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社会·
晚清徽州乡村社会的公共工程建设[1]
——以《清光绪祁门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康健
内容提要 本文详细考证了《清光绪祁门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日记》作者的乡贯、姓名，并对作者家世进行考察。指出该日记的作者为祁门县西乡下汪村人汪光淼，他具有生员、商人、局董等多重社会身份。该日记详细记录了光绪初年有关利济桥建设的桥局运作、经费筹集、兴修过程、匠班管理条规、石料选择、经费开支等内容。通过对该日记的解读，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徽州乡村桥梁、水利等公共工程建设实态。
关键词 晚清 《局董日记》 汪光淼 乡村社会 公共工程
日记作为一种民间文献，是以记录作者个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一种载体，属于一种“微观”史料。徽州日记种类多样，内容丰富，价值颇高，已日益引起学界关注。[2]在徽州日记研究方面，王振忠教授用力最勤，取得的成就最为丰硕。[3]纵观以往的徽州日记研究不难发现，学界关于徽州日记的研究多集中在士绅、学徒、商人、官僚、学生、农民等撰写的个人生活日记，而这些日记内容的“职业性”较强，内容多以个人生活的“私事”为主，学界对于反映徽州乡村社会中公共工程建设“公事”的日记关注不够。
近来笔者在王振忠教授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中阅读到《清光绪祁门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日记》[4]（以下简称《局董日记》）。仔细研读后，发现该日记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记录了作者日常生活等“私事”，而且还记载大量的“公事”，尤其是详细记录了作者作为修建利济桥桥局局董参与地方公共工程建设的“公事”。换句话来说，相比于学界所关注的日记而言，该日记既具有一般日记所含的内容，也含有一般日记所不具备的、大量的关于晚清徽州乡村社会公共工程（桥梁、水利）建设的资料，因而具有更高的价值。有鉴于此，笔者以《局董日记》为核心资料，对作者乡贯、姓名进行考证，分析作者的家世，并在此基础上，对晚清徽州社会的公共工程建设内容进行全面考察，以期对近代转型时期的徽州乡村社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 《局董日记》及其作者
《局董日记》1册，光绪写本，共有182页，另散件1页，全文39000多字。该日记第1页和最后几页略有残缺，其他内容保存完整，详细记载了作者从光绪四年（1878）六月十九日至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底的个人见闻、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教育、民间信仰和修造利济桥的相关事情，其内容丰富，集中反映了19世纪中后期徽州乡村社会风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一）内容介绍
《局董日记》主要记录了从光绪四年到光绪七年底的作者个人生活情况和其所见所闻之事。
从记载的时间来看，《局董日记》详细记载了光绪四年六月十九日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光绪五年、六年元旦（大年初一）到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光绪七年元旦（大年初一）到十二月底的内容。也就是说，《局董日记》记载的时间跨度为四个年头，其中，光绪四年仅有半年，五年、六年、七年则是一整年的事情都有记录。
从内容来看，《局董日记》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来说，包括个人“私事”和“公事”两类事情。前者包括个人家庭日常生活、乡村见闻、人情往来（拜客送礼、各种宴席等）、婚丧嫁娶、科举考试、民间信仰、宗族祭祀、乡村纠纷、商店经营、茶市信息、田地收租等。后者则包括两大块内容，第一为桥局公事，主要是有关利济桥重建的筹备工作、桥局办公、下乡劝捐、订立工程承包合约、勘查石料情况、监督造桥、各种工匠的分工任务和工资情况、匠班治安规约、工程进展与验收等情况；第二为作者作为地方乡绅协助知县下乡催征钱粮和调节乡村纠纷。在各种内容中，因作者作为重建利济桥的局董，因此关于桥局公事，在日记中占用的篇幅较大，内容较为集中，提供了不少关于桥梁建设的细节，为研究晚清徽州乡村社会公共工程建设实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素材。
但《局董日记》并未记载作者的姓名和所属的村落。为便于研究，故需要考证作者的乡贯、姓名，并就其家世做简要梳理。
（二）《局董日记》作者考证
《局董日记》虽然并未透露作者的姓名和所在的村落，但通过相关内容可以考证出这些信息。现将考证内容陈述如下。
1.作者乡贯考证
《局董日记》先后两次提到“诒燕祠”，具体内容如下：
清光绪四年戊寅六月□□□［十］［九］［日］，连日阴雨，是日自寅□□□□□□□□□涨，诒燕祠内水深二尺有零，□□□□□□塍路自我家凌家园□□园起□□□□□门边止汆扫一光，二兄□店□［新］屋□□□□列柱过乐意屋前地，四婶叶氏三店屋□□中前半截余屋耳，门边一截，尽成长河。新屋墙倒时，我等仍在楼上，后由正屋照眼，度余屋水势小退，划水走至志勤堂。此自迁居以来，未有奇灾，新屋遭毁情形，更令人心伤目惨，数十年蓄植花木、松柏，及案头等书目、日记，尽付洪涛。是夜，率燮元等在祠淤泥中驻足。前堂新椅棹，继祖等水将退，冒险捡收，族达之弟，同为出力。[5]
光绪七年六月三十日，晴。血温。共五十千六百。养山会付钱廿千六百，龙公祀九千，诒燕祠十二千，万公祀九千。[6]
第一条资料记载，光绪四年（1878）六月十九日，天降暴雨，河水暴涨，造成诒燕祠内积水两尺有余。当时作者就在村中，而他的新屋墙体被洪水冲倒的时候，作者还在楼上，后趁水势稍退之时，划水走到地势较高的志勤堂。从作者的描述来看，这是村中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而作者的新屋在这次水灾中受到严重冲击，数十年培植的花草盆景和书目、日记被毁。
同治《祁门县志》卷九《舆地志·祠堂》记载：“汪诒燕堂，赤山派，在十几九都下汪村。”由此可初步推测，《局董日记》作者姓汪，为祁门下汪村人。
作者在《局董日记》中还提到嘉庆年间水灾造成历口的利济桥倒塌，其曾祖父荣序公倡议维修利济桥。具体内容如下：
光绪五年二月十八日，晴。许佩和先、黄兴茂先、冯胜英先、宗殿三先、春成先耑函，着轿接至历口，集议重建利济石桥。该桥嘉庆二年丁巳，曾祖荣序公捐银三百两倡首。局暂设义泰店，下午到局晚饭，和兴店宿。
从上揭资料来看，嘉庆二年（1797）作者的曾祖父荣序公率先捐银300两，倡议重建利济桥。荣序公是何许人也？同治《祁门县志·义行》记载：
汪荣序，字储文，国学生，西乡汪村人。弱冠居父丧，哀毁骨立，见者皆叹息泣下，尝以父不逮养为憾，自号南陔，以寄哀思，家故贫，事母至孝，服贾以勤俭起家，同怀三人，兄蚤亡，抚孤侄慈爱逾己子。生平不蓄私财，子侄九人，从无异视，临终嘱子谦吉，将手置产析为九，子侄均之。族有故远贫寡者，拨己产为立嗣，并为请旌建坊，他如建宗祠，捐祀田，造桥修路，各义举难更仆数。吴殿撰廷琛状其行，邑令王吉士给额曰“敦崇孝友”。
由此可见，汪荣序字储文，号南陔，为祁门西乡汪村人，是勤俭起家的商人。这里提到汪荣序“造桥修路”，再结合日记的内容来看，汪荣序出资兴修的就是利济桥。
又查，光绪九年（1883）刊印的《重建历口利济桥众善捐输芳名册》[7]（以下简称《捐输芳名册》）中捐输名录则有如下记载，“十九都下汪村，汪南陔祀洋银20元”。[8]
再查，成书于光绪年间的《舜溪汪氏重修宗谱》，有日记作者曾祖荣序公的传记。现引如下：
先生讳荣序，字储文，南陔其号也。世居祁门汪村，先生之父省斋公有隐德，家故贫……先是，历口有硚，为江汉要津，年久就圮，往来行人咸苦之，先出橐金为倡首，使复其旧，后蛟水冲突，复倾颓，因与董事复议，捐资重构，乘成将有冀矣。功未竣而先生竟即世，行路人辄叹息泣下，盖先生之义举不一而足，而此犹荦荦大者，宜其入人深，而感人速也……[9]
由此可知，《局董日记》《捐输芳名册》和族谱中记载的汪荣序的名、字、号和生平事迹完全一致，即三种资料记载的汪荣序为同一人。因此，日记作者的曾祖父汪荣序为祁门西乡十九下汪村人。由此推之，《局董日记》作者汪氏为祁门西乡十九都下汪村人。[10]
2.作者姓名考证
从上述内容来看，已证明日记作者为西乡十九都下汪村人。但仍不知作者的具体名字，于是仍需加以考证。
光绪四年（1878）七月初一的日记说：
耿扬兄邑回家，与其熟商合村基址情形，非□力建造老河坝，后虑深长，万难居住。越数日，伊邀仝登儒叔、起仁兄、振和叔、含辉叔等集议，绍祠各户名目，共写捐洋 元，实皆勉力倾诚，约计估工，仅敷其半。侄绳祖等筹商此事，幸合族同心，我家不尽力勉出重资，万难成事。
从上述资料可知，汪耿扬为作者的“兄长”，绳祖为作者的侄子。
查《舜溪汪氏重修宗谱》中的世系图，发现耿扬、绳祖等均有记载，现将二人行记载抄录如下：
（91世）春阳，榜名光烈，字耿扬，号觐堂，又号橄庄，别号暗然。生道光八年戊子十月十四日戌时。道光甲辰岁试，季院拔取入学一名，邑庠生。道光乙巳修谱，缮誊谱稿。咸丰辛亥科试，李院考取一等帮增，庚午科房荐，乙亥科堂备。咸丰十一年，办理团练防堵岭隘，曾文正公报奏奉上谕，即选训导。同治十一年，署太平府当涂县训导。同治甲戌，重建赤山祠，筹捐经费。光绪甲午，署颍州府太和县教谕。……
（92世）必燡（光禄子），榜名绳祖，字汝承，号小亭。同治丙寅，朱院入学一名，邑文庠生。生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月初八日巳时……
又查《舜溪汪氏重修宗谱》的“凡例”得知，从85世至94世的字辈排行依次为“宗、允、兆、荣、发、高、光、必、尚、文”。[11]可知“光”字辈为第91世。
结合上引族谱中关于汪耿扬的记载，可以得知日记作者与汪光烈同属于“光”字辈，为91世，而绳祖则属于92世的“必”字辈。
《局董日记》中最后一页是散件，其内容记载有“庚肭廿九，春江字”。[12]从落款为“春江”可知，“春江”很可能为作者的字或号。
又因，汪荣序为《局董日记》作者的曾祖父，于是再查《舜溪汪氏重修宗谱》世系图中荣序的所有曾孙信息，即91世“光”字辈的曾孙世系，发现其曾孙中只有汪光淼字“春江”。为便于论述，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91世）光淼，光祉，榜名汇江，字春江，号虚舟。咸丰九年邵院三名，入学邑文庠。同治六年朱院一等二名，补廪。光绪八年徐院，考取临贡，由岁贡生咨部注册，以教职补用，授修职郎，选用教谕。公践履笃实，纯心读书，惟体气虚弱，因加涵养，诗文愈见清真，岁试、科试，辄列前茅。咸丰辛酉，贼驻贵池、石埭，合境难民无算，乏食汹汹，公撰代饥民乞食启，并先自赈，人因感动，存活甚众。光绪戊寅，历口利济桥汜，公经捐督造，三年成功。甲申又遭水损，迄今病涉，人多叹息，谓公若在，桥已复成。生于道光十年庚寅五月初三日戌时，殁于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巳时。聘渚口岁贡生倪世隆女彩辉，娶桃源贡生陈驾之公妹陈氏，生于道光九年己丑四月十一日，辰时，殁于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卯时。子一：思祖。[13]
上引材料提供了几个重要信息。第一，汪光淼字春江，与上述落款“春江”，完全吻合。由此推之，“春江”很可能为《局董日记》作者的字。
第二，族谱记载汪光淼出生于道光十年（1830）庚寅五月初三日戌时。查《局董日记》，发现有两次记载作者生日的信息，现罗列如下：
光绪五年四月三十日，晴。焕妹壻因予五十生辰，耑函送大泥马褂料一件。[14]
光绪五年五月初九日，晴。承许佩和先、黄茂兴兄、吴钦明先、冯胜英先、栋材先、濬川先、宗殿三兄，知予本月生日，在胜英先宅出己资备盛席。予临席，见其开席，华烛彩爆，愧不敢当，记感厚意。
由此可见，日记作者的生日当在农历五月份，且在光绪五年，作者已有五十岁（虚岁）。由此推断，作者当出生于道光十年。而上揭族谱记载，作者出生于“道光十年庚寅五月初三日戌时”。由此得知，日记和族谱记载当事人的生日完全吻合。
第三，族谱资料显示汪光淼只有一个儿子，即思祖。查《局董日记》可知，思祖不仅在日记中频繁出现，而且与作者的关系十分密切。现将《局董日记》中有关思祖部分的相关信息摘录如下：
光绪七年正月初五日，思祖赴县考，新祖挑铺盖考具，接绍祖一仝用饭。辰正，动身到历口歇，带去川洋三元。[15]
光绪七年正月廿六日，晴。午风阴寒，夜大雷雨。着大旺挡信出邑，约接妹夫日期，寄与思祖洋四元，又与绍祖一元。[16]
光绪七年闰七月［廿五日］。思祖邑回家，和兴号留餐，宿灯下呈阅，今……所做课文，颇觉明白有进益，少慰。[17]
光绪七年九月十九日思祖赴馆，在局宿。[18]
光绪七年十月廿四日，晴。接焕信，思祖脚生疮疖，有小碗口大，现讬外科用药医。
光绪七年十月□□日，晴。寄信问思祖足疮患轻重。[19]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绍祖邑回，接思祖信，足疮已全愈。[20]
从上引资料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光绪七年正月，思祖到祁门县城参加科举考试中的县考，二十六日作者寄给思祖的钱有4元，远比绍祖多，说明作者与思祖的关系比绍祖更近。其二，当年七月，思祖从县城回来，留宿和兴号，作者检阅他撰写的习作，觉得比以前有进步，感到甚是安慰，说明作者与思祖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三，当年十月底，思祖患脚病，作者急忙请郎中治疗。不仅如此，作者还一直关心思祖的病情，先是在十月底寄信询问思祖病情，后来又在十一月十九日，接到思祖的回信，说足病已痊愈。从思祖患病到痊愈整个过程来看，作者与思祖的关系非同一般，远远超出一般亲情的范围。而上揭族谱内容显示，思祖正是汪光淼的独子。由此观之，就不难理解日记作者为何一直关心思祖的科考和病情了。概而言之，《局董日记》作者与思祖为父子关系。
第四，汪光淼在光绪四年利济桥被水冲毁后，督造重修，经过三年修成新桥。族谱记载汪光淼在利济桥重建中的角色，与《局董日记》的作者作为局董的角色完全一致，这也说明两者很可能是同一人。
综上所述，族谱记载汪荣序的曾孙辈只有汪光淼字“春江”、出生年月、子嗣情况和其在重建利济桥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信息，都与《局董日记》中作者的信息完全吻合。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局董日记》作者为汪光淼，他是祁门西乡下汪村91世，字春江，在光绪五年（1879）出任重建利济桥局的局董，负责监督桥梁的兴修，思祖为其独子。
（三）作者家世
从上文已得知《局董日记》作者汪光淼为祁门西乡下汪村人。为便于论述，现对其家世做一简要概述。
舜溪，在祁门县西九十里，明代称汪村，清代改称下汪村。该村为汪氏世居之地，故称舜溪汪氏。[21]舜溪汪氏为唐越国公汪华七子爽公后裔。四十九世景瑞公迁赤山镇，成为祁门汪氏始迁祖，再七传至雅公，始居井亭，雅公四传至显文公，始迁居祁门西乡舜溪，为舜溪汪氏始迁祖。六十世显文公四传为靖公，靖公生二子：正卿、余卿。六十五世正卿守居舜溪，余卿迁居尚田，二人成为各自支派的始祖。此后正卿公支六代单传，至念九公始生四子：一大公、二大公、三大公和四大公，此后枝繁叶茂。一大公生伏振、伏生二子，伏振迁徙太平县石云河，伏生公生永希、永贤和永贵，永贵迁居贵池县黄石；二大公幼殇；三大公后裔迁至太平县云头坑；四大公生龙、麟、日、月，除龙公守居舜溪外，其他三子皆外迁。因此，舜溪汪氏基本是一大公和四大公两个支派的子孙。[22]
汪光淼的曾祖父汪荣序，字储文，号南陔，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商人，被列入《祁门县志》《安徽通志》义行传。他自幼贫寒，白手起家，善于经营，到26岁之时，已是“阜通货贿”，家业稍丰了。汪荣序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多行善举。嘉庆初年，位于商业通衢的历口利济桥被洪水冲塌，行旅苦之。嘉庆三年（1798），他首倡重建，捐资兴修，兼任桥局董事。但桥成后，过几年又被大水冲毁。此后，他又带头捐资重建，嘉庆八年（1803）工程未竣之时去世，民众多为叹息。除了捐修利济桥有功外，汪荣序还积极投身于宗族建设，“扶祀建祠，修路平粜诸大事”，无不竭尽全力，有“外滥交，内无私蓄”[23]的美称。
因汪荣序为宗族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其后裔为纪念他，设立南陔祀会，专门祭扫。《局董日记》曾记载，光绪六年（1880）九月初六日，汪光淼与族中的族叔、子侄一起分家析产，“己置屋业、店屋、田租，与弟、延寿叔，品搭均分，尚不失先祖南陔公遗意，令人称羡，晚备酒二席”。[24]由此可知，汪光淼与族人析分的产业也有其曾祖荣序（号南陔）遗存下来的产业。在《捐输芳名册》中也有“南陔祀”捐资的记载。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最大特色，汪荣序一直以“不得习举子业”为恨，崇尚风雅，喜与文人交游，“虽居市，有儒者风”，后援例明经，为国子监生。他十分重视对子侄的教育，子侄中有多人“身列黉序”。[25]
汪光淼的祖父发铨，榜名谦吉，字抡英，号牧堂，一字地山。在其父荣序公的教导下，师从著名学者戴可亭先生，后因“学优行笃，望重儒林”，他曾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与族兄发漯一起编修支谱。这是舜溪汪氏首次编纂支谱，此前都是与其他支派合修宗谱，故而意义非凡。此后，光绪年间编纂的《舜溪汪氏重修宗谱》便以此为基础。汪发铨还积极投身于地方文化事业，倡始西乡文约，为当地教育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26]
光淼之父高瀚，榜名俊卿，字搢生，号慎庵，邑文庠生。咸丰年间因筹饷有功，被授予贡生，例授修职佐郎，赠奉直大夫，后筹办团练，他出力甚多。[27]汪高瀚虽然有生员身份，但“岁科屡列优等，乡试荐而不售”，无意仕进。虽然志不在仕途，但他却积极倡导地方教育文化事业，“尝劝捐合乡集成文约，经费累万，定章课奖，并文武生童，自县府院试，以至选拔举优，乡会宾兴，均有佽助，士林赖之”，[28]为地方文教发展、士子读书应考提供不少资助。
高瀚生有八子，光淼为其幼子。光淼，榜名汇江，字春江，号虚舟。生于道光十年（1830），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族谱记载，他于咸丰九年（1859）获得邑庠生，同治六年（1867）获得廪生资格。这些科举身份信息与《局董日记》中，光淼于光绪六年（1880）参加岁考之时，填写的岁考册的信息完全一致。[29]
从日记内容来看，汪光淼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始终未能通过乡试，没有获得举人功名。在光绪七年（1881）三月、四月和五月等几个月的日记中，他大量抄录历代科举世家和官宦世家，如溧阳史氏、昆山徐氏、桐城张氏等家族关于科举教育、人文修养的诗文、楹联等内容。由此可知，他始终抱有强烈的考取科举功名的追求，但现实却一次又一次让他失望，于是他通过在日记中抄录这些内容寄托自己的科举理想。同时，他也抄录陆九渊、苏轼、陈继儒等历代名人关于修身养性和治家的格言，试图以此来提升自身的修养。[30]由此可见，汪光淼既对科举仕途抱有理想，也积极讲求个人修养和家庭教育。光绪八年（1882），通过选贡的方式，“以教职补用，授修职郎，选用教谕”，[31]终于得到一个教谕的官职。
值得注意的是，光淼还是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人物。据《局董日记》记载，他还与亲友在祁门西乡闪里镇合伙开设和兴店、喻义店，从事商业经营，每年获得一些收入。此外，他还曾做过塾师，在西乡西塘村做馆教书。[32]他也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徽州惨遭战乱，民不聊生。他积极赈济难民，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四年（1878）利济桥被大水冲毁，重建利济桥之时，他出任桥局局董，负责监督工程建设事宜，“经捐督造，三年成功”[33]。到光绪九年（1883）二月，利济桥兴建完工。《局董日记》详细记载了他从光绪五年至七年（1879～1881）兼任桥局局董期间所承担的各种工作。从这一点来说，他算是继承了其曾祖父汪荣序的衣钵，继续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
二 《局董日记》所见徽州乡村社会的公共工程建设
徽州地处山区，峰峦叠嶂，山谷崎岖，陆路交通不便，山多田少，加之河网密布，降水量较大，这样的自然环境使得徽州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对于徽州民众来说，地方的桥梁、河坝、古道、津渡等地方公共工程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它们直接影响民众日常的生产生活。因此，徽州民众尤其是地方士绅、商人热衷于地方公共工程的建设，建桥铺路的事例不胜枚举，留下大量记录，各种征信录遗存颇多。征信录固然具有重要价值，举凡修造桥梁的缘起、凡例、捐资名录与金额、各种费用开支等都有记载。但这些内容都是在修桥结束后刊刻成册的正式文本，关于桥梁建设具体实态的资料记载不多，利用征信录研究地方公共工程建设存在一定局限。而《局董日记》则是作者汪光淼以局董的身份，逐日记录的日记。除了日常生活内容外，关于桥局公事的记载最为集中，举凡利济桥建设缘起、资金筹集、兴修过程、各种规条、费用开支、工程进展等都有详细记录，相比征信录而言，是一种更为原始、极细致的史料，故而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笔者以《局董日记》为核心资料，同时结合《捐输芳名册》，对晚清徽州水灾情形、地方公共工程的建设过程做一初步考察。
（一）水灾情形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徽州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尤以水灾、旱灾为多，造成的损失也更为严重。[34]举其要来说，乾隆[35]、光绪[36]时期水灾较为严重。具体到祁门县来说，其在徽州历史上水灾发生频率更高，危害更大。光绪四年（1878）、五年、六年、七年的几次水灾，造成屋宇倒塌、桥梁被毁。
光绪四年夏季，祁门连日大雨，造成重大灾情。《局董日记》记载，作者汪光淼所在的下汪村房屋倒塌、祠堂进水、河坝被毁：
清光绪四年戊寅六月□□□［十］［九］［日］，连日阴雨，是日自寅□□□□□□□□□涨，诒燕祠内水深二尺有零，□□□□□□堘路自我家凌家园□□园起□□□□□门边止汆扫一光，二兄□店□［新］屋□□□□列柱过乐意屋前地，四婶叶氏三店屋□□中前半截余屋耳，门边一截，尽成长河。新屋墙倒时，我等仍在楼上，后由正屋照眼，度余屋水势小退，划水走至志勤堂。此自迁居以来，未有奇灾，新屋遭毁情形，更令人心伤目惨，数十年蓄植花木、松柏，及案头等书目、日记，尽付洪涛。是夜，率燮元等在祠淤泥中驻足。前堂新椅棹，继祖等水将退，冒险捡收，族达之弟，同为出力。[37]
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汪光淼所在的下汪村在这次灾害中受灾十分严重，诒燕祠水深两尺多，淤泥积压甚多。汪光淼的二哥、四婶叶氏在村中开设的店铺也被大水冲毁。最令作者伤心的是，作者新造不久的房屋在这次水灾中受灾最为严重，墙体倒塌，数十年积累的盆景、书籍和日记都被大水冲走，作者汪光淼触目心伤，发出强烈感叹，认为这是汪氏迁居该村以来遇到的最为严重的水灾。
大水退去后，汪光淼的不少亲友、佃仆纷纷来询问受灾情形，并帮助清理杂物，打扫卫生。对此，《局董日记》记载：
廿一日，阴。伦坑致远叔、殿三兄著家人来探灾。浆坑叶亲来探问。[38]
廿二日，阴。邓家淑辉之夫特来探问，挷同收理砖物，邬才喜来新屋内，挷同畚扫后堂。沧溪庄胡光旭来仝光金兄、新祖等，畚扫祠堂。[39]
这次水灾还造成下汪村的重要水利工程老河坝被冲毁，亟待重修。于是，在水灾后，汪光淼集中族众在祠堂中讨论维修老河坝的事情。具体内容如下：
七月初一日，晴。耿扬兄邑回家，与其熟商合村基址情形，非□力建造老河坝，后虑深长，万难居住。越数日，伊邀仝登儒叔、起仁兄、振和叔、含辉叔等集议，绍祠各户名目，共写捐洋 元，实皆勉力倾诚，约计估工，仅敷其半。侄绳祖等筹商此事，幸合族同心，我家不尽力勉出重资，万难成事，亦写一捐单，鸣位捐洋七十元，蕴兄弟、锡光堂捐洋三十元，春捐洋十元，洺捐洋十六元。
从这次讨论中可以得知，老河坝不仅关系村中农田水利灌溉，而且还关系到村中族众屋宇和生活安危，因此，需集族众之力共同兴造。但因工程浩大，族众出资的经费远远不够，因作者饶有家资，于是主动承担剩下所有的费用。
光绪四年（1878）七月的狂风暴雨，也造成汪光淼与亲友合伙开设的店铺受灾。现将其内容摘录如下：
十六日，晴，午大雨。和兴店宗仰南兄着伊令郎来该店，前月□□修理墙垣，一切渠成。因我家中被灾更甚，故未便来讲。不料，昨午狂风暴雨，店背后冯姓虎形坟山几抱围古木当腰折断，压在店屋中，进尽行倾倒，请我到店商量，动手建造费用。[40]
七月廿四日，晴。晨到和兴店，该店年久毁损，木料概不堪用，现已雇齐砖木各工，与仰南兄、冯濬川酌议，中一进索性办新料建造，一□（劳）永逸。[41]
由此可见，水灾造成汪光淼与朋友合伙开设的和兴店被风刮倒的大树压倒，合伙人汪仰南、冯濬川商谈后，决定将该店中间一进用新木料重新建造，以便永固。
光绪四年（1878）的水灾造成最大的影响是，祁门西乡历口镇的利济桥被大水冲毁。对此，《局董日记》记载：“旧夏（光绪四年夏）鲸波肆虐，蛟水为灾，溢川涨于须臾，隳石梁于顷刻。见之者咸为太息，闻之者莫不咨嗟。”[42]光绪五年任祁门知县的柯家璆在《重建历口利济桥启》中称：“蛟水为灾，桥复圮，百余年来利赖之津，一旦而失，人咸苦之。”[43]汪光烈在《重建历口利济桥记》中也说：“光绪四年戊寅六月十九日，淫雨连日，蛟水直冲，西洞先卸倒塌无存。”[44]
除了光绪四年发生大水灾外，《局董日记》也记录了其他年份的水灾。光绪六年五月底、六月初，祁门连日大雨，造成水灾。对此，《局董日记》记载：
五月廿七日，大雨，涨水。
六月初一日，大雨。历口水涨上虎形坦，闻家中大水，较前年六月十九，亦只小二尺。
初三日，晴。接汝侄家中大水平安信。
从上述资料可知，继光绪四年六月水灾后，光绪六年再次发生水灾。这次发生水灾之时，利济桥已在兴建过程中，历口的水势涨到虎形坦，对桥梁的兴建造成一定影响。此外，这次大水还使汪光淼的老家下汪村又一次受灾，水灾仅比两年前水势小二尺，直到接到家中亲人报平安信，作者才安心。
光绪七年（1881）三四月间，祁门再次发大水。《局董日记》记载了几次水灾情形，摘录如下：
三月二十七日，雨。夜大雨涨水，大桥俱倒，所做河坝未成，我心急虑，一夜目未交睫，天明去看，幸仍无事。
廿八日，阴晴。午雨，夜涨水。[45]
四月初一日，晴。桥局轿来，二更到，因避水，走若坑。[46]
四月十七日，大雨。涨水。[47]
四月二十二日，酉刻，雨甚。戌刻，水涨上历口虎形大路。幸雨歇。戌正水退。[48]
四月廿三日，晴。酉刻，闻家中昨日水至福茂店门口，新造塍坢又汆，奈何奈何。
四月廿四日，晴。芬弟来局，说伊昨日家中来，所造新塍坝只水头冲处，损四殳之一，尚可修复。[49]
从上引资料来看，光绪七年水灾情形较六年的更为严重，水灾对屋宇、桥梁、河坝等造成一定破坏。这次涨水之时，水势也涨到了历口虎形大路。汪光淼所在的下汪村水势很大，村中桥梁倒塌，当时老河坝尚未修好，作者心急如焚，第二天查看后，老河坝尚未损坏，心情稍有平静。水涨至村中福茂店门口，而且新造的塍坢再次被洪水冲毁四分之一，仍需重修，作者发出无奈的感叹。
综上所述，从《局董日记》记载的内容来看，光绪四年至七年，除了光绪五年尚未发生有影响的水灾外，其他几年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水灾。尤以光绪四年的水灾最为严重，造成利济桥被冲塌，下汪村老河坝被毁、屋宇倒塌。也正是因为这次水灾造成的重大灾情，利济桥的兴修被提上日程。值得关注的是，光绪五年二月十八日，以汪光淼为代表的祁门地方士绅已集议商讨重建利济桥，并在义泰店（后移双和店）设立桥局，管理修桥事务。但光绪六年、七年水灾发生之时，利济桥尚未修建完成，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桥梁兴建的难度和费用负担。
（二）利济桥的重建
利济桥，原名集福桥，[50]为徽州行旅通往江西、湖广等地的重要通衢，正所谓“地当四达之冲，上通浔汉，下达苏杭”。[51]该桥的交通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历代多有兴建。该桥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当时由资福庵的僧侣亦云募资兴建。后在嘉庆二年（1797）被洪水冲毁，嘉庆三年再次兴建，嘉庆六年桥成。光绪四年（1878）水灾时，再次被冲塌，光绪五年夏开始兴建，于光绪八年冬完工。光绪十年（1884）发生重大水灾，该桥河西三洞被毁，仅存河东一洞。此后十年因资金无措，仅架木桥，设渡船，供行旅往来，未能重建石桥。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开始兴修，到光绪二十四年秋竣工。这次兴修工程更为巨大，费用更多，[52]此后的历次大水皆未对该桥造成影响，桥梁至今保存完好。《局董日记》保存有重建利济桥的缘起、工匠承包合约、匠班规条、各种工匠工资、工程进度等修造桥梁的实态资料，颇为珍贵。下面笔者以该日记为核心资料，就光绪五年起造的有关利济桥的建造过程进行考察。
1.设立桥局，监管修造事务
为使徽州人到江西、湖北的商贸道路不受阻隔，祁门当地民众临时架木桥，设渡船，供行人往来，但这仅是权宜之计而已。由于利济桥交通的重要性，而重建利济桥又需巨资，以汪光淼为代表的祁门当地士绅于光绪五年（1879）二月十八日，在历口集议重建利济桥的事宜，并将桥局暂时设在利济桥所在的历口镇的义泰店、迎晖书屋（后移至附近的双和店）。众人推举汪光淼、许佩和、汪光烈（字耿杨）、冯胜英、许殿三、汪春成等作为桥局局董，负责监督，管理修造事务。[53]桥局负责利济桥兴建的一切事务，董事需在桥局办公，处理与桥局相关的事务。因此，汪光淼从设立桥局以后，一直往来于历口的桥局、下汪村、县城等地，负责桥梁建造。
2.动员乐捐
桥局成立后，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筹措建桥经费。利济桥工程巨大，需要不少资金。为筹集建桥经费，以汪光淼为首的局董分批下乡进行动员，劝说民众捐资，试图集众人之力完成修桥伟业。
光绪四年（1878）二月十八日，即桥局设立后的第二天，以汪光淼为首的局董们就纷纷写信给祁门县各都各村民众，进行社会动员，商议筹集重建新桥的经费问题。[54]从二月二十日开始，汪光淼等人就分批下乡挨家挨户地登门劝捐。这样的劝捐过程先后持续了一个半月之久，直到闰三月初八，他们才回到桥局办公。[55]
从劝捐的过程来看，其本着由近及远的原则进行，先从利济桥所在的历口附近的村落开始，然后再由局董带着相关人员到其他各都各村劝捐。具体情况有两种。
第一种，距离桥局较近的附近村落，能够当天往返，由劝捐的村落款待饭食。如历口附近村落的劝捐情况：
二月二十日，雨。河东冯宅、河西许宅写乐输，合局人仝在和兴店早饭晚酒。
廿一日，雨。宋村冯宅写乐输，肇馨茶号晚席。
廿二日，晴。大树下冯宅写乐输，冯景山先家午饭，大茂榨晚酒。
廿三日，晴。上、下闪黄宅、江任□写乐输。上闪午饭，江任晚酒。
上引的内容为汪光淼等人在历口附近的河东、河西、宋村、大树下、上闪、下闪等附近村落劝捐的情况。
第二种，距离桥局较远的村落，由桥局局董率领相关人员下乡到各都各村，分别登门劝捐，但路程较远，无法当天往返，于是，除由所到的劝捐村落款待饭食外，还在当地住宿，或住村民家，或住旅店。现举两例如下：
三月初九日，晴。冯胜英先、宗殿三先、耿扬兄，在箬坑写乐输，着桥来。下午到箬坑王允卿先家晚饭，仝宿上箬坑王渭川先家。[56]
三月十三日，晴。仝殿、胜、耿在茶科树底陈清远兄家早饭，由沿边、峡城各村写捐。午到闪寓喻义店，晤坑口陈树人亲翁伊比寄信，与兄陈价人先生本日仍来闪晤候，与陈孟卿兄仝在店晚饭。[57]
上引第一条资料显示，汪光淼同冯胜英、汪宗殿三、汪光烈（字耿扬）等人到箬坑劝捐，因路途较远，下午到箬坑允卿家吃晚饭，住宿在王渭川家。第二条材料是说，汪光淼同汪殿三、冯胜英、汪光烈（字耿扬）等早上在茶科树底吃早饭，前往沿边、峡城等村劝捐，中午到闪里的喻义店住宿。
从汪光淼等人到各都各村劝捐的情况来看，此次劝捐涉及许村、大树下、宋村、上闪、下闪、武陵、西塘、马儿坦、择墅岭、曹村、陈田、叶村、箬坑、小驲坑、港上、文堂、沿边、峡城、新安洲、上湾、下湾、李坑、汪村、查源、高塘等数十个村落。这仅是《局董日记》记录的汪光淼个人所到过的村落，其他局董下乡到各村劝捐则没有记录。若结合《捐输芳名册》记载的捐输名录来看，涉及的村落更多。换句话来说，汪光淼等人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这为最大限度地筹集建桥经费提供了有利条件。
乡下劝捐结束后，就是到各村催收乐输钱，如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十一日，汪光淼与汪殿三、冯胜英等人商议，“分路临村催收乐捐”，汪光淼负责前往二十一、二十二都收捐。[58]此后的一段时间，汪光淼派局丁高仰随其族侄汪鸿翥到二十二都收捐，也请族侄缉祖到沿边、胡乞坑等处催捐。到了当月二十八日，下路几个村落共收乐输洋284元，由其族侄新祖送到桥局入账。[59]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除了桥局人员下乡催捐外，也有一些民众主动将乐输银送至桥局。其中，颇为感人的是，光绪七年五月十四日，两位年事已高的老妇人来桥局捐资。现将其内容呈现如下：
十四日，晴热。十六都渚口倪德昌母陈氏至局，捐洋拾六元，现缴洋拾元，将平日带金耳环凑付□洋五元三钱，仍洋七钱，云候代人纺绩，寄钱找请。如此艰苦，如此诚心，令人钦感。
仝日，十七都石岭节妇林汪氏只硗坦一亩有零，氏抚二子，种作度日，亦是赴局捐洋二十元。[60]
从上引内容可以得知，陈氏、汪氏两位老妇生活都较为艰难，但在造福百姓的公益事业面前，她们拿出自己辛苦劳作的收入和金银首饰捐给桥局，令人十分钦佩。
3.兴修过程
在充分进行社会动员的基础上，汪光淼等人回到桥局办公，筹划重建新桥的各项事宜。
第一，在局办公。五月初一日，桥局从迎辉书屋搬到新局双和店，正式办公。为纪念这有意义的一刻，汪光淼特为桥局题写楹联。具体内如下：
乐善必同人幸各区踊跃输心众擎易举，
奉公须洁己倘吾辈丝毫染指天理难容。[61]
从这副楹联可以看出，汪光淼的主要目的是勉力桥局同人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克己奉公，共同完成重建利济桥的任务。除了题写楹联外，汪光淼还在桥局后厅题写“内省”二字，以时刻警示自己。从光绪五年五月初一开始，汪光淼常住桥局，处理与重建利济桥相关的事情。
第二，撰写修桥公启，以期进一步动员。出于论述需要，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窃思梁成十月，民无病涉之嗟，事利一方，人乐输将之助，是以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固阴骘内之大端，亦王政中之一事也。祁西历口上达苏杭，下通汉武，青山两岸，绿水千寻。每当溪涨春生、川流夜长，公无渡河之句，遍咏行人，卬须我友之歌，空怀舟子。苟非填同乌鹊，亘等彩虹，鲜不杜足于清流，伤心于涉水。此嘉庆初年利济桥之所由建也。想其经营伊始，竭力图成，甃石匀排，行旅极往来之便，阑干环拱，儿童免蹉跌之危，亦尝费数百万贯之钱刀，历八十余年之车马。讵期，旧夏鲸波肆虐，蛟水为灾，溢川涨于须臾，隳石梁于顷刻，见之者咸为太息，闻之者莫不咨嗟。然而天道无往而不复，人事有废而必兴，纵鼍梁已没，徒余鳌足之存，若鸠众重营，尚可虹腰之跨。惟是一木难支大厦，众志始可成城，敬告仁人，共襄善举。或居同梓里，不辞将伯之呼，或过此萍踪咸望取怀，而予果得裘成千腋，合隋珠卞璧以偕来行，看期匝三年，赏月影霜，华之依旧。谨启。
光绪五年 月 历口利济桥局同人公启。
从上揭文字来看，嘉庆年间重造利济桥也是集资兴修。这次重建利济桥也同样采取集资的方式，进行广泛动员，由各都各村民众捐资兴造，来共同完成这一壮举。
第三，拟定石匠承揽合约，并制定相关规则，以保证工程顺利开展。
光绪五年五月十五日，汪光淼邀请各位局董和各村当事人在桥局拟定石匠承约，商定石匠工价。十七日，正式签订各班石匠承揽合约，分别由旌德鲍宏告、王双喜，太平薛社贵、叶功大，婺源鲍锦云、鲍躞华，祁门程顺全、陈树林等作四股分承，各立一约。[62]具体承约内容如下：
立承约人 邑石匠，今承到祁西历口利济桥局建造石桥，一度作四股分承。身等承造一股，先行打石，计方论价，建造起卷，自食点工。其钱文，打石则在山交货收钱，点工则按工支取，不得预先挪扯钱文，以致半涂生端异说，所有打石、点工价钱，及一切规则，逐一开列于后。日后毋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此承约存照。
换句话来说，本次重建利济石桥的石匠分别由旌德、婺源、太平和祁门四大班匠来承包，分作四股，各自分工劳作，共同建造石桥。签订承揽约的为各自班匠的领头人，由他们负责管理各自班匠的工人劳作。该承约虽然对石匠工作中打石的计算标准和打石、点工的工价等有所涉及，但各班匠具体的打石、点工、桥面、桥洞等具体兴造情况并未涉及。于是，在承约之后写立规则，以明确班匠的工作要求和工价情况，从而确保工程质量。现将这一规则罗列如下：
一、洞石要二面放，阳装，讹平正，以二尺阔起数。如欠一寸不用，一寸两锥，做细成功，每方计得价钱九十千文。
一、洞石接缝背上，以五分至一寸为率，不得空多填塞散石，上下水洞口面，造起再量，照洞石扣算。
一、不子鞋尖布袋口石装，讹平正，以一尺七寸起数，一寸两锥，做细成功，每方计价钱三十八千文。
一、桥面石磡石一寸三锥，做细成功，每方计价钱二十千文。其桥面石作七路安排，中间横石，路心六尺阔，与压边石，格外加厚，长短广狭均要一样。
一、洞石及各石必先做细熨帖，上架时，砑缝一二分小修。如临时修改，耽搁多工，身自认工账。
一、建造起卷，自食点工，每工计工食钱二百六十五文，用炭、菜蔬、点火油、茶叶各项，一并在内。
一、打石将本桥所存老石查清，尽先配用，欠阙多少，如数采取。倘不先划算，多打无用，收数后俱任凭。
一、□还扣除工价。
一、鞋尖内每层，俱要安放长大撑石，不得草率贻误。
一、量石悉遵裁尺，石价、工钱兑付洋钱，按照时市扣算。
一、桥务工程浩大，必期坚固久远。倘打石不如所议尺寸，及建造卷洞有不合式，听凭另承他人，毋得异说。
一、工多日久，务必始终如一，不得无故耽搁，致误日期。
一、起卷大神福，每洞每人折酒席钱二百文，尖桥照样。
一、小神福兴工一次，安眠牛涂一次，安铁蜈蚣一次，鞋尖共四次，每次每人折钱六十文。[63]
上引规则共14条，内容涉及洞石的修造标准和具体要求，桥面的建造标准和工价情况，建造起卷的点工工价，打石的具体要求和工价，及在建桥过程中起卷、尖桥的大神福和小神福的次数和费用标准。概而言之，这个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各班匠的权利和义务，以避免劳作中的一些摩擦，有利于桥梁建造的顺利进行。
第四，因建造利济桥工程浩大，石工、杂工有数百人之多。为加强桥局对各工种的管理，光绪五年六月十三日，冯胜英、汪殿三和汪光烈一起到祁门县城，向知县柯家璆进程禀文，请知县给予告示。现将其禀文抄录如下：
具禀监生许钟杰五品衔，监生冯邦，俸廩贡生汪上清，廩生汪淮江；蓝翔县丞五品衔汪秉森，五品衔文生陈常，职员王瑞麒，贡生倪人瑞；五品衔候选县丞，文生汪恩煦，前署泾县教谕汪承恩，前署当涂县训导汪光烈，文生王作霖、陈振璜、吴广安、金钰，增生郑云章，五品衔文生冯陞，六品军功、监生王克昭；例贡生程士杰，监生许仪吉、叶占鳌、陈在鸣、黄焕章、黄兴茂、冯得桂、冯法庆、黄锦辉；武生曹荣恩、江殿魁；童生汪列宽，耆民王志玉、黄天寿等，禀为兴举大工，叩赏示禁，约束杜患事。生等住居西乡，生卿十八都历口地方，向建石桥，一度名曰集福。厥后重建，易名利济，上通苏浙，下达武汉、江右，实为通衢要津，桥长五洞，工资数万。旧夏六月十九日，突被蛟水尽行冲倒，该地方禀报，沐前宪黄履勘在案。近虽架有木桥，以济行旅，春夏涨水日多，时架时倒，设舟济渡，而来往人多，目不暇给。生等再四踌躇，惟有力图重建，方为长策，爰集同人，首先倡率，合境挨户劝捐，现已写定捐洋一万四万有奇，一面先行鸠工采石，此后再为就地筹画，接济章程。其捐户中有乐善好施，家无厚产，愿助重资者，拟俟功成，分别请奖，但石工、杂工统计，不下数百人，非叩宪谕严加约束，诚恐有吸食洋烟，赌博纵酒，滋生事端，于地方有碍，不得不将开局开工一切条规粘呈，公叩宪大父师鉴核，赏给钧谕。俾大工克成，仍于地方无患，实为公便，上禀。[64]
从上引文献可以看出，该禀文是由当地监生、廪贡生、官员等士绅和具有一定威望的耆民共同发起的。其主要内容有二：第一，说明光绪四年六月利济桥被大水冲毁，亟待重建。而地方士绅已进行广泛动员，劝民乐捐，并已筹集一万四千多两白银。第二，因工程浩大，涉及石工、杂工众多，为避免他们滋扰事端，开列桥局的局规和匠班规条，以便加强对桥局和匠班的管理。为此，请求知县给予告示，以给予法律威慑。
该禀文中关于桥局的局规内容如下：
一、局内督办工料一人，司账一人，伙夫一人，局丁一人。
议定工俸，长停在局，以专责承。
一、办事公议十八都坐办二人，附近十七都一人，十九都一人，轮流坐局，照应一切，不给工俸。离局远者来去只给路用，余用不得开支。
一、钜工务须众志，本都各村当事及各都当事，商定襄办，有事信请来局，务须始终如一，不得推诿。
一、局内伙食，早晚按人数誊入伙足簿，每人每日计钱一百文，一月一结，不得多用，以示限制。
一、银钱洋数出入，设立银洋总钱，总收支，一日一结，毋得徇情悬借挪移，如有此弊，经手者加倍偿罚。
一、收缴乐输比时，注清存照、执照，执照骑字号，中裁给捐户，存照存局备核，以杜遗漏，扯收各弊端。
一、各处来局缴捐，量路途远近，款待茶点、餐宿，不得怠慢。
一、公事必须和衷共济，遇事公同商议，择善而行，不得固执己见，一言不合，借端推诿，有始无终。
一、吾乡地方贫瘠，此番乐输各村踊跃争先，足见人心向善。在局办事之人，务宜洁己奉公，功成盟神算账，刊刻总簿，分送各村。[65]
局规共有9条，内容涉及桥局内部人员设置、轮流坐局制度、局内伙食标准、桥局银钱管理制度、收取民众乐捐的具体要求、桥局公事的议事要求、桥局办事人必须克己奉公等，内容十分完备。这样就使得桥局的管理日趋规范化，有利于建桥的工程推进。
关于匠班的规条如下：
一、现办保甲，清查户口，各匠班到日，匠长赴局报，报明姓名、人数，缮誊一簿，便于稽察，以杜宵小潜踪。
一、本地方向来遵例，严禁赌博，现奉示禁，不准开设烟馆。各匠班务须恪遵严禁，如违，禀请究惩。
一、工必居肆，乃能成事，各匠工日夜毋得出外闲游，在店家户家，纵酒滋事，违者立辞下工。
一、同伙内偶然因事口角，必须告明，匠长分别是非，不得逞凶斗闹，违者立辞下工。
一、匠工人多日久，地方蔬菜食物，一切彼此，皆宜买卖公平。如有不遵约束，肆行窃取者，查出禀究。
一、桥务工程浩大，必期坚固久远，各匠工如有不由局董、匠长指挥，故意坏事者，禀请重惩，以警刁顽。[66]
以上匠班规条共6条，内容包括按照保甲制度设立匠长，并将工匠编陈册簿，以加强对工匠的管理；严禁工匠赌博和开始烟馆；工匠不得滋扰生事；匠工须听从局董和匠长的指挥；匠工、杂工劳作必须遵守号令。这些匠班规条涉及工匠生活和劳作的各个方面，为强加对匠班的管理提供了重要规范。
柯知县在看到该禀文之后，于六月十五日同意地方人士的要求，做出批文：
据禀现在重建该都利济桥，诚恐匠工人众，酒赌滋事，不为无见，候给示严禁，抄粘附。[67]
六月二十日，柯知县给予告示：
桥局重地，禁止喧哗。谕各匠工遵局约束，倘敢有违，提究不赎。匠工名数，书簿对同，毋使奸宄，混迹其中。[68]
柯知县的批文和告示显示，地方士绅的呈请得到认可，从而为强化对桥局和匠班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
七月一日，桥局敬神许愿，准备开工兴造，汪光淼因事未能前去，遂寄去《敬神祝文稿》，内容如下：
桥梁之设，王政匪轻。况当孔道，数省通行。在昔有桥，结构工精。民无病涉，利济锡名。讵意旧夏，虐肆蛟鲸。虹腰乍断，鸟翼旋倾。长河两岸，一水盈盈。行人兴叹，父老心惊。同人集议，众志成城。事虽有志，任恐难胜。涓兹吉日，敢竭下诚。焚香顶礼，敬告神明。默佑各属，年谷丰登。家多储蓄，户有余赢。更祈神力，相我经营。自从创始，以迄功成。逢凶化吉，履险若平。人人清泰，事事咸亨。翳神之赖，敢不祗承。功竣酬愿，用高明禋。谨吿。
从该祝文中可以看出，以汪光淼为代表的桥局同人祈祷神灵保佑利济桥的重建顺利进行，以造福一方。
第五，利济桥的兴造。在上述各项事情都准备就绪之际，七月初八，四班石匠到齐，开始开工打石，由此开启利济桥兴修工程。[69]
利济石桥的兴建需要大量的石材，需要开山打石，因此原材料的质量显得十分重要。八月初五，汪光淼同冯胜英到环砂岭、马儿坦两地察看石匠在石窟的劳作情况。[70]此后，各班石匠开始打石，到十二月中旬，四班石匠打石结束。汪光淼相继验收完毕，并按照石匠签订承揽文约的规定付给各班工匠费用。具体费用是：“各班共收洞石十九方五尺二寸三分三，计钱一千七百五十七千零九十七，木石八方六尺三寸四分二，计钱三百廿八千百零三，板石三方八尺九分六，计钱七十六千一百八十八。三共计钱二千一百六十零八十八。”虽然付给了工匠一些费用，但因当时乐捐钱款尚未收齐，汪光淼等人决定，先发给客班石匠费用，祁门本地石匠的费用先发一大半，剩下的等腊月二十四再发。这引起了祁门班匠的不满，发生了“石匠陈树林等酒酣，带伙入局滋闹，比时即挺找帐，大非情理”[71]的事情。
光绪六年（1880）二月初十日、十一日两日，汪光淼等人去环砂岭、石酒缸、青山下去查看石匠打石情况。[72]八月十三日，各班石匠正式开始造桥洞，“石司旌德姓王做东头；太平姓叶做西头，承定计银两千七百两，板石每方钱八千文”。[73]当年十二月，汪光淼等人再一次验收各班石匠打石数量，并付给费用。[74]
光绪七年八月初七日，四班石匠开分造“石司焚香拈阄，四洞起卷分造”。具体分工是：
旌太造东万字洞（旌西进水一边，太东出水一边）。
婺祁造中古字洞（祁西进水一边，婺东出水一边）。
旌太造中千字洞。
婺祁造西秋字洞。
十一月初三，三、四两个石洞开始起卷，为表祝贺，桥局置办“剪鸡二只敬神，与石匠收”。按照班匠订立的承约，给予“旌石工廿二人，太十九人，婺廿二人，祁十六人，每人给起卷大神福钱二百，蜈蚣点光小神福钱六□”。[75]十二月二十四日，各班石匠收工回家过春节，等明年正月初十以后再来开工。因《局董日记》只记录到光绪七年年底，所以光绪八年石匠劳作情况无法知晓。
桥梁的兴建除了需要大量石匠外，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木匠、砖匠。石洞起卷之前需要用木质桥架固定，因此需要一定数量的木匠。光绪六年九月初二日，桥局与木匠订立承包合约。其内容如下：
立承约人冯贵林、江富林、石贤元、江秀林，今承到利济桥局，建造石桥桥架二个，局中采定树木，身等承定，砍斫解料，造竖成功，卷洞包用，二洞卷成三四洞，移架并卷桥四洞，应用木尖、夹板、行锤等项，局中办树，亦系身等一并承造。当面议定木工工食洋一百三十元，左金右解工工食洋一百一十元，二共计洋二百四十元整。其洋约计按照工程支取，不得预先扯透，以致半途生端异说，所有应办事件，逐一详开于后。日后均毋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此承约存照。[76]
上引木匠承揽文约明确了桥架数量和木工的费用。同样，为加强对木匠管理，也订立了若干规条。具体如下：
一、桥架树木，身随局董眼仝采定，无论路途远近，俱系身等砍斫，左金右解料成器，局中只管扛抬、放水人工。
一、四洞尖、桥木尖、夹板、行锤等项，局中办料，俱系身包承造作应用，不得临期，短少贻误。
一、自竖桥架至卷洞成功，身等须着当事人在栈照应，各器械随损随修，不使临时措手不及。
一、桥架木料长短广狭尺寸，身等须预先斟酌妥善。倘有不合用，不坚固处，局董石师指示调换，俱不另加工钱。
一、神福左金右解匠起工伐，木神福一个，木匠起工架马神福一个，竖架日神福一个，平时在栈照应，其应给神福，悉与石匠班相同。[77]
上述木桥规条共有5条，分别规定了桥架树木砍斫、运输情况，桥架木材标准，木神福钱标准等内容。
木匠承约订立后，他们就按照工程要求开始劳作，准备桥架等木料。到了当年十一月初一，汪光淼和许佩先到“各处看所，取眠牛涂，并查捡桥架各件数目”。[78]光绪七年七月初，在木桥和石工的协助下，桥架、尖桥等都已先后完成，“日前月十七，拆堨起约，计榇工五百工，东头河中桥垛二个，已拆至塌底，请各石司细看，底下再不必拆动”。[79]八月初一，“竖桥架中洞起卷，黎明敬神”，冯学奴不仅在家中做好饭菜送来桥局，而且进门还放鞭炮以表庆贺。[80]
光绪八年日记缺失，无法知晓桥洞、桥身建造情况，但从《捐输芳名册》中能略知一二。光绪八年二月初三己卯开始尖桥，七月十九日癸卯，则安桥面煞龙口。[81]利济桥于光绪八年冬完工，[82]光绪九年二月十六日，开始举行“酬神告成”的庆典。[83]至此，利济桥的建造完毕。
从光绪五年二月设局商议重建利济桥开始，到光绪九年二月竣工庆典，前后历经五年时间，可谓工程浩大，费用甚多。为明晰建桥经费筹集情况，现将《捐输芳名册》各都乐捐银数，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利济桥捐输情况一览
由表1可知，捐资总额为16843.2银圆、230两白银和325.12千文。而光绪二十五年（1899）成书的《重建利济桥征信录》则记载，当时桥局共收到捐资洋银一万八千八百三十余元。[84]出现这种记载的差异，可能与《捐输芳名册》残缺有关。
从整体上来看，参与捐输的都图几乎涵盖祁门整个范围，似乎只有东乡三个都（九都、十西都和十东都）和北乡的三个都（五都、七都、八都）没有参与捐资。由此可见，这次修桥动员是比较成功的，几乎全县民众都参与了捐资。但若从具体情况来看，各都各村捐款又是不平衡的，相差甚大。具体来说，十八都、十九都、十七都捐资最多，都超过了3000元，分列第一、第二、第三位；二十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的捐资也位居前列，基本在1000元上下；捐资最少的是南乡，四个都总共才捐404元，尚不及十六都的捐资。乐捐情况呈现这样的态势，可能与地理空间因素有关。具体来说，利济桥所在的历口镇属于十八都，是西乡村通往江西、湖广等地的通衢，因此西乡的十七都、十八都、十九都、二十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等捐款最多，主要是因为该桥与他们的行旅往来密切相关。而南乡民众顺阊江而下即可到达江西、湖广等地，利用利济桥出行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乐捐的积极性不高，捐资也较少。
利济桥的乐捐经费来自全县民众的支持，涉及众多村落。现将乐捐村落数量和乐捐排在前五位的村落或字号，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乐捐金额排在前五位的村落一览
表2 乐捐金额排在前五位的村落一览-续表
从表2可以看出，参与捐款的村落（含店铺）有200多个。其中，十七都、十八都、十九都、二十都、二十一都和二十二都涉及的村落均在15个以上（含15），尤以十七都涉及的村落最多，达58个。对照同治《祁门县志》卷三《舆地志》都图村落，可以得知上述5个都的捐款涉及的村落基本涵盖了各自都所辖主要村落，说明他们参与捐款的积极性较高。
从表2还可以看出，各都内部村落之间捐输金额也是不平衡的，相差很大。以捐款最多的十七都、十八都、十九都几个为例，捐输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彭龙、黄龙口、环砂、历溪、茅坦，中泉、武陵、张闪下、西塘、许村，磻溪、下箬坑、上箬坑、淑里、马山。从《局董日记》来看，桥局的几位局董许佩和、吴钦明、王渭川等，分别属于许村、武陵、上箬坑村，说明几位局董们充分动员了各自所在的村落民众参与乐捐。
《捐输芳名册》显示，位于十八都的历口街乐捐的全是商业店铺，共有38家，其中祁门本地人开设33家，泾县4家，休宁1家。这说明利济桥所在的历口镇确实是西乡一个繁华的商业重镇，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利济桥是行旅往来的重要通衢。
因《局董日记》只记载到光绪七年底，当时利济桥尚未竣工，故而无法知晓建设利济桥的具体费用。但从光绪二十五年成书的《重建利济桥征信录》序文来看，光绪九年二月利济桥完工之时，建桥费用尚有余资，这些剩余的钱款用于“十七八九都公所旧地，建曾文正公祠，移造西塘桥，以便使徽州到江右通道畅通”[85]。也就是说，当时建桥剩下的钱款一方面用于建造曾文正公祠，另一方面用于建造西塘桥。
（三）汪村水利工程的兴修
前文已论及在光绪四年、五年的水灾中，《局董日记》作者汪光淼的老家下汪村多次受灾，而关系一村安危的老河坝被大水冲毁，亟须重建。现将老河坝建造情况论述如下：
因下汪村受灾严重，光绪四年七月上旬，汪光淼邀请光烈、含辉等有名望的族人在绍德堂议事，认为要确保村中基址完全，必须重建。老河工程浩大，于是商定由族人捐资的方式筹集资金。但筹集的资金不到一半，汪光淼认为“我家不尽力勉出重资，万难成事，亦写一捐单”，慷慨解囊，出重资乐捐。当时陆续收到一些捐款，“鸣位捐洋七十元，蕴兄弟、锡光堂捐洋三十元，春捐洋十元，洺捐洋十六元”。[86]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汪光淼从历口回到家中，“合村丁工起工开挖老河”，族人出工、出力，开工兴造老河坝。当时请湖北石匠刘彦诚承包造做河塍路，由高枧胡金祖居中立约，“订定拆石，计六尺高，脚一丈阔，每丈计价洋六元”。[87]八月初九，湖北石匠做路起工，开始兴造河坝两边路。八月十七日，“开河丁工复轮”，由族丁轮流劳作。九月初七，河坝两边的路告成。十月廿四日，石匠沈靠天等起工点工，筑造老河坝。十一月十六日，老河坝建造完工。[88]
但好景不长，此后的水灾又造成老河坝被毁，于是此后不断重建。光绪七年三月十六日，余成清等石工十一人起工，开始兴建河坝，汪光淼给予“贴神福亥四斤，付钱廿二块，付十六块，酒二斤”，[89]以表酬谢。三月二十五日，“湖北石匠自食（修衮孚坝）八工，新祖自食一工（上午坝下栽树，下午挑砂浇坝）”。由此可见，当时老河坝建造采取的仍然是和光绪四年一样的办法，即采取聘请工匠和族丁轮流劳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两天后天降暴雨，舜溪河水猛涨，当时老河坝尚未完成，汪光淼心急如焚，“大桥俱倒，所做河坝未成，我心急虑，一夜目未交睫，天明去看，幸仍无事”。[90]
与老河坝一起重建的还有村中的水利工程塍路水埠。光绪六年八月初六日，“修造河边塍路水埠，十三日成功”。[91]但在光绪六年四月下旬的水灾中，塍坝再次被洪水冲毁，“所造新塍坝只水头冲处，损四殳之一，尚可修复”。[92]光绪七年四月六月三十日，“老河坝下所造新塍坝，计二十丈，每丈六百文，计钱四十四千文。又，上首孚坝做十八工，下新坝衮脚做撑十四工，二共计工钱六千四百文，外贴钱一千二百文，加工起下六丈脚”。到七月初三日，门下塅田塍泮相继完成，计五十四丈。[93]
综上所述，因水灾频发，祁门西乡下汪村水利工程老河多次被冲毁，又多次被重修，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该水利工程的重要性。舜溪“十四景”中就有一景老河坝，有《河坝水道》曰：“昔年顺道本源探，复古鸠工至再三。筑坝疏通河接此，长堤巩固水环南。滩头揭纲浮青沼，水面垂竿漾碧潭。试看潆洄襟带绕，迎来活泼悟机缄。”[94]该首诗对多次鸠工兴修老河坝、疏通河道的情况有所提及，可进一步印证老河坝在水利工程方面的重要性。
结语
《局董日记》的作者汪光淼出身于徽州望族，从其曾祖荣序公以来，其家族既是一个书香门第，也是商贾之家。优良的家庭环境使得汪光淼从小受到良好的熏陶。他秉承了先祖的遗志，成为一个具有贡生、商人、塾师、局董等多重社会角色，而又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的人士，在祁门乡村社会具有很高的威望和社会影响力。《局董日记》就是汪光淼担任利济桥局局董期间的个人生活记录，详细记载了光绪初年徽州府祁门县的水灾情形及历口利济桥兴建的具体过程，举凡桥局设立、经费筹集、匠班管理条例、石料选择、经费开支等都有详细记载。通过对该日记的解读，能够深入了解晚清徽州乡村社会的桥梁、水利设施等公共工程建设的实态。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1] 本文为安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近代徽州灾荒与社会保障”（项目编号：SK2017A0244）阶段性成果。
[2] 关于《畏斋日记》的研究成果较多，如刘和惠：《读稿本〈畏斋日记〉》，《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日〕涩谷裕子：《明清徽州农村的“会”组织》，载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第151～158页；〔韩〕权仁溶：《清初徽州一位生员的乡村生活——以詹元相〈畏斋日记〉为中心》，载《徽学》第二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第89～103页。
[3] 王振忠：《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抄本〈习登日记〉——一册徽州学徒的日记》，《古籍研究》2002年第2期；《一册珍贵的徽州盐商日记——跋徽州文书抄本〈日记簿〉》，载《历史文献》第五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徽商日记所见汉口茶商的社会生活——徽州文书抄本〈日知其所无〉笺证》，载《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寻根途中的徽州人》，《寻根》2007年第1期；《徽商展墓日记所见徽州的社会与民俗——以〈（歙县）大阜潘氏支谱附编·文诗钞〉为中心》，载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从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看“叫魂”事件》，《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徽州女童的战争日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杭州徽商子弟眼中的太平天国史事——新发现的徽州日记稿本〈记事珠〉解题》，载《九州学林》第十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稿本〈南旋日记〉与胡雪岩籍贯之争的再探讨》，《徽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等。
[4] 《清光绪祁门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日记》，载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361～543页。以下凡是引用该日记之时，不再注明日记书目、丛书主编、出版年份等信息，特此说明。
[5]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61～362页。
[6]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18页。
[7] 《重建历口利济桥众善捐输芳名册》，载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209～358页。以下凡引用该资料，不再注明《捐输芳名册》书名、丛书主编、出版年份等信息，特此说明。
[8]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07页。
[9]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十二《荣序汪先生行状》，光绪刻本。
[10] 《局董日记》也提到“道生祠”，其内容是：“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晴。邑主柯亲催钱粮，自若坑动身，粮差头牌到。未片时，三十多人随即到村，在道生祠办公馆，因费用无着，我备上席茶点晚餐，户房柜上停序和家，差停自顺兄店，夫安置必炎家歇店。”参见《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70页。从这条可知，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十三日，祁门知县柯氏下到村中催征钱粮之时，在村中的道生祠办公，而当时《局董日记》的作者不仅在村中，而且还热情地接待了柯县令。也就是说，日记作者所在的村落有一个名为道生祠的堂号。而笔者多次前往祁门西乡的下汪村考察，村中的确有一个名为道生祠的堂号，至今保存完好。由此可见，从日记作者所在的村落中有道生祠这个堂号，也能从一个侧面印证作者为祁门西乡下汪村人。
[11]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首《凡例》，光绪刻本。
[12]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43页。
[13]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10《世系·正卿公下一大公房伏生公派五》，光绪刻本。
[14]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82页。
[15]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83页。
[16]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89页。
[17]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25页。
[18]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30页。
[19]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34页。
[20]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36页。
[21] （明）程尚宽、戴廷明等撰《新安名族志》前卷，朱万曙、王平、何庆善、于石点校，黄山书社，2004，第233页。
[22]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首《汇修谱牒源流》，光绪刻本。
[23]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12《荣序汪先生行状》，光绪刻本。
[24]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59页。
[25]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12《荣序汪先生行状》，光绪刻本。
[26]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10《世系·正卿公下一大公房伏生公派五》，光绪刻本。
[27]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10《世系·正卿公下一大公房伏生公派五》，光绪刻本。
[28]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10《世系·正卿公下一大公房伏生公派五》，光绪刻本。
[29]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33页。
[30]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87～514页。
[31]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10《世系·正卿公下一大公房伏生公派五》，光绪刻本。
[32]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70页。
[33]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10《世系·正卿公下一大公房伏生公派五》，光绪刻本。
[34] 吴媛媛：《明清徽州灾害及其社会应对》，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梁诸英：《明清时期徽州水灾与徽州社会》，《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5] 乾隆五十三年（1788）水灾十分严重，祁门、黟县、休宁、歙县等地不同程度受灾，而以祁门县受灾最重。关于这次水灾及其地方社会的应对举措，请参见拙文《乾隆五十三年徽州水灾与地方社会应对——以官方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未刊稿）。
[36] 光绪三十四年（1908）徽州发生特大水灾，造成重大损失。相关研究可参见媛媛、何建木《晚清徽州社会救济体系初探——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张小坡《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37]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61～362页。
[38]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62页。
[39]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63页。
[40]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66页。
[41]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67页。
[42]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85页。
[43]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211～219页。
[44] 《复建利济石桥征信录》，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45]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00页。
[46]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01页。
[47]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02页。
[48]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03页。
[49]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04页。
[50] 同治《祁门县志》卷8《舆地志·桥梁》记载：“利济桥，在历口。地方众建，旧名集福。”这里指的地方众建，当为嘉庆三年至六年（1798～1801）的兴修之事。
[51]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213页。
[52] 关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修造利济桥的问题，笔者已另撰文探讨。参见拙文《晚清徽州公共工程的建造与社会动员——以祁门利济桥为例》（未刊稿）。
[53]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71页。
[54]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71页。
[55]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71～379页。
[56]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73页。
[57]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74页。
[58]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07页。
[59]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07～408页。
[60]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09页。
[61]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83页。
[62]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87页。
[63]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88～390页。
[64]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92～394页。
[65]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95～396页。
[66]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96～397页。
[67]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98页。
[68]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99页。
[69]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10页。
[70]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02页。
[71]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12～413页。
[72]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28页。
[73]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52页。
[74]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72～473页。
[75]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35页。
[76]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56～457页。
[77]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57～458页。
[78]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72页。
[79]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23页。
[80]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26页。
[81]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230页。
[82] 《重建利济桥征信录·劝捐重建历口利济桥记》，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83]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230页。
[84] 《重建利济桥征信录·重建历口利济桥记》，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85] 《重建利济桥征信录·复建利济桥征信录序》，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86]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65～366页。
[87]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67页。
[88]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368页。
[89]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96页。
[90]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00页。
[91]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450页。
[92]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04页。
[93]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三册，第520页。
[94] 《舜溪汪氏重修宗谱》卷首《诗歌》，光绪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