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散忆

郭光华

转眼间我从出版社退休已经快三年了，和“出版集团”这个名称相比，我更喜欢用“出版社”这个名称。我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分配到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大学生，细算起来，我大概是目前出版社60年来连续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在出版社服务了整整34年，经历了出版社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丰富变化的整个变革时期。限于篇幅，讲述几件值得回味的往事。

宁版第一本畅销的市场书

1982年2月我被分配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和出版社的前辈们不一样，由于年轻，我对出版的认识，一开始就有着比较浓厚的市场意识。当时出书的品种比较少，面向市场的畅销书更是匮乏。我们新时期年轻的出版人，总想有所作为，改变一下现状。那从什么地方着手呢？我研究图书市场，想到了高考复习的用书，当时风靡全国的就是北京海淀区的“高考复习丛书”，发行量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我们为什么不在北京也搞一套这样的书呢？我开始向这方面努力，在北京寻找关系和朋友。

1983年冬季，经过努力，我找到了一家北京市颇有名气的重点中学——北京市西城区第四中学，我了解到他们刚好有几种供自己学生们用的高考复习用书，据说反映不错，就去跟他们谈。但一谈他们条件挺高，一是要价偏高，二是必须在他们校办印刷厂印刷。我只能找关系托人反复和他们谈，经过协商，他们终于同意价钱可以降下来，但要在他们的印刷厂里排版，并由他们提供纸型，这样可以把纸型带回银川印刷。当时离春季开学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根据当时的条件，确定了《中学历史总复习》《中学地理总复习》《中学政治总复习》这三种。

不久，我带着金孝立再次来到北京，校对文稿，督促他们尽快打型。我们找了一个离四中不远的地下招待所里住下，一待就是半个多月。这段时间里北京下了一场好大的雪，走在他们学校的小路上，脚底下咯吱咯吱地响。中间我有事回了一趟银川，记得我临回银川时，小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让我带给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大雪天捎家书，这个情景让我感慨万分，虽然不清楚信的内容，但从小金的眼神里，我可以感受到大雪天里他对妻子那份深沉的思念和想尽快回家的焦急。

三本书终于出版了，第一版单本发行就有5万册，后来加印到11.4万册。这套书的意义在于，它开拓了我们宁版畅销书的历史，证明我们宁夏出版人也能出版畅销书。后来宁版书发行量最大的纪录也是我创造的，那是“一五”普法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知识读本》，发行量达70多万册。

性文化图书闯禁区

90年代初，我一直关注着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就是性文化学者刘达临，我很注意他不时发表在各种期刊报纸上的这类文章。我心想能不能把他的文章集篇成册呢，我把这个联系作者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编辑室的张新荣。新荣是个老编辑，对工作勤勤恳恳的，很认真负责。过几天她告诉我，刘先生联系上了，好像还有一本介绍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书稿，别的出版社不敢出。我一听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快就联系上了，赶紧要派人去取书稿。派谁去呢？那是1992年的冬天，我想到我们编辑室有一个正在南方出差的编辑王立平，他刚好在武汉。一打电话，他正在武汉的一家医院里输液，原来他在火车上被冻的感冒了，还比较严重。我有些为难，但为了抢时间必须要去啊！我说你坐飞机去吧！立平二话没说，“行！”

就这样，王立平带着病，拖着发烧的身子，匆匆赶到了上海。在瑞金中路的一个小别墅里见到了刘先生。上海人很是精细和认真，他要落实“你们确定能不能出版这本书？”因为正是好多出版社不敢出，才让他这本书稿拖到现在。立平问我能不能落实，这时候我已经下决心了，一定要把这本书出版出来，我说行，你就说我们想办法要落实这个事。就这样，立平顺利地把这本书稿带回来了。

书稿拿到后，为了能够尽快出版，我们从上到下要做大量的工作。我认为性文化也是一门科学，它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因此我主张原汁原味，可是在编辑和审查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时主管业务的徐庄总编辑非常理解和支持我们的看法，她也为我们据理力争。终于，刘达临先生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在没有做大的改动下提前出版了。

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我们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胆略和坚持，这本书填补了出版史上的空白，成为国内第一本关于性文化的图书，也成为一本畅销市场的图书，在那个年代里真是不容易。我记得当时主管发行的王晓菊说，在图书展销会上，她第一次感受到被人追捧着要书的情景，这是她从业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后来我和副总编辑徐庄一起去上海拜访了这位给我们创造效益的刘达临先生，参观了他的性文化博物馆，看到他各种琳琅满目的性文化收藏品，我心中酝酿了一个更大的计划，出画册、联办展览会。这个夙愿终于在八年后的2000年实现了，我那时已是出版社的社领导了，一直支持和关注着这件事。在政史编辑室汤晓芳主任和张新荣编辑的精心策划下，刘达临先生的大型画册《中外性文物大观》出版了，这是国内的第一本，宁夏人民出版社绝无仅有的市场类大型精美画册。

银川空难寻小崔

银川人永远不会忘记1993年7月23号这一天，同样也是我刻骨铭心的一天。中午我陪来自南京的客人崔永清一起吃过饭，并送他上了飞机。我刚刚回到家，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一个急促的声音：“飞机掉下来了。”我一愣，“什么飞机掉下来了？”“就是你刚刚送上去的小崔坐的那架飞机。”“什么？”我脑子一蒙……

原来马洪真有事没有赶上和我们一起送小崔上飞机，等他后面赶到飞机场时，刚好银川空难发生了，他目睹了飞机从起飞到掉下的场景，赶紧在那边打电话给我。放下电话，我马上通知几位同事坐车向飞机场奔去，一路上念叨：“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会出事……”

到机场后，警察和武警把守着各个通道，水泄不通，人过不去。只看见一个个担架被抬了出来，我的心像被吊在嗓子上一样，每抬一个人出来，都要冲上去靠近，看看是不是小崔。一直到把人都快抬完了，还不见小崔。我们一商量，到医院去找，若不见人就去太平间找人。

我们先到了银川新市区的区人民医院，到处是人，很混乱。我们挨着各个科室的病床找人，没有找到。这时候我只觉得我的嗓子干涩得像冒烟似的，紧张，着急。我们又打听到新城的银川第二医院也住有空难的伤员，立刻奔到这里，又是挨个病床找。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小崔，他还活着！我们喘了一口气。只见他头上和身上缠了好多纱布，见到我们时他说不出话来，但神志还清楚，好像示意让我们干什么？噢，要水。这时候伤员很多，医护人员忙得都顾不上照顾他们。我们赶紧端水过来给他喂，他喝一口吐一口，吐出来的全是黑水。原来飞机掉到池塘里后泡了好几个小时，人员才被解救出来。我们让护士过来，赶紧给他清理口腔，一口一口，黑水吐完了，这时候我的心总算平静下来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出版社的同志们一直在守候着他，直到他出院。这个期间，我们和小崔的感情更深了。

大概是三年后，小崔再次来到了银川，我陪他找到了这片池塘。这个池塘不大，池边杂草丛生，周围一片静寂，平静的水面上还漂浮着一些飞机的残骸，好像诉说着曾经发生的事情。小崔买了一些祭品，跪到池边，长时间地闭上眼睛凝思，然后恭恭敬敬地向池中磕了三个头……我们又在湖边捡了一些飞机的残骸，他说留作纪念。空难后小崔再也没有坐过飞机。

小崔是南京人，是和我们合作出版的书商，这个项目是我们出版社当时最大的一个合作项目，此件事后我们出版社跟他们的合作更紧密了，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也去南京看望过他，当时我就用八个字祝福过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现在一直在享受着这个福，我现在仍然祝福他幸福，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