与夏州驻军抗衡，不留恋于一城一池之得失，采取避实就虚策略，向东从夏州附近的契吴山北部——沃野泊（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北）一带通过，经德静县（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魏家峁）进入夏州境内，继而折向东北转入胜州。[14]叛军企图以此突破唐朝武力包围，但唐军没有尾随其活动轨迹，而是选择了政府控制下的夏州官道北上追剿。王晙率军顺着胜州外围行进，以阻断叛军西南方向的回旋之途。[14]
进入胜州后，叛军与生活在盐、夏诸州的部分党项部落相勾结，图谋共同叛唐投突。“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张）说统马步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5]3052银城和连谷所处的窟野河流域是河套地区的主要农耕区，为当地驻军军粮供应的重要保障，叛军“据仓粮”旨在筹措粮草以期继续北上突破黄河防线，[14]此举对边地军粮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此时唐朝各路讨伐大军尚未抵达胜州，左威卫将军兼胜州都督、东受降城大使臧怀亮临危受命，以所部东受降城兵对叛军当头一击，“诸军未至而特立殊效”[15]。对胜州叛军予以致命打击的是张说所率的河东军，他们西出太原，经乾烛谷（今山西阳曲县境内）至岚州（今山西宜芳县），溯蔚汾水西行过蔚汾关（今山西兴县），抵达作为河东与关内孔道的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西北100公里），渡过黄河进入胜州，沿窟野河河谷西北行至银城、连谷一带[14]。面对张说所率万余河东骑兵，叛军全无招架之力，纷纷循窟野河河谷西北方向溃逃。“追至骆驼堰，胡及党项自相杀。阻夜，胡乃西遁入铁建山，余党溃散。说招集党项，复其居业。副使史献请因此诛党项，绝其翻动之计，说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尽诛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项余烬。”[5]3053逃亡的叛军与党项在行动路线上产生了分歧，张说通过区别对待分化了党项与粟特的反叛同盟，削弱了叛军力量。由《拔川郡王碑》中“乳泊之会，刜兰池之狂胡”一句判断，自夏州北上的朔方军在乳泊大败西逃叛军[14]。“（开元九年秋七月己酉），王晙破兰池州叛胡，杀三万五千骑。”[5]182赵芳指出，“乳泊”应该就是克定康待宾之地。这应是位于铁建山③以西的一个大湖，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西南苏布尔噶苏木至纳林希里乡间南北纵向排列的五个大小不等的湖泊，疑为大湖泊因干旱缩裂而成。它们位于沟梁区域的西北方，即康待宾可能继续西逃的路线上，所以这五个小湖泊很可能就是决战地乳泊的残留[14]。康待宾在乳泊一战中被生擒，押往长安。“（开元九年秋七月）辛酉，（玄宗）集四夷酋长，腰斩康待宾于西市。”[5]182
虽然康待宾被正法对叛军产生了重创，但其很快又拥立康愿子为帅，继续反唐斗争。康愿子在庆州一带重新积聚力量，于开元九年八月在方渠县（今甘肃环县）自立为可汗，集结队伍向西移动，“谋略监牧马，西涉河出塞。”[5]3053陇右牧马监向东延伸至原州以西[16]59，康愿子策划掠夺的就是原州马监的马匹。朔方军节度大使张说率朔方军自灵州南下，溯安乐川而上进剿，论弓仁和慕容曦光再次随军出征。朔方军随叛军经萧关（今宁夏固原市西南）进入会州（今甘肃会宁县），在屈吴山区一路追剿[14]。虽然康愿子叛乱的规模和地域范围都比康待宾小，但原州和会州境内山地与台地相间、川谷交错的复杂地形为叛军提供了藏匿之处及与唐军反复周旋的空间，加之唐朝只派出朔方军一支军队进行镇压，所以耗时更长。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唐军终于在木盘山（今甘肃白银市平川区屈吴山中段）之役大获全胜，擒获康愿子[14]。至此，六胡州地区以康待宾、康愿子为首的粟特反叛被彻底平定。
六胡州是河套重地，具有重要的交通与军事价值，所以唐朝不惜调动多路大军进行平叛。康待宾之乱对唐朝西北边防部署与战略态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其对原有御边体系做出调整。将临时出征性质的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变为长期镇守的朔方军镇，从而催生了朔方节度使。为加强对河套地区的控制，唐朝“置朔方军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2]1761在河套地区这片广阔区域驻扎重兵并不现实，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各异的地理环境增加了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等困难，从而影响密集的兵力部署。因此在平定康待宾反叛后，张说上奏请罢河套二十万镇兵[5]3053。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河套地区的战略防御和相关军事单位的密切协作就被提上了唐朝边防体系建设的议事日程。
由设置于灵州的朔方节度使统一领导关内道诸军，负责河套地区防御，强化了关内道北部的军事存在与防卫力量。此举正式拉开了朔方军的历史序幕，使其成为镇守唐朝北部边疆、维护西北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支柱。同时，唐朝为进一步加强对河套地区的控制，于天宝元年（742年）同意了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的奏请，将胜州的银城和连谷二城分离后设置麟州，以填补关内道东部夏、银二州同西部胜州之间的战略空白[5]1419。通过改变河套地区政区格局的方式加强行政管理，促进了各州县之间的协同配合。
三、粟特民众的南迁与宥州的设置
康待宾之乱被平定后，唐朝为加强对六胡州的监管与防控，在开元十年（722年）“复分为鲁、丽、契、塞四州”[5]1418。但是，粟特民众聚众叛乱的阴影仍然萦绕在玄宗心头。鉴于六胡州地区胡人聚居的现实，“（开元）十一年，克定康待宾后，迁其人于河南、江淮之地。”[5]1418为一劳永逸的解决六胡州地区动乱问题，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玄宗采纳了王晙的建议，“诏移河套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河南许昌）、汝（河南临汝）、唐（河南泌阳）、邓（河南邓县）、仙（河南舞阳西北）、豫（河南汝南）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5]184通过行政手段将全部河套地区居民都迁往地处中原腹地的江淮地区，旨在彻底断绝六胡州粟特势力复起并再次叛乱的可能。
由于粟特民众的迁出，河套地区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开元十八年（730年），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河套地区又出现了新变化。“五月，契丹衙官可突干杀其主李召固，率部落降于突厥，奚部落亦随西叛。奚王李鲁苏来奔，召固妻东华公主陈氏及鲁苏妻东光公主韦氏并奔投平卢军。制幽州长史赵含章率兵讨之。……（六月）丙子，命单于大都护、忠王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为副，率十八总管以讨契丹及奚等。事竟不行。”[5]195东北地区的契丹和奚叛投突厥，对唐朝北部边疆稳固造成了巨大威胁，空虚的河套地区首当其冲。但大规模武力征讨却因重重原因而未能实现，当务之急只有加强对河套地区的防控。于是，开元十年（722年）分设的鲁、丽、契、塞四州在开元十八年（730年）被再次合并为匡州和长州[5]1418。为彻底解决契丹、奚与突厥的联合对河套地区乃至整个北部边疆的威胁，玄宗责成幽州都督府组织征讨大军进行平叛。“（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巳，幽州长史张守珪发兵讨契丹，斩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于阵，传首东都，余叛奚皆散走山谷。立其酋长李过折为契丹王。是岁，突厥毗伽可汗死。……（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癸酉，张守珪破契丹余众于楂禄山，杀获甚众。”[5]202,208随着对契丹与奚军事打击的节节胜利和突厥毗伽可汗的去世，唐朝北部边疆的稳固得到了维持。
在此背景下，玄宗开始考虑通过移民实边措施巩固北疆边防。于是，开始酝酿将南迁的六胡州粟特民众回迁河套的计划。南迁的粟特民众则因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对祆教的坚定信仰而未能完全适应江淮地区的生活，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群居生活与风俗习惯，孕育着新的反抗与斗争。这一情况的出现，迫使唐朝做出了将南迁河南、江淮等地的粟特民众迁回河套故地安置的决定。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发布了《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辑六州胡敕》。“河套之北，旧有六州，群胡编列，积有年序。……如闻已有逃在关内诸州，及先招携在灵、庆州界者，宜委侍中牛仙客于盐、夏等州界内，选土地良沃之处，都置一州，兼量户多少置县，其有先所隶州未来者，亦放归。各令据簿籍勘会，勿容虚假。”[17]690对于回迁的粟特民众，在六胡州地区设置宥州进行安置和监管，以示对其宽宥之意。“二十六年（九月），自江淮放回胡户，于此置宥州及延恩、怀德、归化三县。”[5]1418此后，宥州成为防守六胡州地区的军镇要地。元和九年（814年），李吉甫奏请宪宗将宥州的治所移至经略军[5]1418，承接黄河一线和夏州这两个军事重镇，发挥对外拒寇、对内镇抚的功效。
康待宾之乱为玄宗时期的重大事件，是唐代前期北部边疆形势与民族关系持续演变与合力作用的产物，在地区开发与民族融合方面产生了一定积极意义。粟特随突厥的归降与南迁而定居河套南部，从事畜牧与农耕生产，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了河套地区的政区设置，对六胡州地区的民族关系与分布格局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1]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艾冲．论唐代前期“河套”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和分布[J]．民族研究， 2003（2）.
[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2）.
[7]艾冲．唐代“六胡州”与“宥州”故地新探[J]．中国方域，2003（2）.
[8]艾冲．再论唐代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和社会科学版）,2012（2）.
[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1]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13]艾冲．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14]赵芳．唐代康待宾之乱的历史地理探索[J]．阴山学刊，2011（02）.
[15]李慧．唐左羽林军大将军臧怀亮墓志考释[J]．文博，1996（01）.
[1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作者：保宏彪，男，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①参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②《资治通鉴》卷193“太宗贞观四年四月条”胡注曰：“定襄都督府侨治宁朔，云中都督府侨治朔方之境。按宁朔县亦属朔方郡。《旧书文彦博传》曰：‘帝从彦博议，处降人于朔方之地。’则二都督府侨治朔方明矣。”见《资治通鉴》，第6077页，中华书局，1956年。
③《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认为铁建山即铁山，在今内蒙古河套北阴山山麓。见史为乐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册），第21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赵芳在《唐代康待宾之乱的历史地理探索》（《阴山学刊》2011年02期）中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因为叛军尚不能冲破丰州、三受降城和胜州所组成的北疆第一道防线，何以会越过黄河抵达阴山北麓，所以其肯定仍然在鄂尔多斯高原内部。在今窟野河上游蒙陕交界处有一片较大的向西北延伸的沟梁地带，自神木县北延伸至鄂尔多斯境内，正处在骆驼堰向西延伸的路线上，这里极有可能就是铁建山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