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结构
一、辩证关系的整体思维
辩证思维是一种认识世界和理解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古代中国思想学说中就有着辩证关系的整体思维。辩证关系的整体思维，体现的是一种用变化发展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一切事物，强调事物的整体性、流动性和关联性，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并且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一种动态的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思维方式，相对于形而上学的静态僵化的思维模式。
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有着对事物生成、发展与变化规律的解释。郭齐勇就指出：“中国哲人观察宇宙人生，以一种‘统观’、‘会通’的方式，即着眼于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不同的系统或‘场’之中，肯定各系统、要素之内外的相互依存、密切联系。”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关系和整体思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它并未将矛盾的双方视作绝对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转向、彼此共生的关系。
所谓的“阴阳”，指世界上一切事物中具有的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力量，即“阴阳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一阴一阳之谓道”。五行即指“金、木、水、水、土”等五种元素，这五种元素在属性上不同，是相互对立的，甚至是相克的，但它们间不乏相互依赖、彼此共生的关系。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的合流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原始框架。中国古代的五行思想，强调在世界形成中五行即五种元素间相克与相生的关系。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相生关系，如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的相克关系。
先秦典籍《周易》当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何谓“易”? 《周易·系辞上》中说“生生之谓易”，即事物生生不息的发展变化。《周易》所讲的“八卦”以及八卦相叠而为六十四卦的学说，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统一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周易》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是说“平”与“陂”、“往”与“复”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于《周易》中的辩证思维，当代学者郭沫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
老子的《道德经》中也充满了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整体思维的典范之一，可以说，一部《道德经》就是一部辩证思维的著作。如《道德经》第四十章讲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二十四章讲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讲的都是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对立而统一，并且矛盾双方又可互相转化的道理。
辩证思维注重整体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之一。它坚持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以求得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这种思维方式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社会乃至万事万物为有机整体，使人们要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认知对象。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医学更是充满着辩证思维，中医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理论依据，并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医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互为作用的。中医反对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全面诊断、辩证解释。
二、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
直觉体悟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的一种思维方式，其重直觉悟性思维，轻理性逻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它不须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对外界事物进行逻辑分析，也不借助任何中介，完全凭借主体的内心体验，瞬间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中说道：“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如老子所讲的“涤除玄览”，庄子所讲的“以明、见独”，孟子所讲的“尽心、知性”乃至佛教追求的“顿悟”和后来程朱理学讲求的“格物致知”，陆王讲求的“求理于吾心”，等等，都具有直觉思维的特点。直觉思维的本质是对逻辑思维的超越，是一种利用悟性和非理性思维获取知识的方式。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道家最先提出并且在实践中运用直觉思维。在道家看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世界的本原，但“道”的存在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是不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用人的感官去描述的，只能靠直觉或体验加以感悟或体认。作为先秦道家学派重要代表的庄子，他倡导“心斋”和“坐忘”的修身方法。所谓“心斋”，就是排除一切现有的知识后，保持内心的虚静，从而对“道”予以全面把握、整体感悟。所谓“坐忘”，就是毁弃四肢百体、屏黜心智，超然物外，以便全面把握、整体感悟超然之“道”。
儒家也很重视直觉思维。先秦时期，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良知、良能”，都具有直觉思维的显著特点。宋明时期，程朱所说的“格物致知”，陆王所说的“求理于吾心”，等等，更是在认识论角度对直觉思维的具体展演。梁漱溟指出，“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贺麟进一步指出，“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都是对直觉思维的实践。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尤其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中国佛教所讲的“般若”，即是一种直觉思维的形式。佛教的直觉思维有其特点，既排斥感性认识，又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虚静智慧来洞察宇宙万物的真理。中国禅宗吸收了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的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了“顿悟成佛”理论，把中国古代的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致，成为中国传统直觉思维最鲜明的代表。
可以看出，直觉思维是思维过程省去了中间推理和探究阶段，不需要严密的逻辑辩证分析便可得出结论，这不同于常见的重思辨的逻辑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显著特征。当然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能替代的优势，但直觉思维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容易导致思维的不严密，其不足之处也是客观存在的。
张岱年曾指出，宋代理学家朱熹所说的“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其实就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体验”，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蔡元培也曾指出，直觉思维“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因此，直觉思维欲获得客观的认识，须借助逻辑思维的加工和整理，才能经受住实践的最终检验。
三、中庸的思维方式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是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反对偏离常态、走极端。《论语·庸也》中说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出自儒家的典籍《中庸》。《中庸》对“中庸”的定义如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思就是人的内心没有发生喜怒哀乐等情绪时，称之为“中”；发生喜怒哀乐等情绪时，始终用“中”的状态来节制情绪，就是“和”。“中”的状态，即内心不受任何情绪的影响，保持平静、安宁的状态。始终保持和的状态，不为情绪影响和左右，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总之，所谓“中”，其确切含义即孔子所说“过犹不及”“无可无不可”。古代中庸思想其实是一种辩证法的思维，它的本质就在于把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反对走极端。《礼记·中庸》中说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中庸之道是一种处世态度，是一种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它关涉个人、群体、社会，是协调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其以追求平和、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人的思维和行为等不偏不倚，追求矛盾的调和统一，不注重矛盾的对立面。中庸思维有利于人们和谐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
四、知行合一的思维方式
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命题，“知”与“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两者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所谓“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替代“行”，认为“知”即是“行”，也不是以“行”来替代“知”，认为“行”即是“知”。可以说，“知行合一”是一个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涉及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话题，也影响并形成中国古人普遍具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人们行为取向的一种价值尺度。在古代哲学家看来，知行是同样重要的，只有“知”和“行”合一，才能称得上“善”，知行合一被赋予了道德属性。
明朝心学大师王守仁集中阐释了“知行合一”理论。在他看来，“知行合一”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先有致良知，而后有知行合一。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学说。王守仁所讲的“知行合一”，不是指一般的认识和实践关系。“知”，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指人的道德践履和行动，两者处于不同的层面和范畴，但彼此间是统一的。
可见，王守仁所讲的知行关系，实质上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这也是儒家思想学说的一大特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说道：“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二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道德是行为的意念产生的起点，合乎道德准则的行为是“良知”的体现。古代“知行合一”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