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研究的基本要素

高等教育结构指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构成状态。基于不同因素和角度分析，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主要由层次结构（水平结构）、科类（专业）结构、类型结构、形式结构、布局结构、管理体制结构等组成（郝克明，2001）。美国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开创性地分析了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结构，认为“工作”“信念”“权力”是高等教育系统的三个基本结构要素，并与“整合”“变革”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的系统分析框架（伯顿·克拉克，2001：108）。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从学科增长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结构体系要素之间的关系（Ben-David，1971），提出美国实现科学研究专业化的重要内部条件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大学^[3]，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层级体系，卓越的博雅教育和创造性的研究生院，多样化学科、专业、课程结构也有详尽论述。本-戴维认为，地方分权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促进了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性，使之趋近于融合院校层次、学科专业、机构形态、管理体制等结构要素的多维体系（Ben-David，1972：ix）。英国学者托尼·比彻强调在高等教育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结构（Fulton，1983），他倡导一种动态的、基于学科和院校发展的二维结构描述法：一维是高等教育的“结构层级”，即政府、院校、基层学术组织和学生；另一维是高等教育的“行动模式”，即通过何种制度与规约维持系统常态运行。结合上述国内外学者对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研究框架，本文尝试从层次结构、学科结构、类型结构、布局结构、管理体制结构等五个基本要素的角度论述当前国外相关研究的新进展与新发现。

（一）层次结构

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层次结构主要是指不同要求、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的构成状态，如本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作为由学科和事业单位构成的庞大总体矩阵（伯顿·克拉克，2001：125），高等教育系统在层次结构上的变化常发端于系统“底部”，并以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辐射系统全局。例如，克拉克曾将研究型大学中的“教学漂移”视作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重要力量。从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生院规模的扩大以及教师队伍的持续扩张对教学和研究根据自身的异质性进行分化施加了不可抗拒的力量。教学从以研究为中心的系和大学中“漂移”出来，在塑造了一批教学型和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同时，也将卓越研究生教育打造为彰显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综合实力与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标杆。

尽管如此，不同高等教育层次之间的衔接与结构的优化依然面临挑战。2016年，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题为《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绩效》（Enhanci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Performance）的报告，指出高等教育机构不应仅为了提高入学率而降低入学标准。^[4]以英国为例，有学者研究了自多科技术学院并轨以来研究生教育结构中的问题，认为英国一流大学在过去20年间吸引了过多的欧盟学生，而在吸引非欧盟国家学生入学方面乏善可陈，后者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可忽视（Backhouse，2006）。格里马迪等人（Grimaldi and Serpieri，2014）研究了意大利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按照索尔邦宣言和波洛尼亚宣言的要求，意大利大学通过学分体系改革逐步接轨欧洲高教区，为欧盟成员国完善学分互认与转换机制（ECTS）做出了示范，在高教区成员当中发挥了协调学位授予标准和类型的作用。从稳定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和扩展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角度来看，适度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提升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吸引力是传统高等教育强国的通行做法。例如，德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财政紧缩之后加快了创新和转型的步伐，提出了“竞争性联邦主义”的口号以及鼓励国际参与、提升国际化水平等新措施（Hufner and Landfried，2003）。总体来看，无论是在英美还是在其他大陆高等教育强国，继续提升本科教育质量、适度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成为各国推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革的主要理念。在这一理念下，以渐进式改革的方式重塑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持续加大对新兴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投入力度、将绩效问责纳入高等教育管理框架等举措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应然选择。

（二）学科结构

在现代大学里，学科体系与学科建制的形成始终伴随着知识的分化与体制化的人才培养活动。二战后“大科学”将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科专长快速集聚，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在趋于模糊的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一趋势不仅反映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高深知识生产中出现的“去学科化”力量，也体现了20世纪后期跨学科组织与跨学科研究的应然选择（Clark，1987：257-258）。到了21世纪初，在“纯科学、人文和纯社会科学、技术学、应用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框架下（Gillespie，Robertson and Bergquist，2010：afterword），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设置和调整受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越发明显。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在《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2030）中提出了国家优先发展的若干学科，如信息科学、工程学、药学、空间科学等，这些学科也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重点资助领域（Hunt，2011）。克罗斯和亚当（Cross and Adam，2007）研究了近年来南非地区信息技术学科的发展状况，发现适时匹配国家在特定领域的优先发展战略不仅能够让高等教育机构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而且有助于将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其他学科之中，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战略提供蓝图。

不过，如何将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嵌入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优化之中仍是一个难题。如有学者指出，尽管印度在过去几十年培养了大量的软件工程人才，但其享誉世界的信息技术学科发展并没有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在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等领域的话语权也仍需加强（Goel，2006）。与印度不同，俄罗斯的传统优势学科集中在数学和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但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工程研究领域对制造业发展与振兴的刺激明显不足，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投入乏力（Shaidullina，Krylov and Sadovaya et al.，2014）。可见，在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下，优化传统学科结构仍需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全局，发挥优势学科建设的扩散效应与带动作用。除了自然科学、工程学科以外，也有学者探讨了人文学科的未来。斯坦克威茨（Stankiewicz，2000）研究了当前美国文科专业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他虽未直接批评美国文科教育在教学改革当中的被动局面，但也认为文科教育应坚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下的社会建构，通过创新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综上，作为科学共同体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的历史产物，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形成与调整并非完全遵循纯科学知识增长的逻辑；当维系这一“二重性”结构的社会建构与资源供给遇到挑战或威胁时，学科结构也将在维持知识增长和现实合法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以适应高等教育系统的常态运行。

（三）类型结构

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主要是指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的构成状况，如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非全日制的职业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学历高等教育等。在21世纪的学习型社会中，非全日制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规模扩张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特征，反映了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期对职业发展驱动的“定制型”知识的社会需求。经合组织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类纳入中等和中等后教育等阶段，并把职业教育项目分为学校本位项目和学校与工作本位相结合项目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项目在人才培养规格、评价方式、运行机制等层面有所不同，其国别差异也较为突出。

研究发现，美国社区学院及其所提供的职业教育与技能训练在竞争性经费紧张的时代仍面临着身份窘境。尤其是在与顶尖研究型大学所提供的职业发展项目竞争时，社区学院、非学历教育机构、营利性教育机构所提供的职业教育明显处于劣势，这也对各种新兴的、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Brooks，2011）。不过，在另外一些地区，情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劳伦斯（Lawrence，2016：6）研究了英国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教育，指出，从入学伊始就配备职业社会工作师的做法能够让学生尽早接触到真实的社会工作，继而摒弃像美国大学那种禁锢于院系和专业学位的做法。面对建筑行业中技术工人短缺的现状，澳大利亚政府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加大支持与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则为在职工人提供继续教育培训。有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各类建筑公司、企业和行业协会所提供的在岗培训项目甚至超过了高校（Graham and Warren-Myers，2019）。当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者和院校管理者意识到这类结构性的问题时，他们就有可能采取措施实现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在内容上的衔接与过渡，从而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关注了不同类型结构下的博士生培养问题。如泰勒（Taylor，2008）研究了英国专业型博士的培养标准与规格的问题；威尔第、海伦和陈（Wildy，Peden and Chan，2015）比较了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哲学博士和专业型博士培养过程，认为专业型博士的出现集中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呼吁对专业型博士教育做更多的研究。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一些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近年来也在专业型博士教育中保持发力。如有学者比较了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并指出，扩大专业型博士（包括校企联培等）的招生规模能激励更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投身于研发领域，在职业发展的同时提升创新发展的原动力（Muhd，Rahman and Ismail，2011）。总之，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研究既注重宏观维度上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分化及其独有的类型特征，同时也将类型结构作为一个重要潜变量纳入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分析框架之中。

（四）布局结构

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主要指高等教育机构在某一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状况。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既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区域内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规划，也反映出对区域间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协调统筹。进入21世纪以来，受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受到非高等教育因素的影响。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者阿特巴赫（Altbach，1981）继承了希尔斯提出的“边缘—中心”学说并将其应用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之中。在他看来世界高等教育格局是不平衡的，“中心大学”与“边缘大学”之间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示范与模仿的关系。地处“边缘地带”的大学由于学术话语权的缺失，其发展路径自发地受到中心大学的影响。一些学者觉察到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西亚、北非等地区的海外布局（如纽约大学阿杜扎比分校）正在施加新的近乎“地缘政治”的影响。在这些地区，高等教育的美国模式显然比大陆模式更具吸引力和扩张性（Wilkins and Huisman，2012），以至于海湾大学、开罗大学等正积极地进行美国化的高等教育改革。

实际上，自现代大学诞生以来，高等教育的每一步发展都未离开“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视野，学术场域内的政治逻辑如一双“无形的手”挥动在大学“象牙塔”的塔尖。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让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保持优化，发挥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本增值和地区发展中的作用，使之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国家占据排行榜前列的大学多位于其经济中心。除了完善的经济基础和持续的增长动力之外，良好的产业发展政策对于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优化也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发现，产业协同发展对于打造品牌校企合作及区域增长极、增加大学办学经费、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具有显著乘数效应（D'Este and Patel，2007；Pastor，Peraita and Serrano，2018）。布伦格尔和哈彻（Bringle and Hatcher，2007）考察了后殖民时代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发现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对本国顶尖高等教育机构的投入仍保持增长，并将高等教育驱动的产教中心延伸到首都之外。这些产教中心在被打造为新的区域增长极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的溢出效应。不过，一些民族国家在考虑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时仍要面对来自各社会阶层尤其是少数族裔的挑战。沃克尔（Walker，2005）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高等教育政策，发现种族问题并没有因国家层面种族政策的废止而消亡，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照顾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研究着重聚焦于时空维度上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互动论视角下区域高等教育和跨境高等教育布局的影响因素，以及高等教育布局的外部效应等。

（五）管理体制结构

与前述四个基本要素不同，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结构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高等教育发展传统等宏观背景，也取决于大学办学所有权形式、授权形式等制度规约。这导致高等教育系统内管理体制结构的调整和变革较前四种结构更加复杂。尽管如此，国外高等教育研究者借助高等教育系统分析框架仍观察到一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在过去半个世纪高等教育决策的权力都在从较低的层次移向较高的层次（约翰·范德格拉夫，2002：166），地方官僚化的管理体制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行效率。然而在最近20年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开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德·波尔等（De Boer，Enders and Leisyte，2007）探讨了近年来荷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发现荷兰高等教育系统正经历从过去那种松散耦合系统（Loosely Coupled System）向“紧密耦合系统”（Tightly Coupled System）的转型。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中央集权式管理模式正逐渐被第三部门当中所盛行的“协商治理”模式所取代，由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驱动而成的新型治理模式逐渐获得主导地位。在英国，兴起的新管理主义深刻卷入大学日常管理工作的技术操作层面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渗入现代大学理念，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信任走向监管与问责。^[5]蒂姆和布莱何尼（Deem and Brehony，2005）研究发现，英国大学中学术经理（Academic Manager）的出现隐喻着新管理主义对英国“底部下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结构的冲击，学术经理提供专业的学术管理服务正在树立起一种新的价值观。此外，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被一些学者提及。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创立管理质量文化、提升大学知识管理水平、实施管理信息化战略等正成为各国优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结构的重要举措。归纳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第一，基于学者共同体和科层管理的大学愈加倾向于借鉴其他部门的经验加强院校管理，在世界主要高等教育系统管理体制结构改革过程中，院校管理的幅度和重心正逐步上移；第二，在创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结构的语境下，政府始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现代大学的管理体制结构和“象牙塔”里“闲逸的好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