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科技研究综述（2011～2015年）
章梅芳[1]
一 研究概述
2011～2015年，国内关于妇女与科技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三大角度展开。从研究文献的数量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知网、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超星图书馆等资源数据库中，以妇女、科技、女性主义、性别、科学、技术、女性科技人才、女科学家、女科技工作者等关键词组合检索命中的文献有：关于妇女与科技的哲学研究著作1部、博士学位论文1篇、硕士学位论文11篇、期刊论文近80篇；妇女与科技的历史研究著作5部、译著2部、硕士学位论文2篇、相关论文100余篇；妇女与科技的社会学研究著作2部、硕士学位论文6篇、期刊论文130篇；女科学家的宣传报道与访谈文章大约400余篇。其中，一些著作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国内2011～2015年妇女与科技研究方面的关注焦点，例如，徐志宏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2015）和章梅芳的《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2015）分别是对国外妇女与科技的哲学研究、史学研究所做的全面分析，周小李的《科学教育背后的性别政治》（2013）和李乐旋的《中国科技女性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2014）则较为关注科学教育和现实科技发展中的性别问题。此外，近年来学术界举办的一些学术会议中亦有与此主题相关的报告出现，如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等。
从研究范围和内容来看，妇女与科技的哲学研究关注的主题依然是女性主义的科学观和科学认识论，研究内容仍集中在女性主义的科学客观性思想，女性主义经验认识论、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认识论。妇女与科技的历史研究主要分为编史学理论研究和具体的经验案例分析两大部分，案例研究又可从社会性别视角运用与否的角度细分为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和女科学家/群体研究两类。女性主义与科技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以下方面：科技领域性别差异的研究、女性科技人才/工作者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影响女性科技人才成长的因素分析、推进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对策研究。
二 主要研究内容
（一）关于妇女与科技的哲学研究
2011～2015年，依然有很多文献讨论妇女与科技的哲学问题，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科学观、认识论方面，其中关于女性主义技术思想的研究比重有所增大，个别文章开始讨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前沿转向。
1.女性主义科学观
张慧敏（2011）的硕士学位论文集中考察了女性主义科学客观性问题，对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时期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客观性观念进行了背景分析，并集中讨论了伊芙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海伦·朗基诺（Helen E. Longino）和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cKinnon）这四位女性主义学者的科学客观性思想，分析了女性主义科学客观性思想的不足。常红（2011）的硕士学位论文则考察了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观、科学建构论和实践科学论的“科学发现观”的批判和补充。易显飞、常红（2012）探讨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认知主体观念，认为女性主义试图构建“性别无涉”的认知主体。常红等（2013）将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归纳为三条不同进路，认为在传统科学观视域中，女性主义重点在于概念分析；在建构论视域中，重点在于构建科学衍射新模式和主客体交互关系理论；在实践论视域中，则以“异质性因素的动态分析”为进路，揭示性别差异的多层次性和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惠美英（2015）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女性主义科学观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的不足。徐志宏（2015）的著作梳理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发展的背景、经典流派，分析了其情境知识论及科学客观性概念的多元化特征。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近十余年来国外女性主义科学批判的新动向。其中，柏棣（2012）介绍了2008年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物质女性主义思潮，分析后人类时代女性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尹海丹、蔡仲（2012）分析了库恩和女性主义对待“相对主义”问题给出的不同方案，提出女性主义不同于库恩转向先验的语言学分析，而是强调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并出现了自然主义及本体论的转向。随后，很多学者进一步阐述了女性主义的本体论转向问题，透过对凯勒、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和南希·图安娜（Nancy Tuana）等学者观点的分析，认为该转向的核心观点在于拒绝心物二元、重视物质因素，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理解科学（尹海丹，2013），并且，这一转向有效地摆脱了当前女性主义研究中因生物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争所陷入的本质主义表征困境（肖雷波、柯文等，2013）。
2.女性主义科学认识论
殷杰、尤洋（2012）将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问题总结为两个重要论题，即“经验差异导致认识差异”和“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认为对“接受式知识观”和“与性别偏见相关联的学科规范”的批判性解释是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性核心，并分析了女性主义和社会认识论之间出现的融合趋势。陈英（2014）对女性主义经验论与立场论视野下的科学与民主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科学无法被隔离在非政治的理想空间，科学不仅因与“事实”相关的客观性而得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认同，而且因其与“价值”相关的合理性而在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内接受审视。董美珍（2015）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的批判并不是针对科学本身，而是更新人们头脑中关于科学的文化图景，也更新科学的形象，使科学呈现出不同的方面，特别有助于消除科学客观性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
此外，还有一些学位论文以女性主义科学认识论为研究论题。平静（2011）的硕士学位论文分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产生的学术背景、基本内涵和特点及其对待实在论的态度，认为其要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接受来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考验。吕春颖（2011）分析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客观性思想的批判及其特点，认为其对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科学观的批判，为建立更客观的知识生产方式做出了贡献。李春晓（2012）的硕士学位论文阐述了女性主义立场论产生的历史渊源、主体思想、认知方式和基本特征，分析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及其理论不足和困境，认为其有本质主义倾向。刘淑芳（2013）的硕士学位论文分别对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三种认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考察，分析了其各自的特色和局限性。张雨石（2014）的硕士学位论文分析了女性主义对科学关注的过程以及阻碍女性主义科学建立的根源，提出一种所谓的“二元气质合体”的科学范式的构想。朱静姝（2015）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女性主义之于威拉德·冯奥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自然化认识论的扩展及修正进行了分析，认为具有怀疑论性质的女性主义自然化道德认识论打破了传统认识论的客观性、理性和中立性神话，超越了二元对立观念，对奎因自然化认识论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3.女性主义学者的科学哲学思想
朗基诺题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与科学中的女性主义革命》（2011）和哈丁题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科学哲学》（2013）的两篇文章被单篇翻译成中文发表。张卓琳（2013）的硕士学位论文考察了桑德拉·哈丁强客观性思想的提出背景和具体内涵，认为其揭示了传统科学中的男性密码，肯定了女性认知在科研中的独特作用，丰富了科学知识的方法论标准，改变了科学的公众形象，是一种科学民主的态度。郭丽丽、洪晓楠（2011）比较了朗基诺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知识观，认为二者在思想来源、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态度、对情境的理解以及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态度四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和区别。郭丽丽（2013）的博士学位论文、王垚（2014）的硕士学位论文进一步对哈拉维的赛博格本体论、情境化知识观进行研究，认为其赛博格理论为女性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内容。此外，周丽昀（2011）、章梅芳（2011）、洪晓楠和郭丽丽（2012）、陈茜（2014）等分别对哈拉维的“技科学”主体、赛博格理论、情境化知识观进行了分析。赵艳丽（2014）的硕士学位论文分析了伊丽莎白·波特对“价值中立”观念的批判，认为其反价值中立论对今天理解科技的发展有启发意义，但其对何为“辩明的语境”缺乏充分的定义和讨论。
4.女性主义技术思想
2011～2015年，章梅芳、易显飞两位学者对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关注较多。章梅芳、高亮华（2011）重点考察了“技术女性主义”理论提出者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的技术思想，认为这一思想的理论前提是对技术决定论和本质主义性别观的解构，实质在于强调技术与性别的相互形塑，目标是试图避免陷入技术恐惧与技术崇拜的困境，并消解性别身份差异性与政治立场统一性之间的冲突及其给女性主义政治实践带来的挑战。章梅芳、龚艺（2014；2015）在分析露丝·施瓦茨·柯旺（Ruth Schwartz Cowan）的技术案例研究及其技术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在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援用“技术系统”概念并予以创新，既坚持某种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念，亦强调技术的双刃剑性质。章梅芳（2015）提出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的理论根源分别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技术社会建构论和技术文化理论；其研究主题和理论框架也因此经历了从“技术-女性”研究转向“技术-社会性别”研究，再到“技术与社会性别的文化研究”的变迁。易显飞（2013）分析了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经验论、立场论、建构论、跨学科与多学科特征，认为这四个特征是四位一体的关系，反映了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不同侧面。易显飞（2013；2014；2015）先后分析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域中的技术观点，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中的技术整体上是悲观主义的，文化女性主义强调技术与性别的相互形构是其技术变革的价值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同时强调技术的阶级特征和性别特征。余乃忠、易显飞（2015）分析了现代技术溢出的女性“增量自由”问题，认为其销蚀了女性的自我识别与自控能力，这种超出女性内在“知性”能力的外在增量构成了现代技术主导下女性自由的内核。
此外，陈英、肖峰（2011）对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进入技术领域的女性主义为反思技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技术女性主义的后期走向充分整合建构主义的理论洞察，并植根于技术实践中的性别问题，为解构父权制的科学技术遗产并以符合女性主义政治目标的方式重构技术的未来提供了富于意义的启示。满珂（2012）回顾了女性主义关于生育技术的讨论和观点，认为简单地将生育技术定性为解放或者伤害女性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要分析它被应用的社会。张裔雯（2013）的硕士学位论文考察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赛博女性主义的技术观，分析了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方法以及女性主义技术理论的局限性。侯潇潇、练新颜（2014）考察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女性主义技术哲学思想，认为其面临着“女性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困境”“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的划界困难”“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的解构”三大主要理论困境。孙越、蔡榆芳（2014）考察了女性主义对现代技术中的二元逻辑、道德缺位和理性至上原则的批判，认为这些批判对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关注将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但其对社会经济关注度的缺乏使其技术解放思想仍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二）关于妇女与科技的历史研究
1.女性主义科技史理论研究
2011年以来，在女性主义科技史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尽管女性主义关于科技史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介绍到国内，但科技史界对“女性主义究竟能给科技史带来什么新东西”的问题仍有疑惑。其中，江晓原、刘兵（2012）两位学者提到，女性主义可以划归“泛建构主义”的范畴，那么在此范畴内，女性主义是否能给科技史研究带来其他建构主义立场尤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不能带来的新东西？为回答这一问题，章梅芳（2012）对女性主义和SSK理论指导下的科技史研究进行了编史学分析，认为二者在科学观、认识论立场和编史原则等方面的确存在诸多共性，体现了后现代科技史学的一般特点；但是，二者在编史目标与内容、编史视角与方法论、科学观与科学史观方面又存在诸多差异。章梅芳（2015）认为女性主义的科学编史学纲领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对科学和历史的看法均具有更强的政治批判性，更大程度地摆脱了传统科学史观的束缚，并且始终注意研究的反身性，在研究的主题上也更具有鲜明特色。
其次，章梅芳（2015）对女性主义技术史进行了专题研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女性主义技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将其发展大致划分为“补偿式”女性主义技术精英史、“批判式”女性主义技术社会史和“多元化”女性主义技术文化史三个不同阶段，认为女性主义技术史的经验研究将为女性主义科学认识论走出困境提供有力支撑。
2.妇女/女性主义科技史案例研究
在案例层面，2011～2015年，关于妇女与科技的历史研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妇女科技史研究，主要以个别女科学家或者女科学家群体为研究对象，重点在于突出女性对科技所做的贡献，大多未走出“填补式”历史研究的思路，不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别视角；另一类是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的科技史研究，主要表现为开始尝试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分析中国本土的科技与性别议题。
（1）女科学家研究
著作方面，刘晓（2013）对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院士的生平、学术经历与成就、科学贡献与社会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沈雨梧（2014）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女医师淳于衍、鲍姑、张秀姑，以及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有所造诣的王美人和班昭等人的科学事迹与贡献。张楠（2014）对中国近代女性教育中自然科目的设置、女校机构的类别及其中涉及的科学教育内容、女性社团活动中的科学氛围、产业工人和知识女性的职业发展、女性社会形象的变化以及近代女科学家的成长背景等进行了分析，尝试探讨中国近代女性观的演变与科学的互动问题。饶毅、张大庆等（2015）详细研究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参与青蒿素相关科研项目的过程、思路及贡献，并对特殊历史时期科研协作体制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期刊论文方面，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等奖项的获得者以及在国际科学界享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女科学家的科学成就介绍或访谈，相关文献100余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如尹晓冬（2012）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留英归国的金属物理学家周如松的生平及学术成就；廖玉婷（2013）介绍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庄小威的人生经历与科研成就；毛天祥和王柏懿（2015）介绍了中国塑性力学的开拓者李敏华院士艰苦求学、毕生奉献塑性力学的经历及其为中国塑性力学建立、发展和人才培养所做的贡献。第二类是对国外著名女科学家的科研成就及活动进行评介。如尹晓冬（2015）介绍了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数学家赫莎·埃尔顿（Hertha Ayrton）的生平、学术成就和社会活动，分析了20世纪初英国社会对女科学家的认同与评价问题。第三类是对特别有影响力的中国女科学家的集中报道和研究。其中，关于国内女科学家研究最多的当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相关文献400余篇；大多围绕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的过程、发现青蒿素的始末、屠呦呦科学研究的方法（于庆云、张洪雷，2014）、获奖引发的科学优先权争论（黄松平、朱亚宗，2012）以及中西医争论（刘智莲，2015）等问题展开讨论。
总体来看，2011～2015年，国内关于女科学家的研究或者宣传大多停留在对当代女科学家的成就介绍及访谈实录层面，其目的主要在于展示杰出女科学家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科研方法及其在科技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少数触及对其家庭和事业关系的讨论，但更深入的研究较少。
（2）女性主义科技史案例介绍与本土化探索
2011～2015年，国内学术界主要翻译了美国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与科技史家哈拉维的两部经典著作《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2011）和《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2012）。哈拉维在这两部著作中，透过对灵长类科学研究历史的分析，探讨了其中所涉及的现代科学对于自然和女性的双重征服实质以及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的交错关系，表达了赛博格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这两部著作的翻译对国内关于哈拉维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涉及科技与性别的议题进行分析。段学敏（2013）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对惠女水库工程中的女性及“惠女精神”的重新审视，揭示了该工程实践活动中的男性价值观导向和女性的从属地位。姜虹（2015）考察了18～19世纪英国流行的植物学文化以及女性在其中的角色和影响，探讨了科学的“性别化”标签问题。章梅芳、刘兵（2015）以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流行的“铁姑娘”现象为考察对象，分析了铁姑娘所涉及的各类技术性职业及当时媒体对其社会形象的宣传情况，探讨了其中涉及的技术与社会性别之间深层的相互建构关系。以上研究开始踏出女性主义科技史本土化探索与研究的第一步，对推动相关领域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关于妇女与科技的社会学研究
1.科技领域的性别差异研究
科技领域的性别差异主要包括男女科技人员在人数比例、人才流动、科研产出、获得资助、科学贡献等方面的区别。潘朝晖、刘和福（2011）通过问卷的方式对安徽省男女科技人才在生活、教育、工作和对人才政策了解与流动意向方面的差异进行调研发现，女性科技人才在工作地点的选择上更多考虑社会关系，出国交流的时间短于男性，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女性人数少于男性，她们升迁的难度也较男性更大。施远涛、陈雪玲（2011）基于湖北省女性科技人才发展情况的问卷调查发现，该省女性科技人员的科研产出相对低于男性的现象十分普遍。李星蓉（2011）考察了中国高科技领域中女性发展的现状，发现该领域顶尖级女科学家的比例非常低，且出现老龄化倾向。宋琳（2011）以中国电子显微学领域重要期刊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相关资助项目的情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该领域女性科技人员的科研产出和投入情况，发现女性科研产出比重虽在逐年增加，但学术水平与男性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女性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数量和层次也与男性有很大差距。刘筱红、陈奕（2012）对湖北省科技人才的数量、层次结构、科研产出等方面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发现，该省高端科技人才中女性比例偏低，女性参与科研项目的机会与科研产出也低于男性。马缨（2012）基于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查数据，揭示了不同年龄段的男女科研人员在参与科研活动、科研产出和职称三个方面的显著差异，其中女性基本上均落后于男性。
总体看来，2011～2015年，国内这方面研究不再过多讨论人数比例问题，而是较多基于实证调查，关注不同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科技人员在科研产出、获得资助和职业地位方面的性别差异。
2.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
2011～2015年，国内开展了一些关于中国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现状的实证调查研究，其中薪酬待遇和工作满意度成为关注的重点。
施远涛（2011）的硕士学位论文对H省科、教、农、卫四类公共部门的女性科技人才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年轻化、高学历、工龄长和收入低是目前这些部门女性科技人才的总体现状；行业分布不均、高端女性缺席、纵向分布越到高层性别失衡越明显、科研产出较低、工作满意度低等是主要问题。张瑞娟、孙健敏（2011）对31省市女性科技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女性科技人员整体上对科研工作本身较为热爱，但对收入待遇、薪酬分配不满，对科技政策和环境的满意度最低；此外，学历、职业和地域等因素也使得女性科技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出现一定差异。史容等（2011）以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10个高新区的科技人员为研究对象，从工作自身、人际关系、外部激励等角度考察了他们的工作满意度问题，发现女性科技人才的满意度较男性普遍偏低，差异显著，尤其是外部激励方面。张丽琍、吴韵涵（2012）对北京市女性科技人员的工作满意度进行调研发现，她们的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承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影响组织承诺的主要因素是薪酬福利、晋升情况和同事关系等方面。黄青年、杨小朵等（2012）对宁波市女性科技人才的薪酬待遇、教育水平、科研工作、社会参与等相关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该市女科技人员结构不合理、科研水平较低、队伍建设和激励机制不完善，其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李媛（2013）研究发现，女性科技工作者科研压力大、科研回报低、科研环境不公平。李卫华、袁璐（2013）通过随机抽样发现，芜湖市女性科技人员中高端收入者比例非常低，在不同领域中领军人物很少，大都集中在初级研究者水平上。杨孝丽（2015）则基于对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性负责人的学科、地域分布差异的数据分析，探讨了中国女性科技人才在学科和地域上的差异，并对影响女性科技人才获得项目资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3.影响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因素分析
关于科技领域性别差异的比较研究和专门针对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客观上揭示了中国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困境，例如职位和薪酬较低、高层次人才数量少、晋升存在瓶颈、成果产出较少、工作满意度较低等。哪些因素影响或者制约了女性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依然是国内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整体来看，主要关注了以下几类因素。
（1）生理因素
施远涛（2011）认为，女性承担着伟大的生育使命，科研产出的最佳年龄段25～45岁恰好是其生育高峰期，使得她们在科研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无法与男性相比，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女性科技人员的发展。马缨（2011）也提出，由于女性31～45岁期间要承担生育下一代的重任，男女科技人员的职业地位差距逐渐扩大，之后二者持平，56岁之后，女性因为退休年龄的有关规定而再一次落后。张廷君、张再生（2011）考察了女性科技工作者职业驱动力和职业生命周期的关系问题。
（2）传统性别观念
全国妇联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课题组（2011），基于五省市定性调查研究发现，传统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导致了专业中的性别隔离和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加上媒体对传统性别偏见的复制，恶化了女性科技人员的发展环境；“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使得绝大多数科技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承担了更多家人照料及家务劳动的责任。施远涛（2011）、杨昕（2012）、李乐旋（2014）、杨孝丽（2015）等学者亦认为女性科技人员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母爱的建构”“贤妻良母”等传统性别角色定位让女性陷入琐碎的家庭事务中，因而投入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无法与男性科技人员相提并论，这导致她们的科研产出低于男性，在职称晋升方面也处于弱势。同时，大众媒体对女科技工作者“事业家庭难两全”的角色形象塑造使得坚守传统性别观念的公众对女科技工作者职业的评价和向往度下降（张丽，2013）。此外，很多女性科技人员不知不觉地将传统性别文化内化为自身的观念，导致她们的职业期望值和进取心不如男性，在生活和工作压力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容易在事业上选择退缩（王建宇，2011；韩晋芳、吕科伟，2015）。
（3）科学素质与受教育水平
李星蓉（2011）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资料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女性在高学历层次的教育水平依然较低，这是限制女性进入科技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李乐旋（2014）对女院士的访谈研究发现，良好的启蒙教育、师从名校、专业领域的高学历、具有留学或国外进修学习等经历是女院士的共同特点，女性科技人员要想获得较好的发展，需要争取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机会。
（4）科学文化偏见与相关制度因素
李星蓉（2011）、施远涛（2011）、王建宇和冯爱红（2011）认为，科学被认为是具有“男性气质”的客观性的、理性的事业，与“女性气质”相冲突，这一偏见在无形中阻止女性选择和成功进入科技领域。此外，全国妇联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课题组（2011）指出，科技领域男性占据决策管理的主导地位，具有男性化特征的烟文化、酒文化等非正式交往方式盛行，使得科技女性很难融入掌握科研资源的男性社交圈，难以将自己的科研成果与能力展现给决策者和项目评委，减少了女性获得更多科研信息和科研资源的机会。李乐旋（2014）认为，科技领域女性比例越高，性别隔离度越低，女性职业发展更好的可能性就越高。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认为，在国家相关政策制度、就业制度、人才流动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科技人才准入机制、培育机制、人才评价机制、劳动年龄政策中，依然存在诸多不利于女性进入科技领域并且取得职业晋升和发展的因素（袁志群，2011；黄约，2011；肖军飞，2013；韦惠惠，2013）。
4.推动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对策研究
针对上述因素分析，学界给出的对策建议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树立积极全面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形象，优化科技女性成长的社会环境
全国妇联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课题组（2011）主张，应进一步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增进社会对女科技人员的了解和认同，消除社会上存在的对女性科技人员的偏见或片面认识；营造关心、重视女科技人员的社会氛围，鼓励和倡导女性投身科技领域。王建宇、冯爱红（2011）认为，应树立多元化的性别观念，赋予女性更多的自主权而不是囿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定型。杨昕（2012）提出，舆论与媒体应树立恰当的社会性别价值观念和积极的女性科技人才的社会形象，让更多的女性科技人才走进大众的视野。唐毓商（2013）在比较女性科技人员形象宣传文本的性别意识后，主张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性别意识，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媒体决策。韩晋芳、吕科伟（2015）建议建立媒体性别审查与监督机制，规范媒体对性别文化的引导，在社会上树立客观公正的女性形象，同时加大对女科学家的宣传力度，尤其要注意塑造她们在科研工作中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形象以及幸福的生活状态，消除社会对女性科学家的偏见。
（2）加强组织建设，完善社会服务，帮助女性科技工作者解决后顾之忧
除在社会媒体宣传方面营造良好的性别平等环境之外，一些研究者还主张建立适合女性科技人员的社团组织，或依托妇联、工会、科协和基层党组织等机构网络，加强女性科技人员内外部的交流，关心其困境，切实帮助其解决现实中的生活困难，解决其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平衡问题，帮助其成长（王建宇、冯爱红，2011；韩晋芳、吕科伟，2015）。同时，全国妇联女性高层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课题组（2011）建议，有关部门要搭建平台，促进女性科技工作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互相分享知识、经验和成长的体会，增强女性科技工作者群体的自信心、解决困难的决心和群体的凝聚力；要切实解决大多数女性科技工作者家庭和事业难以兼顾的困境，逐步落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等政策措施，帮助女性科技工作者减少后顾之忧，获得与男性科技工作者相近的工作和学习时间，使其更好地投入科研工作之中。
（3）推进科技教育性别主流化，为科技领域提供更多的女性科技储备人才
相关研究主要从中小学阶段的科普教育、大学阶段的性别平等教育以及职业阶段的科技培训与深造机会三个方面强调注意吸引青少年女学生参与科技、培养女大学生的专业思想、增加科技领域女性的再教育机会。全国妇联女性高层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课题组（2011）呼吁，用人单位应通过帮助女性进行职业设计、创造学习培训机会、提供社会服务等促进其成才。宋笑娜（2012）认为，中国中小学每学期至少开展两场科学普及活动，提高中小学女生的科普参与度，激发女生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对于进入科技职场的女性而言，应在培训、进修等科研学术交流活动中给予其平等的机会。韩晋芳、吕科伟（2015）提出，应加大对父母的科普宣传力度，鼓励女童投入科学事业；对各级教师以及师范类大学生进行性别平等教育，在大学师范类课程中开设相关课程；为在校女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提供小额基金资助，鼓励其参加科研实践项目或参加相关学术会议。
除此之外，另一类文献主要关注农村女性科技素养的提高和普及问题，关注农村技术推广中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现象，主张加大农村妇女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农村妇女科技创业能力（邓爱群，2011；胡红、付少平，2012；丛智泉，2012；宋宝华，2015；等等）。
（4）加强立法和推进科技政策的性别主流化，优化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职业环境
2011～2015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要积极学习欧美和日本、韩国等邻国的性别主流化科技政策。秦佩恒等（2013）对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提升女性参与和发展学术事业能力计划”的计划设立、项目选择、支持方式和管理机制进行了梳理，认为专门支持计划和项目支持是保证实现女性科技人才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载体；支持重点由个人转向研究机构，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健全女性科技人才支持项目的监督评估体系，重视过程评估以及内外部评估相结合，是保证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李乐旋（2014）进一步考察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瑞典、欧盟、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科技教育及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性别平等政策，认为中国可以适当进行借鉴。从结合实际调查提出的政策建议来看，2011～2015年，国内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并且更加有针对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科研管理和决策层的女性比例，提高女性在科研决策层面的话语权。全国妇联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课题组（2011）建议采取类似党政领导中的女干部配额制等措施。王建宇（2011）提出，应确保女性在全国性科技协会、省级学会和机构、科技管理高层的比例，提升女性在科技决策和评价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杨昕（2012）认为，科研机构应将性别意识纳入科技人才开发与等级评估的决策和体系之中，逐步培养组织群体自身的性别意识。韩晋芳、吕科伟（2015）建议，以法律形式规定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中女性尤其是管理层和决策层女性的比例，可设立性别平等监督委员会等机构，对科研人员的聘用和职称晋升等进行监督，推动性别平等主流化政策。
第二，倡导科研资源向女性适当倾斜。全国妇联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课题组（2011）建议，在国家自然基金、发改委、国防科工委以及各省的中小企业创新项目中，在申请质量相同这一前提下，优先女性申请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基金中还应设立女性专项基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中国科研项目申请中存在的男性主导方式对女性的不公正问题。杨昕（2012）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给处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科技人才建立特殊基金，以支持其科研工作，同时设立更多鼓励青年女性科技人员成才的科研奖项。韩晋芳、吕科伟（2015）指出，应为刚入职的年轻女科技人员提供科研启动资金和继续教育的机会。李媛（2013）强调，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考虑到女性科技人员职业成长过程的特殊性，可在基金资助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向和扶持。
第三，制定和实行合理的劳动年龄政策，进一步充分发挥女性科技人才的潜力。黄约（2011）建议根据女性科技人才自身的特点，建立“弹性工作年龄”“同龄退休”等模式。全国妇联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课题组（2011）指出，实行高层人才男女同龄退休，不仅可以保障女性平等参与劳动的权利，而且可以消除提前退休对女性科技人员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更好地发挥女性科技人员的潜力，为她们充分发展、施展才华提供公平的政策平台。事实上，2011～2015年国内在相关方面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例如，中国科协分别于2009年、2011年将“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技奖”女性候选人年龄从40岁放宽到45岁；自2009年12月开始将中国科协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女性干部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王春法，2011）。
三 研究总结与展望
2011～2015年，中国政府、妇女组织和科技团体开展了更多的关于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现状的调查，对中国女性科技人才的成长困境和发展特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并且积极借鉴国外相关政策措施，在基金项目、退休年龄等方面有了实质性的政策改进，为推进妇女更好地参与科技做出了努力；与此同时，大众媒介对女科学家的宣传报道也持续增多，女科学家的社会形象开始变得丰富和全面，性别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这些均为中国女科技工作者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相应地，妇女与科技相关的学术研究在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均有了一定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国外女性主义科技哲学的前沿研究有进一步的追踪，对女性主义技术思想的探讨有所深入；女性主义科技史理论研究有了阶段性的总结成果，本土化的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开始起步；对本土女性主义科技人才的实证调查和对策研究更加深入和具有针对性。这五年的研究开始呈现出两个新趋势或者说特点，一是引介方面，从面上引介西方女性主义关于妇女与科技研究的成果转向妇女与科技相关的哲学、史学和社会学具体问题的讨论；二是本土化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开始出现一些基于社会性别理论讨论本土的妇女与科技相关议题的优秀成果。
从总体上看，这五年妇女与科技研究成果数量有所增加，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同时存在一些不足，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关哲学研究的大多数文献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突破不大。其中，关于女性主义科学观和认识论的探讨基本延续了2011年之前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一些硕士学位论文泛泛讨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几个基本方面，学术水平较低；关于具体女性主义学者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仍局限在桑德拉·哈丁、唐娜·哈拉维、海伦·朗基诺、伊芙琳·福克斯·凯勒等人身上，在研究结论方面也鲜有突破。但可喜的是，关于女性主义技术思想的研究有所深化，今后应做更多的译介工作，并提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女性主义科技哲学思想。
相关历史研究虽然在编史学理论上出现了阶段性的总结成果以及少量的本土案例研究成果，但后者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关于古代和近代女科学家的研究以及关于当代女科学家的口述史研究，在内容上主要局限于介绍其家庭背景、受教育经历以及探讨其科学成就和社会贡献等，较少以此为基础运用社会性别视角进一步分析和揭示科学内在的性别结构与制度特征，并提出批判性的史学观点。今后应继续追踪西方女性主义科技史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本土的案例给予特殊关注，鼓励更多的学者选择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议题开展深入研究，从而拓展本土科技史和妇女史研究的空间。
相对来说，相关社会学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女性科技人才的现状调查做得更加深入细致，对国外科技政策方面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与措施的介绍更多，至少在研究层面上政策和制度的性别盲视不再是普遍现象。但不足之处在于，关于女性科技人才成长困境的原因分析缺乏实质性的突破，一些对策建议较多重复前人的观点。今后应进一步做好中国女性科技人才信息调查和数据库建设，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领域的结合，切实推进中国政策制度层面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推进女性更多更好地参与科学、建设科学。
[1]作者简介：章梅芳，女，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