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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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以诸羌、吐谷浑为中心

秦汉时期,青藏高原的主要居民是羌人。“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1]秦汉时期,青藏高原的羌人以“种落”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后汉书》记载,羌人自无弋爰剑即公元前5世纪之后:

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

这些羌人的种落,各有名号,或取自“父名母姓”,或取自动物名称,“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2]。各种落自有世袭性酋长,整个羌族社会因之呈现为“由大小酋豪统治的分裂性社会结构”[3]。史籍中所见的较为活跃的羌人种落有烧当、烧何、当煎、当阗、累姐、先零、滇零、封养、钟、虔人、沈氐、巩唐、滇那、零吾、乌吾、吾良、卑南、罕、唐旄、发、黄羝、牦牛、白马、参狼等。秦汉之际,匈奴单于政权“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4]。羌人为匈奴所挟,时常侵扰西汉边地。汉武帝时,“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5],中央王朝的统治势力自此延及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部分羌人被纳入郡县或附设的“属国”体系,形成羌汉杂居的局面,大部分羌人则受护羌校尉“领护”,羁属于汉王朝。但东汉一代,因为汉王朝“失于绥御”,羌人部落的反叛活动此起彼伏,羌人也由此遭到汉王朝残酷的镇压,其经济与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浩劫。

汉晋时期,伴随着中原王朝的拓疆开土和民族大迁徙,大量汉族和鲜卑族进入青藏高原。汉族主要移徙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海拔相对较低、适宜农耕的河谷地带,而鲜卑人则主要移徙于高海拔草原地区,从事游牧业。进入青藏高原的鲜卑族主要有两大分支,即与拓跋部有渊源关系的秃发部和慕容鲜卑的分支吐谷浑部。秃发部主要活动于农牧交错的河湟地区,并建立南凉国;而吐谷浑部则游牧于从黄河河曲到青海湖的广大游牧地区。此外,还有乙弗、契汗(瀚)、折掘等鲜卑部落活动。在鲜卑人进入之后,原来分散而势弱的羌人部落大多臣属或依附于鲜卑人,而且在文化乃至血缘上都与鲜卑人有相当程度的混同融合,较大且完全保持独立性的羌人部落已十分少见。早期分布于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区的党项虽然人多势众,但在很多时候也是从属或臣属于吐谷浑的。[6]唐初,党项大酋长拓跋赤辞即为吐谷浑臣属,并与吐谷浑结为姻亲,“被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贰”[7],曾力助吐谷浑抗唐。除党项外,在青藏高原还有一些被认为是羌种或羌之“别部”的部族或部落,诸如宕昌、白兰、女国、苏毗、羊同及附国等。包括党项在内,关于这些部落或部族的最初记载,其时间点大部分在吐蕃王朝崛起前夕。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也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历史文献中关于今天西藏的记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吐谷浑作为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于西晋末年迁至枹罕,随后征讨、兼并当地羌氐部众,势力扩及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区,并建政立国,在青藏高原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游牧民族政权。吐谷浑建政后,其统治中心亦逐渐向西迁移,起初主要在沙州莫何川(今青海省贵南县)等地,后来逐渐西移至伏罗川及青海湖西约15公里处的伏俟城(意为“王城”)。吐谷浑全盛时期,拥有东起今甘肃甘南、四川阿坝,西至新疆和田、且末,北至祁连山,南至青海南部的广大疆域。“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8],盛时更有“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9]之广。从公元三四世纪之交立国,至7世纪中后期亡国,吐谷浑王国在青藏高原存续了三个半世纪之久。因此,在青藏高原经济发展史上,吐谷浑时代是一个重要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