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茶驼路贸易的社会经济影响

苏利德

成吉思汗建立横跨亚欧的蒙古汗国，忽必烈建立统一的大元王朝，使得亚欧之间畅通无阻，草原丝绸之路达到全面鼎盛。明朝时草原丝路日渐式微，清朝随着漠南蒙古各部又进一步加大了与西北及喀尔喀蒙古、俄罗斯的友好往来，使草原丝绸古道重现繁华。此外，还有一条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和重视的草原丝路，那就是由祖国北部边陲重镇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张家口等地，向西北延伸，以沙漠之舟——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由驼工们开拓出的通往我国新疆及蒙古、俄罗斯的商路。由于运输的货物主要是绸缎、布匹和茶叶等物，所以，史学界将此条草原丝路定名为“丝茶驼路”或“丝茶驼道”。

一、草原丝茶驼路的形成、发展及走向

16世纪中叶，俺答汗统领土默特部驻牧丰州滩，统一漠南蒙古各部后，中国北方出现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实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俺答封贡”。“封贡”的实现，对于促进土默特万户以及右翼三万户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归化城成为了明蒙互市的重要集市及晋、陕、蒙、新商业贸易的中介。当时明王朝规定，中原商贾不许深入蒙古腹地贸易，于是每年漠南、漠北、漠西蒙古贵族就领大批驼队来到归化城购买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同时也出售带来的畜产品。这样，蒙古腹地和归化城之间，就逐渐出现了几条或长或短、断断续续的驼运栈道，这便是草原丝茶驼路的雏形。

清朝初年，在归化城的清军队伍里，出现了一种为清军在外地提供军需服务的随军经商的商人。康熙帝率大军亲征准噶尔（在今新疆西部）叛乱的时候，由于战线拉长，清政府的随军贸易做得就更为庞大。随军商贾除为部队贩运军稂、马匹等军需外，同时还兼做当地的民间生意。他们把从中原地区购买的茶叶、布匹、粮食以及草原牧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运往草原，换回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人们把这些随军流动经商的商贾称作“旅蒙商”，当时旅蒙商的流动经商活动主要以骆驼为运输工具，一般都是沿历史上的古驿站栈道和明代蒙古腹地盟旗来归化城易货的驼路逐水草而开拓前进，足迹遍布漠南、漠北、漠西广大草原。

康熙三十年，清政府召集漠北喀尔喀三部和漠南内蒙古四十九旗的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会盟时，蒙古王公一致向康熙帝上书，请求政府派遣更多旅蒙商深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康熙帝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但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威胁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清政府对旅蒙商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旅蒙的商队出关时，必须在经商许可证上注明商队人数、货物品种、数量以及起程和返程的日期等诸多内容，到达蒙古地区后，也必须要在当地官吏的监督下进行贸易。清政府尽管对旅蒙商给以种种限制，但毕竟入蒙经商已合法化，所以中原商人，特别是山西、直隶等地的商人蜂拥而至。于是，旅蒙商通过长城沿边道口，循着中原通往蒙古地区的驿道，由近及远，逐渐深入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更远的唐努乌梁海，以及漠西的古城、迪化、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的厄鲁特蒙古地区。这样，通往漠南、漠北、漠西的驼道逐渐拓展、疏通、延长。

乾隆中期以后，清政府对蒙地的封禁政策和对旅蒙商入蒙地的限制进一步松弛，遂使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日趋兴旺，旅蒙商在蒙古地区开始设立永久性的商号。特别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青海、新疆占领伊犁后，旅蒙商开辟了一条由前营到后营到西营的“营路”, “起初繁荣时期，每年输入70万～80万只羊、3万匹马、1万头骆驼和牛；输入五六百万两的皮革、毛绒；而由新疆伊犁一带运来的货物也达到一二百万两”。①

清乾隆中期以后，由于草原丝茶驼路上的商贸活动进入繁荣阶段，丝茶驼路站段固定，线路畅通，遂成为我国中原内地与西北蒙地以及中亚、沙俄商贸的最大经济命脉。据《蒙古与蒙古人》一书记载，光绪初年归化城每年的茶叶输出量为10余万箱，主要是砖茶。

自鸦片战争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使奔走于草原丝茶驼路上的旅蒙商在贸易成本上处于劣势地位，民族商贸受到严重冲击。进入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铁路、京绥铁路的通车，俄国把对华贸易的中心由蒙古转移到东北。俄商还利用享有的通商特权，直接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这种状况使旅蒙商在对俄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丧失殆尽，也导致了归化城、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等传统边贸中心日趋没落。辛亥革命后，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再加上蒙古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没收了旅蒙商在蒙古的资产，使旅蒙商遭受了重创。遭此变故，归绥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也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闭歇业。1929年以后经常往来于草原丝茶驼路，承担与西北地区贸易的商人是归绥的回族驼户。当时这些驼户有骆驼五千多峰，每年营业额约30万银元。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后，对华实行了经济统制，归绥的日本人对驼户的外出经商规定了若干限制。其中规定，凡出境（出日占领区）商贸，必须经贸易通商会的审查，即使得到许可，也要派人跟随驼队监督贸易。加之当时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实行全面封锁政策，出入新疆的贸易皆被封死。从此草原丝茶驼路开始衰败。抗战胜利后，通往新疆的驼道又重新开放，归绥和包头的驼商又开辟了新的驼道，继续与西北边陲进行贸易，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二、草原丝茶驼路的主要路线

清代至民国时期以归化城为起始点，通往漠北、漠西的草原丝茶驼路各有三条。每条线路上的站段，虽在这几百年中时有变迁，但整条线路走向变化均不大。

通往漠北的驼路有以下三条。

前营路：归化城—可可以力更（武川）—召河—乌里雅苏台（前营，今蒙古国扎希哈朗特），共经60站，全程5320～5630里。

后营路：归化城—可可以力更—召河，沿前营路行54站至格里塔拉分道，向西行110里到川镜，经察汗哀勒更到科布多（后营，今蒙古国吉尔格朗图），计73站，全程约6620里。

库伦路：归化城—可可以力更—召河—济斯洪果尔（从此站进入蒙古国）—库伦（今乌兰巴托），计39站，全程约2870里。

前营路、后营路、库伦路从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关闭。呼和浩特的驼运就只有走大西北去新疆的古城子路。古城子路实际上有三条，即大西路、小西路、新辟路。

大西路：归绥（今呼和浩特）—可可以力更—召河—百灵庙—老爷庙（从此站进入新疆地界）—木炭窑子—卧龙驹口—只几湖—古城子（新疆奇台县），计72站，全程约5430里。

小西路：归绥—可可以力更—召河—百灵庙—什拉哈达（从此站进入蒙古地界）—哈拉纽独（与大西路线合并）—古城子，计72站，全程约5470里。

大西路、小西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直是内地进入新疆的驼运通道。它基本上是沿着我国与蒙古国边界行走，时而在我国内蒙古，时而在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封锁了边境，中国驼队就不能再进入蒙古行走，所以驼工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旧路之南沿边境中国一侧，另辟出一条新路。这条路走内蒙古的达尔罕旗、茂明安旗、乌拉特旗，然后入宁夏、甘肃，最后进入新疆。这条路主要是由归化城的回族驼工开拓出来的，路途中虽然水草不佳、流沙拥阻、地匪经常出没，但其为沟通内地与新疆的商贸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辟路：归绥—可可以力更—召河—百灵庙—察哈点勒素—拐子湖脑包泉—芦草井子（从此到下站称“连四旱”，计350里，即走四程路都没水）—野马井子（从此到下站称“连三旱”，路程为310里）—骆驼泉—只几湖—古城子，全程约7660里，计74站。

三、草原丝茶驼路的贸易及货币

清朝和民国时期，随着草原丝茶驼路的畅通，从事商业活动的各类商铺遍布阴山南北及草原地带。据不完全统计，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60年代，仅漠北地区定居的旅蒙商号多达500余家，商人多达20余万。他们在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建了许多宽敞的店铺、货栈，形成了蒙汉等民族进行贸易交换的“买卖城”。当时产于湖北、安徽、福建的砖茶，产于河南、江西、山东的布匹、生烟、陶器、瓷器，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的面粉、金属器皿、供佛用品，产于江浙、两广的绸缎、蔗糖，源源不断集中到归化城、张家口等地，然后再由草原丝茶驼路运往漠南、漠北、漠西草原。

商队从归化城起程时，所运货物有砖茶、米性茶（红茶末）、布匹、绸缎、生烟、麦粉、蔗糖、调味品、陶器、瓷器、金属器皿、佛事用品、小百货、日杂用品及家具。从新疆、俄罗斯等地和国家回程时，所运货物有老羊皮、羔皮、细猎皮、羊毛、驼毛等皮毛，甘草、枸杞、黄芪、贝母、灵羊角、鹿茸等药材，葡萄干等干果，以及玉石、金属用品等。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货币的需求量和流通量大大增加，呈现新旧交替、中外混杂的局面。但蒙古地区由于受牧业经济基础、地域环境、交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金属货币往往不能适应商品交易的需要。因此，其商业贸易还主要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形成了草原牧区以土布、砖茶、绵羊等作为交换媒介的特殊货币形式，同时，也流通有各种货币。

（一）特殊货币

这一时期旅蒙商采取南买北卖、北买南卖的形式，即从张家口、天津、北京、上海等地贩上土布、花缎、丝绸、茶叶、瓷器及药品等，运到西北各省及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销售；再从销售地收上灰鼠、旱獭、北极狐、狼、貂等皮张、皮革制品及贵重药材，如鹿茸、贝母、枸杞、麝香等物，运销各省。

土布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交换媒介，旅蒙商人在恰克图的商贸往来都是用土布来作价的。据张诚《鞑靼旅行记》记载，1688年，法国传教士曾如此描绘他们和蒙古人之间的以货易货：“在路上，我们碰见几位喀尔喀鞑靼人。他们携带着骆驼、马匹和羊出售或进行交换。我们用茶叶和烟草与之交易，价格约为十五索尔可换一只羊……用他们的牲畜交换布、烟草及茶叶……他们不愿收钱，而只需布……拒绝收钱，但要布、茶叶、烟草和食盐作补偿。”

《绥远通志稿》记载，清代归化城在以货易货中，主要用绵羊和砖茶作为交换媒介。砖茶与绵羊的比价是每只绵羊相当于7块三九砖茶（三九砖茶指每箱包装39块砖茶，每块值白银三钱左右）的价值，好绵羊可达12块三九砖茶。《蒙古地志》载恰克图砖茶市情：“凡市场商店购买物件，有以小片砖茶标价者，土人亦喜相接受，如碎切之银两。大抵一头羊换砖茶十二至十五个，骆驼可换百二十个至百五十个。”

砖茶与羊皮的比价是每张绵羊皮约相当于1.4块三九砖茶；与羊肉的比价是每块砖茶相当于3斤绵羊肉；与羊毛的比价是每块三九砖茶相当于2.5斤绵羊毛。砖茶与马的比价是每匹普通马相当于46块三九砖茶，每匹好马可达86块三九砖茶。

归化城的绵羊和砖茶比价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有明显的物价差距。土布、绵羊和砖茶是在丝茶驼路以货易货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二）金属货币

由于草原丝茶驼路商业日趋兴旺发达，旅蒙商队把银两、银元、铜钱、铜元相继带入驼路，同时也使许多外国钱币流通到驼路上，成为丝茶驼路上流通货币的一部分。

清代以前的草原丝茶驼路上，已有货币流通，以银两和铜钱为主；入清后，仍流通银两和铜钱。从清代晚期开始出现了银元、铜元，与银两和铜钱混合流通于草原丝茶驼路上。

1． 银币。在清代，白银和铜钱均可平行使用，交易额大就用白银，小则用铜钱。归化城及草原丝茶驼路上用银两多于铜钱，晚清开始使用银、铜币。银币分银锭和银元两种，常见的有山西省清代和民国初年的大小元宝，如大同元宝和太谷宝等，也有归化元宝。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党在全国推行废两改元，以银元为货币单位，白银才退出流通领域。大量流入草原丝茶驼路的银元主要有袁大头、孙中山小人头、英国站洋、墨西哥鹰洋、航船、俄国羌人头等，还有日本、美国贸易银元，但流通量不大。

2． 铜钱。草原丝茶驼路上流通的铜钱以清政府或各省官钱局铸为多，间杂有前朝铜钱，品种有样钱、制钱、黄钱、白钱、青钱、红钱、普尔钱等。

3． 铜元。清末民初流通于草原丝茶驼路的铜元，常见的有山西铜元局所铸的红铜元，另有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等。

（三）纸币

纸币有两种，一种是地方官银号或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一种是商会或商行发行的帖子。

归化城及草原丝茶驼路上流通的纸币有以下几种。

1． 大清银行纸币。面额有100元、10元、5元、1元数种。

2． 俄国国立银行兑换券（羌帖）。面额分500留、100留、50留、25留、10留、5留、3留、1留几种。日俄战争后禁止流通。

3． 地方票券。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地方票券流通于草原丝茶驼路上，如绥远平市官钱局发行的平市票、山西省银行发行的晋钞、西北军随军银行发行的西北银行票、归绥市丰业银行发行的丰业票、太原晋绥公署创办发行的绥西垦业银号票、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中央银行券和法币、绥远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券以及大盛魁印票庄发行的帖子等。

上述流通的诸多钱币，虽然其制造与发行并非专为草原丝茶驼路贸易使用，但确实流通到了归绥地区的草原丝茶驼路上，其中不能排除部分货币参与或充当了丝茶驼路的贸易货币。由于政治和军事原因，各官私银行发行大量纸币，使草原丝茶驼路贸易货币丰富多彩，同时也造成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这也是大批旅蒙商家在民国年间纷纷倒闭的一个重要原因。草原丝茶驼路上大量外币的流入，给蒙汉两族人民带来了灾难，也反映出了外国列强对中国赤裸裸的经济掠夺。

总之，千百年来，丝茶驼路除了源源不断的丝绸、瓷器、金银、茶叶、烟草、玉石、皮毛等大宗商品的往返，还有与之相伴的文化、政治交流。丝茶驼路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东西方交通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一条经济与文化之路，也是军事与政治之路。在沟通中原地区和祖国西北边陲的政治经济、巩固祖国北部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①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修订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