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21世纪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究竟是“印度洋世纪”“太平洋世纪”，还是两洋合一的“印度洋-太平洋世纪”？太平洋的繁荣是由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奇迹，70～9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奇迹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共同成就的。但是，经济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安全局势的平静，繁荣掩盖不了太平洋上持续存在的动荡，包括朝鲜半岛危机、中国南海争端、东海钓鱼岛上日本不断挑衅导致的冲突等。这些动荡使得人们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洒向了太平洋。实际上，近年来印度洋上的冲突从未停止过，战略动荡的轮廓亦逐渐清晰，无论是美国一直重视印度洋以维持其在印度洋乃至世界的霸权地位，还是印度更加重视地处印度洋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实现“领导大国”的战略目标，抑或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以促进亚非欧之间的互联互通，大国博弈下不断涌动的动态竞争格局以及这一地区不断累积的潜在安全困境，将使得世界第三大水域——印度洋，必将处于21世纪国际舞台的中心。

在地理位置上，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界线划分是沿着马六甲海峡北口、苏门答腊岛西海岸、爪哇岛南海岸，经阿拉弗拉海、新几内亚岛（伊里安岛）南岸，再沿澳大利亚东海岸，通过巴斯海峡、塔斯马尼亚岛南部的东经146°51′至南极大陆的经线。印度洋西起阿拉伯海的霍尔木兹海峡，东至马六甲海峡，面积7491.7万平方公里。主要属海和海湾有红海、阿拉伯海、安达曼海、阿拉弗拉海、帝汶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湾、卡奔塔利亚湾和大澳大利亚湾。新加坡海峡出口处的马六甲海峡、西部红海海峡出入口处的亚丁湾以及波斯湾海峡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被称作印度洋的“三大咽喉”要道，这是印度洋有别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主要地理特征。

世界八大油气储备中，印度洋地区有三个，分别是波斯湾及其沿岸、印度尼西亚沿海和大陆架以及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占世界总储量的70%以上。由此使得印度洋成为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贸易通道之一，拥有1/9的世界海港，1/5的货物吞吐量，经印度洋运送的石油占全世界海上石油运输量的一半以上。目前，这一地区的主要石油运输线有三条，一是波斯湾-好望角-西欧/北美线；二是波斯湾-马六甲海峡（或龙目、望加锡海峡）-日本线；三是波斯湾-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西欧/北美线。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航运要道，全球超过40%的石油供应依赖波斯湾地区，而波斯湾地区石油出口的90%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由此可见，印度洋的“石油航线”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仰仗的“战略生命线”。另外，由于这些通道狭窄，它的脆弱性也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安全议题。值得一提的是，海洋开发必将成为未来印度洋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与印度洋地区拥有发展蓝色经济的相互需求，合作潜力巨大。除了海洋交通运输业以外，在海洋船舶业、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等方面也有合作潜力。

随着地缘政治的回归、海洋战略地位的上升以及蓝色经济价值的日益凸显，印度洋的地缘战略价值无疑将使这一地区成为大国权力博弈的竞技场。这也是印度洋有别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主要地缘政治特征。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海军陆战队于2008年6月发布的《构想与战略》是覆盖到2025年的规划，其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断定印度洋及其毗邻的水域是未来冲突和竞争的核心舞台，美国明确地表示将寻求成为南亚地区的卓越力量。日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印度洋战略，但一直致力于经营与印度、澳大利亚、南非、伊朗等印度洋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努力从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方面加大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印度自不必说，向来把印度洋视为“印度之洋”。印度插入印度洋1600公里且三面环海，坐拥多条海上交通线，能轻而易举地到达印度洋所有咽喉要道的入口。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周边的三个海湾之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其中，亚丁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地方，波斯湾和孟加拉湾处于整个印度半岛的两翼之下，重要性突出的同时，脆弱性也不容忽视。由此，海权对于印度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印度的战略家将印度洋划分为三个“同心圆”区域：一是确保对近海300海里水域安全的“完全或绝对控制区”，主要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沿岸岛屿；二是确保对海上300～600海里通道安全保持通信监控的“中等控制区”；三是对700海里以外区域具备投射能力和威慑能力的“软控制区”。印度在印度洋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加之印度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驱使其谋求在印度洋上的排他性主导权。

中国虽然不是印度洋国家，却是最接近印度洋的域外大国，也是与印度洋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国家。中国关注和重视印度洋，不仅仅是出于对这一地区能源和贸易通道的高度依赖，密切与印度洋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其超过50%的外贸依存度以及对进口石油的高度依赖等现实，加强了中国经济对于全球资源和贸易的依赖。特别是中国进口石油与对外贸易的战略通道主要集中于印度洋地区，决定了中国是与印度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

中美日印等大国未来在印度洋上的博弈，将使这一地区本来就脆弱的战略格局更加动荡，并进一步增加印度洋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印度洋上出现的动荡，有显性和隐性两种表现形式。显性的动荡主要是由地区问题带来的，表现为经济利益竞争、非传统安全问题、民族极端主义等；隐性的动荡主要是战略竞争和相互猜疑导致的。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如此集中地汇集了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的利益关切，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大洋比印度洋更需要战略上的稳定。

中国要想保障在印度洋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首先必须重视印度洋，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印度洋沿岸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不包括英属印度洋领地），近30亿人口。印度洋沿岸的南亚国家主要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共5个国家。其中，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临海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为岛国。中国是南亚最大的邻国，与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和阿富汗5个国家拥有几千公里的共同边界；同时，南亚也是中国周边陆上邻国最多的一个地区。印度洋沿岸的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共6个国家。位于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国家和地区共有15个，包括南非、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肯尼亚、索马里、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苏丹、埃及、毛里求斯、科摩罗、塞舌尔、马达加斯加、留尼汪（法）、马约特岛（法）。此外，印度洋沿岸的西亚中东地区共有11个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伊朗、伊拉克、约旦和以色列。印度洋沿岸国家还包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截至2018年，印度洋沿岸地区（不包含也门、留尼汪和马约特岛）的经济总量大约为10.83万亿美元，约占整个世界GDP总量的12.69%；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总额约为5.85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

在印度洋沿岸的东南亚地区，中国是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缅甸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南亚地区，中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大洋洲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尽管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相对于中国巨大的贸易总量而言比重很小，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强、贸易潜力巨大，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对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还会继续提升。

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在旧的国际秩序被逐渐打破，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灰色阶段”，全球正在进入一个战略动荡期，或者可以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充满焦虑的“战略竞争时代”，一个需要战略理性和审慎思维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努力适应且必须小心应对的不断变化的时代。“战略竞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国不得不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感”和“心理环境”的“危机感”并存的局面。正如亨利·基辛格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所言，大西洋地区或西半球的冲突源于经济因素，亚洲的冲突源于战略竞争，而中东地区的冲突则源于意识形态和宗教。战略竞争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动荡甚至冲突，内在表现形式则是相互猜疑，进而通过军备竞赛或制造可置信的威胁来应对，而猜疑和威胁则与安全和挑战紧密相连。

需要指出的是，印度洋上的战略竞争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无处不在。即便是经济贸易与投资合作，背后也无时无刻不存有战略竞争的影子，使得经济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绑架”。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无论亚太还是印度洋上的紧张气氛，很多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人为制造紧张气氛某种程度上也是大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一种策略。“紧张”自然带来进一步的竞争。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增强实力，也可能引发冲突。无论如何，单纯制造冲突并不是各国的意愿，更不是策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其他国家也应该没有制造冲突的主观愿望，因为这并不符合各方的利益。但是，大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加剧有可能导致对抗甚至冲突的局面。这也是全球安全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政治安全局势由于地区冲突和战略竞争变得更为紧张的情势下，如果预言未来印度洋上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多少显得危言耸听。但是避免战略竞争上升到战略对抗并尽可能地预防和管控冲突，防止历史机遇的浪费阻碍亚洲繁荣的趋势，实现相互包容与和平共处，这是亚洲各国刻不容缓的责任。

第一，为了赢得战略利益和争夺影响力而进行战略竞争，往往会导致经济合作与战略紧张关系并存的情势。通常赢得竞争的方式，要么是增强自身的实力，要么是削弱对方的力量。竞争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将对手视为伙伴，如果有可能助推战略合作，也只会在某一领域，难以实现全方位的合作。普遍情况下战略竞争者会把对手视为敌人，竞争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恶性竞争甚至冲突，而且彼此对威胁认知不断升级将导致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更加脆弱，也必然会形成大国“战略对抗”和地区“安全困境”，甚至会催生一种“结构性动荡”的局面，由此引发的紧张气氛才是地区安全的最大隐患。

第二，以所谓的“威胁”为借口制造紧张，实际上是为了让对方承认自己的实力或地位。即便是感受到威胁，也要先分清楚哪些是现实威胁，哪些是潜在威胁，哪些是人为制造的空头威胁，否则情绪化因素就会主导判断力，从而干扰力量建设的方向和力量投放的力度。与其以“感受紧张”和“感知威胁”为理由而建构威胁，通过军备竞赛产生令人信服的对抗力量和“可置信”的威慑作用，不如各国加强沟通与交流，消除自信不足和互信缺失基础上人为建构的子虚乌有的“威胁”。虚拟经济可以打垮实体经济，虚拟政治一样也可以打垮实体政治。

第三，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应对“不确定感”和“危机感”的最佳办法是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毕竟竞争来自实力，实力来自合作。一个海权强国，首先应当是一个经济强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经济实力的增强来源于合作共赢的机制与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谁也不能否认贸易与经济关系在权力分配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四，目前广阔的地缘政治环境更适合大国特别是中美印在印度洋上开展合作，而非建立在相互威胁基础上的消极竞争与力量角逐。大国之间通过海军合作维持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通过合作共享利益，化解威胁和避免冲突，则有希望建立一种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基于能力提升、互利共赢和风险共担的战略理念而非基于威胁或威慑的战略理念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和努力的目标。唯有如此，海洋才能平静，世界才能和平。

第五，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是一个事实，但中国的确并不满足于此。中国的目标是进一步成为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而不是外界所担心的，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必定要挑战现有的霸权并争夺相应的权力或影响力。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对于各国来说，暂时搁置争议，在战略竞争中相互磨合，在不触及各国核心利益的情况下相互妥协适应，把握战略竞争的“度”，努力寻求控制、缓解和消除紧张动荡局势的动态机制，在曲折中前进，符合各国根本利益。

第六，亚洲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呼唤各国形成合力，形势发展呼唤中印在印度洋合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营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首先要把握的原则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结合这两个要素，中印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中印应当更新观念，加深彼此认知，凝聚共识，走出印度洋的“合作困境”，抓住机遇，共同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追求与世界各国合作发展。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大象无法藏身树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以及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测，加剧了印度洋沿岸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惧感和威胁感，对子虚乌有的“珍珠链战略”的防范心态依然在不断弥漫，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与印度洋地区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面临巨大挑战。

为了促进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共同发展，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从2011年成立以来，每年分别召开“印度洋安全局势研讨会”以及“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共同发展国际研讨会”。每年撰写《印度洋地区蓝皮书：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该丛书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同时，集中力量做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这个专业期刊，并出版“印度洋地区研究丛书”一套。特别是翻译并出版“印度洋地区研究译丛”，以系统地介绍国际学术界对印度洋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印度洋地区发展状况的研究，这是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就形成的愿望和达成的共识。我们真诚地希望该译丛的陆续出版，能够有助于国内学术界把握印度洋相关领域的研究议题，了解印度洋问题和印度洋地区研究的前沿以及找到印度洋研究中真正有价值的问题。

朱翠萍

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