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三阶段

多年以前刚接触诗歌，和许多人一样我也被《圣经》纯粹、干净的语言打动。“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当时还想不通诗句背后蕴含的精神力量，今天再回头想想，诗歌到了一定境界。对于诗歌自身的追求已经让位给诗外的工夫，这似乎也是所有艺术蕴含的一个“三阶段”法则：由狂飙突进继而反向运动，最终返璞归真。

历来的诗人、诗论家持“三阶段说”者不计其数，其中以王国维的三个境界说最具代表性。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本义是说词的三种境界，但他引用的这三句诗也道出了诗歌写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诗歌处于对诗歌技巧和诗歌表现力的狂热追逐阶段，这阶段诗歌像朝气蓬勃的青年，美丽而神奇，这对诗歌来说，当然是弥足珍贵的。第二阶段是智性思考阶段，这时的技巧已经渐趋圆熟，而对于世界的认识水平决定了诗歌的创造力。第三阶段是灵感突现阶段，一个词，一句话就像一道闪电、一个火花，刹那间照亮。王国维的诗论与中国艺术的顿悟说契合，朴素而古老的辩证法折射出从简单到繁复最后归于单纯的三个阶段。

唐代诗人王昌龄在他的《诗格》中说道：“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像，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唐代诗歌在诗歌史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其他很多同时代的大诗人一样，王昌龄以山水诗见长，他的三境之说有参禅悟道的意味，反映了唐代诗歌在文化积淀上的深厚造诣。王昌龄的三境界说写出了唐诗熔儒佛道于一炉的高超境界，唐诗长于以境界取胜，李白诗歌体现了道家的飘逸、清新和豪放、洒脱的境界如初发芙蓉，天然可人。杜甫诗歌实现了儒家兼济天下，心系万家的雄浑境界，王维的诗歌深得佛性熏染，自成超然脱俗的空灵境界。

正如王国维所说：“有境界自成高格”。中国诗歌在境界上的要求反映了中国诗人要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生活写进诗歌的强烈生命意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创作理念和西方稍有不同。可是西方世界的诗歌同样遵循他们自身的“三阶段”原则，只是在具体内容上因人而异。爱尔兰诗人希尼在他的诗论《不倦的蹄音：西尔维娅·普拉斯》中说到，普拉斯在生命终止前短短两年时间内高速奔向艺术和生命终点的过程也含有三阶段之意。希尼认为，普拉斯的第一阶段诗歌制作精美、技巧高超。希尼说：“她已经获得了许可证，通晓自己的手艺。”第一阶段的普拉斯处于炫技时期，诗歌的声音效果完美，节奏、韵律处理准确，普拉斯的诗歌艺术初次找到了它的方法，“诗人独特的主体和情感必然性能够普遍地君临读者的主体和情感。”普拉斯的诗歌艺术伴随她的生命进程迅速突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在第二阶段里，普拉斯变成一架可怕的写作机器，她进入忘我状态。希尼称普拉斯这一阶段的诗歌“安详地居于它们的时代之中。现代主义的准则和心理学的洞察力经由一种极度个人性但又完全可以把握的风格而传达出来。”这时的普拉斯诗歌社会联系扩张开来，诗歌的情感说服力量和智性魅力得到强化。第二阶段的普拉斯歌迅速趋于圆熟，她在奇迹般地快速逼近第三阶段，这也是她个人逼近生命尽头的阶段。第三阶段的诗歌从生命里面跑出来，自己说话，就像希尼说的：“不是诗人，而是诗”。这时不是诗歌听从于诗人而是诗人听命于诗歌自身的召唤。这时的普拉斯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拥抱这最高的诗意狂欢。第一阶段诗歌主“情”，情乃诗之魂，掌握了抒情的技巧，就拿到了诗歌王国的通行证。事实上。第一阶段诗歌往往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甚至直接越过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而且在第二阶段，“情”仍然是推动诗歌的主导力量，只是这时的抒情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抒情之外扩张开来，这时的诗歌里似乎蕴藏着一股强大的智性力量而使第二阶段诗歌体现出以“智”为主的特点。第二阶段的诗歌有时会被误读，因为智慧通常不是通过逻辑推理而是通过情与理的共鸣产生的，第二阶段诗歌通常需要长期的磨砺才能达到。第三阶段诗歌是诗歌的纯粹阶段，那些非诗因素被祛除，诗歌也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达到自由境界。

当下诗歌虽然由于社会转型期和电子传媒的影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复杂局面，但是诗歌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气质，永远都不会丧失固有的艺术魅力。中国诗歌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传统诗歌理论的“性灵说”“童心”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庄子在《庄子·天下》里说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说的“纯”“美”，是天地之美，更是人生之美。每个诗人都在追逐最高的诗歌艺术，诗人只有通过长期体察社会使诗歌和人生结合，并把诗歌贯注到诗人的生命中，化作血液的跳动，才能到达艺术的“纯美”境界。追逐艺术理想的过程既有判断、分析和观察的工夫，更有生命经验和个人体验的强力参与。“三阶段说”在本质上是回归的反向运动，他强调事物的负面推进力量，它在肯定事物的正面发展，同时关注人向原初性的皈依。诗歌的三个阶段既不是难以逾越也不是顺序发展，而是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出不同的个性色彩，这正是诗歌艺术的奇妙之处。诗歌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一定阶段，诗会自己站出来说话。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是大多数诗人处于第一阶段，只有少数人在第二阶段写作，比如说杜甫的大部分诗作属于第二阶段写作，他也有大量的第二阶段诗歌，“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像这样的诗句就是诗人灵感突现的顶峰之作。事实上，“三阶段说”只是诗歌创作论的观点之一，并非每个诗人必须遵循的本质规律，第三阶段也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并非衡量诗歌艺术的绝对标准。更为奇妙的是，很多第一阶段的诗人往往已写出很多第三阶段的诗歌，只有少数第二阶段诗人可以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自由地游走。他们是幸福的，他们被幸运地选中，写下这些美妙的诗歌献给这个多变易逝的世界。

（原文发表于《诗刊》·2009年5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