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朱熹：“因其语而得其心”
朱熹本人的道统论经历了漫长的修正、酝酿过程，在此一过程中，他一方面充分吸收了孔孟一直到韩愈、张载、二程的道统观论述，另一方面，深鉴于二程门人不能传道的历史教训，遂形成了自己的道统理论，并集中体现于《中庸章句序》之中。以下以《中庸章句序》为核心，分别解说之。
《中庸章句序》是这样开始的：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86]
朱熹强调从尧舜到孟子，对道之本体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即“道心”，孔子对道统之传的继承是全面的、准确的，并未因孔子“不得其位”而有所增减衰变。
接着，《中庸章句序》从“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到“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为一整段，讨论了“人心”“道心”为“心”的不同状态，而道统即存在于“道心”之中，自尧舜以来至于周公所谓道统之传的本质，正是“道心”。紧接着下一段是这样的：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87]
所谓“不过如此”，即是《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箴”，也就是“传道即传心”。“圣圣相承”者是指“道心”的传承，成汤、文、武等人“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这个“此”仍然是“道心”；孔子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者也只是“道心”，从尧、舜以来一脉相传的“道之本体”不增不减地落实为“道心”。故“道统”之本质是内圣，外王只能从内圣开出，因为：“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总之，从尧、舜以至周、张、二程，道统也好、道学也罢，在本质上都是以“道心”为核心的内圣之学。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写道：“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88]“心传道统”一语可以概括朱熹对尧、舜以来整个道统的基本认识。
“道统”的“传”与“失传”，本质上是人能否在主观上发现“道”，当人心体证“道”时，“道统”就与上一位传道者接续上了。但是，在论述孔子以下至于北宋的道统史时，朱熹又反复强调，道统的接续之所以恢复，是因为圣贤得到了经典的启示，通过对经典的阐发获得了传道者的地位。
《中庸章句序》如此描述从子思到孟子的道统谱系：
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89]
孔子重新发现道之后，颜回、曾参通过亲相授受的师徒教学方式，获得了传道者的地位，子思同样通过亲相授受的渠道从曾子那里获得了“道统之传”，到此为止，“道统”表现为师徒授受的统绪，我们可以称之为“师统”。孔子的三千门人弟子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师徒授受系统。但其中只有颜回、曾参足以明道，颜回早逝无传，故既能“明道”又能“传道”者又只有曾参。这说明“师统”是脆弱且随时可能中断的，传道者并不一定能在门人弟子中找到继承人，因此就需要用另一种方式对道统进行“备份”：学统。
然而，朱熹在子思与孟子之间是否亲相授受的问题上，前后存在反复，产生这种反复的原因非常复杂，部分根源于思孟关系在历史上就存在争议。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认为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90]，赵岐《孟子章句》则以为孟子亲受业于子思[91]，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隋人王劭之说，以“人”字为衍文，当作“受业子思之门”[92]。韩愈第一个明确提出孔子以后的道统之序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93]孔子之后直至孟子这百余年中，道主要是通过亲相授受或师徒授受来传承的。程颐也承认曾子和子思传道者的地位：“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94]不过二程对思孟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师承关系语焉未详。受韩愈、二程的影响，在《中庸章句卷首跋语》中，朱熹说《中庸》是“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95]如此，思孟之间是亲相授受的关系。但他在《孟子集注》中征引了主张孟子师从子思的《索隐》王劭说及赵岐、《孔丛子》各说，而结论却是：“未知是否？”[96]仍不敢定论。二者对思孟师徒关系的表述的歧异，正反映了朱熹“未知是否”的犹豫态度。
而《中庸章句序》的表述是：“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97]可见曾子既未亲见，也未预见到会有孟子这一传道者出现，《中庸》的预期读者群体，是非常宽泛意义上的“后之学者”。朱熹又指孟子的贡献在于能够“推明此书，以承先圣之统”，故孟子也是通过“学统”（通过研习《中庸》）而传道的。孟子直接的老师是子思门人，却并非传道者，且根本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孟子在这个不知名的子思门人和《中庸》的引导下，重新恢复了道统之传。
朱熹在孟子是否亲受业于子思还是亲受业于子思门人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蕴涵着这样一个逻辑：由于《中庸》这一文本所代表的“学统”的存在，孟子并未亲受业于子思不会损害其传道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更不影响其传道者的地位。所以，《中庸章句序》述及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时，回避了“亲受业”这一历史疑难问题，而将重心置于“为能推明是书（宇按：指《中庸》），以承先圣之统”。
孟子之后，道统再次中断。《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章所举“见而知之”的例子，都是在传道者与传道者之间发生的。因为孟子自己已经声明没有见过传道者，那么一旦孟子弟子中没有出现传道者，“见而知之”的模式就不可能重新出现，即永远地在儒学历史上消失了。
不过，这并不妨碍道统的重现接续，因为失去了治统和师统后，以“文”和“献”为主干的学统仍然是传承道之本体的可靠途径。朱熹在解释《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章时说：
观其所谓“然而无有乎尔”，则虽若托于不居，而其自任之实可见。观其所谓“则亦无有乎尔”，则虽若叹其将绝，而所以启夫万世无穷之传者，又未尝不在于斯也。学者诚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则古人虽远，而其志意之所存者，盖无以异乎日相与言，而授受于一堂之上也。[98]
所谓“叹其将绝”，意即孟子已经清楚弟子门人之中很难产生传道者，故“启夫万世无穷之传者，又未尝不在于斯也”的“斯”，就是指《孟子》其书。此书是记载“道”之义理的传道之书，与子思撰《中庸》一样，都是试图通过学统来弥补师统中断带来的空白。即便千五百年之后，学者只要精研《孟子》此书，所获得的对“道”的把握，与穿越回到千五百年之前得到孟子面授之所得，是完全一样的：“盖无以异乎日相与言，而授受于一堂之上也。”[99]孟子之后，道只以学统的形态传承，而通过学统明道与通过师统明道，是完全等值的，绝无毫厘之差。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重申了这一观点：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
道统之传中断之后，道在历史时空中没有继承人，但道仍然保存于《中庸》这样的文本之中，“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在《中庸章句序》上文，为了强调道统自尧舜以来至于子思的传承是一贯的、从未中断的，朱熹已强调：“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100]即从语言文字（主要是文字）前后一致、毫无歧异的角度，来论证“如合符节”。朱熹又指出，孟子的功劳在于“推明是书（《中庸》）”，二程的功劳在于“因其语而得其心”，即通过《中庸》的文本而得到了上一个传道者孟子之“心”。由此可见，语言文字既是上一个传道者与下一个传道者之间的关键中介，也是道统之传重新接续的客观条件。朱熹在《中庸章句序》“盖尝论之”至“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一段中确立了“道心”是传道的内在根据，而在这一段他强调了语言文字是传道的客观依据，道统之传在北宋的接续建立于“道心”与“言语文字”的完美统一，这就是《中庸章句序》道统论述的关键：“因其语而得其心”。
然而，二程通过阐释《中庸》而接续道统之传之后，道统之传再次中断了，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写道：
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101]
所谓“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者，指二程解释《中庸》的著作已经失传，流传于世的只是门人弟子所记语录。朱熹已经否定了整个程门群体传道的可能性，因此此处强调：“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而且“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部分程门弟子完全背叛了儒学而流于佛老。
在这样的前提下，朱熹要领会“二程之心”，仍只能“因其语而得其心”，即工作的重心仍然在于文本的阐释：“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通过直面《中庸》本文，通过梳理、拣择二程弟子所记语录、所著解说，来把握道统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