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洛阳大圣真观考
雷闻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对于唐代东、西两京而言，星罗棋布的寺观无疑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社会各阶层的信仰中心，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1]就道观而言，两京的许多道观与皇室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是皇帝的藩邸旧宅，或者是为先朝皇帝、皇后追福所建，或者是皇子、公主舍宅而立。这些道观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宗教上，都在两京的宫观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前学界对于两京的道教与道观已有所探讨，[2]我们也曾经梳理过长安的太清观、肃明观，洛阳的大弘道观，以及两京龙兴观的发展脉络，[3]本文则是对东都另一所重要道观——大圣真观的初步研究。
大圣真观位于洛阳东北区的立行坊，系漕渠之北徽安门街之东第三街街东自北向南之第三坊，位置在今洛阳市瀍河区中州东路林校一带。此坊南临上东门街，是洛阳东出河北、山东的主干道，其西邻是繁华的北市，西南是洛阳都亭驿所在的景行坊，其东北的毓德坊是洛阳县廨所在；往南仅隔一个时邕坊，就是穿城而过的漕渠。可以说，立行坊在政治、经济及交通方面都相当优越。唐代东都的绝大多数道观分布在洛水以南的诸里坊，大圣真观可能是除了城北邙山上的老君庙之外，唯一坐落在洛水以北的重要宫观。有关此观的文献材料比较零散，除李健超先生在《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一书中简略提示了几条墓志资料外，[4]目前尚无专文研究。事实上，大圣真观在唐代东都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仅叶法善、张探玄、刘从政等唐代道教史上赫赫有名的高道先后在此住持或居止，而且在盛唐时，此观成为玉真公主在东都乃至王屋山道教斋醮活动的基地。本文试对大圣真观的相关材料进行初步梳理，并制作一个粗略的大事年表。
一 叶法善与大圣真观的前身——凌空观
从“圣真”观名可知其必然与睿宗皇帝的谥号有关，不过，此观并非完全新建，而是由凌空观改额而成，这点并未为此前研究唐代两京的学者如李健超等先生所发现[5]。最关键的史料出自张
的《朝野佥载》，该书卷一记载：“景龙四年（710），洛州凌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后改为圣真观。”[6]可见凌空观确为大圣真观的前身。可惜的是，对于凌空观，我们目前所知非常有限，对其始置年代也无从查考。
景龙四年凌空观的这场大火影响颇大，在两唐书《五行志》中就有记载，如《旧唐书·五行志》载：“景龙中，东都凌空观灾，火自东北来，其金铜诸像，销铄并尽。”[7]《新唐书·五行志》则记载：“景龙四年二月，东都凌空观灾。”[8]《唐会要》亦有记载：“景龙四年二月，东都凌空观﹝灾﹞，殿宇并煨烬，唯一真人独存，目有泪迹。”[9]这些记载详略不一，不过应该都出自《中宗实录》。[10]从这些记载来看，凌空观在这场大火中被付之一炬，无论是殿宇还是金铜造像全被烧毁，《朝野佥载》所谓“万物并尽”，是很形象的描述。至于两唐书《五行志》记载景龙四年二月这场大火的目的，似乎是将其作为稍后中宗遇害的一个预兆，因为在四个月之后，中宗就被韦后及马秦客、杨均等人毒杀。[11]至于剩下的目有泪迹的真人造像，在史官的历史书写中，可能象征着睿宗、玄宗一脉复兴唐室的希望。
在这场大火之前，凌空观在东都颇有名气，因为名满天下的传奇高道叶法善正籍隶于此。[12]同样是在《朝野佥载》中，还记载了一则神异故事：
凌空观叶道士咒刀，尽力斩病人肚，横桃柳于腹上，桃柳断而内不伤。复将双刀斫一女子，应手两断，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人取续之，喷水而咒，须臾平复如故。[13]
吴真认为，此事发生在高宗时叶法善充任洛阳内道场道士期间。[14]在唐代文献中，关于叶法善与凌空观的故事远不止这一条。
据《旧唐书·叶法善传》记载：
道士叶法善，括州括苍县人。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竞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问之果然。法善悉为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则天、中宗历五十年，常往来名山，数召入禁中，尽礼问道。然排挤佛法，议者或讥其向背。以其术高，终莫之测。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仍依旧为道士，止于京师之景龙观，又赠其父为歙州刺史。当时尊宠，莫与为比。法善生于隋大业之丙子，死于开元之庚子，凡一百七岁。八年卒。[15]
可见，叶法善在高宗时就受到朝廷优礼，如果在东都，他即在凌空观居住，后来他来到长安，则主要住在景龙观。《旧唐书》所载其在凌空观设坛醮祭并以法术治疗魅病的故事，与《朝野佥载》所载咒刀治病似非一事，后者更像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幻术表演，舞台则都是凌空观。合而观之，可知叶法善在凌空观的类似表演可能发生了不止一次，这种表演当然有利于叶法善在民间树立法术高强的神异形象。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为叶法善御撰碑文称：“灵图秘诀，仙符真度，宝箓生券，冥感空传。临目而万八千神，咽胎而千二百息。或潜泳水府，或飞步火房，或剖腹涤肠，勿药自复；或刳肠割膜，投符有加；或聚合毒味，服之自若；或征召鬼物，使之立至；呵叱群鬼，奔走众神，若陪隶也。”[16]高度赞扬其法术的高超，而叶法善在凌空观的各种神异性法术活动，恰可成为玄宗所撰碑文的注脚。
德宗时人牛肃所撰《纪闻》记载了另一则故事，亦可与《旧唐书》的记载相表里。据称一只“天狐”所化之婆罗门僧魅惑一位名族之妇，其丈夫向叶法善求助，“叶师仍与之符，令置所居门。既置符，妻及诸人皆寤”。随后，“婆罗门果至，叩门乞食。妻及诸妇人闻僧声，争走出门，喧言佛又来矣。宰禁之不可。乃执胡僧，鞭之见血，面缚，舁之往叶师所。道遇洛阳令，僧大叫称冤，洛阳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请与俱见叶师。洛阳令不信宰言，强与之去。渐至圣真观，僧神色惨沮不言。及门，即请命，及入院，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师曰：‘速复汝形！’魅即哀请。师曰：‘不可！’魅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约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顶礼而去，出门遂亡”。[17]如前所述，洛阳县廨就位于圣真观东北紧邻的毓德坊，二者距离非常近，故在去圣真观的路上会遇到洛阳令。按叶法善仙逝于开元八年（720），且晚年多居住在长安景龙观，故这类神异故事当发生在叶法善住在洛阳之际，当时凌空观应该还未改名。无论如何，凌空观/圣真观在当时就是神秘强大的圣地，越靠近此观，妖狐越是紧张，最终被叶法善教训一番之后逐去。
类似的情形也见于《广德神异录》所载叶法善于正月望夜带领唐玄宗飞往凉州观灯的故事中，故事开头就说：“唐玄宗于正月望夜，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门望殿门，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洞照宫室，荧煌如画。……有道士叶法善在圣真观，上促命召来。”在这篇故事的结尾，又说：“法善尽传符箓，尤能厌鬼神。先是高宗曾检校诸术士黄白之法，遂出九十余人。曾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士女往观之，俄有数十人自投火中，人大惊。师曰：‘皆鬼魅，吾法摄之也。’”[18]后者与《旧唐书·叶法善传》所载似为同一事，可见此事在当时流传颇广。至于凉州观灯的故事被系于他在圣真观之时，恐系附会，不过这也说明在时人眼中，叶法善与东都凌空观/圣真观确有不解之缘。值得一提的是，在叶法善仙逝之后，唐玄宗特意度其侄润州司马叶仲容为东都圣真观道士，[19]显然，对于叶氏与凌空观/圣真观的关系，玄宗也了然于胸。
在新发现的石刻材料中，我们偶尔也能看到凌空观的相关材料。最近在毛阳光先生的帮助下，笔者有缘购得一份开元十八年（730）十二月的《唐故东明观三景大德郭尊师墓志铭》（以下简称《郭玄远墓志》）拓本，此志近年出自西安，原石可能在某私人藏家之手中。墓志撰人是右司员外郎刘同升，书人是内供奉道士骆詹尹。此志内容颇为丰富，笔者将另文详考，在此只提示与本文主题相关者。志主郭玄远作为东明观大德，在开元年间曾应玉真公主之邀，在王屋山建立金箓斋，为公主做功德。值得重视的是其学道经历，该墓志云：“属高宗天皇大帝灵驭云飞，圣恩天下爰承凤诏而齿霓裳。弘道年中出家，隶东明观。长寿年，于凌空观王尊师讲正一之文。景云中，于景龙观叶尊师授上清之法。”可见，郭玄远入道的机缘是在弘道元年（683）高宗驾崩之后，武则天为给他做功德，在全国度人入道。郭氏最初出家于长安最著名的宫观之一东明观，随着武则天时代的来临，神都洛阳成为全国政治乃至宗教、文化的中心，郭氏也在长寿年间（692～694）来到洛阳，随凌空观的王尊师学习正一经法，他可能被授予正一盟威法箓，这是唐代道门法位阶梯中最基础的一级，可惜为其授箓的王尊师之名讳今不可考。
有意思的是，郭玄远在睿宗景云年间（710～711），又“于景龙观叶尊师授上清之法”，这位“叶尊师”当即已随驾来到长安的叶法善，他授予郭玄远上清经法，使之达到法位阶梯的顶端，二者当为正式的师徒关系。我们推测，当年郭玄远在东都凌空观随王尊师学习正一经法时，可能就已认识在那里呼风唤雨的叶法善了，这也是他后来得以在长安景龙观拜叶氏为师的机缘。[20]
二 玉真公主与开天时期的“睿宗大圣真观”
经历了景龙四年（710）的火灾，凌空观的殿宇、造像等基本全部被焚毁，凌空观损失惨重，但在灾后很快就被重建，而观名也被改为圣真观。前引《朝野佥载》并未提及改额的具体时间，根据我们的考察，改额当发生在睿宗驾崩的开元四年（716）。[21]
从观名“圣真”来看，改额无疑与唐玄宗为其父所上之谥号有关。据《新唐书·睿宗本纪》载：“开元四年六月，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谥曰大圣真皇帝。天宝十三载，增谥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22]可见，睿宗谥号中有“大圣真”者，当在开元四年（716）与天宝十三载（754）之间，观名之改亦当在此范围。石刻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更具体的线索，据洛阳出土的《大唐故朝议郎行河南府仓曹参军事上柱国清河崔府君墓志铭》记载，志主崔逸甫“以开元四年岁次景辰十二月癸卯朔廿八日庚午，终于东都圣真观之□（精）思院”，[23]崔逸甫系玄宗朝大僚崔隐甫之兄，去世较早，而他终于圣真观之精思院，原因不详。不过，提供临终服务也是唐代道教宫观的社会功能之一。有了这方墓志，我们就可把凌空观改名“圣真”的时间精确到开元四年六月至十二月之间，这距景龙四年二月的火灾不过六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废墟余烬中重建，朝廷的支持必不可少，其背后或许还有叶法善的推动，毕竟这里是他在东都的旧观。可以想象，作为替太上皇追福的皇家道观，改额重建的大圣真观在建筑规划与道团规模上必然超越凌空观时代。
值得指出的是，此观改额后的全称当为“睿宗大圣真观”，我们可举两例来考察。其一是天宝十一载（752）二月立于河南济源的《唐王屋山仙人台刘尊师（若水）之碑》（以下简称《刘若水碑》），据载，刘若水与玉真公主关系密切，开元二十四年（736），道门威仪使奉公主之命，请刘若水“诣中岳兴唐观校定经箓”，天宝六载，又奉公主之命入居王屋山仙人台。到了天宝七载（748），刘若水“又□□教东京睿宗大圣真观，奉敕修斋，理藉清高，副国诚命。初□□道，至于言功，威仪设而□□，法事行而俨若，炉烟昼启，瑞色氤氲”。[24]对于玉真公主而言，在为纪念其父而改额的“睿宗大圣真观”修斋，目的显然是为父追福。其二是天宝十一载（752）洛阳县尉朱温所撰的《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原石为八棱形石幢，现仅存幢身，且下部断损，现藏洛阳博物馆。刘莲香先生曾对此石有过专门研究，[25]从其文所附拓片来看，标题明确写作“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与《刘若水碑》两相印证，即可知此观名之全称。不过，通常只简称作“大圣真观”，到了中晚唐时期，随着地位的下降，代表其皇家宫观地位的“大”字亦渐被省略。
目前所见改额之后最早的大圣真观道士之墓志，是开元十年（722）五月的《大圣真观杨法师生墓志》（以下简称《杨曜墓志》），该墓志由礼部员外郎袁晖撰文。志主杨曜为洛阳本地人，“尝以为命则可复，生必沿化，苟冥于达观之方，奚执于预凶之礼。旧闻佛图澄于邺西陌营生冢，每叹而嘉之。爰以开元十年龙集壬戌粤五月既望，卜兆于河南县平乐乡之山原，其志也”。[26]可见，杨曜在生前就为自己营造生墓，并请朝士撰写志文，显示了生死齐一的达观态度。
当然，开元年间大圣真观最有影响力的高道当属观主张探玄，其事迹详见天宝二年（743）六月大弘道观法师蔡玮所撰之《唐东京道门威仪使圣真玄元两观主清虚洞府灵都仙台贞玄先生张尊师遗烈碑铭》（以下简称《张探玄碑》），略云：
先生讳探玄，字体微，家世南阳，正一真人道陵师君之胄也……文明初，天皇下席，国家延庆于道，度为仙官，隶本郡明山观道士。开元初，补西京景龙观大德，恩诏供奉，将授谏官。先生执心坚明，守道纯固，固辞见许。十四年，朝廷增崇大圣祖玄元庙。祠庭有侐，密迩宫垣，择贤才以时禋洁。天子精选黄褐，亲垂紫书。先生与峨眉王仙卿、青城赵仙甫、汉中梁虚舟、齐国田仙寮等，允膺宸鉴。有司备礼，冠盖纷迎，登邙山，俯河洛，飘飘明霞之外，窅窅凝玄之际，望者以为神仙之会也。廿一年，诏为东都道门威仪使，与洞玄先生司马秀同拜于玉清玄坛。冠重叠之五云，佩离罗之九色。霜临绛府，冰鉴玄都，邈登仙阶，允执天宪。自是采真游者，知证向之所存焉。俄兼圣真、玄元两观主，清飙不弭，令望如初。
先生异时靡然叹曰：“始吾擢德缮性，矜仁宿名，将以迹混人间，心存应帝，殊不知外韄内揵，已滑真焚和。大丈夫当神动天随，披然移是。”因历选海岳，至止乎兹山焉。入清虚洞宫，得《皇人秘记》曰：凡初跻道位，必先诣阳台，即此山是也。先生乃考卜幽胜，荐辞明灵，至诚玄通，若遇神授。虽子真谷口，远游邙中，亦一时也。古老相传曰：仙人台也，昔周王升仙太子朝天坛于此台上，有憩笙鹤之迹。
今我唐玉真公主于台下构馆，为集灵仙之都，玄风嘉声，信万古之同德。其地即是古奉仙观，前有投钟泓，为蜺枢之沈。每至阴凝黛碧，则霜韵常闻，虽千载之湮沦，亦九州之殊异者也。公主以天人之贵，帝子之尊，玉镜清悬，琼华洞照。洎夫署真官于金格，列仙位于瑶坛，曰“大洞三景法师”，四纪于兹矣。顷年摇羽节，吟凤箫，真相光煌于九天，风驭周游于群岳。以为此地青溪万仞，碧洞千门，烟萝嘶风，金涧生月。可冥八秘，滋五牙，朝会丹田，豫游冲漠。皇上奉尊祖之孝，穆友于之仁，恩降紫宸，光融碧落，题上方公主幽居曰“平阳洞府小有仙台”，又于山门别署金榜为“灵都观”。贵主又罄散汤沐，首事增修。先生亦德契言从，道同心一，尽以天恩所赐巾裘器服及私居庄碾园墅资营缮焉。惜乎厥功未而晏然体逝，享年七十有六，默迁于山口云泉之业，时天宝元年七月丙寅也。
先生将示疾也，豫修金箓法事，躬奠河图醮礼。倏有二仙光降，百神昭嘱。其景象灵命及遗诫玄歌，志传详焉，文多不载。及乎解蜕也，非烟覆寝，异香盈室。奢老龙之户，疏子鹤之茔。邻人见先生紫衣白马，俄亡所在，烈风迅雷，晏而后息。八月壬寅封树之际，赤气被于玄宫，信夫升仙之验也。奉仙观主段抱质、圣真观监斋寇含光，夙奉主恩，经始灵都之役。道士席守元、冯若水、任珣、吴运、刘意，并承天泽，服勤玄牝之门。犹子庭芝、门人灵应，或感怆泉洞，或凄伤竹林，相与叹云霓之不归，望松槚之增慕。玮也肃尚其德，悦闻其风，敬谥曰“贞玄先生”，颂崖略于幽石。[27]
从碑文来看，张探玄系汉天师张道陵之后，与前述东明观大德郭玄远一样，也是因高宗升遐的因缘入道，并在开元初成为景龙观大德，进入两京道教界的中心。开元十年（722），张探玄与王仙卿、赵仙甫、梁虚舟、田仙寮等高道一起，在洛阳邙山上的玄元观做功德，被时人目为“神仙之会”。开元二十一年（733），他又与司马秀一起，被玄宗任命为东都道门威仪使，稍后更身兼玄元观、大圣真观两观之观主，在东都道门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当玉真公主在王屋山修建灵都观时，张探玄给予了有力支持，即如碑文所称“尽以天恩所赐巾裘器服及私居庄碾园墅资营缮焉”。张探玄主持下的大圣真观与玉真公主关系极为密切，除了张探玄之外，碑文又称：“奉仙观主段抱质、圣真观监斋寇含光，夙奉主恩，经始灵都之役。”可见寇含光亦参与了公主在王屋山的宗教工程。据前引天宝十一载（752）的《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记载：“乃位此台者，则观主上谷寇公曰含光、上座彭□□□□□□、监斋南阳韩公曰不渝之所造也。”显然，寇含光在此时已由大圣真观的监斋升任观主了。
从张探玄、寇含光等先后两位观主积极参与玉真公主在王屋山的道教活动来看，大圣真观几乎已成为公主在东都的大本营。这自然是因为此观本就是为其父追福而改额的，双方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另外，或许也与玉真公主后来追认叶法善为师有关。如前所述，大圣真观的前身凌空观正是叶法善在东都的本观，民间所有关于他在洛阳降妖伏魔的故事都发生于此。而天宝二年（743）蔡玮所撰《玉真公主朝谒谯郡真源宫受道王屋山仙人台灵坛祥应记》称：
公主法号无上真，字玄玄。睿宗大圣真皇帝之爱女，今上之季妹。清骨凝照，琼胎洞虚，□葆玄门，而祯符不一。年甫二八，当景云之初始，受道于括苍罗浮真人越国叶公。其时老君为亲降法坛，纡驾三刻，言以口授，义以神融，故其玄章隐诀，代莫得而闻也。但见事载青史，辞编玉谍。[28]
其实，玉真公主与姐姐金仙公主入道时的尊师并不是叶法善，而是在中宗、睿宗朝煊赫一时的史崇玄，不过后者因系太平公主一党，早在先天二年（713）就被玄宗处斩，因此，重新追认一位法力高强且政治正确的高道为师势在必行，而叶法善无疑是最佳选择。[29]可以说，玉真公主与大圣真观的密切关系，或许也与其追认叶法善为师的背景有关。此外，如《张探玄碑》所载，他在开元初补景龙观大德，当时的观主正是叶法善。张探玄后来能出任东都道门威仪使且兼领圣真、玄元两观主，可能也与这一经历有关。
有意思的是，叶法善晚年居住且担任观主的长安景龙观，在天宝十三载（754）改名为玄真观，而如前所述，正是在此年，唐玄宗为其父“增谥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与东都的“圣真”一样，“玄真”之名也来自睿宗的谥号。
三 刘从政与中晚唐的圣真观
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盛唐的歌舞升平，也给两京的寺观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对于大圣真观来说，随着开元盛世的远去，它的衰落也无法避免。与大圣真观关系密切的玉真公主在随玄宗自蜀返京不久，就作为太上皇身边的人员，被送归长安辅兴坊的玉真观居住，其在政坛和道门的影响基本被消解，对远在东都的圣真观自然也无暇顾及了。不过，与东都另一所著名的皇家道观——大弘道观在中晚唐的急剧衰落相比，大圣真观的情形要好得多，仍然有一些高道如敬宗之师刘从政等在此观活动。
关于刘从政及其传法谱系，笔者此前已经有过专门研究，在此只略述其与圣真观的因缘。刘从政生于河南缑氏，自幼在王屋山修道，前后十余年。最晚在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他应邀前往洛阳圣真观传法。宝历二年（826）八月底，敬宗拜刘从政为师，入道受箓；十二月底，敬宗遇弑，新即位的文宗将刘从政放归东都。只是他并未回到圣真观，而成了太微宫大德，并于大和四年（830）六月二十一日去世。[30]刘从政前后在洛阳居住达三十年之久，其弟子主要集中在圣真观、玄元观等重要道观之中。目前所见与刘从政及圣真观有关的墓志材料有二。
武宗会昌二年（842）的《唐圣真观观主故郑尊师志铭》（以下简称《郑过真墓志》）：“尊师姓郑，讳过真，字符一，即河南府河南县京兆里人也。粤自童年，依止王屋大洞姚尊师。至贞元六年，准敕度为道士，随师学业，禀授经符，栖隐岩穴，时游洛邑。后姚君隐化，入室礼终，遂居圣真观，升大洞尊师升玄刘先生之堂，授正一明威录，毕于洞玄，法趋隅教，风尘卅载。暨乎先生化迹，尊师禀袭遗风，香火焚修，未尝暂替。尊师融和体性，道德渊深，敦善行之心若将不及。以会昌元年十二月中忽谓门人曰：‘古者得道，脱屣遗形，吾之去世，晨夕是矣。’即其月廿九日平旦奄然升化，体不疹，貌不乖，常人莫之知，如寝寐而不返，其春秋六十有二。”[31]郑过真前后追随刘从政三十年之久，后来也成为圣真观主，可谓刘从政的得意弟子之一。不过，从他“毕于洞玄”的情况来看，他并未获得道门最高的洞真法箓。而为其写墓志的，则是圣真观的上座苏玄赏。
咸通十年（869）的《唐圣真观故三洞郭尊师墓志》（以下简称《郭元德墓志》）：“尊师姓郭，讳元德，洛阳人也。……年十九，诣升玄刘先生，授盟威廿四阶。大中三年十一月廿一日，又诣麻姑邓尊师，授洞神、洞玄及上清毕法。……时春秋五十有八，以咸通十年三月十九日，解化于洛阳县圣真观东院。”[32]从郭元德五十八岁的卒年推算，他正是在刘从政去世当年为其所收，或许也是后者亲传的最后一位弟子。虽然后来为郭元德授洞玄与上清经箓的是麻姑仙师邓延康，但刘从政毕竟是其入道恩师，因此他在圣真观去世后，“迁葬于杜翟村，祔先师茔东北一里而卜兆焉”，这里的“先师”应即刘从政，因为邓延康在去世后，是归葬于江西抚州南城县故里的。[33]据墓志记载，郭元德“有弟子三人：洞玄弟子杨思玄，入室弟子郑咸章，子侄宗玄，并以严训立身，亲承指教”。虽然志文本身并未明确说明这三位弟子隶属于哪座道观，不过他们籍隶圣真观的可能性很大。
除了刘从政及其弟子之外，中晚唐关于圣真观的其他材料不是太多，比较重要的是《大唐王屋山上清大洞三景女道士柳尊师真宫志铭》（以下简称《柳默然墓志》），略云：“开成五年六月廿九日，唐故监察御史里行天水赵府君夫人王屋山柳尊师迁解于东都圣真观之道院，其年八月，其孤璘等遣道门弟子赵奉元等，缄奉遗烈，请为之铭。”[34]志主柳默然为初唐直臣柳范之后，母为萧颖士之女。柳氏在夫亡后入道，其长子即《因话录》作者赵璘。该志称其“初受正一明威箓、灵宝法于天台，又进上清大洞三景毕箓于衡岳，遂居王屋中岩曰阳台，贞一先生司马子微之故居”。柳默然有二女，“皆早从玄志，列位上清，长曰右素，先解化；次曰景玄，今居王屋山”。虽然男女有别，但作为王屋山女道士的柳默然终于圣真观道院，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开天时在玉真公主的影响下，王屋山道团与大圣真观的密切关系。看来，这种关系可能一直持续到晚唐时期。
圣真观也见于晚唐诗人的吟咏中，如诗人罗隐（833～909）就曾有诗《圣真观刘真师院十韵》，曰：
帘下严君卦，窗间少室峰。摄生门已尽，混迹世犹逢。
山薮师王烈，簪缨友戴颙。鱼跳介象鲙，饭吐葛玄蜂。
紫饱垂新椹，黄轻堕小松。尘埃金谷路，楼阁上阳钟。
野服鸢肩寄，仙书鸟爪封。支床龟纵老，取箭鹤何慵。
别久曾牵念，闲来肯压重？尚余青竹在，试为剪成龙。
据李定广先生研究，此诗作于罗隐寓居洛阳之时，诗中的“刘真师”即指刘从政，在诗中，罗隐用了很多典故来称颂刘从政道术之高深。[35]从此诗来看，则直到晚唐时期，圣真观中依然有“刘真师院”，它无疑就是刘从政当年所居之处，刘氏对此观的深刻影响可见一斑。另外也可看出，此时的圣真观依然是文人士大夫在东都重要的游观之处，而曾经的帝师刘从政也成了此观的文化资源，供后人凭吊。
四 结语
大圣真观位于洛阳的立行坊，其前身是凌空观，始建年代不详。不过，至晚至高宗时，凌空观就已成为洛阳的重要宫观之一，传奇高道叶法善在来到东都后就居住于此。唐代的各种文献，都记载了叶氏在凌空观设坛醮祭并以法术治疗魅病的故事，这也显示了叶氏在凌空观的影响力。到了中宗景龙四年（710），凌空观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火灾，殿宇、造像被付之一炬，不过很快就被重建，并在睿宗驾崩的开元四年被改名为大圣真观，其名来自睿宗的谥号，正式的观名则是“睿宗大圣真观”。
开天时期的大圣真观在洛阳的宫观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其观主张探玄还曾担任东都道门威仪使，这一切都与玄宗胞妹玉真公主的活动有关。由于此观是为睿宗祈福的皇家道观，故受到玉真公主的高度重视，曾派刘若水等大德在此设斋。在其经营王屋山的道教事业过程中，来自大圣真观的法师们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张探玄及其后继者寇含光等，都积极参与了玉真公主在王屋山营建灵都观的工程，甚至以私财助役，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中晚唐的圣真观逐渐失去了在盛唐时期的荣光，不过，它却不像大弘道观那样地位一落千丈，其部分原因可能是敬宗之师刘从政及其弟子们常年在此经营，其弟子如郑过真等也曾长期担任此观的观主。大圣真观的命运，无疑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东都道教宫观命运的缩影。
附表 洛阳凌空观/大圣真观年大事
附表 洛阳凌空观/大圣真观年大事-续表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宋辽金元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 参看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基调与变奏：七——二十世纪的中国》1《社会·思想》，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等，2008，第101～117页，收入荣新江《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香港：三联书店，2009，第115～148页；荣新江《从王府到寺观——隋唐长安佛道神圣空间的营造》，陈金华、孙英刚主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第10～22页。
[2] 整体性的研究，如张泽洪《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6～52页。个案研究，如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宫制度考（上、下）》，分载《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6期，1979，第275～314页，第7期，1980，第177～220页；合并收入丁煌《汉唐道教论集》，中华书局，2009，第73～156页。
[3] 雷闻：《唐长安太清观与〈一切道经音义〉的编纂》，《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99～226页；《盛唐长安肃明观考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64～178页；《唐洛阳大弘道观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234～1248页；《唐两京龙兴观略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38～159页。
[4]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第420页。
[5] 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将凌空观列入附录二“唐两京待考寺观”中，第454页。
[6] （唐）张
：《朝野佥载》卷一，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1979，第8页。
[7]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第1366页。
[8] 《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第885页。
[9] 《唐会要》卷四四《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921页。
[10] 参看北宋宰相晏殊《类要》卷五《历代宫观》所引《中宗实录》，见唐雯《晏殊〈类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12页。通过对比可知，本条文字与《唐会要》所载基本一致，唯“东都”误作“京都”，而《唐会要》的文字则在“凌空观”后脱一“灾”字。
[11] 事见《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第152页；以及《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上·中宗韦庶人传》，第2174～2175页。
[12] 关于叶法善，可参看丁煌《叶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讨》，《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14期，1988，第1～78页，收入丁煌《汉唐道教论集》，第157～232页。最近的成果，见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3] （唐）张
：《朝野佥载》卷三，第64页。
[14] 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第11页。
[15] 《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叶法善传》，第5107～5108页。
[16] 唐玄宗：《故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赠越州都督叶尊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四一，中华书局，1983，第456～467页。又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第124～125页。
[17] 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卷一〇《牛肃（三）·叶法善》，中华书局，2014，第353～355页。
[18] 《太平广记》卷七七《叶法善》，本条出自《广德神异录》，中华书局，1961，第486～487页。
[19] 《太平广记》卷二六所载之《叶法善传》称“敕度其侄润州司马仲容为道士”，未载观名。南宋时的《唐鸿胪卿越国公灵虚见素真人传》则载叶法善仙逝之后“并有遗书报弟子仲容，云：汝将吾诗及书进上，不得求官，当奉诏监丧，归葬括苍。……又有制书，具在贺知章作《玄虚志序》中。仍敕度真人弟子司马仲容为东京圣真观道士，与中使护丧，归葬于宣阳观之侧”。见吴真《为神性加注》附录文献，第304～305页。按“司马仲容”前脱地名，会使人误以为是叶法善弟子之名，实际上应该是叶法善之侄叶仲容。参看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第48页。
[20] 先天二年（713），叶法善被玄宗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因为叶氏对其战胜对手、巩固皇位立有大功，故赏之。见《封叶法善越国公制》，《全唐文》卷二〇，第241页。时间据《册府元龟》卷五三《帝王部·尚黄老一》，中华书局，1982，第589页。
[21] 吴真已指出大圣真观系由凌空观改名而成，不过她并未注意到“圣真”直接来自睿宗谥号，故将改名时间笼统定在景龙四年失火之后。见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第87页。
[22] 《新唐书》卷五《睿宗本纪》，第120页。
[23]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015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62页。
[24] 录文见《道家金石略》，第144～145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6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60页。此碑也收入黄明兰、朱亮编著《洛阳名碑集释》第41号，朝华出版社，2003，第192～195页，可惜拓片均漫漶过甚。
[25] 刘莲香：《〈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石幢考》，《华夏考古》2000年第1期，第75～79页。按此石幢的录文又见《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第54～55页；而《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第63页）又有重复收录，录文与断句略佳。
[26] 录文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50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260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2册，第8页。
[27] 录文见《道家金石略》，第136～137页；《全唐文》卷九二七的录文略异，且“玄”均讳作“元”，第9665～9667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5册，第35页。
[28] 《道家金石略》，第139～140页。录文又见《全唐文》卷九二七，然文字讹漏颇多（第9663页）。
[29] 关于史崇玄及其命运，参见前引拙撰《唐长安太清观与〈一切道经音义〉的编纂》。吴真认为以叶法善取代史崇玄为玉真公主之师，是撰写《祥应记》的蔡玮所为（见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第49～50页），不过，这种大事恐非蔡玮所能决定，而很可能是玉真公主甚至是唐玄宗的授意。
[30] 详细研究，参看拙撰《传法紫宸：敬宗之师升玄先生刘从政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第59～88页。
[31] 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第326～327页。《唐代墓志汇编》会昌012号作“郑遇真”，第2220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1册，第91页。
[32] 录文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60号，第1079～1080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三秦出版社，1997，第243页。
[33] 关于邓延康，参看拙撰《碑志所见的麻姑山邓氏——一个唐代道教世家的初步考察》，《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9～70页。
[34] 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开成045号，第2201～2202页；《道家金石略》，第179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1册，第69页。
[35] 李定广系年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544～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