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岩画的发现与研究

朱利峰

摘 要：人面岩画是一种环太平洋的文化现象，早在18世纪国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对相关内容的调查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发现和研究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通过对国内外人面岩画发现、研究、解读，以及断代等问题的梳理，在借鉴岩画学家以及考古学家常规做法的基础上，有助于开展对专题岩画的分期、分区、分类研究。

关键词：岩画；人面像；环太平洋；断代

在岩画体系中，有一种仅表现人类面部或类人形五官而没有身体的岩画类型，颇具特色，学界俗称“人面像”岩画，简称人面岩画。“人面像”岩画与常见的“人像”岩画不同，虽然都是表现人，但是人面岩画更突出眼睛、眉、鼻子、嘴巴等面部五官，而忽略了身体，因此呈现出更为强烈的视觉魅惑。近年来，中国人面岩画的新发现令人瞩目，吸引人们对这些图像一探究竟。

前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E． 阿纳蒂先生曾为陈兆复教授的著作《中国岩画发现史》撰写序言，其中专门提到了人面岩画。他认为，人面岩画是最古老的岩画之一，是人兽祖先的神灵和保护者，并提出人面岩画的“环太平洋”概念。阿纳蒂指出，环太平洋区域内的人面岩画以及在其他媒介上的相似图像，可能源于亚洲。同时，他也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指出亚洲、澳洲和美洲之间巨大的距离是人面岩画深入研究的难点。还提出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人面岩画的年代，应该是在距今七八千年的主张。

自18世纪以来的300余年间，一些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如北美洲的美国（含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诸岛）、加拿大，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区域的古巴、波多黎各、圣文森特岛等，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含复活节岛）、秘鲁、哥伦比亚等，亚洲的俄罗斯、蒙古、中国、韩国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及其周边一些南太平洋岛屿，都先后发现有不同数量的人面岩画遗存。19世纪末之后岩画被广泛发现，并掀起研究热潮的百余年间，国际学术界鲜有将人面岩画作为专题进行研究的，通常，都是在史前艺术或者岩画研究的过程中涉及此类岩画的时候略微提及。

一、外国人面岩画的发现

国外最早对人面岩画的图像记载始于1767年。当时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以兹拉·斯蒂尔斯（Ezra Stiles），在调查马萨诸塞州伯克利镇顿河（Taunton River）左岸的一块名为Dighton Rock的岩石后，于1767年7月15日描绘了这块岩石上的所有图形，其中明显有两个椭圆形人面像（图1）。然而斯蒂尔斯的兴趣在类似于文字符号的其他图形上面，因此，他称这块岩石为“Writing Rock”，没有对其中的人面岩画进行研究，尽管如此，他对北美洲岩画的发现和调查仍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图1 Dighton 岩石

1871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佛雷德·哈特（Ch. Fred Hartt, M.A.）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巴西岩画的论文《巴西岩刻画》（Brazilian Rock Inscriptions），首次披露了部分巴西人面岩画。1889年，美国人类学家布林顿·丹尼尔·加里森（Daniel G. Brintond）的论文《西印度群岛圣文森特岛上的史前岩画》中用素描方式描绘了一个人物和两个人面的岩画图形（图2），并进行了初步的解读，首次用“Human Faces（人面）”作为一个岩画类型的名称。

亚洲的人面岩画最早发现于1897年，美国考古学家博斯霍尔德·劳弗尔（Berthold Laufer）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萨卡奇—阿连村发现了100多个人面岩画，并于1899年发表了论文《黑龙江史前岩画》（Petroglyphs on the Amoor），他也使用了“Human Faces（人面）”这一岩画术语。根据当地出土的新石器时期人面陶塑，阿纳蒂判断这里的人面岩画是与陶制品同时出现的。

图2 圣文森特岛岩画

图3 阿拉斯加岩画

1917年，美国民族学家沃尔特·霍夫（Walter Hough）在其著作《人类学笔记》（Anthropological Notes）中记载了C. A． 哈尔沃森船长（C. A. Halvorsen）提供的一些照片，证实在美国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岛（Kodiak Island）西南侧港湾处发现了一个人面岩画遗址（图3），据称有数百个图像，并记录了具体的经纬度坐标。1947年，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F． 海泽（Robert F. Heizer）在霍夫博士发现的基础上，又结合1944年披露的一批照片，对科迪亚克岛的两处岩画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详细的类型学排比，发表了论文《阿拉斯加科迪亚克岛西南部史前岩画》（Petroglyphs from Southwestern Kodiak Island, Alaska），其中将人面岩画分为有轮廓（faces with facial outline）和无轮廓（faces without outline, features only）两种，认为是阿拉斯加的原住民康尼亚戈人（Koniag）创作了这些作品。在随后的20世纪70~90年代，美、加学者在美洲西海岸发现了为数众多的人面岩画遗迹，这些人面岩画沿着阿拉斯加岛屿，顺着海岸线向南延展到北美中部。随着更多线索在美洲被发现，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些人面岩画之间的差异性，但均只从美洲大陆的原住民角度进行研究，并未能以全球视野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共性因素。

图4 北美洲西北海岸岩画

加拿大印第安部落研究专家爱德华·米德（Edward Meade）于1971年出版的专著《西北太平洋地区印第安岩刻》（Indian Rock Carving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首次收录了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多达49个地点的岩画，其中不乏人面岩画，爱德华称之为“Mask Face”；加拿大温哥华图书馆的研究员贝斯·希尔（Beth Hill）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调查了200余个岩画点，其中有70多个地点发现人面岩画，并于1974和1975年先后出版了专著《太平洋西北地区印第安史前岩画》（Indian Petroglyph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Beth 1974）《太平洋西北海岸的印第安岩刻指南》（Guide to Indian Rock Carving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Coast）（Beth 1975），详细描述了加拿大西北太平洋沿岸的岩画调查情况，书中将人面岩画统称为“face”。虽然当时中国的人面岩画尚未被广泛发现，但希尔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在美洲西北海岸所发现的岩画“很有可能源于中国早期文明的艺术传统，并沿着太平洋沿岸扩散开来”①。

图5 西北海岸班布里其岩画

图6 西北海岸韦恩岩画

图7 西北海岸维克多岩画

1981年，美国学者丹尼尔·里恩（Daniel Leen）在《西北人类学研究》杂志发表了名为《华盛顿西海岸的岩画》（The Rock Art of Northwest Washington）的长篇学术论文，文中列举了大量首次发现的美国西北海岸人面岩画拓片和描图，并结合北美印第安土著艺术进行了民族学的比较研究，以图例标示了北美西北海岸地区人面岩画的分布规律。美国学者凯泽（Keyser）于1992年在他的著作《哥伦比亚高原的印第安岩画》（Indian Rock Art of the Columbia Plateau）中认为：“……面具或具有人面特征的形象具有夸张的牙齿、眉眼或其他面部特征，它们之中没有哪两个具有显著的相似性，这与其他艺术形式中总是重复相同的特征明显不同，表明每一个艺术家在描绘他的守护神时更多地具有其个人色彩。”①同年，美国学者亚历克斯·帕特森（Alex Patterson）在他编制的《美国西南部岩画符号的田野指南》（A Field Guide to Rock Art Symbols of the Greater Southwest）时，将人面岩画纳入到Humanlike （类人型）岩画类型之中，其中对各种人面岩画的具体称呼不下十几种。直到近十几年来，在一些学术会议和著作中，人们才普遍将Faces和Masks作为人面岩画类型的约定俗成的称呼。

图8 福建仙字潭岩画

图9 内蒙古阴山岩画

2011年，澳大利亚学者本·沃森（Ben Watson）发表了题为《以眼为见：世界岩画中的人类感知及其拟人面孔》（The Eyes Have It: Human Perception and Anthropomorphic Faces in World Rock Art），通过观察澳大利亚所发现的以表现眼睛为主的人面岩画，把视线引向整个环太平洋区域，将环形双目作为基本要素提炼出来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对称的眼睛作为人用来感知世界的最强有力的神经系统构件，使得原始岩画艺术家很自然地选择其为传递信息的一种社会符号。1961~1965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北部发现了一个人面岩画遗址群，1992年澳大利亚的岩画学家保罗·塔森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进行过初步介绍。近几年来，魁北克大学的人类学家丹尼尔·阿瑟诺（Daniel Arsenault）教授在此基础上，通过更深入的实地考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一个叫作夸加它里克的岩画点，结合整个北极地区（包括从挪威到格陵兰岛再到阿拉斯加、西伯利亚）不同社群的岩画艺术在图案和主题上存在的相似性，并列举了大量的多赛特便携式艺术品，试图说明从萨满教的服饰、用具、宗教仪式和表达方式等方面看，魁北克北部的这些人面岩画与萨满巫术的源头是一致的。

图10 内蒙古桌子山岩画

图11 宁夏贺兰山岩画

二、中国人面岩画的发现

图12 台湾万山岩画

中国关于人面岩画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水经注》:“渡流头滩十里，便得宜昌县也。江水又东迳狼尾滩百历人滩。袁山松曰：二滩相去二里。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嵚崟，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郦道元，北魏，《水经注》卷三十四）这说明至少在距今1500余年之前的北魏时期，长江流域的湖北与四川一带还保有刻着人面岩画的岩石。

然而，中国人面岩画的图像记录以及发现和研究却晚于美洲和俄罗斯境内的东北亚等地区，肇始于1915年黄仲琴对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的发现及其1935年发表的《汰溪古文》，他认为刻于崖壁上的图形符号是古代的文字；1957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了仙字潭石刻，将其中明显是人面的图像识别为人面形，但仍认为其他岩刻属于古文字，后来才逐渐被学者们确认为是岩画；1928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阴山西段的狼山南麓发现人面岩画；20世纪60年代末，李祥石发现贺兰山贺兰口的人面岩画；1973年牧民发现桌子山岩画；1976年，盖山林在阴山发现大量人面岩画，至1980年的5年间，他从乌拉特中旗韩乌拉山的人面群像开始，对阴山西段的狼山地区岩画展开调查，记录了大量的人面岩画资料。此后， 1978年在台湾的万山，1979年在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1981年在内蒙古的白岔河、桌子山，1982年在宁夏贺兰山，1992年在内蒙古阴河等地，逐渐发现了更多人面岩画。

图13 宁夏中卫北山岩画

图14 内蒙古阴河岩画

图15 内蒙古白岔河岩画

图16 内蒙古阿拉善岩画

图17 内蒙古翁牛特旗岩画

图18 内蒙古阴山岩画

直到21世纪初的几年间，人面岩画还在不断地被发现，特别是2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翁牛特旗岩画的大规模发现，河北省承德地区岩画的首次发现，2005年将军崖第四组岩画的发现，以及2007~2008年阴山格尔敖包沟、莫勒赫图沟的新发现，都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三、人面岩画的文化解释

中国学者在岩画研究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人面类型的关注，关于人面岩画的文化解释，许多人都有各自的观点，主要有“传播论”“面具说”“生殖崇拜论”“萨满巫术论”和“二元论”，其中“传播论”和“面具说”占主导。

中国人面岩画的系统化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岩画学者李洪甫、宋耀良和李祥石持传播论观点。

宋耀良根据自己5年四万余公里田野调查和潜心研究的成果，于1992年推出专著《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选择“神格人面”这一岩画专题展开深入剖析，全书分为分布范围与地理特征，图像特征与类型，制作技法与伴生符号，主要遗存址，制作年代与制作者族属，符式的起源、传播与演变，性质与功能，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流向何处等九章，指出中国人面岩画系一种同源文化所致，以北、东、中三条线状分布在华北和华东沿海区域。在具体的研究和论证过程中，他借鉴了原始宗教学、考古学、神话学、古文字学以及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诸多材料与方法，试图将中国人面岩画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还原到中国史前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来解释其文化功能和内涵。他认为，人面岩画镌刻在固定的石头之上而不能随人迁徙，因此不是游牧民族所为，其作者应该是过着定居生活的民族；再从分布范围和制作规模之大的角度，认为不可能是一个弱小封闭的民族所为，而是由强大、统一，数千年保持着文化延续性的民族所创造，这个民族是“华夏族”或华夏族的祖先，也就是源于中原地区的主体民族；他又从新石器时期人面形器物的出土地点与人面岩画分布地点的重叠情况，推断人面岩画是农业文化的产物。显然，这种判断已经将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排除在外了。

20世纪90年代，在北美洲经过数年的调查和研究之后，宋耀良于1998年又发表了题为《环北太平洋区域史前人面岩画研究》（Prehistoric Human-face Petroglyphs of the North Pacific Region）的论文，提出美洲、俄罗斯人面岩画与中国的人面岩画存在多种相似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同源文化跨洲传播的结果，起源于中国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区域。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拥有镌刻人面岩画宗教需要的亚洲史前居民，经阿留申群岛将人面岩画传播到美洲大陆。2010年，宋耀良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中再次表述了这种传播观点，但是在一篇新发表的论文中将起源点修正为赤峰地区。

1997年，李洪甫的著作《太平洋岩画——人类最古老的民俗文化遗迹》，也以文化传播观点详细列举了环太平洋文化圈周边的岩画遗迹，其中涉及人面岩画，作者指出各国主要岩画点之间具有亲缘关系，并认为将军崖岩画的凿刻者是东夷首领少昊氏族的成员，东夷少昊文化是这个文化圈的中枢，以东夷文化为中心向南北方向的延伸和传布，导致了东方文化带的形成。

李祥石的观点认为人面岩画的作者是有着多元信仰的中华民族，即广义上的“华族”，人面岩画中各种各样的图腾崇拜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产物，环太平洋地区的人面像岩画“具有同族同源同文化属性的特征”。

1991年，李福顺教授在对贺兰山人面岩画进行考证后，提出“面具说”，认为其中一部分人面像是当时人们跳神时戴在头上的面具。盖山林先生早期认为：“类人（兽）面纹样，乃是远古人类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画家注入到里面的思想涉及原始思维的许多领域，它绝不只限于某一种信仰，从它的意义来说，绝不是一种含义，其中至少有面具、天神、祖先神、头盖骨等多种文化含义。”陈兆复教授也认为：“绝大多数（人面岩画）并非描绘真实的人面，倒像是某种特定的面具。”他还指出：“人面像岩画与祭祀有关，与宗教信仰有关，史前人类的宗教信仰，是由于人类对于生存的渴望，产生了对神的观念……最初出现的是动物神，后来逐渐演化成各种不同的神灵。”

1995年，孙新周先生对白岔河人面岩画从原始艺术符号释读的角度进行破译，以嘎拉营子人面像似一个男根纹为切入点，从原始文化的背景入手加以分析，认为它是一种抽象了的男根纹样，属典型的原始生殖崇拜。他于1999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书中通过与在苏联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岩画比对，认为“这种以眼睛象征睾丸，以鼻子代表阴茎的男根崇拜形式，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在国外早已有之的，在西方，这种表现方法也沿袭了很长时期”。

此外，有部分学者根据中国新石器至青铜时期其他艺术形式中的类似图形与人面岩画相比照，认为有些所谓的人面实际上应该是“鸟面”或“鸮面”。李洪甫认为亚洲、北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岩画中，鸟是出现数量最多的动物题材，是源于最早开发原始农业定居先民的鸟崇拜，因为在为了生存的经济生活中，只有从事早期农业的先民最关心鸟，鸟的活动能预示季节的变换，对作物的播种和收获至关重要。这种推断是基于他的东夷文化传播带理论而提出的。苏胜博士考证认为，赤峰的人面岩画是鸮形人面像，是先商图腾，与先商民族的迁徙有关。

2001年汤惠生教授在他的著作《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中，运用萨满教理论及跨文化阐释的方法，引用大量考古学材料，论证了中国人面岩画是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体现，是原始宗教文化中诸多“肯定因素”的象征物。他还指出，人的头部就意味着“天”“上”“高”等，与天帝（天神）的身份相匹配；人面像的头部呈圆形，是因为与太阳相似。

龚田夫先生将人面岩画解释为，“是指那些看起来类似人面或是可以联想到人面的岩画图形”。他支持人面岩画的“东夷起源说”，从文化类型角度将中国的人面岩画分为初期型、繁荣期型和衰落期型，并认为人面岩画主要表现为女性和男性的生殖崇拜，还有一些属泛神灵崇拜。

各种文化解释，不论是传播论、面具说、生殖崇拜论，还是二元论，大多学者都认为人面岩画的产生和发展与萨满教的传播有关。

萨满教，狭义上是指欧亚大陆北方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渔猎或游牧民族所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其分布范围东起白令海峡，西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横亘欧亚大陆北部的亚寒带和寒带地区。而广义的萨满教泛指所有地方原始形态的宗教信仰，从非洲、北欧、亚洲到美洲这一广阔地域内所居住的各个民族，都有着相似的萨满教信仰。直至近现代萨满教仍然活跃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的一些民族地区，在美洲一些印第安人中间还存在着萨满给人治病的习俗。这些民族在史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传播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因素和渊源关系。萨满教起源于何时何地尚没有确切的结论，但信仰大体相似，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有专门的巫师称为萨满，是人和神之间交往的中介。萨满教的宗教仪式主要是由萨满作法而通神，作法时，萨满穿着法衣，戴着法帽，手持鼓槌，敲起萨满鼓，边唱边跳；而萨满面具也正是萨满作法跳神时所用的法器之一。中国东北大兴安岭林区的鄂伦春族，在解放前还一直信仰萨满教，他们朝拜的神物中就有用木头雕刻成的萨满面具。鄂温克族的萨满在跳神时，穿着奇异的神衣，头戴鹿角神帽，脸上戴面具，不同地区所用的面具形制也不相同，充满神秘色彩。美洲的易洛魁人也信仰萨满教，他们崇信一种名为“幻面”的精灵，是一种形态怪异的恶灵，没有躯体只有面孔，而且奇丑无比，通常隐而不见；它游荡于天地间，专事降病致厄。为了祛除病患，抵御灾害，需要求助于一种独特的宗教团体——“幻面”会社。会社以女首领为萨满，成员全部为男性。她派人前往祛病祛疾时，代替她的男人就头戴面具。澳大利亚的美拉尼西亚人中有类似萨满的巫师，他们雕刻假面具的技术非常发达。此外，信仰萨满教的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人、鞑靼人，北美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等，均盛行制作面具。由此可见，信仰萨满教的各民族之间虽然在语言、地域、心理因素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宗教信仰，甚至在宗教活动中存在着几乎相同的仪式。

不容否认，环太平洋区域的人面岩画确实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超自然的属性和原始宗教意味。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原始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不论是在亚洲腹地的牧场，还是在北美洲的太平洋西北海岸，抑或是南太平洋的海岛之上，人面岩画类型被创造者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和精神内涵。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著作如《发现岩画》（李祥石，2004）、《红山岩画》（吴甲才，2008）、《丝绸之路岩画研究》（盖山林、盖志浩， 2010）、《文明的印痕——贺兰口岩画》（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2011）、《贺兰山岩画研究》（贺吉德，2012）、《阴山岩画研究》（王晓琨，2012）、《克什克腾岩画》（韩立新，2013）对人面岩画也有许多的资料补充和理论探讨。这些研究更多地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从跨学科角度提出比较综合的观点，以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面岩画的研究进展。李祥石认为，人面岩画“深层的内涵意义与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原始宗教信仰及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面像岩画是人类多元文化的产物，是万物有灵、神话传说、图腾崇拜、巫术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自我认识、自我教化、自我表达、自我觉悟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贺吉德认为，人面像岩画“是指原始人类对心目中的神灵鬼怪、图腾动物以及各种崇拜对象赋予人面形象而制作的岩画”。人面岩画的产生与交感巫术有关，是巫师为了完成“通天地、近鬼神”而进行的祭祀程序。2010年出版的《丝绸之路岩画研究》一书中，盖山林运用传统考古学的比较研究法，将内蒙古多处人面岩画与其他考古材料中的人面形和太阳纹进行了对比研究，试图证明人面像并不是岩画中的孤立现象，与其他艺术载体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以在不同载体上出现的相类似的图形作为岩画断代的主要依据。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如“贺兰山人面像岩画的起源”（张建国，2010）、“北方面具岩画中原始宗教含义的体现”（张琰，2007）等从起源、宗教含义等角度展开探讨。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孙晓勇，硕士研究生阮晋逸、李东风，都立足于对赤峰地区岩画的田野调查，对人面岩画这一题材，以民族学、考古学、神话学、图像学等跨学科方法集中展开比较深入的研究，就一个局部范围的人面岩画研究掀起了一股小的热潮。

四、人面岩画的断代研究

断代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依据，没有年代根据的考古学或历史学研究，就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论证缺乏说服力。然而对于史前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岩画这种制作在裸露岩面上的遗存，因为缺少足够的文字记载，无法以编年史进行佐证；同时，从考古遗址出土的岩画可谓凤毛麟角，几乎找不到地层学的支持，因此，这些客观障碍使岩画学成为考古学家普遍不愿从事的被边缘化的尴尬学科。① 目前，国际上的一些考古学家和岩画专家虽然都在努力尝试，却尚未找到特别理想的断代手段，可以说，岩画的断代研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以自然科学和考古学、民族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方法相结合的断代研究，特别是一些跨文化的国际合作，让我们开始看到了岩画断代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曙光。

西方考古学界在史前考古中常用的自然科学测年方法，如微腐蚀断代法（Microerosion analysis）、冰川擦痕断代法（Glacial Striae）、加速器质谱分析法（AMS）、阳离子比率法（Cation Ratio）、红外光谱分析法（Infra-red Spectrometry）、X射线粒子分析法（Proton-induced X-ray emission）、放射性碳测年法（Radio-carbon dating）、电子显微扫描法（SEM）、透视散射测年法（X-ray Diffraction）等，有很多已经被学者借鉴来对岩画进行断代研究。但是其中绝大多数方法都只对采用有机混合色浆绘制的彩绘岩画起作用，而对于在无机物构成的岩石上进行“减地法”凿刻的岩画，目前大多是对岩石表层的测年。学者们普遍认为，岩石在岁月流逝的自然过程中，会在表面形成数层源自风沙沉积的遮盖物，抑或是自然环境产生的化学变化对岩石本来的表面形成特定过程的侵蚀效果，每一个地区这种遮盖物或侵蚀结果的形成过程会随着地质构造、气候条件的区别而有所不同，对微观岩面沉积分层的科学测定能够一定程度上给岩画断代。一些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阳离子比率法（CR）、加速器质谱分析法（AMS）等在世界各地进行尝试，获得过一些数据，也遭到过考古界的质疑。但是学者们也开始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从有缺陷的研究方法入手，总比不作任何努力要强。目前中国的考古学家根据这一理论基础进行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特别是汤惠生教授运用微腐蚀断代法取得了将军崖岩画的测年数据，与其他相关考古遗存相结合成为断代研究的重要依据。

除了自然科学的直接断代法，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倾向于使用间接的岩画断代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文献法、制作工艺测年法、艺术风格分析法、题材判断法（灭绝动物种属分析法）、叠压打破关系判断法、横向比较法等。特别在中国的岩画学界，这种利用资料的间接断代法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是目前岩画学者解决绝大部分岩画年代问题，并颇有中国特色的岩画断代法。通过间接方法获得相对年代的判断，盖山林和陈兆复两位先生的早期研究中均已广泛涉及。2010年王建平先生提出以“光学色度对比法”，根据光学色度差异原理，通过数码影像技术与计算机色度分析软件相结合，按照岩石表面色度变化规律，计算出刻画痕迹的不同年代，并申请了专利。宋耀良曾用排除法探索过中国境内最早的人面岩画起源地，首先他根据痕迹的直观感受选定了将军崖、阴山和桌子山三处地点，并为最早出现的人面岩画确立了几个必备的条件：第一，痕迹应该是古老的；第二，作画工具必须是石器；第三，人面性状必须呈世俗性，所谓世俗性，指人面岩画呈现出来的特征与人间的人相似，而不完全是天界威严的神，他认为人面岩画起于祭祀，最初是对氏族部落祖先或领袖的崇拜，因此在逻辑上认定人面岩画早期必定有一个相似于人的阶段，即由人格而后才演化成神格；第四，太阳与人面必须分别以独立的方式出现，因此排除了阴山和桌子山两处，仅剩将军崖；第五，符式特征必须前不见传承，而后有接继。这几个条件对于确定早期人面岩画，确是行之有效的准则，但是其中的第三个条件是非常主观的因素，不同学者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但在20世纪80年代，宋耀良凭一己之力亲眼看到这些岩画，并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已经是令人叹服了。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的魏坚教授提出在类型学的大框架下可以先做小区域的断代研究，并将阴山的狩猎动物岩画置于北方草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及出土动物骨骼等考古材料的文化背景之中，利用已有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研究成果及其年代学标尺，对北方猎牧民岩画的内容和形象进行类比分析，可以初步建立起青铜时代各岩画区域的相对年代学框架。再利用文献史学、民族学和美术史学的研究成果，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再逐步建立起史前和青铜时代之后各阶段岩画的年代学框架。这一研究方法对于考古遗存丰富的岩画地区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对人面岩画的小范围区域性研究也有指导意义。

当前学者的间接断代研究，多采取与岩画周边的其他考古文化现象进行综合比较的方法，得出岩画年代的大致判断。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和汤惠生教授就擅长使用此种方法对中国的岩画进行断代研究；而近年来以西北大学考古学家王建新教授为代表的墓葬—聚落—岩画“三位一体”的断代方法，也逐渐被学术界所认可。此外，打破关系是最直接的分期手段，利用那些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岩画现象，即可明确推断出岩画制作的先后顺序，首先制作的岩画图形被后来制作的岩画图形所打破，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岩画的上、下层关系。这种方法得出的先后顺序与考古地层学的“下层”“上层”是一致的。在目前发现的人面岩画中，亚洲的西伯利亚、贺兰山、阴山、西辽河流域，北美洲的西南地区，都能够找到很多具有打破关系的例证。

五、小 结

人文学科的解读以及断代研究，除了要充分利用民族学、考古学的可靠证据，更应该以客观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础，尽量避免主观猜测和加入过多的感情色彩。如今，经过更多的岩画调查和新发现的披露，以及民族学、考古学材料的支持，对人面岩画的综合比较已经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借鉴中国岩画学家以及考古学家的上述常规做法和构想，再结合图像类型的图式排比，可以首先对那些周边具有充足考古地层支持的人面岩画进行分期、分区、分类型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尚无法得出准确的年代结论，但至少能够划分出粗略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法］埃玛努埃尔·阿纳蒂：《艺术的起源》，刘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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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丹尼尔·阿瑟诺：《极地岩画背后的萨满教》，朱利峰译，《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Circumpolar rock art:the hidden face of shaman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an-like faces in Canadian, Alaskan and Siberian rock art,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shamanistic paraphernalia. 2012.）

[4] Alaska Packers Association and Walter Hough, "Anthropological Not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19, No. 2 （Apr. - Jun.,1917）, pp. 320~324.

[5]Alex Patterson, A Field Guide to Rock Art Symbols of the Greater Southwest, Colorado: Johnson Books,1992:p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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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2年度中华女子学院重大课题“利用民族艺术资源创新改善偏远地区民生”（项目编号：KG2012—01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利峰，男，中华女子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

① Beth and Ray Hill, Indian Petroglyph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B.C. Canada: Hancock House Publishers,1974, p.19.“In our petroglyph region there is some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possibility of an art tradition generated by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China, diffused around the Pacific Ocean.”

① James D. Keyser, Indian Rock Art of the Columbia Plateau,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2, p.52. "'mask' or'face' figures have exaggerated teeth, eyebrows, or other facial features. No two of these spirit figures are markedly similar, in notable contrast to the repetitive sameness of many of the other forms characteristic of this art. This suggests to me that they represent each artist's highly individual perception of his guardian spirit."

① "The skeptic' s reaction for many decades was that rock art does not occur in stratigraphic contexts and therefore could not be dated, so it was not worth studying at all." David S. Whitley,"In Suspect Terrain: Dating Rock Engravings", A Companion to Rock Art, CHAPTER 34. edited by Jo McDonald and Peter Veth, A John Wiley &Sons, Ltd., Publication, 2012, pp. 605~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