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藏区的畜牧业：历史传承与现实困境
卢梅[1]
【内容摘要】草原牧区作为综合性的生态经济系统，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川西北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色达县，属于长江源头，对于保护国家生态安全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该区域的分析研究，得出川西北藏区由于生产结构单一，生产生活面临一定困难，继续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代高原牧区的发展，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难以给该区域提供经验，因此必须选择适合本区域特色的发展政策。
【关键词】川西北藏区 畜牧业 现实困境
草原牧区作为综合性的生态经济系统类型区承担着多种功能，在水源涵养、水资源补给、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气候调节等方面发挥突出作用，对于国家生态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色达县，是国务院确定的120个重点牧业县和四川省十大纯牧业县之一，属长江源头区域，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内分布着森林、草原等重要生态系统。畜牧业是色达的基础产业。全县草地面积1307.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3%，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1223.4万亩，是县域内3万多民众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农牧民经济收入的80%以上来源于畜牧业。由于生产结构单一，当地人生产生活面临严重困难。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色达草原牧区的制度安排发生了几次根本性的变化，牧区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变迁、政策实施、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结构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依存于更大的发展逻辑。本文以色达县畜牧业发展的状况为基础，尝试讨论国家政策实施对牧区生产方式的影响，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文中所引用的数据，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色达县政府各部门的统计。
一 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畜牧业
20世纪60年代以前，色达草原上居住的藏族部落统称为瓦虚色达。部落经济结构单一，以游牧为生，有少量的家庭手工业，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根据1949年的统计，色达（包括上下杜柯，不包括色尔坝）有牧业人口25321人，各类牲畜144576头（只），其中牛101074头、马7161匹、山羊/绵羊36346只，人均占有牲畜5.71头（只）。土地面积13984平方公里，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1735万亩。[2]
“日廓”是色达部落中重要的经济单位，指共同放牧畜群的人。“日廓”与骨系不同，可以以某一血缘世系为核心而形成，但它并不是排斥其他血统的血缘组织。每个“日廓”由3～5个家庭组成，其内部存在使畜牧业生产与劳动力之间保持平衡的机制，牲畜较少而劳动力充裕的家庭会为牲畜较多而劳动力匮乏的家庭提供劳动服务。在自然条件恶劣的高原牧区，家庭如果脱离了较大区域范围内的可提供经济援助的群体是无法单独生存的。同时，这种互补关系的组合也受到畜牧业生产能力的制约，不可能超过一定的规模。瓦虚色达各部落的家庭以扩大式家庭为主，每个家庭有6个以上成员，其中约有20%的家庭有10个以上的成员。这种家庭规模一方面是获取更大经济效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履行军事协同义务和开展贸易活动的需要。劳动力充足的家庭更便于分工从事放牧和畜产品加工等畜牧业经济活动，通过分担开支、劳务和安全防护以及结伴活动的便利获得更大的收益。[3]
传统上，草场属于部落所有。牧民称自己的部落为“措瓦”。瓦虚色达最大的“措瓦”有400户人家，最小的只有20余户。根据学者的研究，色达的每个“措瓦”规模不同，所占据的草场面积也有很大区别。牧民按部落聚居，部落与部落之间有明确的草场界限，部落之间不准越界放牧，部落的草场任何人不得买卖或赠送。部落首领出租草场事先要征得部落老人会议全体成员的同意。出租草场的收入一般都要用于部落集体的宗教活动“结松”。全部落的牧民都有保护本部落的草场不受侵犯的责任。年满15岁的男性都必须轮流参加保护草场的巡山队，还要参加应付偷袭的军事组织“让达”。[4]
草场因季节变化而轮流使用，一般分夏秋和冬春两季，在山区或地形差异较大的地区，还有一种在冬草场和夏草场之间的过渡草场，也有分为冬、春、夏、秋四季草场的情况。一般来说，夏秋草场是从每年6月中旬至10月下旬使用，中间小规模搬迁2～3次；冬春草场是每年11月到次年6月上旬使用。传统上，牧民每次搬迁时，全部落要统一时间、统一行动，不准任何人单独行动，否则要受到没收一头牛或一匹马的惩罚。这就限制了个别牧户事先占据好草场的可能性。搬迁后各户或诸“日廓”的居住点实行轮换制或采取抽签的办法分配。这种分配草场的平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草场私有制的产生。每户牧民只能在属于自己的草场内放牧，以避免放牧时因为资源引发的矛盾纠纷。牛奶、酸奶以及牛羊等畜产品除供给牧民生活所需外，会送到市场上换取粮食。
1960年，瓦虚色达的传统游牧组织开始进入合作化时期。首先是在“日廓”的基础上建立了互助组，牲畜被平等地分归各家各户所有，在人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牛、羊的基础上，通过换工形成合作关系。当年年底成立了初级社27个、高级社10个；次年又将10个高级社改为初级社，27个初级社拆分为42个小社，停办了三类地区的24个牧业社，实行社、队两级所有，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9年开始建立人民公社，又经过行政区划的调整，1975年时全县共有17个人民公社。[5]公社成立后，草场和家畜实行集体化，牧民在平均分配的体制下进行生产，每年收获后按工分结算，各户按人口分得口粮和其他物资。
改革开放以来，色达的畜牧业生产先后经历了粮畜优先、经济优先、草畜平衡、生态优先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牧区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从1984年开始，全县普遍实行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1987年，全县落实固定了草场建设权、管理权及使用权，夏秋草场使用权落实到组，冬春草场落实到户或联户，牧业生产进入稳定发展的轨道。根据1989年的统计，全县牧业产值1800万元，各类牲畜40.6万头（只），人均占有14.6头（只），牧民人均收入572元。[6]1998年，川西北高原在全国率先实施天然林禁伐禁运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逐步改变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思路，代之以生态优先、草畜平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发展目标。
二 当代草原政策与资源管理目标
政策的推出源于问题的发生。当代川西北高原畜牧业的政策背景主要是基于对自然和社会变迁两类因素的判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牧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是比较突出和普遍的问题，而牧区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合作化运动和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中被逐步解构。基于生态的恶化和农牧区生产方式的变革，自2000年以后，川西北高原牧区在政策实践和目标管理上，采取了草原生态建设和牧民定居化两方面的措施来应对所面临的问题。
1.以草原生态建设为核心的发展目标
21世纪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给川西北高原牧区带来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藏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指导方针，首次将川、滇、甘、青四省藏区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与西藏工作统筹部署，藏区进入了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的时期。2010年底和2011年初，国务院两次召开常务会议部署牧区发展和生态保护工作，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包括实施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生产性补贴等措施，促进牧民增收。2011年8月，中央牧区工作会议和草原工作会议针对牧区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明确了新形势下牧区发展思路。
在国家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下，色达县的农牧业生产在“十二五”期间持续增长，到2014年底全县生产总值达5.6亿元；粮食、蔬菜总产量2700吨，较2011年增长5.0%；牲畜总增率、出栏率、商品率分别达到18%、19%、10%，较2011年分别提高3.7个百分点、5.3个百分点、2.8个百分点；各类牲畜存栏达40.4万头（只、匹），较2011年增长3.5%；肉类总产量达到5511吨、奶产量达8500吨，较2011年增长4.2%；农牧业收入33095万元，较2011年提高了0.05万元。一批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陆续建立，利用现代畜牧业发展项目建立现代家庭牧场示范户17户；畜牧业管理部门扶持养殖、出栏大户5户，配套完善了相关基础设施。截至2014年底，全县各类牲畜存栏402521头（只、匹），其中牛222462头、马41811匹、羊138248只；主要畜产品为肉6100吨、牛奶12465吨；农业生产总值37192万元（时价），其中畜牧业产值33095万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88.98%。畜牧业不仅是色达县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发展和脱贫致富的基础产业。
在畜牧业稳定发展的同时，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1）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草地生态系统失衡，毒草危害面积不断增大；（2）草地基础设施滞后，季节性供需矛盾突出，抗灾保畜能力低下；（3）畜牧业科技人员匮乏，技术进步缓慢。这些问题已经制约了色达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上述各项问题中，生态环境恶化是亟待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草原牧区不仅生态脆弱、草原退化严重、生产基础设施不足，而且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大。草地退化类型主要包括重度沙化草地、严重板结草地、退化裸露地以及严重退化草地。草场退化严重影响了所在乡镇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色多玛退化草地治理区为例。色多玛退化草地治理区位于亚龙乡，距县城20公里，全乡面积4.25万公顷，辖8个村832户，人口4129人，平均海拔3964米，属亚高山草甸寒温带气候，年均气温-1.5℃，年均降水746毫米，日照率58%，相对无霜期15天，无绝对无霜期。天然草原面积4.25万公顷，可利用草地面积4.08万公顷。草地类型主要有高寒草甸草地类、高寒灌丛草甸草地类、高寒沼泽草甸草地类等。退化草地面积2.36万公顷，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57.88%。2011年末各类牲畜存栏19058头（只、匹），其中牦牛12453头、绵羊3906只、山羊776只、马1923匹。亟待治理的草场面积达933.33公顷，重度沙化地植被覆盖率较低，一般为5%～10%，板结草地植被覆盖率一般为15%～30%，退化裸露地植被覆盖率约为5%，严重退化草地植被覆盖率为20%～50%。[7]
气候变化加剧了干旱半干旱草原的不确定性，各类灾害特别是鼠害进一步加剧了草原生态的恶化。加之对已经退化的草地的继续不合理利用，改变了草地植物群落结构，植被盖度持续下降，裸露的土壤增加，为风、水的侵蚀提供了条件，从而使鼠荒地、荒漠化草地形成并扩大。草原退化、植被高度和盖度降低，为害鼠生长、繁殖创造了适宜的环境，从而使草地鼠害大量发生、蔓延。由于害鼠过度啃食草地植被、挖掘洞道等破坏草场活动又加剧了草原进一步退化，形成“退化—鼠害—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最终结果是丧失草原的生产能力和生态功能。除此以外，草场退化还来自与生产生活习惯相关的两个方面。一是草场的超载、过牧。随着在草地上生存和发展的人口增加，牲畜数量不断增多。牧民群众受“畜多为富”的传统观念和“惜杀惜售”甚至“戒杀戒售”的宗教影响，长期不合理地利用草地，使草地严重超载，致使草地的植物建群种类改变，土壤结构被破坏，草地逐渐退化。二是受利益的驱动对草原的破坏性使用。不合理的开矿、挖药材、工程建设等占用、破坏的草地越来越多，一方面使可供放牧利用的草地面积减少，进一步加剧了超载过牧；另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土壤裸露，为水蚀、风蚀草地提供了新的破损口，从而加快了草地沙化的进程。
高原草场生态先天脆弱，一旦被破坏难以恢复。政府关于草场综合治理的原则是在围栏封育的基础上，根据草地退化程度和退化成因，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突出治理重点，多管齐下分期分类进行。对重度沙化草地采用“封育+沙障+免耕补播”的技术，对严重板结草地除了“封育+免耕补播”的技术外还采取机械划破草皮的技术手段，其余地块则采用“封育+免耕补播”的技术模式。由于治理区鼠虫害极为严重，对所有地块都进行了鼠虫害防治。
自2001年开展天然草原植被恢复和建设工程、2003～2010年开展国家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项目、2011年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建设以来，色达县退牧还草80万亩，其中围栏禁牧35万亩，围栏休牧45万亩；草场补播33万亩。部分牧民已学会利用冬房的卧圈种植一些牧草，以便在冬季给牲畜进行一定的补饲。冬季牧场上的居民点建设成为目前牧区建设的重点，其他的人工草场建设、棚圈建设和基础设施工程多围绕冬房展开。2014年全县退牧还草工程项目建设人工饲草地1万亩，舍饲棚圈建设280户。
比较特殊的情况是，与其他重要的牧区相比，川西北牧区人均草场面积不仅比新疆牧区小，更远远小于内蒙古牧区。这使得许多适合内蒙古和新疆的农牧业补贴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在川西北牧区适用性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牧民发展牧业和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2.以定居化方式改善公共服务水平
高原牧区的发展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是广大牧民致富，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在过去的30年中，牧区在三个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制度性变化，即定居、草场分割到户和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如前所述，传统的畜牧业生产通常需要以“日廓”为单位的劳动协作组织来完成，即便是劳动力相对充足的扩大式家庭，也需要在“日廓”内部进行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交换。以农区为样本制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以土地确权为目的的网围栏建设，使家庭成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导致了牧区生产的碎片化。关于相关的利弊得失，学界已有许多相关讨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由于草场退化和人口、畜群的增加，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而引入现代科技和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开发地下水资源、种植高产牧草、实现草畜平衡和进行畜种改良、基础设施投入等措施，就需要改变移动的放牧方式。[8]游牧民定居会改变牧民的生活方式，便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
从决策层面分析，草原畜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建立在定居基础之上的。2009～2012年，四川省开始推行包括色达县在内的牧民定居化。这次大规模开展的牧民新村建设和帐篷新生活行动，目标在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家家有固定房、户户有新帐篷、村村有活动中心，使每个牧民定居新村逐步达到“五通三有一中心”，即通路、通电、通水、通广播电视、通通信，有定居房、有学校、有医疗卫生室，配套综合服务活动中心，“达到牧民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有较大提升、畜牧业经济有新发展的目标，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牧区”。[9]
色达县的牧民定居工程按照规模适度、档次适中、功能优化、民族特色的要求，重点配套加强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相适应的教育、卫生、广电事业。2010年，7319套帐篷及配套设施“九大件”全部按时发放至牧民群众手中，牧户自筹资金731.9万元及时足额收齐并上缴州财政；2011年，部队帮助免费运输的新型帐篷6919顶（套），及时发放至每一户定居牧民，县上自行运输的19顶村“两委”办公用帐篷全部发放到位。63个定居点与通村公路实现连接；建成水井253口、管饮9处14.7公里；建成防河堤和泄洪沟各1处，覆盖78个定居点；建成70.5公里电力线路及相应台区，27个定居点受益；新建11处移动基站，覆盖公路沿线定居点；发放广播电视村村通设备和村级广播系统10600套、村级文化广电设备34套，覆盖全部6919户牧民定居户；建成垃圾收集点57个、公厕88个，安装太阳能路灯402盏，示范性地在色柯镇姑咱二村、约若二村、塔子乡嘎青、克果乡康确多、洛若乡甲修等定居点实施了一批供排水、环境整治、太阳能淋浴房、绿化等项目。
在资金管理方面，色达县委政府研究出台了《色达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和《资金管理办法》，县财政、发改、监察、审计等四部门制定了《牧定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牧定资金预拨管理办法》和《牧定资金报账制管理办法》。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资金由县财政局建立专户，全县6919户牧定建设任务按6.5万元/户补助标准计算，实行“专户储存，专人管理、封闭运行”。由纪委、财政、审计等单位组成资金监管责任小组，专门负责牧定项目及其资金的监督检查，及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色达县在县财政自身收入十分拮据的情况下通过整合资金保证了贷款担保基金、木材补贴、帐篷新生活补贴、边远地区运输补贴等配套项目的支出和兑付。
定居化带来的集中居住为畜牧业生产和草原生态保护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在政府的扶持下，草原生态建设围绕建设现代家庭牧场示范建设、标准化草场示范建设、户营打贮草基地建设、牲畜棚圈示范建设4个方向展开。2014年，在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资金项目的支持下，洛若乡甲修村实施建设现代家庭牧场10户；色柯镇解放二村实施牲畜暖棚示范建设100户；洛若镇甲修村、沙玛村实施牲畜暖棚建设100户，塔子乡洞清三村实施牲畜暖棚建设84户；色柯镇、洛若镇、塔子乡实施人工打贮草基地建设1.6万亩；共计投资787.6万元。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 发展瓶颈与可能的解决方案
实践证明，传统发展方式和现代化道路都不完全适合高原牧区，内地农区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政策难以对高原牧区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以生态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更不能继续延续。高原牧区发展政策要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国家定位、发展目标出发，从而选择最符合川西北高原实际和特点的发展政策。
1.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1）专项资金缺口大，公共配套服务设施严重滞后。按照《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色达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投资200672.09万元，其中公共配套服务设施97783.56万元（不含帐篷）。而事实上，投入资金存在比较大的缺口，定居点公共配套服务设施滞后，量少、功能差、覆盖率低，并不能满足定居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以办公设备为例，仅有部分示范性定居点的村民活动中心配齐了必要的设备，其他地方仅仅能够满足村“两委”日常办公，村级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商贸大多空白，村级活动中心难以发挥村“两委”的凝聚和团结作用。
（2）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直接影响后续产业发展。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程度等多方面条件制约，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严重滞后，色达县民间和定居点至今未能建立任何经济合作组织或成立任何实体经济组织，定居后续产业发展乏力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一是作为依托和龙头的畜牧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除网围栏普及外，其他如畜牧暖棚、畜圈、优质牧草基地、畜牧科技服务等基础设施量少且效益发挥不充分，大体形势没有根本扭转，畜牧业的产业优势和龙头带动作用没有呈现。二是大部分群众创业无门、致富无路的现状没有得到改善，部分群众有创业想法却苦于缺乏资金支持。如色柯镇姑咱二村管委会想将定居点内有裁缝技术的人员组织起来组建缝纫社，但受资金限制一直难以付诸实施。
（3）相当部分定居群众生产生活质量没有显著提升。由于畜牧业基础配套设施总体滞后，牧民群众传统意识没有根本改变，定居点公共配套服务设施严重滞后，大多数定居群众生产生活质量没有质的提高。在畜牧业生产方面，“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靠天养畜模式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畜牧业科技含量不高、观念不新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
（4）定居点宜居水平不高，定居房入住率不理想。受牧定补助资金到位迟、投入严重不足、集中规模大等因素影响，大部分定居点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特别是2009年建设的定居点，除村民活动中心外，水、电、路等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大多没有跟上，与定居群众心目中期待的定居点相差甚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牧民群众的入住积极性，加之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启动之初，大规模集中定居观念尚未被广泛接受、定居点距离草场远而导致的生产生活不便、部分牧户搬入夏季草场导致房屋无人照料而出现的房屋（土墙）损毁等原因，定居房入住率不是很理想。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定居房入住率为65.6%，2010年定居房入住率上升到94.6%，2011年、2012年达到100%。
（5）相当一部分群众照明难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根据国电规划项目，即使如期实施完毕，电力覆盖率也只能达到60%～70%，这意味着比较边远的牧民群众短期内无法用上电，形成事实上的差距。
（6）交通不便，建材缺乏，建设成本高。色达地处偏远，绝大部分建材需要从内地购买，加之定居点多面广，桥梁少，道路不畅，二次、三次转运现象普遍，导致运费占建设成本的比例过高。本地农牧民群众普遍缺乏建房和建筑技术，各项建设严重依赖外来建筑人员，建设成本中人工费用偏高。仅仅上述两项因素，导致色达县项目建设单价远远高于凉山、阿坝两州及州内其他兄弟县。
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城乡建设、社会事业发展，高原牧区发展都落后于内地，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近几年高速公路发展较快，但由于地广人稀，色达县发展落后的问题仍然突出。后续产业发展缺乏系统设计和整体规划，缺乏与产业发展相配套的资源和要素，缺乏与新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技能和知识。进入21世纪以来，川西北高原牧区成为国家的生态保护功能区和巨型水电开发基地，但牧区保护生态所付出的代价并未得到足够补偿，而且也没能足够分享水电开发建设利益，尤其是没能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依然延续数量型增长和规模型扩张。虽然这期间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围栏轮牧等工程和政策的推动下，生态环境有一定改善，但由于人口增长压力和牧民增收压力，替代产业又尚未成长到替代程度，只能继续依靠扩大畜牧业规模满足发展要求。在全面实现小康的道路上，牧区还面临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的逐步改变问题。
2.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牧民定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牧民的生活条件和质量，有利于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促进牧业文化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
色达是一个纯牧业县，全县唯一的农区是在区划调整过程中从阿坝州划归色达的。近年来，由于生产技术的改善和市场需求的扩大，种植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甘孜州政府的支持下，大则乡厚门村制定了蔬菜种植基地规划。这一规划首先选取部分村民进行试种，按照每户面积25米×80米=2000平方米的面积，每户6～8个大棚，棚内采用小畦种植。资金筹措由乡政府出面，组织当地村民成立农业种植合作社。当地村民对于能够通过种植业进行脱贫致富的项目参与劲头足、参与愿望强烈，尤其是部分村民也已经在自己的院内进行过露天种植白油菜和萝卜、芫根等蔬菜，而且长势良好。
按照无公害农产品整体认证工作的要求，色达县已经成功拿到了色达县“甘孜青稞”产地整体认证。在政府的引导下，解放、幸福、姑咱3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正在办理酥油、鲜奶、奶渣、酸奶4个畜产品的无公害整体认证。县畜牧站正在提交色达牦牛地理标志认证的相关手续。积极开展“三品一标”认证，有利于提升农畜产品的附加值。这是近期政府组织农牧民依托专业生产合作社探索发展方向的新尝试。这种发展思路表明，当地政府和牧民已经开始转变依靠投资和基建带动增长的传统思路，正在逐步深度挖掘无形资产的价值。对于提升畜牧业产业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原牧区第一产业不仅要走高端路线，而且要与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融合，更大地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和进入市场的程度，建立一个将牧民利益与市场利益紧密连接的共同体。
旅游业正在成为川西北高原牧区的新一代支柱产业。川西北独特的高原风光、生态风光、宗教文化，正在成就川西北高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牧民定居和新村建设，公路和隧道等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使进入川西北高原牧区的旅客不仅每年剧增，而且不断进入高原深处，进入牧民帐篷，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交融发展已现雏形。牧区不再经历第二产业主导发展的阶段，而是由第三产业替代第二产业的历史地位，川西北高原牧区广大农牧民可在这种集生产、生活、传统、现代于一体的三次产业连通发展模式中分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成果。高原牧区独特的农牧业优势和突出的旅游文化优势，以及牧民新村建设和帐篷新生活，将共同推动川西北高原牧区在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出现一种独具魅力的发展形态。
（责任编辑 郭利芳）
[1]卢梅，中国社会科学院。
[2]四川省色达县志编撰委员会编《色达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122页。
[3]格勒、南希·列文：《瓦虚色达：东部藏区的一个游牧部落群体》，翟胜德译，《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
[4]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编印《甘孜藏区社会调查资料汇集》，1957。
[5]四川省色达县志编撰委员会编《色达县志》，第159页。
[6]四川省色达县志编撰委员会编《色达县志》，第187页。
[7]泽让东洲等：《川西北高寒草甸色达县草地治理对策初探》，《草业与畜牧》2015年第5期。
[8]王晓毅：《制度变迁背景下的草原干旱》，《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9]《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色达县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