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亡羊补牢，范仲淹当斩
这边的后事安排了，韩琦的心中也算是有了些许的安慰。作为朝廷重臣、戍边大将，他不敢怠慢，星夜赶回汴京，听从圣上发落。
好水川之战，宋军遭受西夏重创，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史书记载“关右大震”，“仁宗旰食”。一万多将士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阵亡，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在宋与西夏的多年拉锯战中，自然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权者宋皇赵祯，一直将西夏看作不起眼的附属小国，它北有契丹强辽压境逼迫，南有大宋挟制，西有吐蕃牵制，在夹缝中生存的西夏，一直谨小慎微地过日子。即使有时候西夏军队越境来犯，也是小打小闹，掳抢一些粮食和牛羊马匹，那也是个别小股队伍所为，他们是为了生存，西夏头领未必知道，也未必指派。其间发生了几次大的军事冲突，西夏也是败多胜少，不堪一击。就是近年来发生的山川口战斗，西夏军队虽然大大进了一步，打了胜仗，但也没有讨到多大便宜，结果还不是俯首称臣？
这次是怎么了？是上苍暗助，还是西夏人连夜崛起？
宋皇食不甘味地挨过几日，待到各路大臣都赶到后，便上朝议事。
汴京的金銮殿上，皇帝早朝，群臣早早来到。旨毕三呼“万岁”之后，便开始商讨好水川惨败战况和今后防御诸事。
赵祯看了一眼立在一旁的夏竦，意思自然明白不过了，就是令他汇报此次作战情况：你是讨夏主帅，事情为何落到如此结果，你得给孤和众臣有个交代吧？
夏竦连忙跪地禀奏：“启奏万岁，臣下有本。好水川此次惨败，微臣作为主帅，理应担当责任。”他抬头看了看站立两厢的韩琦和范仲淹，便将话题回转过来，继续禀奏，“不过，微臣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朝廷作战方案部署兵力，前方有韩将军亲自督战，任福将军挂帅出征，正副先锋和押粮后盾一应齐备，还有范将军侧面接应……”
夏竦的禀奏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是在推脱责任。
这个重权在握的大臣，一向以圆滑著称，平日，在其他朝臣谨小慎微、敛言缄默时，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因此深得宋皇赵祯的赏识。他的《安边十策》就赢得了好评。
《安边十策》是：
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就是要求守边士兵加强弓弩射击训练。
二、“羁縻属兑以为藩篱。”就是教化、感召、唆使沿边的蕃人部落归附宋朝。主要指西夏人。
三、“诏唃嘶啰父子并力破贼。”就是联结西部部落首领唃嘶啰父子，合力打击西夏，形成夹击之势。
四、“度地形险易远近，寨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就是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安排军事力量，部署兵力和给养。
五、“诏诸路互相应救。”就是平时与战时各路兵力不能各自为政，而要相互支援，形成合力。
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就是招募各方当地人为士兵，全民皆兵，以代替朝廷正规军，弥补正规军不足问题。
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这条与第六条其实类同，只不过强调了“土人”中有武艺者的作用。
八、“并边小寨，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寨入保大寨，以完兵力。”这是个聪明的建议，至少可以少浪费粮草，准许前线将士可以视具体情况放弃一些寨堡，以增强作战的机动灵活性。然而却隐含着遇敌不思坚守而弃城逃跑的意念。
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这条的意思是，如果陕西的老百姓犯法应罚金的，不用交金属了，改交小米，充作军粮，五斗小米顶一斤铜（按当时一斗相当于六公斤重计算，五斗就是三十公斤左右）。这个做法可以减少由内地往陕西运送军粮的负担。这种现象早在汉武帝时就这么做的。
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即辞退老弱等多余的无战斗力兵将，减少骑兵。因为养一名骑兵比养一名步兵更费粮草，步兵只养人就可以了，骑兵不仅养人，还要养马（有史料说，当时养一名骑兵的费用可以养五名步兵）。这样，是可以减少内地运输的负担了。
上述“十策”不用细究，稍一浏览，就会发现好多内容都是废话，有些前人早就实施了，有些事情（如第一策、第五策）不值得一提，有些还是十分错误的。比如说第十策中的“减骑兵”。对西夏作战，骑兵至关重要，为何要削减？
就是这样的“十策”，宋皇帝大加赞赏，大都给予肯定，颁布执行。
夏竦就是凭这《安边十策》被朝廷任命为镇边统帅——陕西经略使和招讨大将军的。
夏竦是一位很会察言观色的角儿。为了进一步博取皇帝信任，赢得众臣赞誉，他力荐政见不和的韩琦和范仲淹为其副使，共御边陲政事。因为韩与范以刚直不阿、诚实善良、忠心不二著称，他们的下属个个都是忠勇之士。拉拢了这两位朝廷重臣，他的根基便会更加稳固。
好水川战事惨败，夏竦自知有脱不开的责任，如果宋皇认真追究起来，他定然不会有好结果。
此时此刻，他也顾不了许多，不得不使用他能言善辩的本事来推脱责任，能推脱多少就推脱多少。
韩琦是个忠勇的汉子，他不仅忠于朝廷，也忠于直接的顶头上司。在战场前沿，面对数万阵亡将士和哭喊恸地的百姓，他内心受到了极大震动，因此做好了承担责任的思想准备。再说，他知道，对于此次战斗，夏竦确实做过安排，而且具体细节还是自己部署的。从任福身上取得的战略情报来看，是任福大意轻敌，没有按照部署行军布阵，夏竦作为主帅，他应该做的事先都做了。这时听得他将责任往自己和另一副使范仲淹身上推，他便跪地启奏：“启禀万岁：好水川兵败，原因很多，然微臣指挥不力、调遣不当是主要原因，与夏经略关系不大，应该部署的他都有过安排部署。臣当请罪，请万岁处置。”他又将从任福身上取得的军事情报双手呈上，再次禀奏道，“这是臣从任福将军身上搜寻到的情报，有请万岁过目。”
常随官将带着黑乎乎血污的情报呈于仁宗龙案，群情一片哗然。
忠勇善战的任福的形象一下子闪现在大家脑海里。
金殿上出现了瞬息的静默。
这时的范仲淹沉不住气了，提衣跪拜，禀道：“韩琦所言属实，微臣也有失误，请万岁查处。”
范仲淹之所以如此称呼韩琦，是因为韩琦比他年轻二十岁，他将他当作后生晚辈看待。其实他们官职一般大小，都是朝廷命官——陕西经略副使兼招讨之职，韩琦为泾州知事，他为延州知事。而在排名上，他还居韩琦之后。因为他与韩琦都是众臣和皇帝公认的文武才子，也都以正直、忠诚、能干闻名。他的经略副使还是韩琦推荐禀奏，朝廷任命的。然而，他们却因为思维不同，见解不同，处事方式不同（特别是对待西夏“主战”与“主和”分歧较大，韩琦主战，范公主和），因此常常争论不休。而这种争论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丝毫没有掺杂个人恩怨。
在好水川战事惨败方面，他们有着共同责任，也有着共同的痛楚。他们觉得自己有着无法弥补、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他们此时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求得皇上处罚心里才能安宁，才能部分解除对阵亡将士及其家属的内疚。
宋皇赵祯并没有接过常随官呈上来的任福遗物，只是盯着那被血污浸染的军事情报出神，重重地吸了一口气。这位被认为心软善良的大宋皇帝，心里涌上一个意念：人都阵亡了，其爱子也一同为国捐躯了，还追究甚责任？
此时，却只听得一声启奏：“启奏万岁，微臣有本！”
只见有人撩衣跪在大殿中央。此人乃是官职为参知政事的宋庠。宋庠官职虽小，但他一向豁达，敢于直言进谏。
宋庠三呼万岁之后，便言辞激昂地述说起此次好水川惨败的原因，重点弹劾范仲淹。
“微臣以为，是范招讨错失良机，按兵不动，才导致好水川军力孤立无援，酿成败局。”
他这一说，群臣面面相觑，感到惊讶。
在大家的心目中，范仲淹是位众所周知的大忠臣，他有胆有识，无论文韬还是武略，都在众臣之上，深得皇上器重，满朝文武，从来没有人对他说长道短，更没有人敢弹劾他。宋庠小小官职，以如此尖刻的措词弹劾他，大家（包括皇上赵祯在内）都感到意外。
宋庠继续启奏：“西夏大军进犯怀远镇，逼进好水川之时，范将军率领的兵马正在延州待命，如若趁此机会，攻打空虚的西夏国都兴庆府，李元昊还敢再挥师南下掠城占地、残杀我邦人马？”
此时的范仲淹，觉得启奏者来势不小，便立不住了。他立即插言禀奏，道：“启奏万岁，此时微臣没有接到朝廷命令，不能轻举妄动，再说，也没有获得元昊大军南下情报……”
其言未毕，宋庠便打断了他的话，道：“自古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历经百战的朝廷重将，理应临阵察言观色，洞悉军情，随机应变，当决则决，宜断则断，如何能坐失良机？如果没有获得西夏大军南下情报，更是莫大失误。我朝在延州重兵设防，意在牵制西夏，随时掌握其军事动向。西夏如此大规模行动，我们为何一点情报都不掌握，岂不失职？据微臣了解，范公一向与李元昊接洽频繁，怎么能丝毫不知其军事动向？”
也许大家觉得宋庠说得有理，殿内出现了小声议论。
范仲淹还要辩解，宋庠一个手势制止了他，紧接着道：“更有甚者，范公不该背着朝廷与李元昊议和……”
“啊？”场面上发出了惊讶的质疑声。
宋皇也暗自发出了质疑：竟有此事？
确有此事。
这一点，范仲淹自己比谁都清楚。
还是山川口战后，西夏取得了有史以来的大胜。这使李元昊的信心倍增，灭宋取代的野心日趋膨胀。但他却觉得直接大举进攻，还是不好取胜，便使了缓兵、疑兵之计，派人为距离较近的延州守将范仲淹送去了和解文书。
和解文书自然写得情真意切，还用了“顿首泣血”的词语。历表了多年来大宋朝对西夏的帮助扶持，对西夏经济复苏的援助，对西夏数次轻举妄动行为的原谅等等“恩泽”。称宋朝皇帝是“仁慈的明君”，称范仲淹是“胸怀宽广的无敌将军”。为了使范仲淹深信不疑，李元昊还历数了契丹暗中拉拢贿赂，共同夺取宋朝江山的情报，言明契丹“不仁不义，不可投靠”。因此而得罪了契丹，担心他们施报复，诚心与大宋朝修好，愿意俯首称臣。
元昊既然有此诚意，为何不将议和文书直接送与宋朝皇帝，而要送与延州守将范仲淹，这也正是元昊的诡诈之处。他对宋朝内部的策略早就了如指掌。他知道范仲淹为人忠厚，书生意气，一直秉承宋朝皇帝意旨，主和不主战，以安抚夏邦为主。他是最好蒙哄的主儿。
范仲淹呢，他觉得元昊的议和文书真实可信。如果西夏能顺利归顺，正可避免连年征战，生灵涂炭。这正好符合当朝皇帝“宜感化安抚，不宜武力相加”的战略意旨。自己促成了这件事，功莫大焉，宋皇岂能怪罪？
在这种意念左右下，书生意气的范公彻底被蒙蔽，在等待西夏正式归顺文书的到来，等待两相和好的春天！
元昊呢，向范仲淹送达了议和文书之后，便暗中加快了南下进程。军师张元派奸细盗取了宋朝夏竦的对夏作战方略，这犹如悍将遇兵书，底气便涨了许多。他们偷偷向南据点天都山神秘进军的军情被忽略，毫无觉察。
范公如此擅自行为，如果兵胜倒也无妨，可是如今宋军惨败，那就不是一般小是小非问题了。
宋庠的弹劾，无异于炸雷轰鸣。他进而奏道：“军情明晰，责任明确，范公当斩！”
这个弹劾非同小可。韩琦急了，夏竦也有些急了。
他们都替范仲淹说情开脱。
韩琦奏道：“范公主北塞，微臣主泾渭数州，好水川乃为自己主持范畴，责任主要在微臣。请万岁降罪于微臣，以减轻范公罪责。”
韩琦如此直言担当责任，是出于无私与正直。其实，他也是有苦难言，无以为力。在对待西夏问题上，主战主张最强硬的就是他。但在范公和宋皇的主和思想影响下，夏竦态度暧昧。这样，他一个年轻气盛将官的主张，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然而，韩琦倡导的主战也只是理论上的、说在口头上的，并不曾扎扎实实地落实，军队是用来杀伤对方的，而不是靠大话和阵势炫耀吓唬敌人的。韩琦正是犯了嘴硬心软的错误。
夏竦也说自己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他请求开脱一部分范公的罪责。
其实，夏竦罪在不赦。
以上所表，张元选派奸细深入宋营，盗取了军事情报。这情报是从夏竦的行营盗取的。他能没有责任？
不过，宋庠的矛头对准了范仲淹，夏竦腾开了身子。
再说，机密情报被西夏人偷走的事没有大范围泄露，宋皇还被蒙在鼓里。就是韩琦和范仲淹也没有获得准确消息。
军事情报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夏竦在紧张之余，立即做了补救措施，以口头形式传递给了韩琦，韩琦再传达给任福等将官。然而重大军事行动已经难以及时变更。下达到直接参战将领任福头上时，也没有细致严谨地安排部署。一向自恃武功高强、屡打胜仗的任福，有点刚愎自用，不但没有认真研究主帅的行军布阵意图，而且也没有按要求方略提前通知羊牧隆城守军王珪部及时增援，两边夹击。任福觉得，西夏贼兵不过数千上万之众，我大宋一万八千精兵，击溃他们易如反掌，何用羊牧隆城驻军？
失误渐渐明了。那么范仲淹该不该领刑当斩呢？
面对齐刷刷跪下求情的众大臣，宋朝皇帝赵祯也为难了。
不严惩吧，此次战败真是损失惨重，难以向国人交代，也难以向大宋江山交代。宋庠的启奏有理有节，全心全意为社稷着想，不能不予重视。要斩首范仲淹吧，他觉得这个他事先没有丝毫意念的处罚还是过于重了一些。范仲淹可是万民敬仰、众臣佩服的忠臣良将啊！
正在宋皇犹豫不决的时候，宰相吕夷简启奏了。只见他鹤发童颜，相貌堂堂，执着笏板跪在地上，大声启奏道：“启奏万岁，臣以为范公不可斩首。”他一连道出了三个不可斩首的理由，“首先，范公一向忠心耿耿，拓疆域，戍边陲，屯兵马，抚西夏，安契丹，屡建奇功，万民敬仰，众臣折服，万岁器重。如若斩首，难以服众。其次，宋夏交兵，还有个契丹虎视眈眈，如今正当用人之时，斩首良将，使我损失，长敌志气。再次，胜败乃兵家常事，胜了就奖励，败了就斩将，这不利于合力抗敌。况且范公不是现场主帅，没有直接责任。鉴于他的一些过失，当降职处分，令其戴罪立功。”
吕丞相的启奏合情合理。范仲淹得以保全性命。不过，他与韩琦、夏竦都受到了降职处分。三员大将分别被革去了陕西经略使、副使和招讨、副招讨官职。三人也换防驻守。
宋庠的弹劾虽然没有被准奏，但他的名望由此大增，他的其他建议均被宋皇采纳。利国利民的建议有：在潼关黄河沿岸修筑工事，阻止西夏大军南下；拨付军饷，安抚受灾地区百姓，免除战乱地区百姓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