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幽灵在徘徊——自我启蒙、田野调查与诗歌人类学
启蒙的幽灵在中国大地徘徊。
16世纪明代末期，启蒙思想萌芽，泰州学派发起的“天理即人欲”的思潮极具现代性，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封建专制礼教，主张人性解放。但清军入关后，汤显祖、袁宏道倡导的人性解放的唯情主义在文字狱面前终止，这是中国现代性第一次启蒙的失败，思想启蒙失败后留下了一批悲伤的诗歌。
在晚明悲伤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诉求，诗歌收拾启蒙残局，诗歌照见时代人心，诗歌里有启蒙的乌托邦。
诗歌与正史不同，诗里有人的情感。明清之际的诗文被禁毁，加上战争与流亡，保存下来的实属不易。诗歌在任何时代虽然脱不了附庸风雅与权贵的一面，但在少数诗人心里诗歌即自我信仰，自我信仰中即有自我启蒙。所以，我要说诗歌即自我启蒙。
生员陈邦彦在崇祯煤山自缢后赴南京途中写下了三十多首诗，后集为《南草集》。“福祸非所谋”，历史的命运交给历史，但悲伤的诗学由此开启了一条漫长的河流，我们都在这条河流上写诗。不可能不受到诗歌史中的悲伤的影响。绝命诗如果从屈原算起，到南明达到了高潮。
弘光元年六月十五日，刘宗周在吃饭时听到鲁王政权崩溃，推案恸哭，开始绝食，前后共二十天，期间曾只喝两次粥，绝食七天后写下大量悲伤的诗歌。
绝命诗是一个关乎诗人气节、价值观、情感纠结、时代困境与现实出路的以命为代价的诗歌体系。屈原抱石沉江，李白踩月而去，朱湘归于河流，王国维走向湖底，海子虽然在岸上，但绝命于时代疯狂的火车与冰凉的铁轨，而飞身赴死的也有一个长队：昌耀、徐迟、马雁、余虹、小招、许立志、陈超……个人与时代的命运不堪回首，绝命的诗人纵身一跃时溅起的血光照见了时代乌黑的脸，任何时代的思想启蒙都会留下诗歌的痕迹，诗人从来没有在启蒙中缺席。
在一个新旧文明交替的国家，诗歌作为文明的形态之一，从明末启蒙思想的萌芽，到晚清知识分子启蒙被压制，再到新文化启蒙思想的建设，这一路给我们造成一个启蒙还是有巨大的精神遗产的错觉。最近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启蒙，但那并不是一次完整的启蒙，半途而废。几代人在科学、民主、理性的漫漫长路上艰难启蒙，而诗歌诚实地介入了启蒙运动。
任何时代的启蒙都在诗歌中有历史性的投影，谓之为“朦胧诗”的一代诗人，以北岛为首的诗歌启蒙其实只是延续了“五四”启蒙的传统，所以逃不脱启蒙时代街头演讲式的急骤消失的命运，甚至与明末士人绝命的诗学有相同的精神境遇。向死而生的诗歌在我们的诗歌史中从来都被赞美与敬仰，当然以命启蒙本是英雄的诗学，但不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尊重绝命的诗学，并不以反传统精神为代价，而是以反封建父系专制思想，实现诗歌理想乌托邦为目标。
诗歌史是永远向前的，向后看是一种批判性态度，回头是尊重历史，抬举前辈，但我们终究要找到自我启蒙的姿态，找到我们骨子里启蒙的狼性，以及诗歌撞击强硬时代所产生的柔软的线条感、语言动作上的抓痕力度、个体精神表达上的血珠渗透的革命性，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诗人所找到的自我启蒙的姿态。
现代诗对历史的反省也是对自我的启蒙，而不是对他人进行训导式的反启蒙。将个体生命在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所遭遇的精神困境以现代性方式重构，这是启蒙的责任。
同时我们要分清楚谁是真正的启蒙者，谁是反启蒙者。在失败的启蒙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被号称启蒙者的恰恰在做反启蒙的事情，我们的写作被号称现代性写作，但往往却是封建意识下的封建性写作。这需要我们刮骨疗伤，此刻谁头脑“糊涂”，谁就有可能进行的是一场走向反启蒙的写作，与现代性越来越远，甚至以绝命的诗学、悲伤的诗学收场，落得一个诗歌史中的美名。历史的恶性循环以反启蒙为荣，多少士人与诗人葬身于反启蒙的汪洋大海，还自以为获得了真理。什么是悲哀？这就是悲哀。美名的悲哀。
这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序言中有过这样的话：“思想的闪电，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上一代人理想主义的启蒙对于今天多元与复杂的现实来说依然值得反思。现在我提出重建诗歌现代性启蒙精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再出发。我始终认为，诗的技术不是我们写作的问题，技术很好解决，西方诗歌的技术我们都过了一遍。实践证明技术性的超越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难，但诗歌现代性思想启蒙要被历史证明太难了，尤其是要对自我进行现代性启蒙。
启蒙也可理解为一种方法论，在通往启蒙的路上，要有一种求异的独立写作精神，而不是求同的妥协。在这个丰富多元的时代，求异是当代诗人最基本的本能。
启蒙精神对于当代诗歌从来没有这样被漠视。我提出要重建诗歌现代性启蒙精神，这种启蒙具体指向了诗歌的精神源头与诗歌写作的元语言、元体验。从历史与当代经验里挖掘诗歌的源头，从而找到属于我们每个时代的“元诗”。从当下往回找，找到精神的源头，越过现代性困境，直面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重建诗歌现代性启蒙精神。
重建中国诗歌现代性启蒙精神是对一种新的诗歌乌托邦与现代性难题的梳理与总结。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启蒙上做出的努力对于当代中国依然有伟大的意义。具体到个人的精神路径：把对我们自身的反思变成重建当代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从晚清到“五四”，再到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面前徘徊，一边是害怕，一边是向往，害怕传统成为现代性中国的绊脚石，同时又向往西方文明的理想模式，正是因为既向往又害怕，导致我们常常陷入困境。
困境即诗歌的命运，所以启蒙，尤其是自我启蒙，是我们走向现代性的唯一途径。
具体的方法是将“诗人田野调查”与“走向户外的写作”结合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就是这样写作的，李白、杜甫他们不断走向户外，从庙堂走向荒野，直接把诗写到岩石上、墙壁上，他们的被流传下来的诗歌都是这样写作的结果。从肉身到精神的解脱，就是“走向户外的写作”，从修辞的写作走向现场的写作，从想象的写作走向真实存在的写作，从书斋的写作走向生活敞开了的写作。我们要寻找活动的、有生命创造性的语言，诗人是创造语言的人，没有语言的变化就是僵死的诗歌。我们往往习惯于守旧的写作，不愿走向户外，不敢脱离书本，走向户外意味着离开了现成的知识体系，因为户外是全新的时刻在变化的体系。户外给我打开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而陌生的经验正是当代诗歌所缺少的，寻找陌生的经验是“诗人田野调查”与“走向户外的写作”的目的。在户外找到我所需要的陌生的经验——关于时间、自然、生命、神秘、进化等未知的经验。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诗歌人类学”的经验，建立在人类原居环境下的当代诗歌经验。这种经验被现代社会遗忘，或者被传统文化掩埋掉了。诗歌不止于文学意义上的诗歌，它同时成了人类学的一部分，诗歌构成了人的历史与现实。我所实践的“诗人（诗歌）田野调查”并非通行的“采风”，而是以口述实录、民谣采集、户外读诗、方言整理、问卷调查、影像拍摄、户外行走等“诗歌人类学”的方式进行“田野调查”与“有现场感的写作”。“诗歌人类学”是一种写作方法论，更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精神的恢复。当代诗歌更多依赖于个体的感性，当然感性是最天然的经验，获得经验的方式有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走向户外，进入“诗歌人类学”的原生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