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岭南哲学与中原哲学、外国哲学

一 岭南哲学与中原哲学

岭南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岭南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岭南哲学从中国哲学特别是从中原哲学中吸取养分，丰富自己、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中原哲学也从岭南哲学等地域文化中不断吸取积极成果，使自己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北人南传”是岭南学术生成的模式。古代岭南开发较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在秦汉之前，岭南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早期的蒙昧状态，“人如禽兽，长幼无别”，“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就是说人们还没有摆脱自然、血缘性，而真正进入社会，没有跨入社会文明。两汉之际，随着岭南的逐渐开化，中士思想文化与士人的不断南移，岭南士的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原来在中原地区流行的儒、道、释、法等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潮被移入并得到发展，由此岭南思想和文化才进入观念形态层面。随着岭南观念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出现，岭南哲学也应运而生。岭南哲学的形成同中原哲学有很大关系，岭南人正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吸取中原哲学的积极成果，才创造出岭南哲学。葛洪创立的神仙道家哲学，既继承了庄子的哲学理论，又吸收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惠能创立的禅宗顿教，既传承了其师父的教义，又接受了儒家的积极成果。陈献章创立的岭南心学，糅合了宋代理学诸家，熔儒、释、道于一炉。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也深受中原哲学的影响，有许多内容也从中原哲学而来。中国哲学史表明，岭南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中原哲学影响，同中国哲学密切相关。在岭南先有中原（中国）哲学，后才有岭南哲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能因此断言，岭南哲学是外来哲学，否认岭南哲学的本根性。

由于岭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岭南哲学一出现，就显示出其独特的个性，富有岭南特色，葛洪的道教哲学、惠能的佛教哲学焕然一新，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特别是陈献章岭南心学的出现，对中国哲学发展有重大影响，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岭南心学的诞生，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标志着岭南学术走在全国的前面，起着引领作用。

岭南哲学和岭南文化最鼎盛的时期是在近代。近代的岭南既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又是新文化中心。近代的岭南思想活跃，成果累累，大师云集，涌现出大量的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出现了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和革命家。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容闳、何启、胡礼垣的新政思想，黄遵宪的爱国主义，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朱执信的新文化主张，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等。这些思想理论不全是哲学，但有的属哲学范畴，有的同哲学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它们同中国哲学关系密切，既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是当时中国哲学的佼佼者，起着引领作用。毛泽东赞扬的我国近代的四位思想家，其中三位思想家来自岭南。近代的岭南确实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高地。

岭南哲学是一个地域性的哲学。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原哲学、中国哲学，没有中国哲学就没有岭南哲学。但岭南哲学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起着重大作用。明代中叶前，包括哲学在内的岭南文化比较落后，接受中原哲学、中原文化的辐射、影响，属非主流文化。明代中叶后，中国文化的中心由北向南转移，岭南文化由非主流文化变得越来越强大，岭南哲学对中原哲学、中国哲学产生深刻影响，做出很大贡献。

二 岭南哲学与外国哲学

岭南哲学与外国哲学的关系密切。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发展，中国与外国的文化关系也不断发展。岭南处于我国南疆，位于我国南方沿海地区，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广州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且规模最大的重要对外通商口岸。自汉代以来，广州就已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唐代已成为世界著名商埠。宋、元、明、清时期，岭南对外经济关系和来往更为密切。随着岭南对外关系的发展，岭南哲学与外国哲学的互动也更加频繁。

在古代，外国哲学较早传入岭南、对岭南影响较大的是外国的宗教哲学。佛教传入岭南，始在两汉时期，东汉桓帝时，已有天竺使臣“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后汉书·西域传》），带来佛教文化和印度文化。伊斯兰教为穆罕默德（570—632年）于7世纪创立，何时传入中国，尚未定论，但传入岭南，当在唐初。据传，唐太宗贞观年间，穆罕默德近臣阿布·宛葛索已从海道抵广州传教，建有怀圣寺和光塔作穆斯林祈祷与礼拜用。伊斯兰教的传入，伊斯兰的哲学和文化也随之传入。基督教传入中国较早，但大规模传入岭南并对岭南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明清时期，最早被耶稣会派来广东传教的是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年）。他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意图入内地传教，未被允许，不久客死于上川岛。30年后，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安记派年青教士利玛窦来粤，获得成功。1582年，利玛窦到澳门，第二年同罗明坚上广州，后到肇庆，建起了他们进入中国的首座教堂，名仙花寺。利玛窦与他在肇庆的汉语老师合译了《天主实录》，此书成为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天主教教理书。罗明坚、利玛窦在自己的教堂里展出从欧洲带来的或自制的自鸣钟、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光谱仪、浑仪、日晷等设备，展出西方精美的图书，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士大夫们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各种科学知识。利玛窦来华，为中西文化交流开创了新局面。基督新教传入中国较晚，第一个以新教牧师来华的是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年），他受伦敦布道会的派遣，于1807年5月抵澳门，9月7日进入广州。广州的印刷工人蔡高为马礼逊接收的第一个基督教徒，广东高明人梁发为新教的第一个本土牧师。梁发编写了《救世录撮略解》《熟学圣理略论》《真道问答浅解》《圣书日课》《劝世良言》等小册子，为宣传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起到一定作用。

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大量传入岭南是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广东成为外国资本侵华的前沿，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西学东渐”最先由广东的思想家给予传播，并通过中西文化的碰撞而产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新思想、新观念。它是中国近代思想产生的策源地，对促进近代文化战线上的“新学对旧学”“西学对中学”“学校对科举”的斗争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历史作用。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传入，成为改造传统哲学，进行哲学变革的科学基础。岭南一批思想家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中，积极主动学习、接纳、宣传西方文化，西方哲学思想也随之大量涌入。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基础、进化论、德国哲学，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知识和著作对岭南的近代哲学和近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郑观应的《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思想和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哲学史而言，可以说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始端，他首先提出了带有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最高范畴“道”，并把“道”作为归结为物质性实体。郑观应的哲学思想无疑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也深受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影响，他经常使用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概念，如质、力、电、声、光、星云等概念说明事物，并借助西方自然科学理论，以牛顿力学和康德星云说演绎元气说。他在哲学上糅合经学与西学，提出中西结合的“元气星云说”。在进化论上，以细胞学说阐发人类生命起源以及社会发展中各有自身的“道”，说明事物和社会的发展，“知时从变”“用新去陈”，突破了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局限。孙中山的进化论，也是在吸收和运用西方现代化学、物理学、康德的星云说、19世纪的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以及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说的基础上创立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的许多重要概念，如“以太”“生元”“物竞天择”等，来自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即使某些中国传统哲学中常用的概念如“气”“理”“道”等，也被注入西方文化新的内涵。岭南近代哲学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它们在吸收西方哲学过程中，始终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诠释、吸收和运用。

文化交流往往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近代岭南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在吸收外国哲学、外国文化的同时，也向外国传播、输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岭南近代哲学和思想文化，特别是康、梁思想，孙中山思想在国外，特别是在日本、东南亚和海外华人、华侨中有深刻的影响。

岭南近代哲学和近代思想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和思想形态。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古代哲学进入近代哲学，中国古代文化进入近代文化，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的产生和发展同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传入关系密切，是岭南对外开放的结果。没有岭南的对外开放，没有岭南一批思想家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寻找真理，就不会有岭南近代哲学、岭南近代思想，也就没有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由古代到近代的历史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