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海原在行动
长长的车队，在太阳刚冒出金花时，便开始出发。车旁送行的人，一边挥手，一边说：“要回来啊，要回来看看啊！”车里的人笑着，也朝外挥着手，说：“我在山下等着你呀，你也要快来呀！”车外的人听不清，紧走两步，可是车已鱼贯而出。车外的人的手就举在半空，眼里满是不舍，可也只能空茫茫地看着绝尘而去的车队，心想：“难道就真的这么去了吗？”一回头，看到曾经的村庄搬得也就剩下四五户人家，住了几十年的地方，怎么就一下子变得这么寂寥？远处的大山似乎长了腿，层层叠叠地逼过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唉，我也要尽快搬啊！”
前方，上套脑、下套脑、段湾、八斗四村的车队渐渐连接起来，似一条长龙，蜿蜒而去……到达之地，那里有他们的新家，也有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这仅仅是海原县关桥乡250户搬迁户，在2014年11月13日这天，还有史店乡96户、红羊乡64户、贾塘乡107户、甘城乡29户、李旺镇35户，以及11月12日甘盐池管委会的29户生态移民，共610户搬往连湖农场。
157辆车，装载着家当和一个个饱经沧桑，依旧向往美好生活的淳朴的人，向前走，走过盐碱地，走过红柳滩，走他们走了一年又一年，总也走不尽的大山。出了同心县境内的三道险，山路不再那么急、险。在三道险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十几年前的记忆
十几年前，我所在的工厂，要赶在年关前到当时还隶属海原县的蒿川乡浪水村扶贫慰问，我随同前往，同行的还有个叫老黑的人， 50多岁。
那天清晨出发时，太阳只露了一下脸后便不再出来，天阴着，似要落雪的样子，朔风刺骨。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皮卡车。进入海原县境内，山秃着，仅有的被风吹断了根的毛头柴被风裹挟到路上，一伙伙，一堆堆。车过后，又被卷着跑向另一边，没有穷尽。
将近中午时，车开上一个高坡（这似乎是山区乡政府的一个特色，在接到采访任务后，我们去过很多乡镇，都是这个样子），进了一个大铁门，我们终于到了蒿川乡政府。但此时的乡政府办公室里，乌烟瘴气，由于风大，风向又不对，他们的火炉子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没有生着，只有浓烟从炉盖缝隙里钻出来。屋里冷似冰窖，几个被烟熏成花脸的工作人员不住地咳嗽。我们也咳嗽着，和乡政府领导谈了扶贫计划后，乡政府工作人员说：“这屋里是待不住了，已经到饭口了，请你们去吃饭吧。”
饭馆就在乡政府旁边，进去，炉火烧得很旺，屋里暖融融的，窗台上养着几盆花，都长得不高，稀疏平常，但这是我们这一路来看到的最养眼的花草了。饭前要洗手，大家在一个脏兮兮的水见底的花脸盆里洗了手。看着浓墨一样的水，我知道这里的水金贵，刚要伸手进去，老黑说，“你是唯一的女士，就不要蹚我们这‘浑水’了，来，给你点清亮的。”不知什么时候，老黑手里多了一把黑黑的小铝壶。我们出去，他执水壶，我伸手去接水。这时，太阳又挣脱着出来，几个蹲在饭馆墙边袖着手晒暖暖的乡人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流出的水，我如芒刺在背，胡乱洗了两把便说好了。
进去，见上来的菜有羊羔肉，我悄悄对老黑说：“我们是来扶贫的，怎么能让他们这么破费呢？”老黑说：“我也说简单点，但他们人厚道，盛情难却。”这话让那边听到了，说：“你们每年对我们的扶贫力度很大，我们很感谢，这只是表达一点小小的心意，希望你们不要嫌弃才好。”我说：“我们的扶贫，在你们的整年生活中，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要想生活好，还得想其他办法啊！”那边说：“是呀，党和政府都在想我们的长远之计呢。”
饭后，见盘里还剩了些菜，乡政府工作人员招呼门口那几个乡人来吃。我觉得很难为情，说：“都被我们吃成这样了，刚才应该让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吃。”那边说：“不要紧，他们不嫌弃。”说着，那几个人已掀门帘搓手进来，并忙不迭地坐在桌旁，端碗盛菜，吧唧着嘴吃起来。这边又要了一盘花卷给他们送上桌。他们忙鼓着腮帮子说：“这已经很好了，你们还……谢谢，多谢了！”我忙不迭地出去，仿佛不好意思的是我。
随后，我们到村庄去走访，崎岖的山路，白硬的土，车在小路上颠簸向前。一路上所经过的村庄，不时见到那袖着手站在墙根下晒暖暖的人，其中不乏年轻力壮者。老黑看着那虽身子健壮，但面色黯淡、眼神空茫的人说：“可惜了这些好劳力，宁肯在家等救济，也不愿出去干活挣钱。”我说：“他们的坏毛病，是不是我们给惯下的？若没了国家的救济、我们的扶贫，看他们会不会出去？”“唉，也许会吧，但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懒，反正有几亩薄田，又饿不死，谁还愿意下那个苦力气！再说，他们吃准了国家不会不管。等、靠、要，他们比谁都会。”老黑叹息道。
车停在小路尽头的一户人家门口，进了歪歪斜斜的院门，院里几间房也歪歪斜斜的，年久失修的样子，似乎随时要塌。院里沟壑纵横，每一条的尽头都指向院中的一个水窖，这是承接雨水，供他们一年吃水用的。在院西一间还算暖和的小屋里，炕上坐着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眼睛、耳朵都不好了，看有客人来，她高兴地一边让座，一边往后挪。炕上铺一层席子，上面薄薄地铺了层单子，那也是五颜六色七拼八凑缝补连缀起来的。靠墙，也只一个漆色剥落的炕柜，上面有两床脏旧的被褥。她侧了耳朵听，也听不清我们说什么，只吃吃地笑着。瘪进去的嘴里，黄黄的牙齿掉得也只剩下几颗了。因用羊粪烧炕，屋里始终弥漫着一股羊粪、柴草味。
坐了一会儿我出来，院外空旷，只有远山，和一轮胭脂晕染般淡淡的太阳，以及那强劲的风。老黑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说：“这里的人生活得真不容易，若把你放在这个地方，你能待多久呢？”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说：“要多久有多久！”老黑点点头说：“你，我看行。但是，这里没电的。”我说：“没电就没电，不怕。”那时，似乎刚刚入世，对人世有着百般好奇千般向往，觉得什么都不在话下，即使面对的是天大的苦难。如今，经历人世繁华也好沧桑也罢，这样的大话——我能不能在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上住三天的话都不敢再说了。
随后，我们又去了村小学。当时，那个3间大的教室里有17个孩子，各年级的都有。被斜阳映着，每个孩子的眼睛都是金色的，清澈、明亮。也只有眼睛，没有被杂物污染，手、脸黢黑皲裂，皱褶里厚厚的污垢老树皮似的昭示着一种岁月，一种刚开始就艰辛的岁月。艰辛是外人眼里的，于他们，没有比这更觉得是生活的必然了。多少辈都这么过来了。而他们，至少还有书读，这多么让人感到欣慰呀！因此，他们格外珍惜此时此刻，严冬里，教室里虽没生火炉子，他们的手虽皲裂着，但字，却写得一个比一个工整、漂亮，每个作业本也都是正面写了再反面写。
我们的到来，不能给孩子什么希望，也不能给孩子什么启迪。有时候，顺其自然像是无能，但也是很少人才有的大智慧，而现在，孩子正在学习知识，在积累的过程中，应该知道将来要走什么样的路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这一点，也得保证没有外来干扰。在蒿川乡中心学校，校长告诉我们：“上六年级时学生还159人呢，到初一时只有59人，初二时只剩下6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变化！”一般人家，也是在孩子懂得取舍进退时才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而这里的孩子，昨天还在学校，今天已是山旮旯里的一个放羊娃。责问家长，家长也是一脸的无奈。
临出教室时，我抚摸着他们的小脑袋，让他们好好学习，等下次来时，一定给他们带学习用品。因为有几个孩子，H型的铅笔短到只能握在手里来写字；有个孩子，笔芯秃了，拿嘴去咬，试图剥出短得不能再短的笔芯。只是，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因为第二年春天，我便离开了那家工厂。
从教室出来后，老黑叹道：“可惜了这些孩子，千万不要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一定要走出大山去。”老黑像是给自己鼓劲，又像是给孩子们加油。我也希望再过个三年五载，能在中学的教室里，看见他们红扑扑的脸、明亮的眼。
冬天天黑得早，觉得什么都没干呢，天就擦黑了，又到了饭口。
饭后往宾馆去时，落雪已在车上结了一层冰壳子，车发了许久才发动。第二天清晨，雪虽小，但冷，人早早就起来了，可发动车又耽误了许久，等到出发回家时，已近10时。路上结着冰凌子，平路上还好，车行慢点，倒也无妨，遇上上坡下坡路，司机小心翼翼，我们也提心吊胆。到了三道险，虽小心再小心，但车在转过一个弯，于一声刺耳的刹车后，还是横着滑了下去。前面，一辆红色的小轿车前车轱辘已悬在半空，下面就是深崖，车旁站着两位大爷、大娘。看见我们下滑的车，他们手抱在胸前，紧张地看着。车继续急速下滑，我闭上眼睛，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时间似乎过了很久，车终于停了，我睁开眼，看到我们的车停在了路边靠崖处。回过神来的老黑拍拍司机的肩，感念他在紧急关头的冷静、不放弃。这时，那位大爷也跌跌撞撞地一路小跑着过来，敲着窗户焦急地问：“好着哩吧？好着哩吧？”我们互相看看，大家都好着，就不禁笑了。大爷念叨：“哦，都好着，我们都好着哩。”我们下车后了解到，原来大爷、大娘要出外，路过三道险遇上险情，车也坏了，他们在等来接他们的车子。
向大爷、大娘告别后我们继续小心前行，路上见到七八起车祸，有的场面很惨烈。我们平安回家，临下车时，老黑说：“我们是来做善事的，老天也看着呢！”唉，能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让他们永远离开大山，幸福生活，不要再走那么难走的路了呢？尤其，不要耽误了那里的孩子，他们是希望、是未来啊！
如今，时光过去十多年。深秋，我们再走曾经走过的路，以前秃着的山似乎长出了些草来，但在秋风中瑟缩着。两只老鹰，在山沟里盘旋追逐。曾经的村庄已经看不到了，长长的街道，只有一个男人在走。蒿川乡，正如十多年前，老黑及我们所期盼的那样，已经整乡搬迁至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香山乡等地。
长龙一般的车队，顺利地过了三道险。“平安搬迁，和谐移民”“生态移民，造福子孙”“挥手别故园，畅想新生活”……车上悬挂着的横幅、标语，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鲜艳夺目，一如他们即将迎来的崭新生活。这支奔向新生活的车队里，当然也有秦奶奶一家28口。
秦奶奶在下套脑的最后一天
2014年11月11日，我们一行在中卫市海原县甘盐池管委会盐池村采访。在攀爬山路间隙，由于天气阴冷、路途陡峭，我攥着手，瑟缩不已，我的同事，也是此书图片的拍摄者王兴俊，仗着在这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经验，取笑我说：“你能在这山区里和老乡住一晚吗？我看不行。”我说：“我可以的。”他笑笑，权当是玩笑话。
12日一早，天上出了太阳，往关桥乡去时，心里也明媚着。在关桥乡下套脑村采访完，要出发往别的村子里去时，已过了12点。上车后，王兴俊问我在老乡家吃了点东西没？说他已经在一个老奶奶家吃了点。我说没有，肚子也不觉得饿。可对他在老奶奶家吃饭这件事，我有点好奇，问：“哪个老奶奶？家在哪里？”“喏，就是那里。”顺着王兴俊手指的方向，我果真看到前面一处院落的矮墙边站着一位老奶奶。门口已经有一辆大货车在装车。哦，是她，刚才远远地看见过，本要跟过去采访，可是她走得很快，转眼就不见了。
嵌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庄
这时，车子已经发动了，在即将驶去的那一刻，我突然说：“我想下去看看，要不去，我会后悔的。”王兴俊很能理解，停了车，说：“去吧，不要留下遗憾。”
我奔过去，对奶奶伸出手说：“奶奶好。”奶奶早已伸出手，握攥着我的手说：“好，好。你好着呢吗？”我说：“我好着呢，奶奶。奶奶，能到你家里看看吗？”看着院里已经拆了的房子，奶奶说：“好，好，好得很！走，我带你去看看。”说着，奶奶握攥了我的手，向院中走去，那里还有几间未拆的上房。奶奶握攥着我的手的手虽粗糙，但暖和。她边走边说：“看你这手冰的，到我们这穷山旮旯里，遭罪了！”那一刻，我心里恍惚着，奶奶俨然就是我那已去世多年但在我心中一直如圣母般的奶奶。我紧紧回握奶奶的手，有了留下陪她住一晚的念头。奶奶的上房建得很高，门口有两级石砌台阶，我小心地扶奶奶上去进屋。屋子低矮逼仄，门是多年的木门，歪斜着，一扇木窗被分成一格格，上面糊着白纸，只在下面两小格上嵌着玻璃，可以看看窗外。地中央生着一个火炉子，和煦温暖。炉后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杂乱地放着要搬迁的东西。奶奶让我到炕上坐，说：“你是贵客啊，可赶上搬家，乱的，但炕热着，上来暖和暖和身子吧。”我说：“奶奶，这已经很好了。今天晚上我跟你住，行不行啊？”奶奶说：“好啊，欢迎都来不及哩！”
跟奶奶说定后，我和王兴俊道别，说：“我今晚住这里了。”他瞪大眼睛惊奇地说：“真的吗？不是玩笑！”我说：“真的。”
我住这里，真也不是为昨天所说的话赌气。真的，不知一股什么力量，把我拖拽在这里。
80岁的移民秦成秀奶奶
重新回到奶奶屋里，我从包里掏出在台湾交流学习的女儿寄回的据说是全台湾最好吃的凤梨酥给奶奶，还有一只大苹果。奶奶慢慢地吃着凤梨酥，完后，我问她：“好吃不好吃？”奶奶说：“好吃。”我说：“可惜就剩这一块了。”奶奶不好意思地说：“看，我把你的吃头吃了。”我笑道：“我高兴啊！”
奶奶姓秦，叫秦成秀，80岁了，有3个女儿9个儿子，老伴张丙昌已去世了十几年。奶奶腿脚灵便，耳不聋，去年做了白内障手术，看人看物没有问题，只是不时会流眼泪，但奶奶一直笑着，笑容慈祥和蔼，一如我自己的奶奶。秦奶奶家上房的门楣上，挂着这样一个牌子：
最高指示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革命军属
海原县革命委员会
问后得知，秦奶奶家老二、老三、老七这三个儿子都当过兵。“这是老二张永禄当兵时，县上给发的。”这时，装车间隙的老七张永宏进来喝水，见我瞅着墙上镜框里的一张照片看，便也凑过来说：“喏，我妈怀里抱着的是我，旁边站着的穿军装的是我二哥。那时我才八个月大，被我妈抱了去看我二哥，坐了羊皮筏子又坐火车，很神气。我还那么小，我妈就让我去部队接受熏陶，好长大了去当兵。”秦奶奶在一旁听着，直笑，说：“那时候生活困难呀，我们家是雇农，这房子还是土改时买的地主的房子，算算快70年光景了。家里人口多，日子紧，出去当兵就多一条生路。”“好，好，好，那时候出去当兵是为了活路，那么现在日子好些了，你怎么又让你的两个孙子去当兵？”奶奶笑道：“是国家的政策好，才有了农民的好日子，让他们当兵，是要报效国家呀。现在，政府又要把我们搬到川道上去，今后的日子，肯定一天好过一天。将来，我还要让我的重孙孙去当兵哩。”奶奶张着没了几颗牙齿的嘴，笑得像个小孩。秦奶奶孙女怀里抱着的只1岁多的重孙子，好奇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看着天色还早，我说还要到前面几家走走。秦奶奶撵出来说：“天黑了要回来吃晚饭啊。”我答应着。
天黑前，我回到秦奶奶家，老六媳妇做了黄米糁饭，菜是拌酸菜、炒白菜，秦奶奶搓着手，一个劲地说：“农家粗饭，不知你能吃得惯不？”我说：“可以的。怎么会吃不惯，他们吃了一辈子的东西，我不过是吃上一顿。”见我端碗吃得香甜，秦奶奶就笑了。我让秦奶奶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秦奶奶说：“你们先吃，我待会儿。”这时，秦奶奶又像极我的母亲，每逢家里来客人或者人多，她总是最后一个吃。多年的习惯，强求无益。我们吃完，秦奶奶坐下，就着我们的剩菜吃饭，每一口，都吃得那么优雅。
这次搬家，秦奶奶的9个儿子全回来了。这个院里曾住着秦奶奶、老六、老七几家，一辆大车装不下，在等其他车辆来的时候，大家都聚在屋里烤火。
我本不大好的腰椎、颈椎，因为这一个多月来长时间的采访坐车，就更不好起来。秦奶奶看出了我的疼痛，心疼地要我上炕，说炕洞里烧着羊粪，暖和，让我上去烙烙。我也不客气，趴在炕上，自家人一般，和大伙儿聊天。我让秦奶奶也上炕来，从我来到这个家里，秦奶奶就一直不停地出出进进，安顿了这个又安顿那个。秦奶奶说她不累，就依旧坐在炕沿上。
我问秦奶奶：“这次搬家，你欢喜不欢喜？”秦奶奶说：“欢喜得很！盼了多少年了，现在终于搬了。”
见秦奶奶笑逐颜开的样子，老七张永宏插嘴道：“你秦奶奶的觉悟可高了，知道这次搬家的政策下来后，她就动员我们搬家，说这是千年不遇的好事。只有老四永贵那个倔骨头，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暂时不搬。你知道我们弟兄几个的名字，福、禄、寿、贵，谁起的？我太爷爷。”“下面的人、民、宏、旗、英是我起的，本想再生个老十，叫雄，结果赶上计划生育给‘计划’掉了。”插嘴抢话的秦奶奶骄傲地笑着，像个孩子。我说：“奶奶真了不起，觉悟就是高。”秦奶奶说：“那当然。”
我问老四张永贵：“为啥不搬？如今大家都下去，留你一个，孤不孤？”老实木讷的张永贵说：“我家四个女子都出嫁了，只一个儿子也去当兵了。别人家搬下去，家里起码有个男劳力，没田种的时候，外出打工可以贴补家用。我呢，就会放羊种田，听说那里的土地要流转出去，到时没田种也没地方放羊，打工我年纪大了也没人要，还不如守在这踏实点。”
“他就是一天书没念，死脑筋，只顾眼前不看以后，眼界不宽。等我们都搬了，说不上他明儿个就后悔，也后脚撵下去了呢！”秦奶奶笑着说。永贵也笑道：“也说不上。”
“唉，等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搬了，我算是赶上了。”说这话的是秦奶奶62岁的大儿子张永福。可以说他是个老移民了。老七永宏戏谑他是个干啥啥不成的主，他也不生气，说：“我以前折腾来折腾去，也不过是想过好日子，只是没有更好的政策。1985年搬到中卫县（今沙坡头区）东台乡，那时的地是沙石地，种啥啥不成。1991年又搬到中宁县长山头买地种田，那时家里8口人，凭瘠薄的土地收入，全然养活不了家人，便又于1994年搬到同心县城，渐渐长大的孩子可以就近在县城打工。”
“那么，现在搬到连湖，将来还会跑吗？”看着昏暗的灯光下，面相明显老于实际年龄的张永福，我问。“不跑了，也跑不动了。现在赶上这样的好政策，那样的好住处，傻子才跑哩！明儿个下去收拾好家后，找个自己能干的活，陪着老娘过光景。这些年和家人分分合合，一直没个安定，现在终于又到了一块，要在娘前好好尽尽孝道。”说到这，张永福有些伤感，不时拿手抹眼角。
老三张永寿的老伴已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晚上9点多钟，孙子的外婆赶来和亲家、孙子、孙女话别，说：“老姊妹，你别搬嘛，你那么大岁数了，去那干啥？老坟都在这哩！”秦奶奶说：“我搬哩，老坟昨儿个已经上了。这两天，我那些老姊妹都过来道别，还抱着我嚎，我说，嚎啥哩，我搬新家，你们该高兴才是，在这我天天要自己烧炕哩，搬到新家，那里有扯炕，也不用闻这羊粪、柴火味了，你们过去逛亲戚，干干净净的，多好。”
因用羊粪烧炕，秦奶奶屋里始终弥漫着这股味道。晚上气温低，关上门后，这股味就更浓重。
“你人老想法新，看搬下去后，谁跟你唠嗑。”亲家撇嘴道。秦奶奶说：“那你也赶快搬呀，搬下来我俩天天一起唠。”
正说着，外面嘈杂起来，不时有汽车喇叭声传来。大家慌忙起身，说有车来，要拦车装货。外婆也离去，说要去帮外孙搬家。
这时，屋里就剩下我和秦奶奶，时间也近零点。秦奶奶跪上去给我铺炕，说累了一天了，赶快歇息吧。我翻身躺下，让秦奶奶也睡。秦奶奶熄了灯说，好。那也不过是靠在被上假寐。这中间，大家又进来一次，秦奶奶立即坐起亮灯，并低声和儿孙说话。凌晨两点时，又有车来，大伙说，刚才是给老五家装车，现在终于轮到自家了，大家又鱼贯而出，我也沉沉睡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眼前朦胧的亮光惊醒，睁眼，只见秦奶奶盘腿坐在身旁，正托了腮和坐在炉旁的一个孙儿低声说话。孙儿手里拿着一部手机，屏幕亮着，不时递过来让秦奶奶看上面的内容，看到好笑处，两个人就吃吃地笑着。听见秦奶奶鼻子有点齉，怕是感冒了。我说：“奶奶，你着凉了，怎么还不睡呢？”秦奶奶回过头来，眼睛亮亮地看着我说：“睡不着。从得到搬家的消息后，我就七八天没睡了，今儿个更睡不着了。”我问：“为啥睡不着？”秦奶奶说：“可能是高兴的吧，也还有别的，反正说不清楚。”
听见身边有轻微的鼾声，我侧身，只见老六永民头靠在炕沿上睡着了，他媳妇也坐在身旁的椅子上打盹。这个勤劳的女人，这一天来，和男人一样拆房、抱砖、装车，在大家稍事歇息时，她还要做饭收拾一些零碎的东西。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起身往墙边挪挪，让他们上炕来伸伸腿。他们说：“不用了，天马上就亮了，要准备走了呢。”
七点钟时，村部的喇叭准时响起，让大家准备出发，大伙匆匆啃了几口馒头，说剩下的干粮带着路上吃。秦奶奶过来，也要给我装一个馒头。我说：“不用了，我吃几口就行。”秦奶奶把我拉到一边，将我昨天给她的那个苹果又塞给我，说：“我娃辛苦的，这是秦奶奶省给你的。”我笑着接过，眼睛里却湿湿的。
桌椅已经装上车了，昨晚睡过的被褥，也被老六媳妇麻利地卷起装上车，我扶秦奶奶出门，背后留下那个屋顶糊了一层又一层逼仄的老屋，精赤赤的，它会立马被推倒夷为平地。秦奶奶住了一辈子，辛苦育有3个女儿9个儿子，如今全家上下七八十口的老屋，将永远成为记忆。
晨曦中，一脸光灿的秦奶奶，上车，随着儿孙和乡亲们，一起去向她的新家。
咱要走了，走了，终于走了
与秦成秀奶奶说定要在她家住一晚后，见天色还早，我说再到前面几家去看看。踩着巷道里厚厚的羊粪，我往村子西头走去。见一家家什都已打包好在门口，我问：“都准备好了？”屋主张正兴答道：“都准备好了，就等车来哩。”
见我要往屋里去，张正兴撵上来说：“箍窑全都塌了，房子墙也空了。”说着，他拿脚去踹墙，墙皮簌簌落下。“看，这房子住不了几日了，就等搬家这一天哩。”我进到堂屋，地没铺，厚厚的土能把脚没进去。
张正兴60岁，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他这次和小儿子一起搬。大儿子在部队当兵13年，现转业在县上工作。
往小儿子的新房——西厢房去时，不住抹眼泪的张正兴嘴里一直不知念叨着啥。
这个勤劳的汉子，小儿子婚后去银川打工，老伴也随着去找了个看自行车的活，一年见不上几面。他留在家里种地，饥一顿饱一顿的，弄得身体也不大好。现在终于搬了，连湖离银川不远，儿子可以经常回家，老两口也能团聚了。张正兴抹着眼泪说：“唉，只是可惜了我这些树！长了十几年了，有苹果树、梨树、桃树、杏树、枣树，都已经挂果了。春天你没来，花儿开放，那个美呀！唉，再美有啥用，这个地方不养人啊！有个急病，走不出去人就殁了。这几年虽然通了路，但车没通，还要走七八里地才能坐上车。被大山隔着，信号也不好。有个头疼脑热的，真要急死人。我有个老兄弟，出去浪亲戚，突发心脑血管病，幸好亲戚家离吴忠近，就赶紧送去治疗，后又转到银川，这才把人给救下了。你说，要是放这，不就生生给耽误了，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啊。现在国家政策好，想着我们这些老的、弱的，我终于给等到这一天了。”
我笑道：“我也替你们高兴！”
正说着，张正兴在县城工作的大儿子张明金赶了回来帮父亲搬家。我说：“你们忙，我再到前面走走。”
“前面没有人家了。”张明金撵上来说。
我说：“我去看看大山。”
“不需要向导吗？”
我说：“那你就来当向导好了。”
“非常乐意！”
张明金笑着，和我一起向西面走去。在一处平坦的地方，张明金说：“这里曾经是一个堡子。”
“堡”是古代驻军搭建军事防守用的建筑物，废弃之后，边民为避战乱，最大限度地获得保护，多置家于堡垒附近，久之则形成规模大小不等的集镇。随着战略地位的更迭，大多军事要塞在撤离之后，原址附近的集镇因人口集聚得以保留，并多以原军事堡垒之名为其名，海原各村几乎都有大小不一、高矮不同、保存完好的堡子，可以说是海原的一大特色。
张明金说“堡”字时，第一次我没听清楚，他就又重复了一遍，我跟着去说，对他而言那样顺口的一个字，到我口中，就生硬拗口。对这个堡子的修建年代，张明金也不清楚，只说很久了。我站在堡子边沿，探头朝下看去，堡墙根离这几乎可用万丈深渊来形容，只看一下，我就头晕目眩，人不住朝后退去。我说：“这是一个大堡子啊。”张明金说：“那是。小时候，觉得它是最宏伟的建筑了，我们轻易上不去，上去了就下不来，下不来就看那无穷无尽的山。你看，我们这地方很奇怪，一个村子面对一座大山，上套脑对的是最前面那座，下套脑对的是这座，段湾对的是倒数第二座，八斗对的是最后那座。其实，在这些大山后，还有那绵绵不绝的大山。”
看见我笑，张明金也笑道：“小时候真傻，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就是天的尽头，觉得这些大山，就是最大的山了。长大后出去，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一直想着，我们生就是大山里的人，没有梦想过有一天能出去。没想到我们的父辈，倒先于我们出去，他们是赶上好时候了。”
啊哦，啊哦……听见这样的喊声，我举目望去。只见堡下一片开阔之地，种着一片用于饲羊的谷子，谷子已经黄透了。
“野鸡糟蹋谷子，主人在赶呢。”张明金说。
正说着，两只看上去只有麻雀大小的长尾巴野鸡扑棱棱地向东飞去。
赶走了野鸡，主人也从谷子地里出来，又到崖边斜卧了晒太阳。他不论坐卧还是站着，从这里看去都只有尺来长。在谷地的前方，一条咸水河在阳光下泛着亮光。它于东头绕了一圈，又朝北流去。张明金指着河水北流方向的大山说，他祖上曾住在那里。他太爷爷生了四个儿子，他是大太爷这一支的，大太爷是个地主，二太爷是国民党一个团的团长，三太爷是个土匪，四太爷曾在兰州城里当教授。
他家成分高。父辈一直翻不过身来，到了他这一辈，才有机会出去当兵。十三年，把青春全献给了部队。看着远处连绵不绝的大山。张明金动情地说。
我说：“如今你回来了，父亲和弟弟要搬出去了，会觉得孤独吗？”
“会，但更多的是高兴。父母辛苦了一辈子，在这大山里，身体一直处于透支状态，搬下去，生活、就医，将来孩子求学都方便，希望他们能去享享福！”
这时，我们前方一群鸽子飞起落下，像一条银色的流动的河，不时有几只红嘴乌鸦从它们头顶飞过。再前方，是一座庙。抽开铁棍插销进去，庙里五尊泥胎神像塑了半拉。中间的那尊，屈腿扬臂，很是霸气。未及塑的头被落满灰尘的绸被面包着，看不出分晓。东墙边神龛靠窗的地方，一个古旧的似猴又像猫的灯台，潮湿、沉重，我一只手举不起来。出来后，张明金说，这庙是刚建好的，以前的老庙在那。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过去，是两间低矮的土坯房，年久失修，也快坍塌了。我说，现在庙刚建好，神像还没塑完，人却要搬走了。看来，这是个完不成的工程了。
“就是。那时老百姓苦日子过怕了，建个庙塑个神，寻求心理安慰。现在赶上国家的好政策，都抢着往下搬，谁还有心思管这些泥菩萨。”
说着话，又来到张明金家门口，暮色里，斜靠在桌边的张正兴嘴里还咕哝着。这次我听清了，他是说：“咱要走了，走了，终于走了。”
不想再漂泊，要和孩子一起成长
看着夕阳西沉，暮色四合，我往秦成秀奶奶家去时，路过一户人家，透过后院木栅栏，见一老奶奶背对了我洗衣服。去还是不去？我在铺满羊粪的巷道里来回走了三趟。最后还是决定去看看。进了院子，我跟奶奶打着招呼，说：“奶奶，明天要搬家了，今天怎么还洗衣服呀？”奶奶忙不迭地起身笑道：“洗干净了好搬新家啊。”
奶奶将我让进屋，屋里有她的三个儿媳妇，两个在灶上准备晚饭，一个坐只小凳在炉边编抽纸盒，红色的绒线在她灵巧的指尖绕动。她叫安小琴，33岁，是三儿媳妇。嫁过来后，就一直和丈夫在兰州打工。
安小琴的衣着谈吐明显不同于她的两个嫂嫂。
我问她在兰州打工怎么样？她说：“好当然好，总比窝在这个山沟沟里强。这里，你也看到了，四面是山，沟又深，哪有个发展前途？再说，我们都还年轻。”
这话，秦奶奶的七儿子张永宏也说过。他说：“现在社会的进步逼着人往前走，人人都想要发展，看着别人家有小车，自己却连生活都过不去，人就羞臊得不行。”
“那现在搬下去后，还去兰州打工吗？”
“不了，搬下去后，可以就近到银川打工。以前在兰州是没办法，人漂泊在外头，没个家，回来也没个地方落脚，人像浮萍，没个根，漂怕了。现在终于有家了，可以回来好好过日子。再说，我家孩子眼看到上学的年纪了，搬下去后，他可以好好地上学，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说到底，我们再怎么吃苦怎么努力，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得更好，我们的希望全寄托在他们这代人身上，我们没读多少书，不能再把孩子耽误了，我要和孩子一起成长。”说到这，安小琴的目光落在坐在桌边和哥哥姐姐看漫画书的儿子身上，满眼爱怜。
是啊，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是我们这次采访中，许多人的心声。在下套脑村东头，矗立着两排红砖房教室，看起来建成没几年时间，可是已经锁了有两三年了。那时，一至六年级的教室里学生只有五个。有能力的家庭，就将孩子转到县城学校；差一点的，也去了乡上学校；再差一点的，就在附近学校混混日子，等长大一些，也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外出打工。这样的现状，肯定满足不了像安小琴这样常年在大都市打工，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他们知道人生的目标和意义。
在他们的新家——连湖农场，刚领到钥匙的史店乡姚家山村的杨芙蓉的丈夫，拉着箱子在巷道里跑，身后三个孩子也跟着一起跑，冬日暖阳下，我跑在最后。到新家后，他手颤得一时打不开新家的门，不好意思地说：“太激动了，这一天盼了很久！”等终于打开门后，他走进去，对吊顶雪白的家很是满意，说：“要赶紧收拾安顿下来，娃周一就开学了。喏，学校就在家后面，不远，我们这一路的奔波，都是为了娃呀！”
搬迁前的民居（资料图片）
搬出去后，即便乞讨也不再回来
我看见杨久莲时，她正站在院门口抹眼泪。院门已经拆了，女婿正奋力挖门口的两根水泥铸的门柱子，说一会儿大车装了家当，怕出不来碍事。
杨久莲66岁，育有4个女儿1个儿子。老伴已去世34年，那时候，小女儿刚满月。
你想想，寡妇带娃，一天疯子一样怀抱手拉着娃满山讨吃喝，山大沟深，连滚带爬，夏天晒掉皮，最难怅的是冬天，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肚子饿，天又冷，一家人就挤在一条破被子里挨日月。说起以往的岁月，杨久莲几度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杨久莲将能搬走的都装上车
装 车
“丈夫在时箍的窑全都塌了，这几间房是我后来拉扯着娃苦死挣活地盖下的，如今都拆了。”看着残壁断垣、一堆瓦砾的院落，杨久莲抹着眼泪说，“拆了，拆了，拆了好！搬迁后，日子要是过不下去，就是讨饭吃，我也再不回到这个地方来。”
我不知道经历过什么样的伤痛，让杨久莲的话说得这么决绝，但我深深知道，她人生的不易和坚强，这也许是大山所赋予的像她这类女性独具的柔韧。如村西头的杨维花，45岁，育有一儿一女，丈夫外出打工13年，走时儿子才11岁。自丈夫出去后，就再没管过这个家，近3年更是没有了联系。因家里生活困难，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女儿也只上到高二。一天，女儿跟她说：“妈，家里这么困难，你又这么辛苦，我也不想读书了。读下去，将来能不能考上大学还不一定。再说，我哥要结婚娶媳妇，这都需要花费。”那天，她抱着女儿痛哭了一场。之后，女儿上了宁夏职业技术学校的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在银川一家酒店打工。
“唉，她爹亏了娃呀！但是，他亏我不能亏。那时他刚出去，我要抛下娃也走了，我估摸能过上好日子，哪像现在一身病痛的。可是，思前想后，我不能呀，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我的娃。搬下去后，我要好好活着，给我儿娶媳妇。”
第二天清早7点钟，村部的广播准时响起，让大家准备上车出发。这时，太阳已从东边山坳里爬上来，像个火球，但天气却冷，人一开口说话，雾气就飞上眼镜片，朦胧中，早就出来的大伙，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谈论着他们即将搬迁的新家，也有来送行的，在依依惜别。这时，杨久莲从巷道里出来，头上包着一块蓝色的头巾，上身穿一件银蓝色小袄，套一件绿色外套，背一个黑色小包，手里还提着一个包，满脸喜色。看见我，她更是笑逐颜开。昨天那个抹着泪，一脸愁苦相的妇人不见了，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就这样，这明媚的笑伴她一路到新家，在连湖农场一村6号，我问她对她的新家满意吗？她说，满意。在指挥女儿女婿往下搬家当的同时，她指着院南阳光普照的地方，说明年开春在这加盖两间房当厨房。冬日暖阳下，她的笑温暖、幸福！
去往新家
这是时隔五年后，我们现场记录的整个宁夏生态移民中极微小的一部分。其实，早在2009年，我们就已关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