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80年代开始，港资企业利用珠三角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机遇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将生产过程转移到珠三角，形成了香港与珠三角之间“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即在香港从事贸易，在内地制造产品。“香港制造业转移”成为珠三角工业化的重要推力，也促进了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港资企业面临着国内外营商环境的较大变动。尤其是随着人民币逐渐升值，内地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新劳动法律法规实施，珠三角土地和人工成本逐渐上升，珠三角的港资制造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珠三角大量港资企业倒闭。在国际和国内新的经济环境下，港资企业如何提升竞争力、实现转型和发展，是关系香港经济长期繁荣和珠三角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内地经济对港资企业从局部开放向全方位开放转变，为港资企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首先，港资企业的投资领域从制造业拓展到了服务业。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订与实施，为香港服务业进入珠三角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其次，港资企业的投资范围逐步从珠三角拓展到整个内地。最后，内地快速的城镇化推动消费实力增强，为港资企业打开内地产品市场提供了契机。然而，CEPA签订的几年来，港资服务业企业在同内地制度和文化的融合问题上，出现了诸多不适应和难以沟通协调的现象，港资企业进入内地和开拓产品市场也非一帆风顺。这些问题的出现，需要从多方面来了解和分析上述困难产生的原因，并通过探讨与研究，及时地向港资企业和内地提供合理的建议与今后的运作机制。

在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港资企业“前店后厂”的传统发展模式面临挑战，港资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关系香港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内地，尤其是珠三角，经济的转型升级。首先，港资企业在内地的投资是香港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珠三角港资企业发展和转型研究，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评价港资企业在历史上的真实经济绩效，并对港资企业在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进一步保障香港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其次，港资企业是珠三角地区整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经历经济危机后仍然非常紧密，港资企业的升级转型会加快珠三角地区整体产业升级换代的步伐。研究珠三角港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在CEPA框架下香港服务业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将会有助于推动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最后，对于港资企业的深入研究，将会有利于深化粤港合作，增加粤港两地企业间的相互了解，减少两地企业间的沟通成本，促进粤港两地的经济繁荣。

本研究报告基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以及珠三角港资企业的发展历程和典型事实，探讨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分析了港资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实践案例，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港资企业转型升级、深化粤港经贸合作的共赢战略。本研究报告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从珠三角港资企业的起源出发，分析香港本土制造业产生与演变的根本原因，深入研究香港制造业发展的独特模式及基本特征。本章首先基于以往学者对香港制造业的研究，探讨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客观条件及主观因素。研究发现，目前对香港制造业的研究主要基于历史及经济两大视角：从历史视角研究，主要采用整体宏观描述及个体企业研究两大角度来客观梳理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历史，资料丰富，客观翔实，但缺乏经济学专业分析；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探讨香港制造业发展的特征、动因等，方法规范，但缺乏历史深度。本章第二和第三部分则分别结合历史客观事实及经济发展动力双重视角，集中探讨港资企业发展的动因，发掘港资企业的独特模式。研究表明：香港的制造业一方面从实际出发，适合当时的自然条件、“二战”后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和香港商界的传统需求；另一方面又结合自身劳动力、土地、经济政策等特色，形成了独特的香港制造业“灵活多变”“出口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发展模式。第四部分结合典型的产业与企业对港资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进一步的现实分析。

研究方法上，本章采用理论分析与现实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原理分析相结合，从历史及经济双重角度，将历史事实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采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进而总结港资企业独特的模式与特色，为后续分析和研究港资企业在珠三角的发展、遇到的困难和转型升级的方向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以香港与珠三角之间以“前店后厂”为主要形式的“跨境合作”分工体系为研究对象，讨论“跨境分工”的分工机理、运作模式及对两地经济与政治关系产生的创新性影响。本章第一部分基于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国际垂直分工三个角度来探讨粤港“跨境分工”体系形成的一般机理，并就目前学者对粤港两地“前店后厂”模型的研究理论进行述评。研究表明：“跨境分工”体系的形成已经突破传统的产业与区域经济理论，它是一种规模经济、收益递增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第二部分从现实角度出发，研究“跨境分工”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香港制造业在面临一系列的外部及内部挑战后，迎来了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的建立，并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香港开始向珠三角进行制造业的转移。第三部分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与国际产业垂直分工的分析框架，分析跨境体系形成的原因及“局部开放”的经济特色。分析发现：在比较优势、运输成本与投入产出系数的影响下，香港工业将中间产品的制造环节转移至珠三角，销售、研发等资本密集型工作集聚在香港进行；同时珠三角对港资又是以“三来一补”及“三资企业”的形式逐步引入，至此跨境分工体系正式形成。第四部分及第五部分则集中结合数据及案例分析CEPA形成之前珠三角港资企业的空间布局、产业布局、生产模式、业务发展等特征，探讨港资企业转移后珠三角的发展状况。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模型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新经济地理学与国际产业垂直分工的最新分析框架，从新的角度研究“跨境产业分工”体系形成的机理，并梳理与分析改革开放的特征与途径，可以说珠三角港资制造业正在进行的市场转型、技术转型、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转型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和克服自身不足而产生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及学术研究价值。

本章表明港澳与珠三角之间“前店后厂”的跨境分工体系的形成，导致二者间商品、资本、人员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流动和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为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这种以市场为基础、以比较优势为原则、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使珠三角成为世界性制造业基地，而且使香港贸易、金融、物流商贸等现代服务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第三章是港资企业对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研究思路主要是从投资溢出效应的视角，结合珠三角港资企业的发展特点、主要贡献和特征事实，对港资企业对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是港资企业对珠三角经济发展贡献的背景分析。在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的外来直接投资中，港澳资本捷足先登，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效应。第二部分是研究港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相关文献。本章以投资的溢出效应为视角，从港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贡献的一般理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相关研究文献、港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评论三个角度，系统回顾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文献，并为港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贡献提供理论依据。第三部分是珠三角港资企业的发展特点、主要贡献和特征事实。本章总结珠三角港资企业的发展特点：港资企业仍在珠三角外资企业中占比最大，对广东经济的贡献很大；珠三角港资企业主要从事制造业，为推进广东工业化进程助益良多；珠三角港资企业以房地产、电子设备等制造业为主；港商投资是广东和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港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分为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直接贡献包括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业效应、促进出口；间接贡献包括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促进体制创新等。港资企业的特征事实包括：港资企业经营改善对珠三角和广东投资贡献较大，但近年来港资制造业面临困难；港资企业对珠三角和广东就业贡献大，但金融海啸以来低技术工人就业遭到严重影响；港资企业投资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转型升级初见曙光。第四部分是研究模型和方法的简介。第五部分是港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研究。第六部分是外商投资对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发展贡献的对比研究。

研究方法上，本章运用宏观数据，以VAR、多元回归模型分别进行港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研究和外商投资对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发展贡献的对比研究。通过对VAR、单位根检验方法的系统分析，本研究运用广东省、江苏省的宏观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发展贡献，对比外商投资对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发展贡献。

本章的主要结论是港商投资对珠三角经济发展贡献良多。港商投资是广东和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港商投资带来了明显的就业促进效应，港商投资企业出口是推动珠三角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港商投资对珠三角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一定促进作用，港商投资对珠三角的体制创新有重要影响。对比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结果表明：长三角、珠三角的FDI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很大；FDI对长三角的研发作用比珠三角更明显。珠三角比长三角的经济开放度更高。

第四章从营商环境入手，研究了营商环境变化给珠三角港资企业所带来的影响。首先使用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的“广东港澳资企业发展状况调研（2011）”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在珠三角地区的各类因素中，影响港澳资企业生产经营的核心因素主要表现为三类，重要性由高到低分别为：制度环境因子、区位设施因子、人力资本因子。区位设施因子中载荷系数较大的三个因素“基础设施”、“地理位置”与“产业配套”，从目前来看基本还是珠三角港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的优势因素。因此本章依次对人力资本因子中载荷系数较大的因素“劳动力成本”以及制度环境因子中的因素“政策优惠”（主要是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两个方面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得出珠三角港资企业面临着内部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要么通过转型升级降低成本，要么迁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否则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港资企业又同时面临着外部竞争加剧的挑战。人民币升值后，缺乏议价能力的港资企业为了保持原来的价格竞争力，只能自己承担人民币升值的大部分影响，不断压缩本来就不高的利润率。金融危机导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下降，使外向依存度较高的港资企业同时面临着出口困难和市场萎缩。另外，为了重振本国经济，发达国家陆续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与我国的产业升级战略之间存在矛盾，会增加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难度，珠三角港资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必然会受到多重的限制。近年来随着东南亚等地区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优势逐渐衰减，势必推动珠三角港资企业生产线的转移。本章最后对港资企业的主要产业和典型企业进行了微观案例分析，从而更加形象具体地呈现珠三角港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本章使用调研数据的因子分析找出影响港资企业珠三角发展的核心因素，并通过实际数据的整理和具体案例的分析，指出在我国营商环境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下港资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从倒闭的中小企业来看，其中多数不符合政府产业调整所倡导的方向，违背产业升级的经济规律，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而多种因素的叠加加速了其倒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企业进行产业链的转型升级、提高创新意识，也需要各级政府的合理引导和政策扶持，而不单单是为求助劳动力的低成本而不断迁移。

第五章从劳动力成本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珠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港资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明确是否会存在促进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本章首先基于2001～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总结了珠三角港澳台资企业的特征性事实，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不存在港资企业或港澳资企业的单独数据，本研究将珠三角地区港澳台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珠三角地区相比于内资和外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数量接近内资企业，却吸纳了近一半的劳动力，且包含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港澳台资企业行业分布上，通信设备制造业开始超过传统的纺织服装制造业，出现了转型升级的趋势；研发上，港澳台资企业研发比例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却仍然大幅度小于其他企业。其次，本章用企业研发支出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代理变量，基于2005～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probit和heckman两步法等计量方法，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港澳台资企业从事研发概率和研发支出金额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不同类型企业存在异质性，劳动力成本增加会更大程度上促使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创新；进一步，将港澳台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对比，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均能显著提高三种类型企业研发概率和研发支出额，然而港澳台资企业研发概率的增加远远小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而研发额的增加与内资企业相似，大于外资企业。再次，本章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从企业动态的视角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以佐证企业的转型升级是否与淘汰机制有关，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增加了企业退出概率，减少了企业进入的概率，从而产生了淘汰机制，提高了整体生产率。

本章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已有研究考虑了全国层面上的样本，但没有单独重点分析用工荒现象最严重的珠三角这一特殊地区及港澳台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由于港澳台资企业受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影响，吸纳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使得其更容易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第二，本文进一步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港澳台资企业进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对港资企业倒闭潮进行佐证的基础上，分析港资企业转型升级背后的现象，即淘汰机制的发挥。

第六章主要研究珠三角港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路径和方式，首先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背景和中国内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分别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空间与分工变化维度对港资制造业企业发展历史进行分析。从纵向而言，依据重大事件的发生时点对港资制造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包括2003年CEPA的签署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将港资制造业企业发展历程划分为初步探索期、成熟发展期、加速转型期；从横向而言，则从空间上分析港资制造业从集聚珠三角到部分向内陆其他地区甚至国外低成本地区扩散，粤港分工从原本的香港主导到粤港平等合作。其次探讨港资制造业企业发展现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从市场情况、投资状况、转型升级概况、企业数量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最后从宏观理论和微观案例分别分析港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路径，包括生产自动化、管理创新、自主设计、自主品牌、并购重组、自主创新创业、智能化转型等。

研究方法上，本章首先利用文献回顾和动态时序数据并借鉴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结合港资制造业企业在珠三角面临的政策环境的特殊性，分析港资制造业企业在内地的发展历程，为后续的理论模型构建，以及定量分析和案例分析打下基础；其次从定性角度分析珠三角港资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遭遇的困难和解决途径，再对影响港资制造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定量分析，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的FE方法，验证了定性分析的正确性，形成有解释力的结论；最后结合宏观理论分析与微观案例分析的方法，分析外部环境、企业能力等因素对珠三角港资制造业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模式及路径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导致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先从理论和实际数据的角度从宏观层面对港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概况进行把握，指出珠三角港资制造业正在进行的市场转型、技术转型、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转型，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和克服自身不足而产生的，然后通过详细的案例，从微观层面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港资制造业采取各异的升级方式进行阐释并指出各自特点，使港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路径更加具体化。

第七章首先从粤港两地服务贸易的角度分析港资服务业进入内地的贸易特征，提出接下来服务贸易合作的更合理的分工形式，为港资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本章首先对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服务业的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并总结出近年来香港服务业的特征和比较优势。广东是港资服务业进入内地最主要的省份，本章将粤港两地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两地的第三产业占比都是在不断增加，香港的第三产业占比近年来都是在90%以上，两地具有较好的产业合作基础，粤港两地服务业的合作在CEPA签订前后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随着CEPA的不断完善，服务业开放水平提高，两地合作前景也会越来越好，不过也不可忽视两地市场环境不同、制度局限及企业自身局限的问题。其次，本章基于2001～2010年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数据，验证了促发两地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发现两地服务贸易整体呈现逆向本地市场效应，两地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促发贸易的现象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内地对香港服务业的优势主要来源于内地广阔的市场，市场规模更大的内地是香港的服务贸易输出方；从行业角度分析，主要是旅游业呈现较显著的逆向本地市场效应，说明以资本要素禀赋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相较于以劳动力要素禀赋为传统的比较优势，更能促进旅游服务贸易整体的出口。基于此研究，本章进一步分析了两地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CEPA已成为一份更全面的现代化自由贸易协议，确保香港服务业在内地市场继续享受最优惠准入待遇；对于两地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本文分行业地分析了现状和局限，并针对性地建议采取现阶段最佳服务贸易形式。最后对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和的近律师行进行了案例分析，对CEPA框架下两地合作模式及以商业存在形式进入内地的港资企业进行了剖析，更加形象具体地展示了两地合作中制度、文化、市场环境的碰撞和差异及推进两地服务贸易合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本课题通过理论研究、实证分析相结合，同时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深入探究珠三角港资企业的发展历程、转型升级和发展的问题。针对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本课题重点突出个案研究及理论解释，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结合，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结合，文献研究与访谈调研结合。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利用文献回顾和动态时序数据考察港资企业在内地“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中的发展历程，为后续的理论模型构建，以及定量分析和案例分析打下基础。

第二，借鉴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结合港资企业在珠三角面临的政策环境的特殊性，构建理论框架，分析价值链分工对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利润最大化函数，考察营商环境变动带来的成本变动以及对港资企业的影响。

第三，利用宏观经济数据，采用时间序列的VAR方法，从FDI的溢出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了港资企业对珠三角经济发展、就业、贸易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与FDI对长三角地区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对比。

第四，采用微观调研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如多元回归、离散选择回归等，分析影响企业经营模式的因素，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以及CEPA实施对港资企业发展产生的影响。进一步结合管理学的案例分析法以寻找典型案例，分析企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和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港资企业在内地发展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允许港资制造业进入内地生产，第二阶段是CEPA签订后到自贸试验区设立这段时间，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和港资服务业发展，第三阶段是从自贸试验区设立至今粤港两地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产业分工细化，并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结合宏观数据和微观个体案例来分析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港资企业发展的变化。

第二，从跨境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两个角度分析珠三角港资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遭遇的困难和解决途径，珠三角港资制造业正在进行的市场转型、技术转型、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转型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和克服自身不足而产生的，这些都会对粤港两地产业分工和合作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结合外部因素、企业能力与行业特征等因素研究珠三角港资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模式和路径，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企业的特性，结合企业微观案例，分析这些基本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存在哪些差异，影响机制有哪些不同，这些影响如何导致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

第四，香港服务业（向珠三角）的前移是一种趋势，CEPA的实施加快了这种趋势，本研究结合香港服务业和广东产业结构的特点，分析了CEPA实施对香港的服务业发展和港资服务企业在广东的发展的影响，以及珠三角承接这种“前移”会使香港和珠三角之间的分工模式发生哪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