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研究的深度扫描
相较于编辑出版史的其他研究领域，出版评论史的研究属于刚起步的学科，少人涉足，显得冷清。[15]从目前来看，出版评论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学术积累显得零散，缺少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在有些专题方面甚至是空白状态，与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史研究“蓬勃喷涌之势”（肖东发语）显得很不合拍，尤其是近些年受“民国文化热”影响，在中国现代出版史研究颇受人关注的情形下，出版评论的薄弱甚至缺失不能不说是严重影响了出版史研究的均衡性，而且也限制了出版史研究所能到达的高度。丰富的出版评论文本史料与研究成果寥寥可数的巨大反差深刻地反映出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的严重失衡，这也正是目前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研究的最突出的特征。
（一）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的多产与繁荣
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印刷出版界器物和技术层面的进步，推动了出版业的繁荣。新学、西学书籍销行各地，带来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冲击，影响极大。“我国人士之守旧思想，渐次为之打破，而以研究新学相激励。至是，中西文化融和之机大启，开千古未有之创局。”[16]社会各界对新式出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些较多接触或较早介入新式出版业的知识分子超越了“刻书修身立德”的传统观念，将出版和国家社会民族联系在一起。出版业逐渐成为国人“救亡”“启蒙”所仰仗的重要的工具、载体和平台，其译印的图书、创办的报刊不断引发民众的阅读与追捧，搅动和激荡着革命潮流，推动着社会变革。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出版业被放到了全社会的聚光灯下，其一举一动都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出版评论就是社会各界对出版活动进行批评、监督、建议、规范所能仰仗的武器，它伴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出现、发展而生根、发芽，渐趋繁盛。
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时间段：传统出版业阶段和新出版业阶段。出版评论是随着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传统出版业阶段，出版评论表现为以序跋、评注、杂叙、书论等文体为主，主旨多是针对文艺作品内容风格和价值取向的“诗文评”，而且中间夹杂着文献典籍的选择、整理、删改、校雠之类的内容。历史发展到晚清特别是民国时期，就进入新出版业阶段。西方科技的引进，以机械化、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的工艺技术代替了传统的印刷术，具有速度快、版料省、数量多、成本低、质量高等明显优势。同时官书局、教会书馆、民办印刷所等传播机构并起，特别是民营印刷企业的崛起与兴盛，互相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出版业具有了浓重的产业化色彩。正是在这一时期，新式印刷术、造纸术、装订术得到确立和普及；产生了新式书籍制度；出现了出版立法和出版行业公会组织；作为新出版业的主体，民营出版群体开始形成、发展和壮大。[17]传统序跋程式的“书评”这种单纯的对图书内容和形式的评价活动已经不能适应出版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与影响日益增强的发展现实，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脱胎于传统的新兴现代知识分子纷纷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角度，针对出版业出现的现象、问题、优点、缺陷、发展趋势等进行评判和议论。这些围绕出版活动展开的评论，具有问题意识，关注出版现实，视野开阔，基于出版又不止于出版，大大扩充了传统以出版物评论为主的出版评论的包容量、拓展了出版评论的覆盖面。所以，出版评论是中国传统出版发展到近现代新式出版阶段的产物，应该滥觞于晚清时期，历经民国初期的野蛮生长，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之后发展得比较成熟。
兴盛一时的中国现代出版业，不仅是出版评论富饶庞杂的资源武库，而且为出版评论话语实践和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广阔的平台。中国现代出版按照主流的划分计算，只有三十年的时间，可谓相当短暂。但从中国出版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现代出版业上承手工业作坊的中国传统出版，下启机器工厂的规模化新式出版形态，它是传统出版文明走向当代出版文明的新阶段，是传统出版形态走向全新出版形态的转型期。现代出版可谓是“上承晚清新式出版之萌蘖，下启新中国出版之肇端，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独特地位与意义”。[18]
中国现代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激荡年代”，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历经着新旧交替、急剧变革。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得到全面发展，商业化思想渐入人心；政治上，各方势力轮番登场，政局动荡，政策多变；思想文化上，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荡涤与混染，旧式文化与新兴的商业文化、都市文化形成并存发展的局面。这是现代出版诞生、存在、发展、变化的土壤，这种环境也决定了现代出版多元与无序的外在特征和转型与过渡的内在性质。中国现代出版业呈现出“杂乱的繁荣”，一方面是现代出版格局是复杂而散漫的，大部分的出版活动操诸民营或私营出版商之手，大中小书局、书馆、书店林立，各自有其读者对象，各自有目标和信念，各有其出版方针和出版方向，“有完全以买进卖出为主要业务的木版书商碑帖商；有各家不同的版本，然而都没有著作权的石印书商；有将新的旧的图书，给它穿上西装的标点书商；有专将杂志上新闻纸上所发表的文稿编纂起来似乎有著作权而实际却没有著作权的准出版商；有纯粹的学校用书或侧重于教科书工具书的教科书商”，[19]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征逐奔竞，复杂而紊乱。新式教科书出版、杂志报纸出版、古籍丛书出版极度兴盛，童书出版、宗教出版也方兴未艾，整个出版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政局不稳，战乱不断，军阀割据，出版法规朝令夕改，漏洞百出，令出版从业者无所适从；出版行业市场化、商业化不断加深，盗版、翻印、淫书泛滥等出版乱象甚嚣尘上。这种繁杂的出版现实不但为出版评论提供了言说的多样议题，而且吸引了包括官员、学者、普通读者甚至出版从业者在内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出版评论的广泛队伍中来，构建起新兴知识分子发表独立言论，探讨出版话题，表达社会关切的公共平台。
同时，报刊这一追求时效性和眼球性的现代传媒的激增，无形中加剧了稿源方面的需求和对读者市场的争夺，而出版文化活动与人们阅读生活紧密关联，又紧随时代风云而潮汐变化，自然成为报刊媒体乐于征集的常说常新的话题，所以中国现代出版评论是相当多产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吴永贵教授通过对民国报刊数据库的检索，搜罗到了1800多篇出版评论文章。这还只是当时数量庞大的出版评论整体的一部分而已，实际上的数量可能还要更多。
（二）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研究的攒杂与缺失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展开出版评论的国家，伴随着原始的出版行为，出版评论就产生了。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间杂着典籍图书的选择、整理、删改、校雠之类的内容的历史悠久的序跋程式的“书评”是不能算作出版评论的。到了晚清直至民国成立之后，出版进入大规模机器复制传播阶段，传统出版走向现代出版形态后，出版评论才真正诞生。但由于概念上的长期模糊、混淆以及学者遵循“约定俗成”的惯例，相当部分涉及出版评论的研究是以“书评”“图书评论”命名的。
赵晓梅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书评史初探》（中国工人出版社）采用传统的文献研究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历史不同阶段的出版文化特点为切入点，对中国书评史的发展做出研讨和探究。首先，该书第二章“中国书评的起源”中讨论分析了书评起源的六种提法，并指出“古代语录式的书评并不是真正的书评，只是含有了书评的因素”，“真正的书评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其次，该书第三章“中国近代书评的产生（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中论述了近代书评萌生于杂志的兴起，成长于第二次国人报刊创办高潮、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该书第四章“中国现代书评事业的繁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则论述了作为评论平台的“书评传媒”，介绍了《读书月刊》《读书杂志》《读书与出版》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办的19种书评、读书指导性刊物的基本情况以及《文学杂志》《清华学报》等期刊中的书评栏目；同时还论述了以萧乾为代表的一些书评作者的创作及影响。
刘建明等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媒介批评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具体展现了我国媒介批评思想发展过程，其中部分章节涉及一些出版界人士对出版情况和出版工作利弊得失总结评价的评论活动。材料、观点、评价三者俱有，很有参考价值。
伍杰在2010年出版的《百年书评史散论》（河南大学出版社）按时间顺序，以书评人的活动为线索，概略性地梳理了中国近现代百年间的书评发展脉络。该书第一部分是民国时期的书评，分别介绍了民国初年、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20世纪40年代的书评情况，史论结合，资料丰富。
此外孟昭晋的《书评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徐召勋的《书评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图书评论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吴平的《书评理论研究》（远方出版社，1999）都在部分章节中对近现代的书评发展情况作了介绍。
另外还有部分出版评论研究成果体现为各类（包括新闻传播学、编辑出版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者和出版业界人士在其专著的某个章节中涉及出版评论问题。最早涉及出版评论相关研究的是戈公振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报学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从古代邸报、杂报、京报至民国初期报刊的发展历史，但在第六章“报界之现状”中论及“广告”“发行”“销数”“印刷”“用人”等含有大量的评介性内容，评述出版商的各种出版活动，并对出版界过于追求商业利益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1946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了杨寿清著的《中国出版界简史》，这本书对出版评论并无太多涉及，但其书后附录《对于中国出版界之批判与希望》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出版评论文献。
20世纪50年代，张静庐出版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共七部专题史料，里面搜集了大量的原始出版资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出版评论文章，对现代出版评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吴永贵教授、李明杰教授的《中国出版史》（下册·近现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六章“民国时期出版经营活动”中设小节“广告与书评”，简略介绍了民国时期的书评媒体和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书评作者。
吴永贵教授的厚重大作《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第八章“编辑出版工作”中专设一节“书评活动”，也是较简单地介绍了民国时期包括报纸专栏、杂志专刊、著名书评人等情况。
在出版评论理论方面，孙利军的《出版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出版评论的著作，初步搭建了我国出版评论学的学科理论框架。全书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出版评论的理论及历史，第二部分是出版评论写作。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出版评论的定义、特点及功能”和第五章“中外出版评论概览”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民国出版评论的研究。首先，对出版评论的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出版评论是出版产业化的产物，是一种产业评论，具有时代性、大众性、动态性、倾向性等特征；其次，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出版评论产生、发展与变迁的大致轮廓，并对鲁迅、萧乾、李健吾等人的出版评论活动和思想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张涵、苗遂奇的《现代出版学导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在第九章第五节中以“现代出版评论——现代出版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题对出版评论的概念、本质与功能、类别与内容、形式与效果做了论述，但相对比较简略，没有深入进行论述。
范军教授的《出版文化与产业专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以专题的形式论述了“出版评论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出版评论的研究现状，界定了出版评论的概念，并对如何加强出版评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刘建明教授的《媒介批评通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十章“媒介批评的主要领域”中设专节“出版批评及书评”，第一次提出了“出版批评”的概念，并将出版批评与书评分开，论述了出版批评的概念、特征等。此书将出版批评置于媒介批评的范畴和语境中，认为出版批评是媒介批评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领域，将出版当作一种媒介传播活动，这种从传播学视角来研究出版评论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
作为一项个体思维创作活动的成果，出版评论主体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丁景唐主编的《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介绍了五四以来31位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的编辑生涯，包括张元济、夏丏尊、叶圣陶、舒新城、邹韬奋等，重点论述其编辑活动和主要业绩，梳理其编辑思想和出版理念。
李明山的《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选取王韬、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云五等近代著名的编辑家进行逐个分析和研究，里面涉及各个人物出版评论活动的论述较多，对他们的出版理念、方法、思想进行了探讨。
李频的《编辑家茅盾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中专设“出版评论”一章，用具体文本探讨作为编辑家的茅盾的出版评论实践，总结了茅盾的文化出版思想与出版评论的内涵、个性、方法。
宋双峰的《鲁迅：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开拓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3）对鲁迅在报刊出版、书刊广告、书报审查制度等方面的批评实践进行了较深的挖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胡丹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研究了大众传媒初兴的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活动，对彭翼仲、梁启超、胡适、鲁迅、李大钊、瞿秋白、邵飘萍、于右任等人的媒介批评做了详细的个案剖析。
还有胡正强发表在各大新闻学术期刊中的关于媒介批评人物的系列学术论文，主要包括毛泽东、李大钊、胡愈之、瞿秋白、邵力子、夏衍、邹韬奋、郑振铎、谢六逸、袁殊等，在论及他们的媒介批评实践时，对他们的出版活动、出版思想、出版评论都略有涉及。
还有不能忽视的是探讨某一人物编辑出版思想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主要包括齐浩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时期巴金的编辑出版思想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焦晗的《郑振铎编辑出版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龙凤荷的《鲁迅的编辑出版思想》（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梁雪云的《萧乾书评思想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熊慧敏的《丁福保编辑出版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唐兴年的《舒新城编辑出版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边祎明的《赵家璧出版思想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崔珊的《王云五出版思想探析》（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李林霞的《李公朴编辑出版思想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等；期刊论文数量更多，涉及的人物主要包括：鲁迅、巴金、茅盾、叶圣陶、邹韬奋、赵家璧、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谢六逸、蔡元培、沈从文、黄天鹏、郁达夫、陈独秀、李大钊、孙中山、周瘦鹃、柳诒徵、张静庐、陈训慈、陈景韩等。
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出版事业作为一项文化传播活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图书期刊品种、数量大量增加的同时，一批研究如何引导、规范书刊编辑出版发行，反映出版界最新动态的编辑出版发行学书刊也应运而生。像一些著名书局自办的讨论出版、读书问题的专业期刊，包括：《出版周刊》（1924年商务印书馆）、《读书月刊》（1931年上海光华书局）、《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1年中华书局）、《中国出版月刊》（1932年浙江省流通图书馆）、《现代出版界》（1932年现代书局）、《读书与出版》（1933年神州国光社）、《读书与出版》（1935年生活书店）、《读书月刊》（1937年上海杂志公司），另有一些著名的报纸也纷纷开辟了关于出版界的专栏，如《大公报·出版界》专栏、《申报·著述》专栏、《中央日报》副刊等。这些报刊或栏目以专业书评、出版评论、图书广告为主要内容，在图书宣传营销、扩大出版业影响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目前也出现了对这些刊物和栏目的专门研究。
苏晓珍《〈出版周刊〉研究（1924—1937）》（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专题探讨了商务印书馆自办自宣出版刊物《出版周刊》的成果，论述其发展概况、图书广告、出版文化传播和价值意义。在叙述出版文化传播的章节中，有相当篇幅涉及出版评论的内容，最后也论及出版评论对出版理论的建构作用。
其他的研究如姬建敏的《30年代的出版研究专业杂志——〈中国出版月刊〉简论》（《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12期），程彩萍、姚强的《略论〈读书生活〉的现代意义》（《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4期），吴有定的《一九三六年的〈中国出版月刊〉》（《出版史料》2005年第2期），范军的《三十年代的〈现代出版界〉》（《现代出版》2010年第5期），张志强，肖超的《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出版类期刊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5期），叶建的《通俗与学术之间：〈图书展望〉特色评述》（《出版科学》2013年第6期）以及张琳的《民国时期读书杂志概述》（《津图学刊》1996年第3期），汪琴的《民国时期书评对书业发展的贡献》（《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10期）等，其研究视角是期刊学，从期刊的特点和属性出发，介绍民国时期出版类期刊的办刊宗旨、市场定位、内容特色、表现形式和发行范围及影响等。无论是个案分析还是概况评述，这些研究关注期刊自身的发展和特色，具有明显的内倾的编辑出版学专业视角，外向视角指导下的对出版类期刊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出版业界互动情况的研究目前还很少见。
吴迪的《中国现代出版理论的前奏曲——民国时期出版类书刊述评》（《中国出版》1998年第9期）、李频的《〈中国出版月刊〉：开拓期刊理论研究的先锋》（《编辑之友》2002年第5期）、史枚的《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读书》2003年第5期）、王青云的《〈出版界〉：名不见经传的珍贵史料》（《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年第7期）等，这些成果主要目的是挖掘、保存当时大量的出版期刊史料，还原当时的出版界面貌，丰富、充实了民国时期出版类期刊的史料研究。
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实践早于理论”的特征，从晚清出版业机械化变革开始就一直都有出版评论的实践，而且1933年创刊的《读书与出版》（神州国光社版）就已经有明确命名的《出版评论》的专栏，但对它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有限，研究力量也相对薄弱。综观而言，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总的来看是处于攒杂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由于出版评论是学术界新近提出的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界定还没有形成广泛一致的定论，而且这个概念长期与书评、图书评论、媒介批评甚至作品批评界限不分明、种属不明确，所以在出版评论的研究中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乱状况，出版评论的研究长期“挂靠”在书评、图书评论、媒介批评的研究中，出版评论的研究边界和领域始终无法确定，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将编辑思想、出版思想、媒介思想与出版评论融为一体，缺乏出版评论自身的特色，出版评论的研究的学术特征不够突出。这种状况，虽然有利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的介入，拓展了出版评论的研究视角、领域，但是也造成了出版评论理论内核的缺失、研究专业性的缺乏和水准的降低，限制了研究成果所能达到的高度。
（2）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的研究成果中，对人物和期刊的论题挖掘较深，研究方法纯熟，是一个个精致的学术个案研究，但属于散落的珍珠，研究碎片化，缺乏明确的理论线索将其串联起来，没有形成具有明晰的发展连贯性和逻辑性的现代出版评论专题成果。同时这些针对人物的个案研究，在总体上数量并不多，与当时浩繁的出版评论文本相比显得单薄。并且，研究的广度及覆盖面不够，大多数的研究侧重于鲁迅、巴金、茅盾、叶圣陶、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等著名人物身上，一些不太出名或者是属于国民党系列的出版人物如叶楚怆、王云五、潘公展、陈西滢、高长虹等则被忽视。
此外，从现有出版评论的研究成果看，还有一些遗漏和缺憾。部分专题的研究并没有引起重视，如对报纸的出版专栏缺乏研究成果、对现代出版评论的载体和文体缺乏专题论述等。还有关于某些出版物评论的相关领域如童书出版评论等领域少有研究者涉足，亟待补缺。许多出版评论的作品未被挖掘及梳理出来，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出版评论的话语实践作全面搜集与考证，所以已有的研究成果因为文献资料广度的不足而显得不够扎实。
正如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文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双翼一样，出版评论也是连接理论与实务的关键一环，出版评论史理应也必将成为出版史研究不容缺失的部分，它能为中国出版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动力和视角。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曾说批评是针对事实的一种总结，而历史同样如此，是经验、教训和借鉴，是过去的沉淀，是未来的导向。所以，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的研究是批评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是总结的总结。回望过去，一方面为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的多产与繁荣而兴奋欢欣；另一方面为当前学界对它的忽略与遗忘而感到可惜。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此，搜集梳理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的实践成果并对其发展演变、主体载体、主题内容和效果影响展开探索和思考，冀望借此研究能增强当下开展出版评论的自觉意识，规范、引领和指导出版评论活动，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创造良好和谐的舆论环境。
[1]〔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三联书店，1992，第13页。
[2]参见罗维扬《编辑大手笔》，崇文书局，2005，第307页。
[3]孙利军：《出版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6页。
[4]范军：《试论出版评论》，《出版科学》2008年第2期。
[5]张涵、苗遂奇：《现代出版学导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第254～255页。
[6]陈洁：《数字化时代的出版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205页。
[7]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214页。
[8]〔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56页。
[9]徐召勋：《书评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1页。
[10]徐柏容：《现代书评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第7页。
[11]伍杰：《书评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第7页。
[12]吴道弘：《书评例话》，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第33页。
[13]宋应离：《宋应离出版文丛》，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第335页。
[14]刘自雄：《为“媒介批评”正名》，董天策主编《中外媒介批评》（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8页。
[15]像在出版史学界普遍认可的日本学者弥吉光长的出版史研究的八个范畴（书志及书志性的出版史；出版社史及个人传记；出版团体史；出版司法及行政史；出版流通史；著述、编纂史；印刷、装订及纸业史；读书、藏书史）中也没有出版评论及出版评论史的存在。
[1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第108页。
[17]王余光：《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第4页。
[18]向敏：《心揣出版文化，笔底书业波澜：〈民国出版史〉读后》，《出版科学》2012年第4期。
[19]林觉夫：《论现阶段的中国出版活动》，《新建设》1941年第2卷第3期，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