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圆光法师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杨青青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圆光法师，六七世纪之际新罗僧人，来华求法巡礼数十载，对新罗佛教的普及发展厥功甚伟。具体来说，圆光法师在新罗佛法肇起之际，就以非凡的毅力和超人的识见，前来中原王朝求法巡礼，终学有所成；回国后积极从事弘法活动，对新罗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促成初唐之后新罗僧侣入唐求法巡礼风潮的出现。不仅如此，圆光法师还与新罗王室关系密切，在重大问题上为新罗王室提供建议和意见。鉴于学界至今还未见对圆光法师涉及问题的专门探讨，本文即在现有研究基础上，[1]针对圆光法师的生卒年、入华求法巡礼涉及问题，以及返回新罗弘扬佛法等试做探讨，以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 圆光法师关联信息考
关于圆光法师的相关记载，见于《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真平王》及卷四五《列传·贵山》、《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其中《续高僧传》、《海东高僧传》及《三国遗事》中关于圆光法师事迹记载完备，但亦有差异。
从三书成书时间看，无疑是唐道宣所撰《续高僧传》最早，觉训《海东高僧传》次之，一然《三国遗事》成书最晚。从三书记载具体内容看，《海东高僧传》明显参照了《续高僧传》相关记载，并比对《三国史记》相关内容加以修改，加入了民间传说，增添了相关内容；《三国遗事》则集二书所载，并增加了《殊异传·圆光法师传》及相关补传、民间传说等内容，指出《海东高僧传》错将宝壤法师事迹混入圆光法师记事之中，表明“黄龙寺”乃“皇隆寺”之误。
此外，圆光法师相关事迹亦散见于相关今人著作中。如前述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陈景富《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及《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韩国金煐泰《韩国佛教史概说》，何劲松《韩国佛教史》，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以及季羡林等主编《中华佛教史·中韩佛教交流史卷》等，对圆光法师相关事迹亦有所涉及。虽陈景富《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卷五《释圆光传》以及何劲松《韩国佛教史》叙述较为完备，但其中关于圆光法师其人及入华求法时间的论述多有值得商榷之处。对此笔者将以上述资料为主，将圆光法师的俗姓、生卒年、入华时间、留华时长、返新罗时间、享年、卒葬地等绘制成图表，详见于下（表1）。
表1 圆光法师史料对照
从表1可知以下内容。
1.关于圆光法师俗姓
《续高僧传》载：“释圆光，俗姓朴，本住三韩……”[2]《海东高僧传》记：“释圆光，俗姓薛氏，或云朴……”[3]至《三国遗事》中《殊异传·圆光法师传》则为“法师俗姓薛氏……”[4]三书作者如何判定其俗姓尚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其俗姓云朴或薛。陈景富《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及《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何劲松《韩国佛教史》、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等亦认为圆光俗姓朴，但同时也对别本所载薛氏持保留的看法。[5]据笔者考察，依现存中韩史料，半岛出现“薛”氏似在7世纪之后。而“薛”姓起自中原，传入朝鲜半岛相对较晚，故圆光法师姓“朴”的可能性或更大一些。
2.关于圆光法师生卒年及入华时间
《续高僧传》载：“……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陈之世，号称文国。”[6]可知圆光法师入华时已25岁，正值陈国，但若从后文判断，则又略有不妥；“光往还累纪，老幼相欣”，可知圆光法师滞留中国有“累纪”[7]，具体时长不得而知，但从后文判断，至“开皇九年，来游帝宇”，可知其返国时至少当在开皇九年（589）之后，其年龄在58岁以上；“彼以建福五十八年，少觉不悆，经于七日，遗诫清切，端坐终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贞观四年”，[8]此处之建福五十八年为误，真平王六年改元建福，真平王在位五十四年（当为建福四十九年），至善德王三年即改元仁平，故“建福”最长使用至善德王二年，即建福五十年，故不存在建福五十八年之说，应以唐贞观四年为圆光法师卒年为准。由此可知，圆光法师卒年应依唐贞观四年为准，即630年，则其出生年应为532年，梁中大通四年，其25岁入华时应为556年，正值梁太平元年，滞留中国几十年返国，其返国时应在589年，隋开皇九年之后，在华期间先后历经陈国亡国、隋朝兴起等，但若按其生卒年及返国时间判定，其滞留中国时间在34年及以上，返回新罗年龄亦将近60岁，此处其留华时长及以高龄泛海还国问题还需斟酌。
《海东高僧传》记：“（圆光）三十隐归三岐山……乃以真平王十二年春二月，遂入陈游历讲肄。……真平王二十二年庚申，随朝聘使奈麻诸父大舍横川还国。……建福五十八年，不豫经七日，遗诫清切，端坐终于所住，皇隆寺东北……春秋九十九，即贞观四年也。”[9]其入陈时间及返回时间大致与《三国史记》记载一致，只是其入陈时间《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记载为“十一年春三月，圆光法师入陈求法”[10]，此处《海东高僧传》所载“十二年”当为抄写之误。若按真平王十二年（隋开皇十年，590）圆光法师入华，此时陈已于前一年为隋所亡，其“领牒微言，传禀成实、涅槃、三藏数论”[11]之求学过程亦不复存在，故此处应依《三国史记》记载以真平王十一年（陈祯明三年，589）为圆光法师之入华时间为妥；至真平王二十二年（隋开皇二十年，600）返回新罗，于唐贞观四年（真平王五十二年，630）卒，享年99岁，大致可知圆光法师入华时年龄约为59岁，返国时已69岁，圆光法师远赴中国求法，沿途之艰辛可想而知，故此处其以高龄入华求法并返国之时间值得再探讨。
但《三国遗事》中《殊异传·圆光法师传》相关记载与前两者有较大区别，其载：“（圆光）年三十岁，思静居修道，独居三岐山。后四年有一比丘来……居二年……神详诱归中国所行之计，法师依其言归中国。”[12]可知圆光法师30岁居三岐山修道，六年后受神明指引入华求法，且此时入华的圆光法师已36岁；“留十一年，博通三藏，兼学儒术。真平王二十二年庚申，师将理策东还，乃随中国朝聘使还国”[13]，可知圆光法师留华十一载，学有所成后于真平王二十二年（600，隋开皇二十年）还国，此时的圆光法师当已46岁；又记“享年八十四入寂”[14]，可知圆光法师享年84岁，由其生年及享年可推断其卒应为638年，即贞观十二年，善德王七年，这则又与《续高僧传》《海东高僧传》之记载不同。此外，《三国遗事》还附有“年八十余，卒于贞观年间”[15]，亦更无法推算其生卒具体时间，但若从入华年龄及时间上判断，《三国遗事》中《殊异传·圆光法师传》之记载较前二者更为合常理。
在今人相关研究中，陈景富《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认为圆光法师生于532年（法兴王十八年，梁中大通四年），25岁（556年，真兴王十七年，梁绍泰二年）入华，留华四十五载，69岁（600，真平王二十二年，隋开皇二十年）返国，630年（真平王五十二年，唐贞观四年）卒，享年99岁，但其留华时间为45年，与《续高僧传》所载“光往还累纪”略有出入，且圆光法师以69岁之高龄泛海还国亦值得商榷。同时与同期赴华人员留华时间相比，如智明（17年）、昙育（9年）、慈藏（7年）等，圆光法师滞华时间亦值得再探讨。另外，同作者在《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中认为《续高僧传》载圆光法师入华后，“初听庄严旻公弟子讲，素霑世典，谓理穷神”[16]，其中，旻法师生活于467～527年，其弟子辈如惠韶、警韶、道超、宝渊、僧乔等五人，年龄同圆光法师相仿，年龄最小的警韶生卒年为508～583年，若圆光法师于真平王十一年（589）入华，则不可能再预其法席；另《续高僧传》卷二二又记释慧旻曾于15岁（587）时听三吴境内回向寺新罗光法师讲《成论》，“率先问对，秀逸玄宾，命覆幽宗，耆宿同悦”，从此期新罗入学僧来判断，此“光法师”即圆光其人，此时为陈朝，圆光已经学成开法，故可以否定《三国史记》所载圆光于真平王十一年入学之说。[17]但如笔者前所述，就圆光滞华时间（45年）及返国之高龄（69岁）而言，其入华时间还需再探析。另何劲松《韩国佛教史》关于圆光入华时间比较认同《续高僧传》之记载，对《殊异传》及《海东高僧传》所载圆光于真平王十二年（590，隋开皇十年）入陈求法予以否定（此时之陈已为隋所灭）；还哂笑《海东高僧传》单纯材料拼凑而不能自圆其说之窘境。[18]其关于圆光入华时间同陈氏一致，对三书其他说法也有提及，但如前笔者所述，其入华时间尚需深入研究。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关于圆光入华时间、返国时间及卒年，记“年十五怀求法之志，乘舶造金陵……开皇九年，游帝都……乃随朝聘使还国，是真平王二十二年、隋开皇二十年（圣德太子摄政八年）也。……唐贞观中，光示寂于皇龙寺，春秋八十余”[19]，其观点合《续高僧传》、《海东高僧传》及《三国遗事》之记载，并对三书各自之记载提出疑问。按忽滑谷快天所述，圆光享年80余岁，若以627年（贞观元年，真平王四十九年）为圆光卒年，则其当生于538年至546年，15岁入华时处于553年至561年梁陈间，至600年（真平王二十二年，隋开皇二十年）返国时，滞华39～47年，年龄亦当为54岁至62岁；若圆光卒于649年（贞观二十三年，真德王三年），则其当生于560年至568年，15岁入华为575年至583年陈朝期间，至600年（真平王二十二年，隋开皇二十年）返国时，滞华17～25年，年龄亦当为32岁至40岁。从入陈求法、历经隋兴、入华年龄及时间、留华时间及返国年龄等各方面分析，无疑后者较为符合，但具体入华时间及生卒年亦无从得知。针对圆光法师的年龄，韩国学者金煐泰在《韩国佛教史概说》中较为认同《海东高僧传》之记载，他还参考《三国史记》，认为圆光于真平王十一年（589）去中国留学，于真平王二十二年（600）回国，[20]对于其生卒年并未深入探讨。魏海常《中华佛教史·中韩佛教交流史卷》对圆光生卒年、入华时间较为认同《续高僧传》之记载，认为《海东高僧传》及《殊异传》所载入华时间不可取，但其回国时间可做参考，以补《续高僧传》之阙；同时，也认为《三国遗事》载圆光享年84岁或80余岁，可备为一说。[21]
可见，关于圆光入华时间，学者莫衷一是，滞留时间亦是如此，但在返回新罗时间方面，均以真平王二十二年为准，而其卒年至今亦无法确定。笔者较为认同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之说，圆光入华时间大致在575年至583年间，滞留17～25年，于600年回国，卒于贞观年间，享年80余岁，但具体如何，有待进一步考证。
3.关于圆光法师卒葬地
《续高僧传》与《海东高僧传》记载卒于皇隆寺，当然，此处之“皇隆寺”当为“皇龙寺”之误，具体参见《三国史记》中关于皇龙寺之记载便可知。《三国遗事》载《殊异传·圆光法师传》记“葬明活城西”[22]，又记“浮屠在三岐山金谷寺”[23]，亦在明活城西。“皇龙寺”为圆光法师晚年弘法之处，亦是新罗皇家寺院，“三岐山”则为圆光法师早年修行之处，二者作为卒葬地皆较合理，故陈氏《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索性将之归为“葬于郊外”[24]，但史实如何，有待考古发掘及相关资料的进一步完善。
总之，圆光法师于佛法东弘新罗六十余载后，西向入华求法，前后历经十数甚至数十载，于真平王二十二年返回新罗。回到新罗后，致力于新罗佛法事业三十余年，对新罗佛教事业兴盛具有重要作用。
二 圆光法师入中原求法巡礼
圆光法师入华求法十余载，学有所成后返回新罗，其入华求法之原因、经过及成就皆值得探析。
1.入华求法之原因
关于圆光法师入华求法，从文献记载来看，大致存在四个驱动因素。其一，佛法东弘，对佛法及中华文明的向往。古代中国文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此时朝鲜半岛三国亦以求得佛陀教义为幸事，这一心理倾向促进了新罗僧人入华求法活动的兴起。正是抱着对中国文化推崇的心理，朝鲜半岛三国僧人对中国化的佛教倍加推崇和赞赏。《三国史记》载“（法兴王）十五年肇行佛法”[25]，后又有近臣异次顿为佛法献身，更是推动了佛法的兴起及传播。但由于教理初传，疑义待析，而经籍又未备集，增加了理解和弘扬的难度，于是新罗僧人觉德、明观等不畏艰险，西入中华求法，开新罗入华求法之先，同时也为圆光法师入华求法提供了经验。《续高僧传》亦载：“……文华腾翥于韩服，博赡尤愧于中原。遂割略亲朋，发愤溟渤……有陈之世，号称文国。”[26]出于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和对佛法的虔诚，圆光法师启程入华求法。
其二，圆光法师个人才华卓越、博学、对佛法的虔诚及求学之心。《续高僧传》载圆光法师“家世海东，相习绵远，而神器恢廓，爱染篇章，校猎玄儒，讨雠子史”[27]；《海东高僧传》载其“年十三落发为僧，神器恢廓，惠解超伦。校猎玄儒，爱染篇章，逸想高迈，厌居情闹，三十归隐三岐山影不出洞……”[28]；《三国遗事》中《殊异传·圆光法师传》载云“年三十岁，思静居修道，独居三岐山”[29]。可见圆光法师个人才华之卓越、博学、对佛法的虔诚及求学之心。
其三，新罗上层对佛法及入华求法僧人的重视及殊礼。新罗肇兴佛法后，于“（法兴王）十六年，下令禁杀生”[30]；“（真兴王）五年春二月，兴轮寺成。三月，许人出家为僧尼奉佛。……十四年……于月城东始铸皇龙寺”[31]；“（真平王）二十六年……九月……陈遣使刘思与僧明观来聘，送释氏经论千百余卷。二十六年春二月，祇园实际二寺成。……皇龙寺毕功。……三十五年春三月，铸成皇龙寺丈六像，铜重三万五千七斤，镀金重一万一百九十八分”[32]。可知，新罗上层自佛法推行后，除积极同陈进行佛法交流外，还通过发布政令（如禁杀生，许出家）及修建佛寺、铸造佛像等，推进佛法的传播；甚至新罗最高统治者本人也舍身入佛，虔诚供奉。如法兴王（号法空）、真兴王（号法云）及其王妃[33]等，便是如此，可见新罗上层对佛法的推崇及重视。另外，对于入华求法僧人，新罗王亦予以重视和殊礼。如入学僧觉德，“（真兴王）十年春，梁遣使与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王使百官奉迎兴轮寺前路”[34]，作为较早入华求法的僧人，觉德还国至旧都，真兴王命有司遣百官备礼出迎于兴轮寺前路。又如较圆光早入陈求法的智明，于真平王二十四年九月，“随入朝使上军还，王尊敬明公戒行、为大德”[35]，从中亦可窥见新罗上层对入学僧的重视及殊礼。
其四，受神明的指引。《海东高僧传》记：“……有一比丘，来止近地，作兰若修道。师夜坐诵读，有神呼曰：‘善哉！凡修行者虽众，无出师之右者。今彼此丘径修咒术，但恼汝净念碍我行路，而无所得，每当经历，几发恶心，请师诱令移去，若不□住从，当有患矣。’明旦师往告彼僧曰：‘可移居逃害，不然将有不利。’对曰：‘至行魔之所妨，何忧妖鬼言乎。’是夕其神来讯，彼答，师恐其怒也，缪曰：‘未委耳、何敢不听。’神曰：‘吾已俱知其情，且可默住而见之。’至夜声如雷动，黎明往视之，有山颓于兰若压焉。神来证曰：‘吾生几千年，威变最壮，此何足怪。’因谕曰：‘今师虽有自利，而阙利他。何不入中朝得法及后徒。’师曰：‘学道于中华固所愿也，海路回阻，不能自达。’于是神详诱西游之事。及真平王十二年春二月，遂入陈游历讲肄……”[36]与《三国遗事》中《殊异传·圆光法师传》之记载基本相同，从中可以看出圆光法师潜心修行、善良，并在神明指引下西赴华求法。
2.入华求法之路线及交通方式
《续高僧传》载：“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37]可知圆光法师是乘船渡海入华求法。《三国遗事》及《海东高僧传》虽未明确提及其入华的道路及方式，仅以“神详诱归中国所行之计，法师依其言归中国”这一具有神秘色彩的词句蔽之，但亦可推测其远赴中华沿途之艰辛。另外，前面已提到“学道于中华固所愿也，海路回阻，不能自达”，再结合此时期自真兴王到圆光法师入华求法这48年间，新罗与其西北邻国的争斗，也可证明史料记载之真实。
笔者依据《三国史记》等史书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段新罗同百济发生战争计7次，同高句丽发生冲突计3次，此后一直到真平王薨逝的43年间，同百济冲突计10次，高句丽5次。[38]新罗与百济之间一直摩擦不断，真兴王五十年，为了共同对付高句丽，“百济（圣王）遣使请和，许之”。但好景不长，“（真兴王）十一年春正月，百济拔高句丽道萨城。三月，高句丽陷百济金岘城。王乘两国兵疲，命伊飡异斯夫出兵击之，取二城增筑，留甲士一千戍之”。[39]后新罗攻占了百济故地汉江流域，之后百济圣王在进攻新罗的战争中阵亡，[40]双方更是反目成仇，战火连绵不已。与此同时，高句丽不断地侵犯新罗的北方边界，甚至日本人亦站在百济、高句丽一边，形成了对新罗的合围之势。[41]在此背景之下，地处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想要借由百济或高句丽从陆路通往中国求法，自然行不通，海路自然会成为其选择。而当时通往中国之海路大致有两条，一条为沿朝鲜半岛西部海岸，沿途接受百济之物资支援，再横渡黄海，到山东半岛登陆，或者循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又以辽东半岛海岸南下，经过庙岛群岛最终抵达山东半岛，[42]但此时新罗与百济关系紧张，且中国政局亦混乱，南北敌对，要想穿越中国北方“敌国”抵达南方“文国”佛教圣地，[43]实属困难，故这条海路行不通；另一条为横渡东海到达中国长江口附近，虽这条路较省时，可直抵求法目的地陈国，但风险极大。受当时新罗环境影响，圆光法师明显选择了这一条路，故《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才会有“陈隋之世，海东人鲜有航海问道者；设有，尤未大振。及光之后，继踵西学者憧憬焉。光乃启途矣”[44]。
3.求法之经过及成就
于陈隋交替之际抵达中国的圆光法师，开始了其求法修行之路。关于圆光法师在陈学法之经过，《三国遗事》中《殊异传·圆光法师传》并无直接记载，但可从“（法师）常讲大乘经典”“自此知法师旁通儒术也”[45]等可知圆光法师在华兼学儒释，且造诣极高。《海东高僧传》载“……遂入陈游历讲肄，领牒微言，传禀成实、涅槃、三藏数论。便透虎之丘，摄想青霄，因信士请，遂讲成实，企仰请益，相接如鳞。会隋兵入杨都，主将望见塔火，将救之，只见师被缚在塔前，若无告状，异而释之。开皇摄论肇兴，奉佩文言，宣誉京皋”[46]，同《续高僧传》记载大致相同，只是后者之记载更为详尽、完备，从中亦可知圆光法师兼学儒释，尤其在佛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入华求法十余甚至数十载，圆光法师成就颇高，但他并未忘记其弘法新罗的初衷，于真平王二十二年（开皇二十年，600）开始其返国弘法之路。
三 圆光法师弘扬佛法事业
“绩业既成，道东须继。本国远闻，上启频请。有敕厚加劳问，放归桑梓。”[47]圆光法师于真平王二十二年庚申，随朝聘使奈麻诸父大舍横川还回，开始其在新罗的弘法活动。
关于圆光的弘法活动，《续高僧传》中记载简略：“新罗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圣人……一隅倾奉，皆委以治方，询之道化。……乘机敷训，垂范于今。……将终之前，王亲执慰，嘱累遗法，兼济民斯，为说征祥，被于海曲。”[48]虽寥寥几句，从中亦可窥见圆光法师回国传法，受人崇敬及对新罗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唐道宣记载不同，新罗僧觉训《海东高僧传》及一然《三国遗事》对圆光法师返国后的相关事迹及弘法活动记载较为详备，且颇具传奇色彩。此外，《三国史记》中亦有相关弘法记载。金煐泰《韩国佛教史概说》将圆光法师的业绩主要归纳为三：其一为弘扬大乘经教，其二为显示佛教适应于国家，其三为很好地体现了佛教在社会上的指导地位。[49]陈景富认为圆光法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世俗五戒和占察宝上；[50]何劲松则阐述圆光在译经、律学、占察宝、乞师隋朝，以及八关之法和花郎道方面的贡献，而论述的重点在八关之法和花郎道方面。在此，笔者试从政治外交、社会规范及佛法弘扬三方面，对圆光法师回国后的相关事迹进行阐述。
1.政治外交方面——修乞师表，请兵隋朝
新罗大力发展佛教的原因之一便是希望借佛法的威力，统一民心，同时获得中原王朝的好感，进而得到支持和帮助，改善其在朝鲜半岛孤立无援的局面，入华求法的僧侣们便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载：“（真平王）三十年，王患高句丽屡侵封场，欲请隋兵以征高句丽，命圆光修乞师表。光曰：‘求自存而灭他，非沙门之行也。贫道在大王之土地，食大王之水草，敢不惟命是从。’乃以述闻。”[51]可知，圆光法师回国八年后，真平王三十年，新罗因屡屡遭受高句丽侵扰，便命圆光法师向隋修书请兵，挽救国家危难。虽具体乞师结果不得而知，但从中亦可得知两点：第一，圆光法师入华求法，兼通儒释；第二，圆光法师在华求法历经陈、隋两代，“开皇九年，来游帝宇。值佛法初会，摄论肇兴，奉佩文言，振绩微绪，又驰慧解，宣誉京皋”，自身佛法见解独到，享誉京师，为隋朝野所熟知，这也是他能在政治外交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并在“（真平王）三十三年，王遣使隋，奉表请师，炀帝许之”[52]。“（婴阳王）二十二年春二月，炀帝下诏讨高句丽。……二十三年……集军平壤，凡一百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53]讨伐高句丽，同《隋书·炀帝纪》所载大业八年（612）伐高句丽一致。[54]
《海东高僧传》的记载与《三国史记》同，《三国遗事》亦有载，但较为简略：“此时，高句丽、百济常侵边鄙，王甚患之。欲请兵于隋，请法师作乞兵表。皇帝见，以三十万兵征高句丽，自此知圆光法师旁通儒术也。”[55]此处亦载新罗因屡遭高句丽、百济之侵扰，新罗王请圆光法师作乞兵表，且这份乞兵表不仅传到了隋朝，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令隋朝出兵三十万征伐高句丽，缓解了新罗面临的危机。《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记“十八年……二月……己巳，以汉王谅为行军元帅，水陆三十万伐高句丽”[56]，虽此时的圆光法师尚未归国，且同《三国史记》具体时间之记载存在出入，但不得不说圆光法师入华学法，儒释兼修，且在国家遭受强邻侵扰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2.社会规范方面——世俗五戒
圆光法师世俗五戒的提出与新罗花郎有重要关系。所谓花郎，《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载：
（真兴王）三十七年，始奉源花。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学而用之。遂简美女二人，一曰南毛，一曰俊贞，聚徒三百余。二女争娟相妒，俊贞引南毛于私第，强劝酒至醉，曳而投河以杀之。俊贞伏诛，徒人失和罢散。其后更取美貌男子装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择其人正邪，择其善者，荐之于朝。……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实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诸恶莫作，诸善莫行。唐令狐澄《新罗国记》曰：“择贵人之子第之美者，传粉装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57]
可见花郎在为新罗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新罗大将金庾信、竹旨等人，就出身于花郎。
圆光法师为花郎作了五条行动准则，即世俗五戒，对花郎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三国史记》卷四五《列传五·贵山》及《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三国遗事》等均有相关记载：
时沙梁部贵山帚项诣圆光法师门，求一言为终身之戒。圆光法师曰：“有菩萨戒，其别有十，若等为人臣子，恐不能行。今有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奉亲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临战不退，五曰杀生有择……”贵山等守而无堕。[58]
贵山等在建福十八年壬戌秋八月百济大兵围阿莫城之际，坚守“临战不退”，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贵山等金疮满身，半路而卒”[59]，其中可见圆光法师所制定之五条准则对花郎及花郎爱国精神和忠孝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巩固和发展花郎道这一选拔人才的制度有积极的作用，扩大到整个社会，也成了新罗全体国民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对规范社会行为亦有重要作用。
3.佛法弘扬方面——说经讲佛，开晓愚迷
圆光法师返国途中的传奇经历，对佛法的弘扬亦有重要作用。其中《三国遗事》与《海东高僧传》均载有其与指导其入华求法的神明相见，并送别神明的逝世。此外，《海东高僧传》还记载有“与神龙结创寺约”，“授神明菩萨戒”，“以梨木欺骗天使，帮助西海龙女逃避上帝的惩罚”，为染患国王讲说佛法，使“王疾立效”[60]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对于佛法的弘扬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宣传作用。但需指出，其中某些关于圆光法师事迹的民间传说亦存在错位的现象，如《三国遗事》卷四“宝壤梨木”条指出圆光法师以梨木欺骗天使，帮助西海龙女逃避上帝的惩罚，实则为宝壤法师以梨木代替璃目（小龙）欺骗天神之故事，[61]这一点需予以关注。
圆光法师自真平王二十二年返回新罗后，便积极从事弘法活动。《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载：“（真平王）三十五年……秋七月，隋使王世仪至皇龙寺，设百高座邀圆光等法师说经。”[62]《海东高僧传》载：“三十五年皇龙寺设百座会，邀集福田讲经，师为上首。常侨居加悉寺讲演真铨。”[63]《三国遗事》亦载：“又建福三十年癸酉秋，隋使王世仪至，于皇龙寺设百座道场，请诸高德说经，光最居上首。议曰：‘原宗兴法以来，津梁始置，而未逞堂奥，故宜以归戒灭忏之法，开晓愚迷。’”[64]三书都有载圆光法师在真平王三十五年于新罗皇家寺院皇龙寺说经一事，从中亦可窥见圆光法师弘法活动之一斑。
《续高僧传》载：“光性在虚闲，情多泛爱，言常含笑，愠结不形。而笺表启书，往还国命，并自出胸襟。”[65]《三国遗事》载：“光性好虚静，言常含笑，形无愠色。……当时群彦，德义攸属，无敢出其右者。”[66]《海东高僧传》记：“师性虚闲，情多泛爱，言常含笑，愠结不形。为牒表启书，并出自胸襟，举国倾奉，委以治方，乘机敷化，垂范后代。”[67]其以自身的品质及优良作风，得到了人们的敬重。圆光法师之弟子圆安亦继承其衣钵，慕学佛法，造诣极高，对新罗佛法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事迹在《续高僧传》、《海东高僧传》及《三国遗事》中亦有记载。
在圆光法师入华求法之后，昙育、安弘、慈藏、惠通、梵修、义湘、胜诠等相继入华求法，对新罗佛法的发展影响巨大。
综上所述，圆光法师不畏艰险，远渡中国求法，留华数十载，兼习儒释，造诣极高。回国后对新罗佛法事业的弘扬、花郎精神等有重要影响。正如《三国遗事》载：“陈隋之世，海东人鲜有航海问道者；设有，尤未大振。及光之后，继踵西学者憧憬焉。光乃启途矣。”[68]这一点在黄心川先生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中亦得到了证实。[69]
[1] ﹝韩﹞金煐泰：《韩国佛教史概说》，柳雪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第27、28页；黄有福、陈景富编著《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卷五《释圆光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62～65页；〔日〕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朱谦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37～39页；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59页；何劲松：《韩国佛教史》上册，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第55～63页；陈景富：《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第134～140页；陈尚胜：《入唐新罗人与唐罗文化交流》，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5辑《金俊烨先生致力韩中文化与学术交流五十年专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季羡林、汤一介主编，魏常海著《中华佛教史·中韩佛教交流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第55～60页；王小甫：《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75页。
[2]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8页。
[3] 《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第1020页。
[4]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3页。
[5] 《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卷五《释圆光传》，第62～65页；陈景富：《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第134、135页；《韩国佛教史》上册，第56、57页；《韩国禅教史》，第37页。
[6]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8页。
[7]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9页，此处之“光往还累纪”，《三国遗事》译者陈蒲清译为“圆光往返的时间，累计有十二年”，若按此，则同《三国史记》《海东高僧传》中圆光往还12年之时间相对应，但若按《续高僧传》推断，则时间又有不妥。对此，笔者查阅《续高僧传》中有关“累纪”之记载，除圆光传外，卷二六《润州牛头沙门释法融传》、卷二七《隋京师郊南逸僧释普安传》两处关于法融、普安的叙述中亦有“累纪”一词，法融和尚处载为“（法融）立虽等伦，坐则超众，衣服单素，才得充躯，肩肘绝绵，动逾累纪”，此处之“累纪”当为时间之修饰词，并无具体时间之含义；普安和尚处记“（普安）性多诚信，乐读华严，一钵三衣，累纪弥励”。普安幼年出家，随圆禅师；晚投蔼法师，通明三藏，始习华严。后历经北周武帝灭佛，隋文帝兴佛。开皇八年，频敕入京，大业五年（609），终于静法禅院，春秋八十。北周武帝灭佛当为建德三年（574），至隋文帝兴佛当在开皇八年（588）前后，故由此处所记“（普安）性多诚信，乐读华严，一钵三衣，累纪弥励”可知，普安和尚习华严时间当在14年甚至14年以上，至少绝非12年。另外，笔者又查阅《高僧传》《宋高僧传》《法苑珠林》，其中仅《法苑珠林》卷二八载有普安和尚事迹，大致与《续高僧传》记载同，此不赘述。除查阅僧传外，笔者亦检索二十四史，其中《三国志》计4处、《晋书》计2处、《宋书》计1处、《魏书》计4处、《旧唐书》计1处，《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载：“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遗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可知，自黄初四年（223）鲜于辅至蜀劝诸葛亮投降，至景耀六年（263）后主用谯周策，降魏，已历40年，此处之“俯仰累纪”亦当为时间修饰之词语，表时间长，并无具体时间长短之义；卷三八《蜀书·许靖》附注：“《魏略》：王朗与文休书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岂意脱别三十余年而无相见之缘乎！诗人比一日之别于岁月，岂况悠悠累纪之年者哉！……’”从此处可知，王朗与文休相别三十余年，此书亦使用“累纪”一词；另卷四二《蜀书·郤正传》、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郤正与宦人黄皓斡旋三十年，诸葛恪自入朝为官至身亡，有三十余年，但与二人相关的表中都记“累纪”，可知这一词并非指具体时间的12年，而为时间长的一种泛称；另外，从《晋书》卷六九《戴邈传》、卷七七《蔡谟传》，《宋书》卷十四《礼志》，《魏书》卷九《肃宗纪》、卷二一《高阳王传》、卷三三《贾秀传》、卷五九《刘昶传》，《旧唐书》卷五九《许绍传》等各处“累纪”之记载可知，这一词并非指具体之时间，其时间在12年以上，乃至更长。解惠全等编著《古书虚词通解》载：“累：（一）形容词，表数形容词，屡也。例：……出纳累年。（二）副词，表数副词，屡也。例：……累侵三辅。”又王海棻《古汉语时间范畴词典》关于累，有累朝（历朝，历代）、累辰（连续数日）、累代（接连几代，历代）、累年（几年，连续多年）、累日（连日，几天）、累世（历代，接连几代，几辈）、累岁（历年，连年）、累旬（数旬，几十天）、累月（几个月，接连数月）、累载（累年，多年）等，可知“累”同屡，接连、连续、多次之意。故笔者认为此处当为较长的时间，在12年以上，但亦并非达陈景富等所言44年之长。
[8]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9页。
[9] 《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第1020、1021页。
[10]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5页。
[11] 《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第1020页。
[12]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3页。
[13]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3页。
[14]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4页。
[15]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5页；另此处所记“年八十余，卒于贞观年间”不知是否与另一位比圆光稍晚入华求法的新罗僧缘光卒年相混，理由有二。其一，据沙门慧祥撰《弘赞法华传》卷三“缘光”条载：缘光是新罗人，出身名门世家，早年与佛教结缘，幼年出家为僧，精修念慧，识量过人。于隋仁寿年间（601～604）入华，到吴地求法，学成后归国，途中被海神邀请至宫中讲说。……年垂八十，终于住所。从中可知，此缘光无论是出身抑或是经历皆与圆光法师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一然撰《三国遗事》，兼采诸说，不知此处之记载是否存在同僧人缘光相混杂之处。其二，在《法华传记》卷三有“隋新罗圆光”条，但记载为“释缘光，是智者门人，诵《法华经》为业，感天帝下迎龙宫请讲，灭后舌色如红莲华而已”，其题为圆光，但实记乃缘光之事，可见时人亦将二者名相混淆，其赴龙宫讲法亦与圆光法师有相似之处。在此，还需提及的是《法华经传记》是唐慧详集，那时已有将二者相混淆之现象，不知后世传播过程中是否亦存在混淆之处，后一然和尚全部采纳。当然，此为笔者之猜测，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考证。
[16]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8页。
[17] 陈景富：《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第134、135页。
[18] 何劲松：《韩国佛教史》上册，第56～57页。
[19] 〔日〕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第37、38页。
[20] 〔韩〕金煐泰：《韩国佛教史概说》，第28页。
[21] 季羡林、汤一介主编，魏海常著《中华佛教史·中韩佛教交流史卷》，第57、58页。
[22]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4页。
[23]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5页。
[24] 《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卷五《释圆光》，第64页。
[25]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39页。
[26]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8页。
[27]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8页。
[28] 《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第1020页。
[29]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3页。
[30]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0页。
[31]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1页。
[32]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2、43页。
[33]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4页。
[34]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1页。
[35]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6页。
[36] 《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第1020页。
[37]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8页。
[38]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38～49页。
[39]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1页。
[40] 《三国史记》卷二六《百济本纪》载：（圣王）三十二年秋七月，王欲袭新罗，亲率步骑五十，夜至狗川，新罗伏兵发与战，为乱兵所害薨，谥曰圣。
[41] 《日本书纪》载：日本因任那问题与新罗频起矛盾，至钦明天皇十五年十二月，百济圣明王为新罗贱民斩杀，百济与新罗矛盾尖锐，日本也因任那问题，对新罗颇为不满，双方矛盾突出。详见《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第367～411页。
[42] 白云翔：《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韩交流的考古学探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第21～23页。
[43] 陈景富：《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第32页。
[44]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6页。
[45]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4页。
[46] 《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第1020页。
[47]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9页。
[48]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9页。
[49] 〔韩〕金煐泰：《韩国佛教史概说》，第28页。
[50] 陈景富：《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第134～140页。
[51]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6页。
[52]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6页。
[53] 《三国史记》卷二〇《高句丽本纪》，第202～209页。
[54]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四《炀帝纪下》，中华书局，1982，第79～83页。
[55]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4页。
[56]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第43页。
[57]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3、44页。
[58] 《三国史记》卷四五《列传五·贵山》，第459～460页。
[59] 《三国史记》卷四五《列传五·贵山》，第460页。
[60] 《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第1020、1021页；《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3、354页。
[61] 《三国遗事》卷四《宝壤梨木》，第364页。
[62]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47页。
[63] 《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第1020页。
[64]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5页。
[65]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第439页。
[66]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5页。
[67] 《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第1021页。
[68] 《三国遗事》卷四《圆光西学》，第356页。
[69] 黄心川：《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编著《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0，第147～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