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诗论篇

论李少君的“草根性”诗学理论与传统诗学的汇通及当下意义

“草根性”是身兼诗人和学者的李少君针对当下诗坛的现状和问题而提出的全新创作理念和解决途径。李少君对“草根性”的解释折射出他对当下诗歌的长期思考和创作体验。自“盘峰诗会”以来，民间写作理念的讨论已经从小说界扩展到诗歌领域，问题的关键在于民间性在当下诗歌写作中如何才能得到很好地贯彻和发展，李少君认为，民间写作在诗歌创作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底层写作或者口语化创作，“草根性”是对民间写作的一个新开拓，其理论意义已经不止于民间写作本身，其中包含着传统诗学的强大根基以及当代诗学发展和诗歌创作经验的高度浓缩。要想把“草根性”的问题说清楚，必须从传统诗学积淀和当下诗学理论开拓两个方面来分析，虽然阐释的路径稍显复杂，但是这个过程却无法省略，出于中国诗学传统的深远性和当下诗歌写作背景的复杂性，打通古今的迂回路程是必要的。

李少君曾撰文针对“草根性”的内涵作过深入的探讨，大体说来，“草根性”涵盖了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诗歌创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触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二是新的传播手段使诗歌的创作和交流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三是从新诗发展史来说，当下诗歌经过从简单到繁复，从庞杂到纯真的曲折，已经初步凸显出中国现代新诗的本质力量。简而言之，“草根性”是一种更符合中国诗学传统和现代诗歌创作理念的新方法，既是对中国几千年以来诗歌传统的自觉回归，又是对现代新诗近百年以来执着探索的理性思考。

自中国新诗问世以来，焦虑感和问题意识就一直伴随左右。特别是近几十年当代诗歌走过的每一步都镌刻着特定时代的阴影和国人内心深处的难言之隐。从朦胧诗的激情和狂热走向后朦胧的实验和混乱，记录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一段难以磨灭的印记。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打工现象和市场意识的催生之下，中国诗歌从少数精英的专利走向更为广大的民间，当下诗歌的生命力再次得到复苏。可是，诗歌从来都是紧要关头的事情，是身处社会现象之中人的身心全面需要，只有在诗歌写作和社会需要密切相关的时候，诗歌的民间性才能化身为龙，彰显时代光彩。“草根性”的提出是顺应诗坛的新现象而产生的，李少君指出：“网络诗歌、地方性团体与新红颜写作是当代诗歌的三支建设性力量，放在整个诗歌史来看，他们试图开拓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之路，也许他们是无意识的，但他们正在这样做。”[1]新的社会背景和新的诗歌现象需要新的写作理念，“草根性”正是当下对时代最强音的有力应和。

一、赤子之心：“草根性”与传统诗学理论的汇通

为了阐释“草根性”的理论根基和生命之源，还是让我们潜入更为深邃的古代诗学史去看个究竟。作为当代诗歌新理念的“草根性”，其理论内核包含三个强大的传统诗学元素：自然、灵性、情教。关于“草根性”的自然特色，李少君作如是说：“一百年来，西方乃至大部分其他民族国家的优秀诗人作品国内几乎都有介绍、引进，他们从小就吸纳了各种营养。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还能保持自己的本性，听任自己的自然感觉与天赋的发挥，‘草根性’几乎就是自然而然的。”②此处，李少君用了“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来形容那些具有“草根性”的诗人，“自然而然”美学理念可以一直穷追至先秦道家思想，微妙的是，李少君用了“几乎”二字来作为限定，从这个细微之处可以看出李少君措辞的严谨，更能读出言外之意。当下诗歌的“草根性”是诗人自然而然的选择，更是几千年中国诗歌美学的内在要求，每当中国诗歌走向逆境之时，自然风尚就会应运而生。当汉赋的铺陈和华丽渐渐远离民间土壤步入皇室宫廷时，魏晋六朝的风骨和质朴就呼之欲出了。当六朝诗歌堕入采丽竞繁的弊端，迎合高级文人狭窄的审美趣味之时，更符合当时时代理想的盛唐气象就如黄河决堤，喷薄而出。当下诗歌的自然风貌也是在经历了80年代对诗意过度追求的泥沼之后的自觉选择。朦胧诗对崇高的过分执着以及后朦胧诗歌对技巧的狂热追逐让诗歌呈现一味向上的态势，诗歌从来都不是漂浮在半空的热气球，那种虚浮的状态终究不会太长久的，回归大地，回到身边始终都是诗歌的常态法则。从李少君的诗歌创作中，也不难看出他以自然为美的倾向，从他的诗集《草根集》中，到处可以看出诗人拙朴纯真的心灵世界和拥抱生活、从低处出发的诗歌创作状态。诗歌是心灵的表现，对于长期浸染了诗学传统的国人来说，诗歌是我们的灵性之所在，也是诗学之根本，“草根性”对灵性的阐释也打通古今诗学，古人的灵性世界是通过他们对世界、人生的感应而有所触动的产物，当下社会生活日益复杂，诗人的灵性世界更为深刻、微妙，“草根性是指一种立足于个人经验、有血有肉的生命冲动、个人地域背景、生存环境以及传统之根的写作。”[2]从上文不难看出，李少君所说的“草根性”是个人化的写作，是听命于生命本身的召唤，“有血有肉的生命冲动”实质上就是性灵和情感所化。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生命冲动是千载不变的诗歌之道。李少君所关注的“草根性”诗歌是诗人灵性的体现，这种灵性上承千年诗歌史的历练，下启当下社会现实的需要。中国传统诗歌向来以情为主宰，著名学者乐黛云曾提出“情在中国”的重要观点，“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关键词”[3]，这个“情”作为中国诗人的一个重要根基延续千年而不变，至今仍然焕发出勃勃生机。“情”在中国诗歌写作中并非说一定要以抒情的写作手法而出现，“情”是中国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失去了中国诗歌写作的最初冲动。晚明时期，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一群性灵文学家曾将“情”发展为“情教”，后来曹雪芹的《红楼梦》将“情教”发展到极致。从“情教”的源头来看，这种信仰来自民间，是民间文化的产物，“草根性”中注重表现人的本真之情也是这种民间宗教的主要特色。

如果说传统诗学中与“草根性”最具亲和性的诗学观点莫过于“赤子之心”了。“赤子之心”最早见于《孟子》，而作为诗学观念的提出始于袁枚的《随园诗话》:“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4]，袁枚的“赤子之心”与李贽的“童心说”、王士祯的“神韵说”是一脉相承的，其圭臬在于强调诗人的本真自我和性灵呈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赤子之心”作过精彩的论述：“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王国维点评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阅世浅，而性情真，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5]王国维认为，真的诗人当保持和尘世的某种有意或无意的疏离和超脱，这种距离感从诗歌本质上来说，是诗人的一种自觉选择，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就是“诗意的栖居”。人在纷乱的世相之中，很容易迷失自我，诗歌是心灵的家园，是庇护的港湾，是灵性解放的世界。

“草根性”在三个层面上和“赤子之心”保持着诗学的关联度，同时“草根性”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又赋予“赤子之心”全新的内容。首先，“草根性”强调个性化写作，“一首诗或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你能否从里面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性化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6]里尔克曾说过“诗是经验”，这个论断里包含着诗人生命体验的全部，“草根性”涵盖了“赤子之心”在个性上的要求，所谓的具备“赤子之心”诗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独特人生境遇使然。如李后主自幼长在深宫，受到良好的诗歌教育，后又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饱受人世间各种非人的摧残，在心灵上受到极大的撞击，从而生发出对人世冷暖的敏锐感应，一旦化为诗歌便显出极其高妙的本真境界。二是天赋异禀造就。曹雪芹称之为情痴情种，他们能将世界纳入胸怀，体察自身就可以达到与世界合一的诗性超越，苏轼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胸襟博大，始终与他的旷达人生合拍。当下的“草根性”诗人大体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洞察社会的变迁，以敏感之心感应生活的各种细微变化，诗歌创作中融汇了各种个人经验，以特殊人生经历来传达普遍的人生哲理。“打工诗人”的创作大多有此特征。还有一类是天性上保持着贯通古今的诗人之灵性，以独特的心灵视角来书写本真性灵。“新红颜写作”的女诗人中有此秉性者大有人在。其次，“草根性”强调地方写作，这个特点在传统“赤子之心”诗人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李白的飘逸带有巴蜀山水的浪漫和野性，韩愈的智性里有中原文化的偏执和狂热。地域写作在小说创作中出现得更早也体现得更明显，小说家中的陕军和湘军一直是小说界的一道风景。近年来，皖军、川军、海派、京派、粤派在诗坛的崛起标志着“草根诗歌”的地域化也不断凸显，这是当下诗歌发展的新气象，也是“草根性”与地方文化土壤相结合的产物。“草根性”的地方写作特色标志着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层面，那就是诗歌也要与地方历史、地方风物乃至地方神话和地方性格相融合，走向更为深邃的审美空间。最后，诗歌作为中华文化之根性，民族性格之根基，体现出类似于宗教的特色，“赤子之心”是一种对现实的变相飞升，以诗歌的方式达到与理想世界的合一。在当下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人的心灵世界面临干枯、破碎的危险境地，诗歌不知不觉中承担了某种心灵拯救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作为情感教育的重要手段至今还散发着“情教”的迷人魅力。

二、“草根性”诗学理论的当下意义

“草根性”对当代诗学的开拓还体现在对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的深远意义。当下诗坛流派众多，风格多样，如何从这些复杂现象中找出一条更适合中国现状的路子，从而促进汉语诗歌的健康发展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诗歌向来就没有固定的法则，有些诗歌基本创作规律却是可以进行探讨的。当前只有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来冷静面对，才能有所收获，一是几千年的诗歌文化传统留下的宝贵遗产要和当下诗歌写作合拍；二是去伪存真，从各种现实创作的乱象中有所发现。新诗使用的现代汉语受到西方语法和表达技巧的影响，外在形式和音乐性上和古诗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汉字的象形特征和声韵效果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新诗在内在音乐性和意象凝铸的方法上仍然可以对古诗有所借鉴。新诗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可是，在意象传达方式和表情达意方式上，和古诗还有一定的内在契合，因此，新诗在对深度意象开拓和人文气质塑造上还是可以继承古诗的优良传统的。纵观几千年中国诗歌发展史，健康、质朴、清新、有力的诗歌根基从本质上没有改变。“草根性”作为当下一个重要诗学观念，要想真正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促进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必须要从古代诗学的传统中扎下根基并不断突围，对古代诗学进行重新阐释，结合当下现实创作特点，赋予全新的诗学意义。“草根性”所要承担的诗学任务就是要将传统诗学中提倡清新有力的诗歌风格和当下现实结合，从而对当下纷乱的诗歌现象进行方向上的调整和指引。

当下诗歌写作至今还没有能够真正与积弱已久的浮华空洞的诗歌弊端决裂，沉醉在浮夸、萎靡的修辞练习或者玩弄个人机智的诗歌写作充斥着诗坛。当下诗歌写作还不能对当下社会现实作一个全新的诗意阐释，诗歌和社会的结合度还不够紧密，更为重要的是，当下诗人对今天的社会状态和生存体验认识不足，从而导致诗歌写作的不及物状态。当年艾略特曾针对当时的西方诗坛提出过“客观对应物”的写作理念，改变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虚浮状态，让诗歌写作走进事物的内部，将诗歌的根基植入社会现实和人生体验的深处。中国诗坛呼唤一种更为强大的走入事物内部的写作，“草根性”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此。一种诗学理念的提出需要长期与诗歌创作相互碰撞、磨合才能不断壮大，“草根性”的发展需要具有古今打通的眼光和面对当下诗坛的勇气才能真正发挥强大的力量。正如诗评家张德明所说：“底层写作在新世纪诗歌中的显露，势头强劲，其诗学意义是异常突出的。在我看来，新世纪诗歌中底层写作的繁兴，不仅意味着现实主义诗歌精神在当下的复归，也意味着当代诗人对左翼文学传统的有意识的继承。”[7]张德明也注意到底层写作的精神回归和对文学传统的继承，“草根性”这个概念是广义的底层写作，其意义不仅在于底层写作，而在精神回归和传统继承方面却是真实可见的。

“草根性”在解决诗歌写作的现实问题上至少具有以下三点意义。一是诗歌创作手段的解放。当年胡适在《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提出了“诗体大解放”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成为中国新诗发生期的代表性标志。纵观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现代诗歌不仅在诗体上寻求解放，在创作手法上的自由解放也是一条重要线索。“草根性”理念的提出是对现代诗歌创作手段的又一次减负和解压，从低处出发，从生活出发，将现代诗歌的包容性向外拓展，广泛吸取民间生活、地域文化的滋养，创造全新的诗歌写作手法。二是诗人自身重新定位。当下诗坛仍然普遍存在诗人自视过高的怪圈，诗人多以大师自居，鄙视他人，党同伐异的小家子气危害诗坛的不良风气。“草根性”理念就可以针对这种现象进行调整，当年艾略特曾说过要反对“恶劣的个人化倾向”，就是针对现代诗人盲目抒情，过于沉湎于自我小天地，导致无法对自身进行正确定位而提出的。“草根性”理论中包含着放下诗人的架子，抛开华而不实的空想，解放个人气质等内容。三是诗歌的问题意识。现代诗歌由于受多元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后现代西方诗歌思潮的冲击，在不同程度存在着过度玩弄技巧，沉湎空泛抒情的弊病。胡适在早期诗歌理论中就提出过要“言之有物”, “草根性”理论强调从现实出发，提高诗歌的问题意识和参与意识，多写与社会问题相关的诗歌，拉近诗歌与生活的关系。

当下诗歌在两个方面存在重要问题。一是没有能将几千年来的诗学传统化为力量，反而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一旦说到传统，便被唐诗宋词的气象才情所笼罩，无法冲突出来；二是诗歌触角不能深入到当下生活的内部，只是玩弄小感触，小灵性，无法面对真实自然的生活现实。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在汲取传统诗学理论滋养的同时，把古代诗歌的丰富资源和现代诗歌创作打通，立足更为深远坚实的诗歌根基。中国诗歌出自民间，从最早的诗歌形态来看，杂糅了上古时代的音乐、舞蹈、传说、神话、野史、宗教等多种元素，而现代社会生活逐渐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冲击而导致根基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古诗进行化繁为简和全面清理。首先要对古诗的消化和再释，这个化用的过程极其艰巨，当年庞德对中国古诗的误读和硬译揭开了西方现代诗歌技巧革命的序幕，而今天当下诗歌写作也需要冲决食古不化的牢笼，探寻更为深邃的写作源头，从民间汲取力量，大胆创新、不惧挑战，以全新的姿态来面对传统的挑战。其次要善于捕捉当下生活的新现象和新思想，充实写作内容，摆脱不及物的写作状态，从现实出发，从事件出发，写出刚健有力的新作品。最后还要创新诗歌表达方式。当年白居易曾写道：“歌诗合为事而作”，没有新的社会实践，没有新的创作冲动，就没有新的诗歌。“草根性”要求诗人发扬白居易深入民间，深入生活的多层面的思路，将民间写作和诗人的天赋相结合，创造出更为生动有力的时代诗篇。

（原文刊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1期）

[1]李少君：《诗歌的草根性时代》,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李少君：《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 《南方文坛》,2005年第3期。

[3]乐黛云：《情在中国》, 《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4]（清）袁枚著，吕树坤译评：《随园诗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5]王国维著，李科林校注：《人间词话·人间词》，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6]李少君：《关于诗歌草根性问题的札记》, 《诗刊》,2004年6月（下半月刊）。

[7]张德明：《新世纪诗歌中的底层写作及其诗学意义》,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