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宏观经济逐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由于我国经济在多年的高速增长中积累了很多的结构性问题，为了防止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保障经济在长期中健康稳定增长，我国开始进行供给侧改革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调节经济结构失衡，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风险防范。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增长模式转变，不过，为了我国新常态下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监测和预警研究仍然极其重要。

事实上，发达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对经济周期波动监测和预警的研究，对于经济景气指数扩张和收缩阶段的转换进行及时监测和预测。如果能够准确地监测经济运行态势，特别是对于经济的未来走势进行及时预警，将增强经济政策制定的前瞻性，也有利于企业进行更加科学的生产决策。由于经济周期波动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活动来传递和扩散的，为了更加准确地测量经济波动态势，应该综合考虑生产、贸易、企业经营、投资、消费、金融和财政等多个层面的景气指数波动。Burns和Mitchell（1946）在大量经济指标中选取经济景气指标组合成经济景气指数，用以作为刻画经济波动的综合尺度。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和美国商务部在多方调查实验后合作开发了先行、一致和滞后合成指数，用于从不同侧面刻画经济运行情况。其中，一致合成指数是由多个反映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致指标计算得到，含义与GDP相近，但一致合成指数按月度频度计算，对经济运行态势的监测更加及时。先行合成指数由多个先行指标计算得到，预示着经济波动的未来发展和走势。由于先行指标具有领先于经济景气指数波动的预警功能，如果指标选取得当，通过观察先行指标的变动就可以提前判断宏观经济波动的方向。目前我国仍然在探索具有较好预警功能的先行指标，研究经济景气的部门所采用的先行指标体系并不相同，如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国家信息中心等研究机构采用的先行指标就存在很大差异，但几乎都包含了金融和投资类指标。其中，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以下记为M2）是很多机构认可的领先经济景气指数的先行指标。不过，近年来，M2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波动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2015年末之后，我国经济景气指数在波动中出现小幅回升，但M2保持持续走低的趋势。M2放缓的原因主要是金融强监管、减通道、去杠杆的结果。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金融市场也步入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外加“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新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影子银行的扩张，非银行机构的融资渠道大行其道，这些都使得货币供给增速保持在高位，然而，增加的货币供给并没有真正流入实体经济中，推动经济增长。因此，为了降低金融风险，我国加强了对银行购买非银行机构金融产品的金融监管，严格控制表外融资渠道，降低金融部门负债率，使得一度虚高的货币供给增速回落。在M2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波动出现短时期背离的情形下，本文拟对M2是否仍然具有先行于经济景气指数的特征和预警作用进行细致的研究，以期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景气指数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