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意义出场之前
鲍姆加通作为西方美学学科的奠基人，曾说过美学要解决的是人类思维中不清晰和非逻辑的一面，稍后的黑格尔直接指出这个混沌模糊的思维其实就是艺术思维。西方诗歌理论采用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并且运用相关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构成严谨的诗学体系。中国古代很少有关于艺术或者诗歌的专门论著，少量的专门论著也几乎没有采取逻辑分析的方式来建构，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大多是散见在其他的文艺作品中或者是以诗论理。按照张法在他的《中国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一书中的总结，中国理论的总体特征就是“概念的张力性、概念间关系的互动性、概念与实例的互证性，虚实相生的体系结构。”[1]不仅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具有含混、模糊的特征，中国古代诗歌和绘画同时呈现出以“气”“韵”“味”等模糊概念来分析的传统，而且中国古代诗歌绘画讲究“计白当黑”“言少意多”，讲究虚空、空白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古代诗歌要给人以想象的空间，不能执着于文本本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样的诗句如果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翻译成逻辑性、智性很强的诗句就完全破坏了诗歌本有的意境和韵味，诗句本身蕴含着模糊的而又非常强烈的惆怅和人生无常的感慨。中国艺术讲究虚空的重要性在诗歌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古代诗歌把千言万语凝练在一个高度概括而又非常准确的诗句中，让句子之外的气韵充塞天地。我们必须注意到，古诗的这个准确性对于熟谙中国传统诗歌的人来说是一种清晰的混沌，诗句的美感效应具有普遍性，而诗句以外的意味本身却并不固定。李白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诗句本身极其简略地概括了一个场景，而给人的感受却是一句诗已经把整个宇宙都囊括进去了。比较文学专家叶维廉曾说过这句诗体现出中国古诗“秘响旁通”的特征，就是说整个中国古诗可以看作一个神秘联系的整体，这当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直观思维有关系，李白的这个诗句其实涵盖了历史上关于离别、友谊、变故、感慨等所有诗句的总和，这个诗句带来的感受也包容了所有历史上同类诗歌的全部。在古诗中，不但这个诗句和那个诗句可以互读，而且诗的写作对象也可以互换，禅宗里面有“张公喝酒李公醉”, “人在桥上走，桥流水不流”的机锋，这种混淆对象的做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实在是举不胜举。中国古代诗歌不但可以混淆写作对象还可以将物和人的关系变乱，西方世界的诗歌善于将物“人化”，物是为人服务，比如西方早期浪漫主义把自然当做保姆、情人来咏唱。中国诗歌不但将物“人化”，而且更多的是将人“物化”，庄周梦蝶的故事是这一中国式浪漫的源头，“梁祝化蝶”还有“两棵树”等都是把人进行物化的代表，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人与物的关系是高度灵活的。
并非只有中国古代诗歌才是讲究含糊混沌的，中国现代诗歌仍然继承了这一传统。虽然现代诗歌采用了具有高度逻辑性的西式语法的现代汉语来写诗，可是汉语的模糊多义和象形思维的特征还是存在的，因此，现代汉语诗歌应该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在大量借鉴了西方诗歌现代理论的同时，还保有了汉语诗歌独有的朦胧和多变。在现代诗歌史上朦胧诗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现象，朦胧诗打破了早期现代汉语诗歌的直线思维和单一架构的美学框架，将诗歌的审美空间扩展开来，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表现力度。顾城的诗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如果抛开这一诗句的政治背景不谈，诗歌的内涵丰富，意境深远，而且可以落脚在任意一个人生感悟上，体现了歧义多变的特征。朦胧诗当年是以晦涩难懂而著称，在今天看来，这种朦胧的效果已经荡然无存，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整个后朦胧诗歌时代对现代汉语诗歌进行了更加彻底的语言实验，汉语诗歌表现的可能性，叙事的变化，以及诗歌背后的多义繁复被深度发掘。后朦胧时代诗歌的意义被重新思考定位，对汉语诗歌意义的突破使现代汉语诗歌真正走向现代诗意混沌。安徽诗人余怒在他创作的早期曾提出要从明晰走向混沌的诗学，余怒用他的诗歌创作给现代诗歌的混沌性正名。
余怒在他的《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一文中写道：“一是作为主体理想和观念的体现的价值，一是用于表述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意思，要解构传统的价值体系，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打破意义与世界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才能使世界一点点接近，返回到混沌状态。”[2]
余怒的这段话可以当作现代混沌诗学的一个精彩的注解。诗歌是个人化的创造，这种创造必须以切身性和当下性作为标志，或者说，诗歌的写作状态在意义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这情形好像当我们面对一池春水或者聆听一段美妙的乐曲，最先抵达我们内心世界的不是意义而是意义出场之前的原初的混沌美感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诗歌首先追求的不是意义的高远，而是要赶在意义到达之前就将诗歌完成，当然这个完成只发生在个人的内心世界，至于诗歌呈现在纸上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毕竟手中之竹与胸中之竹还是有一段距离，这也是现代诗歌混沌性的又一个明证，那就是现代诗歌的书写过程本身大于那个诗歌已经预先给定的意义。余怒道出了一个重要的现代诗学问题，那就是现代诗歌的混沌性其实一点都不比古代诗歌要弱，相反，现代诗歌对于混沌性的要求更加复杂、严格、深刻，好的现代诗歌在刹那间就可以快速抵达意义的彼岸，实现对意义的全面超越。当然，现代诗歌并非绝对抛弃对意义的追求，只是要求这个意义更有当下感，更模糊，以至于我们担心这个意义已经无法承载我们瞬息万变的精神状态和千姿百态的生命体验，就像余怒说的“当代的‘当代性’就是‘混乱性’。”现代诗歌要写出这个当下的“混乱性”，只有用更大的“混乱性”来对待这种混乱。现代诗歌不是痴人的呓语，而是现代人精神状态的直写，现代诗歌就是要通过对意义的逃避来更加直接地呈现现代人的内心世界，现代诗歌要求的是另外一种更加严谨的法度，这种“法度”却往往表现为混沌。现代诗歌的这个混沌涉及诗歌的本质问题，或者说是诗之为诗的根本，现代诗歌事实上是反本质的，可是反的是传统诗歌中已经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部分，现代诗歌要反的是处在过去时的本质，而且不管怎样反，最终还是要和被反的那个本质握手言和。
诗歌的混沌性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标志，中国现代诗歌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关于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曾经出现过很多在当时看来新奇时髦的实验话语，比如诗歌创作理念中口号主义、文化传单、标签话语等轮番登场，这些实验一方面显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强大生殖欲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还是处于一个摸索阶段，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性和比较合理的游戏规则。现代汉语诗歌的混沌无论从诗歌内在发展规律上还是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上都表明，现代汉语诗歌还是个懵懂的孩子。从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状态和写作方法来说，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局面，那就是面对自然我们无法像古人那样尽情抒怀，毕竟那是前朝的旧曲，现代人有更复杂的情怀和不一样的体验，面对纷乱的社会现象，我们现代汉语诗歌还不能很好地实现观念承载和物象（不是意象）塑造的艰巨任务。现代汉语诗歌在这个含混、朦胧的怪圈中活得太久了，现代诗歌需要从那个混沌的传统中突围出来，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那个建造新传统的任务，里尔克说过：“主啊，是时候了”，确实是时候从古代诗歌混沌一团的诗意中跳出来走向更广大的意义世界。现代汉语诗歌的大部分诗作还满足于我比某某写得好这种五十步笑百步的怪圈，说得残忍一点，跳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这个圈子来看，事实上，至今尚未出现能真正写出当下精神状态的好诗。现代汉语诗歌经过几十年的实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不够成熟的“传统”，当然这个“传统”本身就是一个等待被打破的靶子，现代汉语诗歌混沌性问题已经隐隐约约地浮上水面并引起很多人关注。混沌性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话题，我们无法为现代汉语诗歌的混沌性击掌叫好，因为这种混沌本身就是我们现代汉语诗歌不成熟的表现，同时我们一时又无力也不忍打破这份混沌，因为这已经成就了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鲜明的文化艺术特色。
杜威在他的《自然与艺术》一书中描述过在艺术的状态下人与自然相互挤压的关系，杜威认为，艺术创造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是榨柠檬汁，自然与人相互挤压，艺术创造的醇香果汁在双向作用力之下完成。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状态很像杜威描写的这个柠檬汁状态，现代人面对自然时，感到心智乏力，社会和自然对人形成压迫，现代人必须对那个压力作出反应，现代诗歌就是人类心智与社会和自然共同挤压的结果，这个过程既清晰又混沌。杜威的这个描述对我们今天的汉语诗歌写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性，那就是，要不断更新我们对于现代诗歌观念以及及时调整自然人生等重要关系，使明晰的更加明晰，混沌的更加混沌。现代汉语诗歌至今尚未突破传统诗歌的那个模糊和多义，诗歌艺术是不断由混沌走向明晰，再由明晰走向混沌的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今天的现代诗歌在创建新诗体和开拓新诗意的时候，必须对以往的那个混沌一团的诗歌表达方式作一个了断，这个问题涉及现代汉语诗歌的基本规范问题，这也是我们现代诗歌长期忽视的问题，我们总是认为诗歌不需要那么清楚地认识诗歌的创作规律和法度规范，有个别文学素养不高的诗人甚至极端地认为对于诗歌理论的探讨本身就是在妨碍诗歌创作。当年郭沫若提出诗歌要“绝端的自由”，那只是针对现代诗歌发生期要求自由解放而提出，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到今天急需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诗歌观念和诗歌规范，清除诗歌写作中的原始混沌和早期先锋诗歌的流弊，建立刚健、清新、质朴，具有现代意味和符合现代人精神状态的新型现代诗歌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这里不得不提到那个困扰我们已久的诗歌传统问题，现代汉语诗歌在创造新的传统的同时，不是要对旧传统进行简单的抛弃处理，而是要真正实现对旧传统的合理变革，实现现代汉语诗歌明晰中的混沌。对现代汉语诗歌的解读也存在这个问题，读出诗歌中明晰的部分是读懂诗歌的前提，尽管读出诗歌中清晰的部分并不意味着读懂了一首现代诗歌。固守混沌必将走向诗性萎缩，走出混沌才是宽广的大道，问题是当下的现代汉语诗歌还没有能力很好地把握住这份明晰和那个混沌。诗歌只是人类众多通向理想通道中的一条，我们在与世界交流的通道中艺术观念、神学思想、美学规范等许多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欠缺，因此，对于诗歌明晰和混沌两个方面的处理上同时感到捉襟见肘。
中国传统文化要回归到那个“指意前的世界”，那个代表着母体的混沌像一大片黏稠的黑色液体，像羊水化育了万物。这种混沌类似于佛教中所说的“无明”状态，即“没有理性光明的状态；没有方向而是一团混沌的状态”。[3]佛教典籍中多处指出要通过佛光来走出那个无明状态，尽管在今天这个混沌思维仍然具有深刻的诗学意义，可是今天的诗歌已经无法从这个混沌母体的羊水中汲取生命力量，重新获得生殖力量并创造崭新的现代诗歌。中国现代诗歌是在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下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母体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河流，同时又是波德莱尔描写的那头纠缠不清的“怪兽”。如何在母亲的怀中安枕，同时又躲避那头怪兽的折磨，就像艾略特说的那样要实现真正意义上不同文化传统的联合，要联合更多的诗歌传统，因为我们始终都是走在同一条路上。
（本文收录于2012年重庆西南大学新诗研究中心中外诗歌高端论坛论文集，略有删节）
[1]张法：《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余怒：《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转引自《诗歌月刊》,2007年第9期。
[3]吴汝均：《佛教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