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晋政治管窥

魏晋政治相对于此前的两汉，在王朝开创阶段存在很大差别，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终登龙庭，光武帝刘秀起兵亦践帝位。此后的曹魏和西晋王朝的建立却出现了变化，曹操奠定曹魏的政治基础，称帝者却是其子曹丕，司马懿亦铺平了西晋的建国道路，开国者却是其孙司马炎。定鼎者与开国者的分离使史书的撰写出现了变化，《三国志》虽立《武帝纪》却以建安纪年，《晋书》亦立《宣帝纪》《景帝纪》《文帝纪》而依曹魏纪年，这是与此前不同的情况。^[1]与此相对应的是定鼎者权力集结的定位，于是产生了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政治形式——霸府政治。^[2]

这一政治形式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其权力的稳定性，军事的保障以个人间的信赖为寄托，相对于皇权，它既未定君臣之分，也就无法以政治道德为约束。曹操的突然去世，使看上去早已稳定的魏国政治面临强大的考验，这在曹丕即位及禅代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曹操在洛阳突然去世，曹丕火速即位，随后青州兵的哗变，使其只能以怀柔方式应对，此后的举动明确体现其对东宫官属的过度依赖。^[3]

曹丕即位后突出的变化为东宫官属的崛起，最具代表性的是司马懿与陈群，而他在国家战略上的变化，围绕许昌地位的沉浮可见一斑。曹操迎献帝都许整个决策过程极为短暂，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定都许昌不过是权宜之计，这样一个东汉颍川郡的小县，并未因为定都而奠定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在此后不久，曹操势力的核心即迁往邺城，甚至其以许下屯田为中心的经济地位也在动摇，明确的迹象表明曹魏此后的兵户也向河北转移。

曹丕即位后都城迁至洛阳，曹魏从邺城这样一个天险之地进入四战之地，明确可以看到其战略方向的转移。此后文帝、明帝两朝，割据东南的孙吴政权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许昌作为汉都未能铸就其突出地位，但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及许下屯田的经济基础，终于使其演变为曹魏打击东吴的桥头堡，作为军事据点，其地位的特殊性与日俱增。一个城市的地位变化，体现了曹魏政治在北迁南来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后期在司马氏代魏过程中，许昌发展为近乎洛阳子城的地位。

曹魏后期政治情况在魏晋革代的背景下展开，高平陵事变是前人早已达成共识的魏晋转折点。由于此段历史与司马氏建国息息相关，而材料多出自西晋，或晚出而因循西晋材料，存在大量造伪情况，前人在史料的辨析上已做出大量工作，^[4]对大量伪史的辨伪固然为详细了解正始局势打开窗口，但信史的缺失却限制了我们探寻历史真相的脚步。撮取零星碎片，可以得知景初二年（238）或许才是司马氏夺权的转折点，魏明帝病重期间怪异的辅政转换，以及奇怪的诸子封侯，都暗示着决定司马懿成败的关键在此时。那么由此推断此后的正始年间局势或许并非如大量史料描述的，曹爽一人专权，全面排挤司马懿，而更可能是后者逐步巩固胜利果实，直至最终条件成熟，在高平陵事变中清除失去意义的傀儡——曹爽，进一步掌控曹魏政治。此后的曹魏局势，毫无争议在司马氏“作家门”的背景下缓慢转移，直至为司马炎取代。

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其开创阶段与曹魏相同，均由霸府取代前朝，但又有不同。建安年间的东汉实为曹操南征北讨过程中建立，曹魏的政治基础在扶汉过程中已然完成，故前人论史，罕有以窃国视曹魏，而司马氏通过政变控制中枢，对曹魏政权实现扼喉，但经历三代经营的曹魏，终究基础相对稳固，这就决定了司马氏的建国过程需要经历长期的酝酿——作家门。“夏侯霸奔蜀，蜀朝问‘司马公如何德？’霸曰：‘自当作家门。’”^[5]扳倒曹爽撕下伪装的司马氏，随后在淮南三叛中经历了严峻考验，其间在其统治核心洛阳尚有一次政变，高贵乡公曹髦的过激行为导致的惨案，终于将其推向风口浪尖，司马昭的避重就轻，使其背负道义的谴责无法翻案，晋史对正始年间的种种不实描述，甚至将高平陵事变装扮为平定曹爽叛乱的正义之举，记录历史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作为西晋的开国者，晋武帝的称帝并未遭遇挑战。汉末黄巾起义后经历了近百年的动乱，西晋完成了统一，这个本该蓬勃发展的王朝，却在最初即展现得暮气沉沉。“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6]种种奢侈无度，甚至出现斗富这样的怪异行为，且有晋武帝参与其中，^[7]显得令人费解却又理所当然。晋之代魏实为一次斩首与嫁接的过程，帝位的转换近乎完整地继承了曹魏的统治系统，故晋之初年亦是魏之末年。参与斗富过程，使晋武帝的厉行节俭显得苍白无力，乃至“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的何曾竟能发出忧国之音。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辈必遇乱亡也。”^[8]

此材料或为何氏后人美化先祖行为，但唐修《晋书》却直接录入，或认为国事如此，理应有人忧虑远图。开国气象已然如此，后人往往以惠帝“何不食肉糜”讥刺其智力问题，司马衷对于饥饿的理解或许正是西晋开国群臣的普遍现象吧。

帝国的主宰者晋武帝，对权力的构建亦令人匪夷所思。提及西晋，五胡问题固然是掀翻帝国的主因，但晋武帝对于西晋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参照曹魏，“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9]此后又以选秀纳妃的方式与群臣缔结姻亲关系，以期借此巩固王朝的统治基础。^[10]

武帝以后的西晋王朝即进入“八王之乱”时期，这一直被认为是直接导致西晋灭亡的关键时期，故在这一时间段内在政治中崭露头角者或多或少都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认为在西晋灭亡及此后的中原动乱问题中，都不同程度负有责任。此后的史学界在分析西晋灭亡时，诸如“惠帝不慧”、“孽后盗政”及“八王之乱”成为西晋以后至唐宋时期对西晋灭亡反思的焦点。其中对于贾后的批评最为集中，笔者以为贾充的奸臣形象很大程度上出于贾后的原因。^[11]虽然史家也在批评“惠帝不慧”，但其责不在惠帝而在武帝，对于开国之君，唐以前事实上并未对其过多追究，故在这一问题上史料反映的是问责而难觅其人的尴尬情况。“八王之乱”固然是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但其定位却存在问题，唐修《晋书》承臧荣绪《晋书》，唯以是否主政为据，故而将并未参与扰乱政局的汝南王亮列为八王之首，而将扈从赵王伦发动政变的梁王肜排除在外。^[12]

然而在宏观层面而言，西晋灭亡，亡于晋武帝，对于曹魏灭亡的矫枉过正，宗室系统的全面启用使此后的西晋政治无以调整，前人已注意到宗王掌兵等问题，事实上在中央核心权力圈宗王的比例亦尤为显著。杨骏的覆亡虽《晋书》试图将之定位为贾后阴谋，但实缘于宗王，贾后的上台亦为打击宗王后的成果，但宗王的威胁并未消除，乃至元康后期，裴等人议废贾后时，张华反对的理由是“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13]可见在西晋朝中，宗王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都督区军权的掌控，在洛阳朝中宗王势力亦最为雄厚。贾后固然在利用士大夫平衡宗王，士大夫亦在利用贾后压制宗王，元康年间的洛阳局势，宗王实为王朝最大威胁，这就能够解释为何八王之乱起自洛阳，而并非始于宗王纵兵，这一威胁的塑造者正是晋武帝。

魏晋政治总体而言，皇权在行使过程中偏重权力的营造而轻于王朝的塑造，政权一直停留在生存的顾虑，而忽略帝国观念的灌输。大体曹魏并未统一，长期的三国鼎立使军权仍为国家第一要务，西晋的建立，虽经长期的作家门营造，终究基础薄弱，这也是晋武帝在权力建构中种种奇怪举动的根源。西晋虽然统一，三国长期分裂的观念犹存，激烈的政治斗争使皇权的视线始终聚焦在王朝的生存线上，干宝所谓私天下之心正为此而论，^[14]何曾所谓不闻经国远图，正是西晋一朝整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