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今诗学理论对话

中国现代诗学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反叛和对西方诗学借鉴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文化断裂”使中国现代诗学失去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深厚基础，导致中国现代诗学严重缺血而且直接导致中国现代诗学和当下诗歌创作严重脱节。对中国现代诗学来说，这是很不正常的，西方诗歌理论几乎是和诗歌创作同步发展的，而中国现代诗学对当下诗歌创作处于不及物状态，更谈不上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了。当下诗坛出现的“下半身”和“口水诗”现象，是对现代诗歌观念较极端的实验，具有一定的观念开拓性，但由于采用了过激的方法而且当下诗歌理论也没有能力对这些现象作出积极回应，因此，当下诗歌作品和理论之间的良性循环无法实现，从当下诗歌写作理念的混乱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诗学现代转换的必要性，中国现代诗学回归传统并“创造新的传统”已经势在必行。关于中国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对话的必要性已不必赘述，关键是如何实现对话，因此，认真研究古今诗学特点并发现对话的具体路径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传统诗歌理论主要呈现三种状态。一是专门的诗歌理论或者评论著作，二是包容在其他文学艺术理论著作中，三是零散地出现在各种笔记和散文中。张法指出，中国古代诗学真正系统化、专业化的诗歌理论极少，除钟嵘《诗品》和叶燮《原诗》外，几乎没有真正现代理论意义上的诗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虽然是高水准的诗歌理论，却采用了以诗论诗的方式，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中国古代诗学讲究的是虚实相生的互动关系，诗学概念是张力性的模糊概念，是理论抽象型话语与现实感悟型话语结合的产物。阅读古代诗学，不仅要看到概念本身的“实”，更要关注在概念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的“虚”；不仅要理解传统诗学的理论型话语，更要考察传统诗学的现实感悟型话语。中国现代诗学是以西方诗学范式作为基本框架的，表现出高度的逻辑性和系统化特点，讲究概念的精确界定并使用相关概念共同组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古今两种诗学各具特点，古代诗学的优势在于以天人合一为大文化背景将自我融入天地万物，强调体验和感悟的重要性；现代诗学的优势在于更加科学化、体系化，适应现代社会理论研究探讨的需要。难道古今诗学就没有相同之处可言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吕进先生认为：“不到百年历史的新诗只是有待成熟与有待完美的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和现代诗歌的中国形态而已。和后起的小说等文学的散文品种相比，新诗在中国读者那里获得的认同度很不理想，新诗的一些似曾相识的危机在近百年间不断地去而复来。”[1]

中国现代诗歌的形态尚未成熟，还需要从古代诗学的强大传统中吸收营养，不管古代诗学还是现代诗学，其背后中华民族儒释道合一的文化背景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宗教伦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西化，古今诗学对话的文化基础还是天然存在的。尽管今天的诗学语言是白话文而且使用简化字，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思维模式依然没有改变，汉语仍然保留了自古以来的模糊、圆融、多义的特征，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中强调情景交融、大音希声、无我之境等特点在今天依然发生作用。总之，古代诗学和现代诗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同时也存在很多天然的共通之处，因此实现古今对话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要真正实现古今诗学的对话，或者说要将古代诗学理论的巨大资源转换为现代诗学的丰富营养，关键还是要找到能将两者之间的不同点连接起来并互相沟通的途径。王国维是中国第一个将古代诗学和西方诗学结合起来并提出一套完整理论的人，他的“意境说”已经成为中国诗学理论基石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意境说”将古代诗学的情景交融、空灵透彻、直指人心的传统和西方叔本华、尼采的存在学说相结合，开创了一片中西结合、“以西释中”的新天地。近几十年来，中国比较诗学走的路子大体没有脱去王国维“以西释中”的模式。“以西释中”毫无疑问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诗学现象，其优势是用西方强大的诗学理论工具来考量中国传统诗学的巨大资源，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方法还会是中国诗歌理论中外比较的主要途径。问题是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框架，古代诗学的现代转换没有必要总是借助于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思路，而是要以现代诗学自身的创造性和生命力来改造并创新古代诗学理论。中国现代诗学和古代诗学应该是“一体的”，古代诗学的现代转换应该是直接的、自身内部的转换，现代诗学应该能够包容或接纳古代诗学的优秀传统。任何真正意义上对传统的改造和继承都是一种再创造，中国现代诗学自身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个性的“传统”，也完全有可能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之上去开创新的“传统”。中国现代诗学并非完全是“舶来品”，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实每一步都蕴含着中国传统诗学的影响因子，因此，中国现代诗学和中国传统诗学的对话并非两种异质文化在外部的对话，而是古今诗学自身内部的对话；或者说是中国诗论旧传统和新传统的对话，而不是中外传统的对话。当下的古今诗论对话的水平还有待提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首先，古今诗歌理论的对话要解决古今诗歌理论概念之间的“误会”。古代诗歌理论的很多概念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之上，本身呈现“虚实相生”的倾向。现代诗论如何理解并接受这些概念术语是现代诗学重建的一个首要任务。试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为例，按张法的归纳，《二十四诗品》里反复出现的重要概念有：真、道、幽、神、空、素、淡。张法指出：“这些词构成了两个基本的思想层次，一是道、神、真；二是空、幽、素、淡；前者是根本的哲学概念，后者是最高的境界概念。道、神、真，具体化为空、幽、素、淡；空、幽、素、淡升华为宇宙的道、神、真。也可以说，前者是一种宇宙境界，后者是一种心灵境界，宇宙之道化为心灵的一片空灵，心灵之境充满宇宙的永恒道心。”[2]

古代诗论的概念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是互文和交叉的，和现代诗学具有独立意义的概念有所不同；二是追求实际意义之外的虚空境界。因此，不是说古代诗论的概念在现代诗学中就不能使用，而是在使用时要注意古代诗论概念的意义模糊和意义背后的境界。如果能够在现代诗论中有效地引进并改造古代诗论的术语和概念，将会大大丰富现代诗学的内涵并提高现代诗学的美学分析手段。

其次，谨慎进行古代诗歌理论的可用度分析。要把古代诗学的概念术语拉入现代诗学具有潜在的危险，就是古代诗学会不会对现代诗学的西式理论架构产生异体排斥，或者说现代诗学体系会不会对古代诗学概念产生不良反应。这个担心是必要的，因为古代诗学的概念往往无法承载现代诗学理念，今天的社会形态、价值取向、科技手段早已和古代不同，这就又要提起吕进先生倡导的现代诗学“观念重建”问题。现代诗学和现代诗歌一样，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实验，现代诗学对于“什么是诗”或者说“什么是现代诗”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都是探索性而不是终极性的。现代诗学能否正确接纳包容古代诗学，关键在于现代诗学能否调整自身的诗学观念，以更加开放、更加先进、更加科学的姿态来对待古代诗学。观念的转变决定诗学发展方向的转变，将古代诗学纳入现代诗学体系给现代诗学提供更加广阔的美学空间，这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最后，在吸收古代诗歌理论时不可过于拘泥，要大胆改造、灵活运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突破传统诗论的束缚，大胆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传统诗歌，开创出一条中国现代学术之路。今天我们要实现古今对话，也要打开思路、锐意创新，摆脱旧思维、旧思路、旧模式的束缚，创造性地对古代诗论资源进行现代转换。

（原文刊载于《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吕进：《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张法：《中国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8—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