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认知符号学的构建

认知符号学的要旨可被理解为，打通认知科学与符号学的基础知识和模式。^[3]可能由于基于某种需要，认知符号学的术语似乎已被发明了数次。这些需要首先来自探讨人的心灵或思想时无法脱离人类交流的特殊方式，反之亦然。这与人类生活世界特有的主体间性本质相关，而与动物的“周围世界”（Umwelten）^[4]相对（见Section 2.4）。一方面，认知科学根本缺乏的，是意义观念。在认知科学中，被赋予意义的现象，要么在被讨论时并未被当作其所是，要么未被充分描述（见Section 2.2）。在认知科学关注意识问题的分支中（如Thompson 2007），意义被概括为主体性的产物，却并未就其本身得到阐明。另一方面，符号学所欠缺的，事实上是（实验以及对相应情形之观察意义上的）经验研究（见：Section 2.3）。再一方面，对于充分理解符号学理论，以及对于将其与认知科学融合这一任务而言，现象学都必不可少。没有现象学方法所提供的阐明，符号学与认知科学的所谓融合，将面临成为一种折中拼凑的风险。

1.符号学的角度

对于符号学究竟谈论什么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在所有符号学研究者中达成共识。事实上，许多符号学家甚至毫不关心如何界定该学科的边界。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博伊萨克（Paul Bouissac 1999）这样的符号学家，将符号学的主要内容描述为一种“元分析”；因此，构成它的就是“对大量专门化的科学出版物进行阅读（它们从一个或者多个研究领域发表的文献中被选出），以及从一个或几个考察领域发表的文献中选取特定专题文献，并把局部结论通过一个更为包容性的模型联结，而非谨守特定专家的关注领域”（Bouissac：4）。这一界定，确实考虑到了符号学家所做的许多工作，也可以说是一种认知科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视角。研读和讨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比较、整合，必须从特定的视角出发。可以说，就定义而言，认知科学确实比符号学在元分析方面做得更好，因为它本身就是多个学科传统的产物，而符号学则在继承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传统（Saussurean and Chomskyan linguistics）时，受限于他们对学科领域严格的边界预设。这种预设要求其依照特定的符号学范式（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语言学），而不应当受到任何其他学科污染。

然而，如果将焦点集中于研究实践而非定义，且如果我们忽略那些自称符号学家却没有做任何创新贡献的人（他们只从事一般性艺术史、文学史、哲学史等），就有可能分离出这一学科的最小公分母（见Sonesson 1996）。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如同心理学和社会学一样，并不存在某个单独的“处所”：就像社会和心灵一样，意义也与其他一切事物纠缠在一起，并依据特定的立场及相关观念从一切事物抽象而来。符号学的特定观点即是研究观点自身，正如索绪尔（1973：23）曾经说过的那样，^[5]或者用此后皮尔斯的话来说，符号学是间接呈现其他事物的一种中介（见：Parmentier 1985）。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学涵盖面比符号本身更广泛。众所周知，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和格雷马斯（Greimas）的追随者都希望符号学能摆脱符号概念的束缚，而皮尔斯理论阵营则持续扩展符号本身的外延。但可以说，这是因为这些学派对符号有不同的定义界定方式，它们要么是模糊的，要么不够明确。

如果符号学是一门“科学”，则我们首先必须解释科学的概念本身。粗略地说，人们可能认为，科学是用不同的方法和模型，对现实的一个特定部分进行描述、分析以及阐释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秩序化和系统化的。在此，我们可能会想要引入一种区分，这个区分的一边是自然科学，另一边则是遵循艾柯呼吁的传统阐释学观念的社会和人文科学（1985/1988：351）。这将事实阐释从阐释之阐释中分离出来。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补充如下说法：第一种取向的知识涉及可用规则解释的现象；第二种取向的知识仅指独特的现象；并且，当第一种知识被解释时，第二种知识的理解却可能出现严重错误，这种错误甚至是在一开始就形成的。并非所有科学都研究特定现实的一部分。不过，一门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注一个特定的现实领域，或被定义为将特定观点运用于整个现实（Sonesson 2004）^[6]。例如，法语研究关涉法语语言和文学，语言学关注所有语言（或所有语言的共性）；同理，宗教史描述宗教的历史发展（和史前史）构成的这一特定现实领域。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一些学科也有其专门领域，如地理学、天文学和气象学。医学和牙医学等应用性学科更是如此。

然而，符号学却没有特定对象域，心理学或社会学也没有。实际上，一切事物都可以从其符号学、心理或社会学特性得到研究。自然科学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面对相同的主题，化学和物理学往往持有不同观点。不仅如此，符号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只是将他们的观点应用于人类世界，至多包括生物世界（通常指动物，而不包括植物）。因此，观点式路径需要领域式路径的补充支持。化学、物理学领域更宽广：它们远远超出了人类的世界，但二者都把同样的观点运用于人类世界，以及人类世界背后的东西。这是符号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做不到的。与化学和物理学不同，生物学不仅仅是另一种观点，而且也有特殊的领域：它只涉及鲜活的生物。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诞生了生物符号学这样的专门研究领域，但没有（至少我不希望有）化学符号学。

如上所述，符号学是一门科学，其观点适用于人类以及其他动物产生的相应现象。因此，它关注生命赖以进入“世界”的诸种形式和构造。通过研究这些现象，符号学应该持有一种人类（或者相关的人类某个部分特性，抑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延伸到具有这些特征的相关物种）的“立场”来理解世界。事实上，正如索绪尔（Saussure 1974：47）认为的那样，符号学对象仅仅作为那些观点而存在，这些观点用于某种物质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在符号学对象未消失的情况下，索绪尔这样的观点不能转变。索绪尔如此断言，是因为他希望普通语言学的对象（和其他门类符号学）从当时与语言有关的相关不同科学背景中凸显出来。符号学对象可能会再次消失，这已经被当代认知科学许多实践所证明。但是，索绪尔的主张不应被视为一种唯名论式的信仰。正如普列托（Prieto）所说（Prieto，见1975a：144；1975b：225 f.），在既定语境下，索绪尔这段话可以仅被解释为在言说者立场的重构。因此，符号学的任务不是发展出某种特定的哲学立场，而是为意义使用者在生活世界持续的意义实践构建模型。我们不能像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 1968）那样，因为关于图像的民间概念不自洽就否定这个概念，而应努力发现其特殊的系统性。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对现实是否采取“唯名论者”观点或其他观点无关紧要。我们必须重建的，是生活的生活世界观，这当然不是（纯粹）唯名论的。即使是唯名论者，也必须以某种方式接受观念和想法的存在，以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生存和活动。而对唯名论思想的符号学阐述，无法以唯名论术语来实现。

我同样认为，做出如下这些和安伯托·艾柯（1985/1988：323 ff.）类似的论断也没什么意义：一方面，一些特定的符号学科学致力于研究事件的解释习惯，比如那些研究语言、手势、交通标志、图片等；另一方面，有一种普遍的符号学，它仅仅假定符号概念，以允许我们在统一框架内谈论表面不同的事物。奇怪的是，艾柯甚至声称，不同符号观点的事实表明，符号学是一种哲学活动。但上述情况至少表明，符号学是各种不同的哲学和（或）科学活动。实际上，一个更充分的结论是，符号学可以实践不同的哲学观（就像社会学、心理学、考古学、文学史等学科那样）。因此，可能会出现结构主义符号学、唯名论符号学、现象学符号学等等——正如可能会有过程的和后过程考古学、实证主义和后现代艺术史等。

普列托（Prieto 1975a）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符号学必须被限制在系统内所有用户共享的知识之内。以此类推，我们必然会意识到，为了把使用系统的前提考虑进来，有必要将至少一个层次的分析，降低到用户常识层次以下。为了解释一种知识的操作（但又是隐性的运作方式），这是必要的。这种运作方式对于具体行为是奠基性的；对于任何意义系统而言，这个行为都是构建性的。毋庸说，原则上这种知识必须是意识可获得的，否则，现象学家就将徒劳无功（见Sonesson 1989：26 ff.；2007）。

符号学倾向于从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角度思考所有现象，但它的目的是系统地阐述规律，而不是被还原为对特定对象的阐释。也即是说，包括语言学在内的所有符号科学都是“规范性（nomothetic）科学”，它们关注普遍性，而不是关注像如艺术史和大多数人文科学那样的具体科学。这些具体科学把一系列单独的现象作为其对象，这些具体对象的共同本质和联系被视作理所当然（正如索绪尔传统所理解的语言学那样），但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根据大多数概念）相反，符号学关注质而非量——亦即，它关心范畴甚于数字。因而，符号学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寻求普遍规律的特性。它是一种追求规范性而非个别性的科学；同时，它强调范畴经验，而较少定量讨论，这是人文科学特有的特征。符号学并不局限于任何单一的方法，而是使用复数的方法：从文本具体分析（文本分析）到经典的实验技术，以及令人想起哲学（系统分析）中被发现的方法——想象中的变化。此外，如果与大多数人文学科相比较的话，模型的构建是符号学的一个特殊之处（这并不是说这些模型必须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取自语言学）。的确，符号学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方法，它借助一个模型引导实践者进行分析，而不是单纯依靠“无辜的眼睛”（innocent eye）的力量。有两类非常一般的模型，可以分别称为分析型的和综合型的，但或许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个观察：大多数真实的模型，都兼有分析型和综合型两个方面的特征。科学分析通常是通过综合的方法进行的，也即一种暂时的综合，随后在与分析对象的相遇中加以修正。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符号学的实验数量非常少。在多数当代符号学重要学者看来（如Greimas 1970），符号学是一种纯粹或自主的科学，类似于结构语言学（Itkonen 1978）。其他学者，尤其在美国，倾向于把符号学视为许多不同科学的交汇点，一种人文和社会科学共同的跨学科框架，这一框架还涉及生物学和神经病理学等领域。我的方法与上述两者不同之处如下：我认为，涉及同一研究对象（包括：意义、标志、文字、手势、图像、照片以及其他可能的符号形式）的所有学科的结果都与符号学相关；但只在它们从特定的符号学观点被审查、补充和重新定义之后。与大多数受人尊敬的符号学传统不同，我一直主张反对学科自主假设。我自己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实验结果的解释（最重要的工作见Sonesson 1989）。但是，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直接参与实验设计。勒内·林德肯斯（Rene Lindekens）和马丁·克拉姆彭（Martin Krampen）等学者，在结构主义的全盛之日开始了他们的试验研究，把他们自身奠基于符号学模型智商；他们或许应被视为实验符号学的先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认知符号学的先驱。林德肯斯（Lindekens 1971：178 ff.）用实验方法表明，在照片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照片的对比或微妙变化，对照片的阐释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埃斯佩（1983a，1983b），在一个类似的实验中展示了不同因素之间有趣的相互作用，并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相同的照片在不同的对比中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情感导入。克拉姆彭（Krampen 1991）在对儿童绘画的研究中使用了实验方法。在符号学领域中，就像在（心理）语言学领域中一样，当然还有更多的实验工作；这些领域已经发展成为符号学之外的特殊领域，比如手势研究。然而，一般来说，这是符号学需要从认知科学，以及认知综合之前的一些科学（比如认知与知觉心理学）中借鉴的方面之一。

2.认知科学的三个时代

呼吁作为一个整体的认知科学，已经不再有意义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认知科学可以被实践，也确实已经被历史地实践了。“认知科学”这个学科名本身就有一些自相矛盾的之处，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它最初的目的是消除认知，甚至消除意识。心理生活可以在电脑上模拟这一事实应该表明，心理观念可以被完全抛弃。人们认为，意识不过是一组基于人类大脑产生的代码片段计算。杰里·福多（Jerry Fodor 1987）为思维语言的辩护就是这一观点最明确的版本。通过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 1987）意向立场的形式，这一观点仍在认知科学中很有影响力：人类就像电脑一样工作，但人类有一种额外的扭曲——在没有任何有用的理由的情况下，人类恰好认为他们是有意识的。

在认知科学的第二个时代，一些研究人员意识到，在一个人类的生活世界之外，若不从他们外在的身体形式携带其关系，人类（以及，根据某些解释，一些计算机程序）不能实现其功能。这就引入了“情境”（situatedness）的概念，此概念由此在认知科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这也导致我们补充入了“具身性”（embodiment）概念，这些观念将现象学和其他与意向性相关的思潮引入认知科学。在此之前，许多现象学家和意识哲学家（最著名的是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 1992］和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 1997，1999］）粗暴地反对认知科学。这些情况一度阻碍了学科交叉发展。然而，情境和具身性都可以被赋予——而且已经赋予了——其他更机械论的阐释。此前就一直存在的概念如中介、意图、意识、同理心、主体间性等，尽管都是意识研究领域内的重大主题，但对于作为整体的认知科学而言，仍然是非典型性的。这类研究典型被如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 2007）、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 2005）、丹·扎哈维（Dan Zahavi）（Gallagher & Zahavi 2008），以及其他几个研究者所实践。^[7]事实上，这些概念对于大多数仍然被描述为主流的认知科学来说，都不啻一种诅咒，无论是在其正统版本之中，还是更加含蓄和混淆的方式中都是如此。这一主流与拉考夫和约翰森（Lakoff & Johnson 1999）、丹尼特（Dennett）、弗多尔（Fodor）等人的工作相关。^[8]

在露西·萨奇蔓（Lucy Suchman 1987）和她的追随者看来，“在情景中的”（situated）这个术语表达了将语境纳入考虑的需求。这也适用于具身性，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我们所有行动的首要语境。“具身性”（Embodiment）是一个比“语境”（context）更精确的术语，并且“情境”（situadedness）也许可以更精确地被定义。无论如何，即使“在情境中的”（situated）和“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是当前流行的术语，但主流认知科学似乎仍然未将它们引向意识研究的方向。然而，在认知科学的第二种传统中，形成这种语境的身体并不是作为被生活的身体，亦即，不是作为一种意义的身体，而是神经科学研究的身体。当前，拉考夫和约翰森与他们的追随者构成了主流认知科学的核心。尽管他们的工作极其混乱和矛盾，他们理论中不同层级具身性的分合不定（兹拉特夫的论述最为清晰，［Zlatev 2005，2007］），以及对西方哲学不合逻辑的攻击（见Haser 2005），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工作包含了部分对现象学传统的肤浅引述。只要对他们的文献，尤其是最近出版的文献细加阅读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回到了与传统认知科学实践完全相同的观念，只是用人脑替代了电脑而已。他们所论的身体被还原为大脑的神经元和突触。因此，具身性在这一传统中当然就无法成为语境的一部分。即使他们的工作因他们的学术影响而被解读，本文的评价也仍是不变的事实。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来自认知科学这一名称中“认知”（cognitive）这一关键词。在认知心理学的传统学科以及在发展心理学中，例如，在皮亚杰（Piaget）的传统中，“认知”一词有相当明确的含义界定。该词的大多数意义明显与知觉（perception）、无意识过程及共情的含义对立。至少原型性地，或者作为目标状态，它涉及理性操作，例如对于论证或问题解决而言的那些典型事物就是如此。虽然我不知道在认知科学中对“认知”是否有更明晰的定义，但很明显，此处“认知”一词的意义已经更宽泛也更模糊：最初，它相当于一切可以被诸如电脑这样的认知设备所模拟的东西；如今，它似乎代表了任何可以位于大脑中的事物。根据思维语言假说（由弗多尔［Fodor］首先提出），甚至范畴知觉和其他基本的知觉操作都是建立在认知上的。当代认知科学的代表人物拉考夫（Lakoff）和约翰森（Johnson）似乎也声称，在更传统的意义上，思维可能会被还原为非常简单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就成为一种误称。如果说，认知科学的第一个传统将思想转化为计算机，那么第二个传统引入了一种卷入了大脑的新还原论；因此，唯有第三个传统，才为一种通达意义的路径带来了些许希望。

在此，我试图组织一种全新认知科学观念来替代第二种传统，其以现象学为认识论视野，既包括经典的胡塞尔现象学，也包括意识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并且，我赞同塞尔（Searle），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心灵哲学要么是心照不宣的现象学盟友，要么是而殊途同归的平行理论。

3.认知科学的符号学转向与符号学的认知转向

与认知科学一样，符号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跨学科的视角（认知科学无疑更频繁地被这样看待），这种视角偶尔会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奇怪的是，人们可能会说认知科学和符号学或多或少涵盖了相同的知识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世界采取极为类似的视角——他们都考量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世界对人类及动物显现的方式。认知科学（很显然只在第三代中）强调这个世界呈现的场域，亦即精神领域，也强调其特有的操作，亦即在其各种表现中的意识；而符号学坚持物理世界因被赋予意义而经历的转变。

如果符号学只是一种模型、一种方法或一种哲学立场，那么它对认知科学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但如上所述，符号学不能简单地用这些术语来考虑，它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或者，用保罗·博伊萨克（Paul Bouissac 1999）的术语来说，一种元分析（meta-analysis）。符号学必须就其自身而被视为一门科学（见Sonesson，1992，1996，2004）。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符号学没有被错误地等同于法国结构主义，那么它就已经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模型和方法，也从不同的哲学观点被实践；同理，它也不是简单的元分析或其他跨学科的观点，因为关于符号学的原创性，这种观点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符号学是跨学科的和元分析交织的结果：符号学以意义为观照世界的视角。但无疑，在现象学地阐明意义之前，当中的意涵仍是模糊的（如Sonesson 2006a）。

认知科学与符号学的学科史曾非常不同。认知科学通常被描述为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哲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完全不同的经验学科的知识基础加以整合的结果。因此，认知科学并不是一个世代延续的研究传统，而是代表了几十年前单独发展起来的几个研究传统的新近融合。符号学则以一种更为经典的方式，从哲学的无定形群体中发展而来，并且在遭遇其经验基础时仍存在一些问题。可以说，符号学的基本概念是符号，而认知科学的基本概念则是“再现”——尽管符号学拒绝符号概念的传统由来已久，例如，在格雷马斯及其追随者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这种传统（见Greimas 1970；Greimas & Courtès 1979）；近来，认知科学已经远离了再现的概念（Varela，Thompson & Rosch 1991）。从方法的角度来看，符号学常被夹在单一文本分析和理论建构之间；而认知科学更依赖实验方法（包括计算机模拟）。这些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符号学与认知科学此前很少相互交流。

另一方面，最近在认知科学领域出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进展。夸张点说，这些进展甚至可被称为一种“符号学转向”：最近知识界对意义等问题研究的兴趣浓厚，这种兴趣尤其体现在有关人类（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其他动物）的个体发展和物种的系统发生史中。泰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 1997）是一位神经科学研究者，他的研究成果在认知科学领域备受赞誉。然而，他选择沿用一套皮尔斯的术语来表达他的一些主要观点，皮尔斯可能是符号学的主要文化英雄。^[9]不仅是迪肯，另外两位对人的本质感兴趣的研究者，现在都把重点放在符号概念上（他们通常使用“symbol”这一术语）。从普遍意义上讲，唐纳德（Donald 1991）的情境阶段（stages of episodic）、模仿（mimetic）、神话（mythic）和理论式文化（theoretical culture）就是如此。它似乎更适用于托马塞洛（Tomasello 1999），并非因为他对经典符号学者如皮尔斯、米德、巴赫金和维果茨基的引用，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分析的总体推进，从那些仅仅可能显得如此的诸情形中，分离出带有目的的解释行为。在此研究基础上，兹拉特夫（Zlatev 2003，2007，2008）从诸如线索和联想这类更基本的全体生物系统（生命形式）的特征出发，清晰地探索了涉及模仿和语言等更高层次意义涌现的条件。

有趣的是，符号学阵营中也正在出现真正的“认知转向”尝试，最明显的代表是达代西奥（Daddesio 1995），他试图将认知科学的经验知识基础吸收到符号学中，在这方面他遵循了第三代认知科学对意识的处理方式，尽管他弄错了拉考夫和约翰逊的代表性。他支持借助认知科学的主要论证是：作为符号学的特权，对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研究，必须辅以通向这些符号的途径的探索，而这些途径更为合宜地被认知科学所研究。同意这个观点很容易。然而不幸的是，达代西奥将行为主义的物理还原说（Physicalist reductionism）作为美国符号学的特征，与索绪尔、卡西尔、胡塞尔、布拉格学派等其他传统中的认知相提并论；在社会层面、主体交互层面之外，还有第三层面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排除心灵世界，仅仅是因为它是多个心灵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于心灵世界，第一层面显然是否定的，在第二层面是一种忽视甚至是缺乏关注。^[10]达代西奥似乎把符号学和特定的哲学立场联系在一起。但正如我们在上文（2.1）中看到的那样，这种观点是不可持续的。无论这些符号学家之间多么不同，忽视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或忽略进入其内部的路径都是错误的。达代西奥无疑指明了一个在符号学或认知科学中均被忽略重要研究领域，该领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包括后者在认知心理学和遗传心理学领域中的先驱），即：符号与其他被赋予意义的人工制品的相互关系，以及主体进入它们的方式。

4.认知符号学的需要

若要确定认知符号学的重要性，从达代西奥的主要论点出发是有用的，无论是从他的一些正确论点出发，还是从我对他观察批评出发都是如此。如果我们从符号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出发，就会发现达代西奥正确地强调了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及其经由意识向我们展示的方式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其他符号学的传统入手——这些传统认为符号和意义从根本上是主体间性的结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涉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被个体意识所理解。此外，如此这般的主体间性如何出现的问题，就显得更宽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要我们的追溯涉及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演化和发展，这些问题就会激化。

可以这样说，符号学的奠基者们已经注意到了符号与意识理解符号的方式之间的关系。例如，索绪尔说符号学（索绪尔式符号学semiology）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并且他多次提到“社会交往”（social intercourse，在原文中这个词就是英文）。但索绪尔对这些关系的兴趣仅仅到此为止。皮尔斯当然将心灵包含在了符号的定义中。但众所周知，皮尔斯给“心灵”一词赋予了非常特殊的含义，这可以从他认为心灵（或者，至少是他习惯说的“准心灵”）根本不需要与任何一种意识相结合这一事实得到证明。皮尔斯无疑对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话题有很多话可说；事实如此，正如科拉彼得罗（Colapietro 1989）所详细记录的那样。然而，由于皮尔斯忽略了意识的特殊性，他无法确切阐述符号以及符号与我们（作为有生命的生物）理解符号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他没有告诉我们，意识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跟其他关系（尤其是不同符号之间的关系）有何不同。^[11]

如上所述，一旦演化和发展进入讨论，主体和符号之间的互动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门化。演化的当代研究表明，构成人类独特性的东西，不仅是他们的语言，还包括我们使用图像的能力，以及许多模仿行为和指标（至少在它们完整的、自发形成的形式中是如此）。很明显，符号过程本身必须有一个多样的、层次分明的结构；它拥有这个结构的方式，在我们的哲学中仍是难以想象的。唐纳德（Merlin Donald 1991，2001）提出了一种进化尺度（在Nelson［1996］与Zlatev［2003］对儿童发展所做的探索中，有类似的东西），其中情景（episodic）、模仿（mimetic）、神话（mythic）和理论（theoretic）四个不同阶段对应于人类记忆的相应类型（参见图1-1）。根据这种观点，本来是生活在当下此刻的非人猿类，由于它们已经有“情境”（episodic）记忆的能力，就相当于能够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来再现事件。第一个过渡先于语言发生，并且在消失时仍然保持完好（唐纳德认为这个过渡发生在直立人阶段），它带来了“模仿”（mimetic）记忆。模仿记忆与工具使用、模拟、仿照、狩猎协作、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简单的仪式等能力相对应。只有第二次过渡带来了有着“语义”（semantic）记忆的语言，也即，一个可以组合的单元的库。这种记忆允许创造叙事，也即神话，这是一种表达现实的全新方式。

图1-1 唐纳德与符号有关的进化模型，以及符号系统和具身符号

有趣的是，唐纳德认为发展并未就此止步。尽管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没有更多的生物差异需要考虑（但如果没有这三个早期阶段的铺垫，第三个过渡显然不可能）。唐纳德所说的“理论文化”（theoretical culture）假设了外部记忆的存在，亦即这些设备提供了在人类思维之外保存和交流知识的可能（尽管最终当然只有人类思维才能接触到这些知识（见Sonesson 2012d）。理论文化的第一次出现与绘画的发明不谋而合。这是人类知识第一次可以存储在有机体之外。在偏好转移到了视觉上之后，语言在此后几千年时间里进一步转变成了书写。正是这种在有机体外部保存信息的可能性，才引发了后来科学的产生。

在我看来，唐纳德的第二阶段（模拟、技巧、仿制和姿势）的不同表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像似性的（基于相似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还不是符号，而只是符合某种类型的“个别符”（tokens）——类型的成员。在模仿和语言之间的某个地方，出现了符号功能（尽管唐纳德只是拐弯抹角地指出了这一点，提到了交往的意向性系统的使用，以及指称的区别）。事实上，在唐纳德的模仿中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它们并没有被考虑进来，尤其是因为唐纳德没有停下来考虑与皮亚杰符号功能的部分重叠。我们必须从通常不具像似性的身体行为，转到具有模仿性的行为；从模仿的直接形式，转到不同类型的再现性模仿。^[12]最后，第四阶段产生了独立于有机体的人工制品，如图片和比例模型以及文字和理论。因此，图像的出现令符号到达了后语言阶段而具有像似性。书写则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规约性的。但理论阶段重新以像似性为重要元素——这正是皮尔斯所坚持的，也是斯特恩菲尔特（Stjernfelt 2007）最近在对皮尔斯的阐释中的关注点。

表1-1 唐纳德对记忆类型与累积性质的关联分析

前语言能力阶段要求记忆位于主体自身的身体中（见表1-1）。但很明显，它只能在这样一种程度上作为记忆而发生作用：在这种程度上，它多少是能与如此这般的身体分离的。他人的活动必须以其特殊性看上去区别于其他人的身体，这样它才能自我重复。这就预设了个别符（token）和类型符（type）（即，相关性）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先于符号功能的区别。

语言产生后的阶段，符号被预设为获得了自己的“身体”，即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能力。语言似乎至少需要两个人在场才能存在：他们以某种方式在彼此之间维持着这种存在。但仅仅两个人知道一幅画的存在是不够的：必须存在某种独立于有机体的人工制品，在这个人工制品上，图像被铭刻。图像必须脱离使用它的人的身体（和思想）。当然，从定义上讲，书写是语言向独立人工制品的转换。理论的情况可能不那么明显：为什么两个人不能在他们之间接受一个理论呢？胡塞尔（Husserl 1962）早在唐纳德之前就指出，复杂的符号系统，如数学和逻辑，只有在独立于人类有机体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图像方面，埃文斯（Ivins 1953）已经观察到，是它们的可被复制性（如，弗洛拉斯［Floras］的论述）使它们成为科学的装备。艺术史学家们常说，图像作为永久性的记录，并非不可避免地独一无二，相反，它们注定要被复制。的确，它们允许知觉的重复行为，就像早期的记忆记录一样。

这当然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被称为“物化”的过程的东西。正如卡西尔（Cassirer 1942：113 ff.）所说，这一过程绝不仅仅是“文化悲剧”，而是（人类）文化的先决条件。

因此，要理解人类文化的特殊性，我们需要探索主体与符号的相互作用。这至少是需要认知符号学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