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智慧何以可能：苏格拉底对智慧的实践式理解
与后世的几乎所有探讨智慧问题的哲学家相比，苏格拉底智慧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强烈的、无处不在的实践性。尽管苏格拉底关于智慧的直接阐述并不多，但只要我们对于智慧问题的理解不拘泥于字面的话，就会发现，苏格拉底的人生经历几乎就是智慧的人格化体现。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但不著一字，每天在雅典城邦内到处找人谈话，通过探讨问题启发人们的智慧，以期惊醒雅典这个自以为很有智慧实则正陷入极端无知的庞然大物。对于苏格拉底为何不留任何著述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很多文献并没有给出强有力的解释，但如果从智慧之本性的角度，也许能够理解苏格拉底的智慧方式。
从智慧的表现形态来看，真实的智慧总是体现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即智慧一定是实践形态的、以实践的形式存在。在这种意义上，智慧就是人的生命的能力和素质，它帮助人们解决各类问题、成就各种事业，凭借它可以知悉各种事物、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智慧自己却从不显现，即智慧是不可定义的，一旦定义过的智慧就变成了固定的知识，而不再是流动的智慧了。正如柏拉图所言：“智慧这个词的来历模糊不清，好像是个外来词，意思是‘涉及运动或事物之流’。”[3] 知识指向稳定的东西，而智慧恰恰指向运动和流变的东西，苏格拉底分明是体悟到了智慧的这种“不可定义性”和“不可表述性”，因此他接受了古希腊关于哲学是“热爱智慧”（而不是“智慧”）的观念，终日以对话的实践方式躬行着他对于智慧的理解，这就是“述而不作”的智慧方式。尽管“述而不作”的智慧方式要比关于智慧的直接阐述难以把握，它却是最接近智慧的方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对智慧的实践式理解。
首先，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无法言说，人只能以真诚的谦虚态度追求智慧。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具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神性，自己作为凡人没有什么智慧，即自知其无知，而他的学生凯勒丰却转告了负责传达神谕的女祭司的话：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了。苏格拉底为了推翻这个神谕，遍访自以为很有智慧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等，却发现他们都是自以为有智慧实则无智慧，最后苏格拉底悟出了神谕的本义：“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而我们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是没有价值的，那个神谕无非是他用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神并不是真的在说苏格拉底，而只是在以我的名字为例，他就好像在对我们说，你们人中间最聪明的是像苏格拉底一样明白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毫无价值的人。”[4] 与人们通常认为自己多多少少拥有智慧的情况不同，苏格拉底是彻底地否认自己有智慧，也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就会表现出真诚的谦虚态度。不过，俞吾金教授认为苏格拉底的谦虚是伪装的，因为如果苏格拉底真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的话，那么他是怎么知道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的？此为其一。其二，苏格拉底必定知道他的语言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知道他用语言表述的思想他人可以理解。[5] 对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确实有自相冲突的地方，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苏格拉底伪装的结论。
然而，我们更应当从这一自相冲突中去体味更深层的意义：第一，这一自相冲突反映了人们在表述智慧问题时的一种困境。人们分明是感觉到了智慧的存在，然而智慧却无法定义、无法表述，因为一旦定义和表述出来的所谓“智慧”就会变成脱离特殊情境的普遍原理，即知识，而智慧只能体现在运用普遍原理于特殊情境的过程中，所以尽管苏格拉底追求智慧，但他感到无法表述智慧，这里的“无法”正是促使苏格拉底产生“自知其无知”的原因，这又反证了苏格拉底关于智慧具有神性的观点。第二，从精神实质上看，“自知其无知”反映出苏格拉底对待智慧的真诚的谦虚态度，这不是他的刻意伪装，也是伪装不出来的。因为真诚的谦虚态度是苏格拉底所有对话的前提条件，他的对话的最大特点便是只提出问题，按照问题本身的逻辑所指引的方向去展开问题，而且他几乎从不提供最终的确定性结论。需要注意的是，他不提供结论，绝不是卖关子式的故意不提供，因为他自己确实无法找到一种不以特殊情境为转移的普遍真理，所以他只能保持问题的未解决性和开放性，这恰恰反映出苏格拉底对待智慧的谦虚态度。
其次，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种把握普遍和特殊之间关系的对话智慧。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以助产术的对话方式来表达对智慧的理解，他在对话时从不表达对于问题的正面见解，而是让对话者认识到自己的矛盾，承认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进行否定，从而和苏格拉底一起去寻找智慧。尽管苏格拉底知道智慧具有一种神性，但他同样知道揭露具体认识中的矛盾，是实现智慧的必经途径，而苏格拉底的智慧恰恰就体现在对这一途径的自觉认知上。这里以苏格拉底和欧绪德谟的正义对话为例来说明问题。
苏格拉底先问欧绪德谟欺骗、奴役和偷窃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欧绪德谟回答是非正义的，然后苏格拉底通过欺骗敌人、奴役敌国人和偷窃盗贼这些情况让欧绪德谟再次判断，欧绪德谟改口说这些是正义的，不过他补充说对朋友来说，这些行为是非正义的，接着苏格拉底又以将领欺骗士兵以获得胜利、父亲善意的谎言和偷窃朋友用来自杀的工具这些情况让欧绪德谟继续判断，欧绪德谟说这些行为对于朋友都是正义的，从而再次否定了自己的观点，以致他没有信心谈论正义问题了，但是直到最后苏格拉底也没有给出正义是什么的正面回答。可见，苏格拉底的智慧方式是揭露对方论证中的矛盾从而推翻对方的观点，然后不断地重复这一步骤。苏格拉底对话对准的是普遍真理，虽然普遍真理从来不出现于对话中，但是构成了所有对话得以展开的背景和条件，是所有对话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终极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的智慧实质上是把握普遍和特殊关系的方法。通过揭露特殊之处，让对话者自觉到特殊与普遍的差别，从而趋向于智慧，这正是苏格拉底对话留给后人的重要启迪。
最后，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种指导人们如何做出合理选择的理性知识。智慧不是知识，而是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这一点苏格拉底体会到了，然而他却将智慧作为一种理性知识提出来，这一矛盾主要来自他毕生坚持的一个命题：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指人在日常活动中表现出的优秀品质，知识是指人关于自己本性的认识，而一个人能够对自己本性有正确认识，正是其智慧的体现。色诺芬曾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对作为美德的智慧的说明：“那些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对于自己合适，并且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且由于做自己所懂得的事就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而繁荣昌盛，不做自己所不懂的事就不至于犯错误，从而避免祸患。而且由于有这种自知之明，他们还能够鉴别别人，通过和别人交往，获得幸福，避免祸患。”[6] 不难发现，作为美德的智慧其实就是指导人们在日常活动中如何做出合理选择、持守中道的知识。在苏格拉底看来，这种知识不可能是孤立的、破碎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有智慧、懂得如何合理选择的人，也肯定会有勇敢、正义、友爱和自制等美德，美德内部的各部分不可能相互冲突，因此这种知识只能是理性知识，而不是感性知识。而知识的可教性又蕴含美德的可教性，因此苏格拉底得出了美德是可教的结论。
以上我们简要地阐述了苏格拉底对智慧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些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苏格拉底以对话的实践方式展现了智慧是如何可能的，即智慧只能体现于运用普遍原理于特殊情境的过程中。正是这种对智慧的实践方式，向世人展示了智慧的最本真的方面，这些也成为后人探索智慧问题的不竭源头。其次，苏格拉底的智慧已经触及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正是智慧问题的核心。知识是普遍的，能够在抽象层面上适用于一切事物，然而人只能生活在具体情境中，因此人需要将普遍知识运用于每一个可能遇到的具体情境中，这就要求智慧的出场。苏格拉底以其卓越的对话展示了智慧如何依据普遍、把握特殊，从而实现自身的历程。不过，苏格拉底对于智慧的理解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苏格拉底既认为智慧具有神性，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无法拥有智慧，但又通过“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认为智慧是可教的、可获得的，这其中的自相冲突是苏格拉底始终未能解决的。其次，“美德即知识”的命题隐含一种意思：知识是指向普遍真理的，而既然作为美德的智慧是知识，那么只要把握了普遍真理，就能够掌握智慧。然而苏格拉底应当很清楚智慧绝不是指向普遍的，智慧指向的是运用普遍真理于具体情境的能力，这其中的冲突之处苏格拉底也未能很好地解释。最后，苏格拉底在涉及智慧问题的知行观上也存在冲突。通过“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就是能够在具体行动中做出合理选择，这反映出他以“行”为重点的智慧倾向。然而苏格拉底坚持“无人有意作恶”的观点，即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善，必定会行善；而他之所以不行善，是因为他不知何为善。很明显，这种“知行合一”的智慧观是以“知”为重点的智慧倾向。实际上，“知”与“行”的冲突不仅体现在“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中，更体现在苏格拉底的人生历程中，最后他以饮鸩而死的生命代价践行了智慧的“知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