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2018年5月7日，普京以高票成功连任，开始其第4个总统任期。俄罗斯“二人转”政治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强人治国”“专制主义遗风”“新帝国”的评价频出。普京被称为“新沙皇”，[1]苏尔科夫提出“普京主义”政治模式，[2]更是引发人们对俄罗斯民主之路将去向何方的普遍担忧。
回溯俄罗斯千年政治史，沙皇时代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要数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的专制君主制。[3]它历经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而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表现出极强的制度生命力。无论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官方人民性”，[4]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的“开明专制”，还是彼得一世时代的“绝对君主制”，都是沙皇专制君主制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这些阶段都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然而究其起源，却始终是难以说清的未解之谜。
新经济史学鼻祖、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或译“诺思”）说：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5]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状况等方面的初始条件，往往决定着政治制度的特定形态，而历史上的制度选择和传统意识决定着现有政治制度的可能发展路径。俄国专制君主制实际就孕育于彼得一世西化改革前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如果说从彼得一世开始，最多从17世纪中期开始，俄国才走上工业化之路，那么此前的历史，就很难运用当代史学常用的现代化史观来看待。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应当如何厘清专制君主制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进程？究竟是怎样的因素促成俄国专制君主制的产生，且赋予其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在历史转折时期，它又如何决定着俄国政治精英们在“可能发展路径”中做出选择？
众所周知，俄国居于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上，这使其政治发展所面临的可能性选择更加复杂。9～17世纪的俄国历史进程不断受到来自东方或西方的影响，只是在不同阶段，两者的影响力不同。如何看待这些影响因素在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中的作用？事实上，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起源是俄国历史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一争论已持续400余年，至今仍未达成一致观点。[6]从起源的时间上看，一部分研究者将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起源归到17世纪下半叶；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其开端是在16世纪或是15世纪末；还有部分研究者甚至认为专制君主制在古罗斯时代早已有之。从起源的原因来看，强调俄国受东方影响的学者们往往把专制君主制起源追溯到更早时期，其中一部分人认为金帐汗国的统治是俄国专制主义兴起的原因；一部分人则贬低金帐汗国的影响，认为俄国专制君主制是以拜占庭模式为参照的。强调俄国受西方影响的学者，则将专制君主制起源的时间后延，他们在俄国历史发展中找到与西方一致的等级代表君主制，认为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才逐步建立了专制君主制。从俄国专制君主制的特性来看，一方面，许多西方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学家将其划入东方的类型，甚至连马克思也将其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另一方面，苏联史学家则极力证明俄国专制君主制是西方类型的绝对君主制。观点如此迥异，这说明专制君主制这一历史现象的起源和特性问题，就像俄罗斯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斯芬克斯之谜”[7]的子命题一样，始终困扰着学界。
这些不同看法实际还源于另一个问题。随着历史的积累和信息交流的频繁，用来表示“专制”的术语越来越丰富，[8]而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往往“译不达义”。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абсолютизм（absolutism）、деспотизм（despotism）和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аutocracy）三个术语，常常未加区分地译为“专制”、“专制制度”或“专制主义”。这种混同使用实际上抹杀了历史上各类专制制度现象的重要区别。近年来，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前两个术语的不同，指出应将абсолютизм（absolutism）译为“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以表示西欧类型的专制，而деспотизм（despotism）则专指“东方专制主义”。[9]但对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аutocracy）的翻译未作区别。实际上，从翻译方法来说，从前两个术语的英俄文对照可见，它们显然是音译，而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аutocracy）的英俄文对应只能算意译。[10]通常，音译是对外来词比较稳妥的翻译方法，而意译则必须在本国语言中寻找与他国语言完全相对应的词，这种对应往往存在一些“不对称”。самодержавие在很大程度上是俄语中特有的词语，在俄国是比前两个音译的外来词更具悠久历史的术语，这一术语更能反映俄国政治制度的真实面貌，因此有必要在译名上加以区分。
再则，学术界关于专制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丰，研究方法各异，主要形成了三个基本学科流派：法学派（强调主权在君）、社会学派（强调专制制度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权力机制的体现）、历史学派（强调专制制度是社会和国家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11]诚然，把专制放在民主的对立面进行政治维度的比较，各种专制制度当然有其共同之处；但将不同的专制术语放在历史维度考察，就会更利于厘清各类专制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谱系。目前对俄国专制君主制的历史认识依然模糊，特别是常常不加区别地套用西方“绝对君主制”的术语，正如俄国学者所言，实际上“这样避谈了与最发达的欧洲国家相比的众所周知的约落后200年的俄国历史”[12]。因此，有必要将专制君主制放入具体的俄国历史语境中考察。探寻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起源，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俄国的самодержавие，即它是东方式的专制，还是西方型的绝对君主制，或者它原本就是其本民族的模式，哪一种认识更符合俄国过去的历史？
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并尝试解答，笔者选择了这一课题，以制度变迁为视角，研究专制君主制在俄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分析其间是否存在选择的可能性。探究俄国历史上这一渊源久远的专制君主制现象，亦是以史为镜，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当代俄罗斯民主之路的崎岖波折。
一 “专制君主制”新译及概念内涵
对问题的探讨，首先必须从概念的界定开始。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政治史、描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不得不使用一些政治学的术语。贴上借来的标签时，一定要特别注意术语的适用性：不仅要阐释其相似性，还要做更细致的历史考察以区别特性。
（一）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与деспотизм、абсолютизм的译名问题
虽然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与деспотизм、абсолютизм这三个词都有“专制”之义，但从术语的渊源上来看，三者既有历史时代上的差异，也有适用范围上的区别。为避免在使用过程中指代不明而引起歧义，笔者在本书中尝试一种新的译法。
деспотизм（despotism），常译为“专制主义”。但从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爱尔维修（1715～1771）第一次明确使用“东方专制主义”（despotisme oriental）这个词组开始，[13]despotism就明确与“东方”紧密相连；但自卡尔·A.魏特夫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的中文译著流传开始，中国学者就常将despotism译为“东方专制主义”。[14]该著遭到中国学者的批判，他们指出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术语，“东方专制主义”强化了术语的歧视色彩。[15]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接受“专制”说的“自我东方化”进行梳理，[16]并反向地对东方的术语进行考察，实际上中文“专制”来自多个西文词语，是一个本土化概念；[17]而中国古籍中的“专制”一词，通常指权臣、贵戚等独断专行、得宠擅权；[18]表达君主的专制时则多使用“独断”“独揽”[19]，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也曾把despotism译为“独治”[20]。因此，笔者以为，从翻译更贴近中文术语本意的角度来说，可将其译为“独裁君主制”或“独裁主义”。
абсолютизм（absolutism）曾译为“专制君主制”或“专制主义”，但近年来，从刘北成先生在翻译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时，提议将其译为“绝对君主制”或“绝对主义”开始，学者们纷纷响应。他们指出，在西方，这一术语一直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应用范围的概念。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多数重要国家都先后建立起集权的君主制度，这种集权的君主制度在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首先出现于西欧的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接着出现于北欧的瑞典和东欧的奥地利，最后在17世纪出现于俄国、普鲁士。[21]笔者赞同“绝对君主制”的译名，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不同类型的专制制度。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是俄国专有的历史术语，来源于самодержец，是古希腊语拜占庭皇帝封号αυιοχραιωρ的斯拉夫语译名。[22]权威的政治学词典《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以下简称《布书》）指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autocracy这种专制的一个典型例子。[23]中国学者也强调，“俄国沙皇专制的性质比较复杂。可以说，它兼有东方专制主义和欧洲绝对主义的特征”[24]。俄国专制君主制“是一种介乎东西方两种文明、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政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俄国历史发展产生独特性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它既非典型的‘西方式’的，又非典型的‘东方式’的，它只能是‘东西方混合式’的，即‘俄国式’的”。[25]可见，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俄国专制君主制与上述两种专制制度都有所不同，这种区别如何体现在中文表达上就显得特别重要。因其综合了东西方不同专制制度的特征，笔者尝试将其译为“专制君主制”。
当然，专制并不必然与君主制相联系，君主制也不必然导致专制。[26]但因本书探讨的专制制度均在君主制的范畴，故此，笔者以为，деспотизм、абсолютизм、самодержавие这三个词语可分别译为“独裁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以区别东方式、欧洲式、俄国式的专制制度。
（二）专制君主制与独裁君主制、绝对君主制的历史渊源与内涵
从英文、俄文辞典和百科全书对这三个术语的历史渊源和词义的阐释中，我们会发现，三者在“专制”意义上有相似之处，但也可在产生背景和使用范围上分辨出彼此的差别。
“独裁君主制”（деспотизм）在俄国现代《大百科辞典》中被阐释为“不受限制的政权”，“恣意妄为，对权利、自由、独立的残酷镇压”。[27]帝俄时期的百科辞典强调了деспотизм与самодержавие的区别，认为当时如中国、普鲁士、土耳其等国家的君主是独裁的，而俄国的“专制君主制比独裁君主制的进步之处，要么是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都混合于一个或一些独裁统治机构中并由君主进行分工（康德）”，要么是如俄罗斯帝国基本法第47条指出那样，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出自专制权力的法律、制度和规章基础之上的”。[28]《布书》则强调，despotism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的统治形式。但不能由此认为这样一种统治形式不合法”。despotism起初是由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亚里士多德用这个词来描述如波斯帝国这样的东方君主国，他认为这是丑恶、腐败的一人统治形式。“在罗马文中这个词变形为dominus（主人），与希腊文同样都是贬义词”。综观despotism一词的发展历程，其含义“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侮辱的色彩，因其使用者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29]。可见，独裁君主制主要强调的是在法律规范缺乏的时代，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不受限制、恣意妄为，以及这种统治下社会的落后和臣民的奴隶地位。
“绝对君主制”（абсолютизм）在俄语辞典中被定义为：“封建国家形式，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绝对君主制国家达到最高程度的中央集权化阶段，创建复杂的官僚机构、常规军和警察机构；等级代表机构的活动停止。17～18世纪，绝对君主制在西欧繁荣，而俄国在18～20世纪初是绝对君主制。”[30]《布书》中的absolutism词条认为，这种统治“拥有绝对权力且不受法律限制和宪法控制，通常是君主制政府”。absolutism在1796年前后首次出现于法文中，1830年前后出现于英文和德文中。如同“开明专制”一样，“绝对君主制”也是“一个具有新含义的词语，是在它着意标明的现象消灭之后由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在19世纪，其用法基本上是贬义的”。《布书》还强调，“该术语常常用于欧洲历史，但是适用于欧洲历史的哪个阶段，存在很大歧义；而且，它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与在政治理论中的评价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很大争议”。[31]“绝对君主制”这一术语自诞生以来就备受争论。近年来，学者们对绝对君主制不断提出质疑，甚至建议抛弃这一饱含分歧的概念。[32]但到目前为止，很难给出一个新的术语来替代它描述欧洲历史上的这一过渡时期（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政治制度形态。[33]故此，本书继续沿用这一术语，但结合俄国历史实际情况，在具体运用时加以限定。由上可见，绝对君主制主要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君主在封建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平衡中寻求绝对权力，强调国家政权的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实际上，这种统治下的国家和社会具有法律规范，君主的绝对权力被法律赋予的同时也被法律限定。
现代俄国的《大百科辞典》对“专制君主制”（самодержавие）的定义非常简洁：一种“俄国的君主制统治形式”，16～17世纪沙皇与波雅尔共同统治，18～20世纪初演变为绝对君主制。[34]帝俄时期的百科辞典则阐释得十分详细，指出这一术语与更早时期的编年史中常用的самовластец相似，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самовластец指的是王公虽然没有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但将所有的领区都聚合在自己手中。伊凡三世时期，官方第一次使用самодержец的封号，这一称谓指的是“大公的对外独立性”。从伊凡四世起就把它理解为“在内部事务上不受限制的权力”。用М.М.斯佩兰斯基[35]的话说，在国家法典汇编中，самодержавие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既表示对外的独立性，也表示君主对内不受限制的权力”。帝俄时期则将它理解为君主在统治事务上的绝对权力，即绝对君主制。而表示国家对外独立时，使用“主权国家”的概念。[36]《布书》中autocracy词条解释为，“这是一种一个人的统治。他不向其任何追随者或下属负责”。其统治者“最基本的特征是完全不受（宪法的或法律的）限制，不能受到挑战，他体现着主权和国家权力”，这种统治“没有任何确定的范围，它是专横而无拘无束的”。作为一种政府或统治形式，它“只能够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得以生存。这些条件包括未受过教育和落后的人民。他们很少有或者根本不知道自然权利的概念，缺乏任何改善自己处境的共同政治意向，维持这些条件的继续存在，能够使统治者个人得以维护他们的个人既得利益”，沙皇俄国就是这样的例子。[37]可见，专制君主制首先强调的是君主权力在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上的独立自主性和不受约束性，同时还强调这种统治方式有一个变化的进程，在变化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居民政治意识的落后性和人民与国家的协调一致性。
综合以上定义和阐释可以看出，政治学对专制制度的这几个术语的揭示仍存有很大争议。但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俄国专制君主制在类型上既不同于西方的也不同于东方的，有其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这一认识是本书将俄国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和历史现象来研究的基础。
二 专制君主制的学术史嬗变
（一）俄国学者视野中的专制君主制
俄国史学家对专制君主制起源的研究，是随着对“专制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这两个概念认识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加深的。总体来说，对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起源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贵族史学家认为，源于古罗斯时代；国家学派认为，从伊凡四世时期开始；克柳切夫斯基则认为，始于伊凡三世时期。第一种观点已逐渐被历史学家抛弃，但后两种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各有其拥护者。同时，大部分史家认为，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俄国专制君主制开始演变为绝对君主制，直到彼得一世时才得以确立；但也有学者认为，伊凡四世时就已确立绝对君主制；[38]还有学者甚至认为，亚历山大二世才是俄国历史第一位绝对专制君主。[39]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俄国史学家拒绝将西方的“绝对君主制”术语运用于俄国历史中。贵族史学家В.Н.塔季谢夫（1686～1750）和Н.М.卡拉姆津（1766～1826）认为，专制君主制在罗斯古已有之；他们拥护俄国专制君主，为专制君主制辩护，还认为俄国因“英明的专制君主制而得救”[40]。卡拉姆津强调，“专制君主制使俄国得以建立和复兴：如果专制君主制不复存在，俄国定会走向灭亡”，“专制君主制是俄国的守护神”。[41]这一时期的官方律法和文件也从未使用“绝对君主制”这一术语。由彼得一世时代的著名政论家Ф.普罗科波维奇编写并于1721年1月25日取得法律效力的教会章程强调：“君主的权力是专制（самодержавный）权力，他只凭良心听从于上帝。”[42]甚至到1892年《国家根本法》的颁布，依然直接规定：“全俄罗斯皇帝”是专制的、不受限制的君主。[43]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首先发起了对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讨论。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为А.С.霍米亚科夫（1804～1860）、И.В.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和К.С.阿克萨科夫（1817～1860），在使用“专制君主制”时，他们只用它最基本的词义，即“独立地掌权”，不含有任何独裁、霸道之意。他们永远把专制君主制与横行霸道的独裁体制（即独裁君主制）和暴政对立起来。斯拉夫派把专制君主制看成是超阶层的、代表所有阶层人民利益的一种现象，认为不应该以宪法形式来限制专制政权，而东正教和民族性因素才是限制专制政权的力量，具体表现就是人民代表会议，即16～17世纪的缙绅会议。因此，恢复缙绅会议成为斯拉夫派在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理想。[44]К.С.阿克萨科夫反对君主立宪，主张专制君主制。“外部的真理属于国家，内部的真理属于土地；无限的权力属于沙皇，生活和精神的完全自由属于人民；行动和立法的自由属于沙皇，发表意见和讲话的自由属于人民。”[45]显然，斯拉夫派的“专制君主制”概念是一种理想化的、具有独特“民主君主主义”色彩的制度，它与俄国现实的君主专制统治及官僚体制并不相符。
西方派的代表人物为К.Я.卡维林（1818～1885）、В.Н.齐切林（1828～1904）；西方派也被称为国家学派，他们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国家普遍奴役说”，否认16～17世纪的俄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等级。他们谈论的专制君主制，是从伊凡四世时开始的。[46]他们充分强调国家在等级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指出彼得一世时期以前的俄国是服役国家，而专制制度在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总体上扮演积极的角色。[47]
事实上，只有当“绝对君主制”这一西方术语进入俄国史学家和法学家的视野时，学术意义上的争论才真正开始。革命前的自由主义史学家和法学家П.Н.米留科夫（1859～1943）和М.М.科瓦列夫斯基（1851～1916）等，开始关注绝对君主制。他们将其理解为欧洲国家演进中的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处于封建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些学者严格区分专制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第一，专制君主制在俄国的确立，早于绝对君主制。第二，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欧洲理论认为君主权力并非神授，而是来自公共利益和自然法；但他们承认欧洲式的绝对君主制在俄国也存在，开始于彼得一世的统治时期。[48]
而持君主主义立场的学者们（大多是斯拉夫派的支持者）热衷于研究专制君主制。如И.阿克萨科夫（1823～1886）认为，俄国的专制君主制，既非德国式的绝对君主制，亦非亚洲式的独裁君主制。[49]Н.И.切尔尼亚耶夫（1853～1910）于1895年发表的《论俄国专制君主制》和1904年发表的《俄国专制君主制的神秘主义信仰、理念和诗学》，阐释了俄国专制君主制的宗教基础、世界历史意义、政治必然性等。[50]他强调俄国历史是特殊的，缺乏稳固的法律关系，君主地位的历史依据比法律依据更为深厚。П.Е.卡赞斯基（1866～1947）坚决反对把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等同于欧洲的绝对君主制。他认为，“俄国法律词汇中没有与西方‘绝对君主制’和东方独裁君主制相一致的概念和表达”。[51]Л.А.季霍米罗夫（1852～1923）激烈批判“绝对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君主的最高权力在于人民为了利益而让渡自己的最高权力给君主。[52]И.Л.索洛涅维奇（1891～1953）认为，俄国专制君主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人民性，他称之为“人民君主制”。[53]Н.А.罗日科夫（1868～1927）和 Д.А.霍米亚科夫（1841～1919）亦对之有论述。[54]可见，君主主义史学家所强调的专制君主制与绝对君主制的区别，蕴含着为俄国专制君主制进行辩护的同时对欧洲绝对君主制进行批判的意味。
克柳切夫斯基在其教程的附注中表明，俄国专制君主制始于伊凡三世时期。[55]他认为，俄国的等级代表机构不同于西方，其本质不是限制沙皇权力，而是巩固沙皇政权。他也并未使用西方“绝对君主制”的术语，而是用俄国“专制君主制”的术语来描述俄国政治制度，指出其“世袭领地国家”的本质，强调君主的“世袭领地”观念在俄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克柳切夫斯基对俄国专制君主制的基本认识。
“十月革命”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苏联史学鲜有研究专制君主制的。1940年，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就如何定义彼得一世时的绝对君主制之前的国家制度进行了讨论。1951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对绝对君主制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个问题成为苏联各种学术中心所召开的学术会议的主题，参与讨论的不仅有史学家，还有很多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提出了新的看法，当然，这些讨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基础上进行的。
多数法学家、社会学家倾向于不区分专制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例如，权威学者、法学家С.В.尤什科夫教授（1888～1952）于1950年在《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文章，在阐释这两个概念时，直接视为一样。他站在封建主义发展的视角上，提出了“等级代表君主制”的术语，认为伊凡四世时建立的并非绝对君主制，而是等级代表君主制。[56]这一概念得到广泛认同和使用，在苏联史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可以看出，模糊专制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之间的区别，有利于给俄国历史嵌入等级代表君主制时期这样一个与西方相同的历史阶段，以便使俄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与西欧同步，有利于用政治制度从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演化，匹配俄国经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过渡的历史规律。
历史学家则认为有必要区分这两个概念，并强调在俄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对“专制君主制”一词有不同的理解，并认为伊凡三世是俄国第一位专制君主。部分学者如К.В.巴基列维奇、Л.В.切列普宁和А.А.济明认为，缙绅会议不仅没有从实际上或法律上限制伊凡四世，而且还巩固了沙皇不受限制的权力体制，俄国的等级代表君主制难以与西欧的相提并论。Л.В.切列普宁折中地提出，“特辖制”时期同时存在两种国家体制形式：非直辖区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和特辖区不受限制的权力体制。[57]但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其他苏联史家的支持。后来的学者走得更远，如А.Л.尤尔加诺夫和В.Б.科布林认为，中世纪罗斯建立的专制君主制是东方式独裁君主制的变体。[58]如此，他们提出了一种鲜明的观点，即不受限制的权力体制（即东方独裁类型的专制君主制）在俄国的形成比绝对君主制要早得多。В.В.马夫罗金也认为，俄国专制政体起源于伊凡三世时期。[59]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对封建主义问题讨论的深入，绝对君主制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从1968年至1971年，关于俄国绝对君主制的讨论文章集中发表在《苏联历史》杂志上。[60]1968年，А.Я.阿维尔赫在《俄国绝对君主制及其在俄国资本主义确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绝对君主制是一种封建君主制，其内部结构有能力演化为资产阶级君主制。这一结论引起了许多历史大家的激烈反对。一些学者为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8世纪初的俄国找出了绝对君主制；一些学者则认为，俄国绝对君主制的实际形成早于封建主义解体，也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量出现。А.Н.奇斯塔兹瓦诺夫倡导对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绝对君主制起源进行总体研究。这场关于“绝对君主制”术语的讨论最终陷入死胡同，并未得出多少观点一致的成果，但归纳出了绝对君主制的几个典型特征，这些特征成为后来学者的立论出发点。它们是：（1）立法、司法、行政权集中在世袭君主手中；（2）君主有权安排税制和财政（专制制度特有的征税制度统一化）；（3）国家存在繁复的官僚机构，以君主的名义发挥行政、司法、财政及其他功能；（4）国内实行集权和统一的国家与地方管理制度，制定统一的法律；（5）有常备军和警察；（6）所有的服役类型和阶级地位由法律明确规定；（7）教会附属于国家。М.阿基什顿整理了这场讨论，认为学者们基本一致地将绝对君主制理解为俄国专制君主制发展的特殊阶段，这一时期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但不排除有部分资本主义生产因素。[61]随后，一系列研究专制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的专著、文集也纷纷问世。[62]其中1973年苏联历史学家С.О.施密特的著作《俄国专制君主制的建立：伊凡雷帝时代社会政治史研究》影响较大，1993年又更名为《俄国绝对君主制的起源：伊凡雷帝时代社会政治史研究》再版。[63]他关于伊凡四世时建立了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观点广为苏联学者所接受。
定义“绝对君主制”概念的尝试并未就此结束，但对绝对君主制的争论并不局限于纯粹定义的讨论。比如，有学者注意到，俄国绝对君主制的社会基础与西欧的并不相同。那个时代被视为经典的马克思关于“绝对君主制”的定义“依靠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平衡的政权”，这完全是就西欧社会而言的。因此，弄清绝对君主制的性质和特点，对确定俄国专制君主制的历史形态及其起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解除了意识形态束缚的俄罗斯史学对专制制度的研究更加丰富和深入。为与西方史学话语体系对接，学者们依然沿用苏联时代频繁使用的“绝对君主制”的术语。但研究视野有所拓宽，不仅着眼于专制制度的细化研究，探讨专制制度与教会、执政精英、官僚机构的关系，而且尝试将俄国专制制度放入现代化进程中进行历史比较研究。[64]如А.Н.梅杜舍夫斯基《俄国绝对君主制的确立：历史比较研究》，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分别与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做对比，研究政权与所有制相关的立法文件。通过对统治精英、阶级构成、新型官僚的分析，他指出了俄国绝对君主制的特点。这一研究成果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Г.В.塔琳娜《选择的道路：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第一个25年的专制君主制》，则从政权的来源、最高国家管理机关、国家管理、国家职务、武装力量、国家与教会关系等方面，细致分析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俄国专制君主制如何演变为绝对君主制的历史进程，同时作者强调了这一历史进程中俄国统治者和政治精英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以俄罗斯文明为主题，重新出版了革命前学者关于专制君主制的主要著作。[65]该书系由俄罗斯文明研究院（2003年成立，其前身是《俄罗斯文明百科全书》学术研究和出版中心，1997～2003）策划，旨在研究俄罗斯民族的思想观念。把俄国专制君主制作为俄罗斯文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不得不说是新时代赋予这一历史现象的新意义。
（二）英美学者视野中的专制君主制
在西方学者的文章和著作里，只要谈及俄国专制君主制，无论关于16～17世纪，还是18～19世纪，几乎完全一致地使用autocracy（词义基本与самодержавие相对应）一词。[66]阐释术语самодержавие时，甚至常用与斯拉夫字母对应的拉丁字母拼写出samoderzhavie加以备注[67]，强调此为俄国君主统治的专有术语。而在论述特定历史时期的欧洲国家形态时，常使用absolutism（“绝对君主制”）。[68]对二者有区别地使用，充分说明西方学者眼中的俄国“专制君主制”和欧洲“绝对君主制”并非相同的概念。
对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起源研究，不得不提及俄裔美籍学者亚历山大·亚诺夫（1930年生）于1981年出版的《专制君主制的起源：俄国历史上的伊凡雷帝》[69]。不过，他研究专制君主制的目的在于强调俄国的欧化传统，这在其后来的三卷本《俄国与欧洲（1462～1921）》中有集中体现。他认为，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的建立早于欧洲同类型的绝对君主制，称为伊凡四世“伟大的专制革命”。[70]专制君主制“奇怪地反复无常”，在独裁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之间摇摆。[71]同时强调伊凡雷帝统治前俄国发展道路与欧洲国家的一致性，将1480～1560年称为俄国的“欧洲世纪”。他反对以专制君主制为特点将莫斯科公国与欧洲国家区别开来，认为摆脱蒙古人桎梏后的莫斯科公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受限制的”（有限的）君主制的北欧国家，伊凡三世在俄国社会展开了对教会无限权力的广泛批判，以致出现了禁欲派运动；创建了确保国家欧化基础的社会机构缙绅会议以及以地方农民自治代替地方行政长官的“食邑制”（кормление，也译作“供养制”，第三章详述）。亚诺夫对比俄国专制中的欧亚传统和其原本就有的欧化传统，认为正是伊凡四世中断了俄国的欧化发展道路，而这一道路到彼得一世时才重新继续。[72]
与他的观点不同，许多美国学者认为俄国的专制君主制起源于伊凡三世时。美国学者古斯塔夫·阿勒夫（1922～1996）于1986年出版了《莫斯科专制君主制的起源：伊凡三世时代》[73]，从书名即可看出作者的观点。俄裔美籍学者梁赞诺夫斯基也指出，“‘莫斯科和全罗斯’的统治者们的权势日增，到大约伊凡三世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了沙皇专制的新纪元。……封建割据时代的罗斯最终滑向了专制主义”[74]。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则将俄国作为绝对君主制国家放在西欧、东欧各绝对主义国家的比较视野下，认为“伊凡三世开创了‘领地制’，从而奠定了俄国绝对主义的最初基础”；“伊凡四世的事业既是继续向建立沙皇专制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1682年，沙皇费多尔……开辟了从根本上重建俄国绝对主义的整个政治秩序的阶段”。[75]
当然，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如保罗·杜克斯将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作为俄国绝对君主制形成研究的起点。[76]西方学者也注重研究政治精英与专制政权建立之间的关系。[77]近年来比较重要的文章有《仁慈的天父，冷酷的国度：比较视野下的俄国专制君主制》《16世纪的莫斯科君主制：民族的、大众的还是民主的？》《沙皇俄国的社会阶层、市民社会与专制君主制》《莫斯科专制君主制的局限性》等。[78]
（三）中国学者视野中的专制君主制
近年来无论政治学、哲学还是史学领域，中国学者不断加深对专制、专制主义、专制制度的研究。学者们逐渐强调деспотизм（despotism）与абсолютизм（absolutism）的不同，首先从概念上、术语的历史渊源上对二者做了梳理，基本一致地认为前者是东方式的专制主义（独裁），后者是西欧式的绝对主义。[79]而对俄国的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中国学者一直笼统地翻译为“俄国专制制度”或“沙皇专制制度”。中国学者基本一致认为，彼得一世的统治在俄国建立起了专制制度。[80]值得一提的是张广翔先生翻译俄国著名学者А.Н.梅杜舍夫斯基的《比较视角下的俄国专制制度》[81]一文，不仅梳理了“绝对君主制”的理论概念，而且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将俄国绝对君主制放入历史上各种类型的专制制度中做比较研究。[82]马克垚先生也对古代东西方社会的专制制度做了比较研究。[83]与对彼得一世时代绝对君主制一样，国内学者也特别关注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研究。[84]
真正涉及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的研究，多散见于对俄国政治制度演变的梳理中，总体来看，有如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俄国专制君主制形成于伊凡三世时期。如赵克毅先生指出，“伊凡三世奠定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基础”，而伊凡四世“强化了君主专制政体”；缙绅会议的召开，俄国进入等级君主制时期，到彼得一世时，“沙皇专制制度臻于成熟，等级君主制完成了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85]。姚海先生认为，“伊凡三世时，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建立，专制制度初步形成。这是一种以拜占庭的皇权神授观念为精神依据、金帐汗的无限权力为仿效对象的制度”。[86]
第二，俄国专制君主制形成于伊凡四世时代。赵士国先生指出，俄国专制君主制形成于伊凡四世时期，而彼得一世时建立了专制君主制。[87]赵振英先生则强调从伊凡四世的统治开始，“以沙皇为中心的专制制度逐渐形成”；“17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开始向绝对君主制过渡”。[88]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区别在于“专制君主制”与“绝对君主制”术语翻译问题。
第三，俄国专制君主制确立于彼得一世时期。曹维安先生指出，沙皇专制制度是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他认为，1547年伊凡四世的“特辖制”不过是奢望建立不受波雅尔贵族（即世袭大贵族）控制的沙皇专制制度的失败尝试。到彼得一世时，沙皇专制制度才最终确立。“沙皇专制制度不同于西欧的绝对君主制，而接近于亚洲的专制君主制（即本书所译的“独裁君主制”——笔者注）”。[89]
当然，中国也有学者持俄国专制君主制“古已有之”的观点，比如，张建华先生认为，俄国专制制度“起源于10世纪的拜占庭的中央集权体制和神权专制制度”；[90]黄秋迪先生认为，早在蒙古入侵以前，罗斯的专制制度就已萌芽。[91]朱达秋先生则提出将俄国专制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92]综观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俄国专制君主制的研究，他们大多尝试厘清俄国专制君主制的发展脉络，但观点难达成一致。其原因在于如下两个方面。其一，缺乏对俄国专制君主制所涉及的两个历史术语的准确定义。其二，并未细致分析俄国专制君主制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刘祖熙先生从文明史观的角度对俄国专制君主制的阐释颇为深刻：“专制制度是俄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俄罗斯文明的政治核心。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专制制度经历了从等级君主制到绝对（专制）君主制并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演变过程，但作为整体、文化传统和基本原则，却是长期的、稳定的和很少变化的社会状态。”[93]也就是说，“专制制度不只是俄国的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征”。[94]如此看来，如要更加深入理解俄罗斯文明发展之路，就有必要全方位研究俄国专制君主制这一历史现象。
（四）关于专制制度起源与形成的一般理论
历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专制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对“独裁统治”类型专制制度的探讨开始，到18世纪末又加入了关于绝对君主制的争论，再到现代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其的阐释和发掘，形成了一些关于各类专制制度起源原因的基本理论，总结这些理论成果，对本书探讨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起源与形成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1）传统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关于独裁君主制起源原因的阐释。中国学者施治生、郭方对传统西方学者关于独裁君主制的研究做了详尽的历史考察；从中可以看到，从古希腊到近代，在论述独裁君主制起源原因方面资料得到不断丰富和充实，形成了比较全面的阐释。[95]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在其三种正宗政体和三种变态政体的经典划分中强调，变态政体的当权者都“以主人对待奴隶的方式”实行独裁（деспотическая）统治。[96]他第一次抛出了被统治者的奴性是独裁统治的根源的观点。16世纪的法国政治学家博丹（1530～1596）继承了他的观点，并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被统治者的奴性的形成有很大作用，他同时指出了独裁权力的新来源，即通过正义战争，以武力征服获得的权力。[97]英国学者霍布斯（1588～1679）发展了独裁权力起源于征服、主奴关系的看法，[98]而洛克（1632～1704）则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征服或战争不能使独裁权力取得合法性，独裁权力与自然法则和市民社会是不能相容的。[99]法国启蒙思想先驱、哲学家比埃尔·培尔（1646～1706）为“独裁”第一次加上了理论意义的后缀“-ism”而首创了“独裁主义”（即独裁君主制）一词，并指出这种统治方式意味着臣民在政治上丧失自由，经济上丧失财产权而处于奴隶状态。[100]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也抨击了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他将政体分为共和制、君主制、独裁制三类，认为前两类政体只存在于欧洲，而独裁政体则是亚洲各国的特点，并将之概括为“亚洲的奴役”和“欧洲的自由”。[101]他认为，亚洲形成独裁政体的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地理、气候和环境起了决定作用。其二，受自然因素影响的宗教、风俗习惯、礼仪、法律对独裁政体的形成与延续起着重大作用。百科全书派的爱尔维修（1715～1771）首次使用了“东方独裁君主制”的词组。他认为，亚洲之所以有强大的独裁制度，并非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是因为其历史发展早于欧洲的缘故。独裁主义是人民委托选举的领袖逐步利用权力篡夺公共财产而形成的，君主的权力欲必然随着文明和财富的发展而膨胀。[102]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发展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理论，认为亚洲有着被河流灌溉的大平原，这限制了人们思想行动的发展。[103]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们则从经济学角度对东方独裁主义进行了剖析。亚当·斯密（1723～1790）首先明确提出了水利灌溉工程对亚洲独裁统治的重要性；詹姆斯·密尔（1773～1836）则指出，村社是亚洲独裁主义的基本因素。约翰·密尔（也译约翰·穆勒）（1806～1873）认为，欧洲的绝对君主制与亚洲的独裁制度是不同的，因为在欧洲的法律习惯和社会组织一直有着保护个人与私有财产不受政府侵害的力量。[104]理查德·琼斯（1790～1855）分析了亚洲独裁统治得以长期存在的几个原因：君主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村社的存在；只有一个强大的君主统治着直接生产者而没有经过中间阶层。[105]
施治生、郭方总结了以上西方具有代表性学者的观点，指出独裁君主制起源和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如下方面：受到地理环境和由此产生的民族特性与传统习俗的影响；人民所推举的领袖权力膨胀的结果；来源于征服者在战争中获胜而取得的权力；起源于早期历史的神权政治；独裁君主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人民的生活手段依赖于君主。[106]
（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独裁君主制起源的经典理论。与传统西欧学者所持的欧洲中心视角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东西方迥然相异的历史道路。“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由各个家长彼此间发生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107]其中，前一种统一体即东方社会的独裁统治，其形成原因就在如下方面。第一，血缘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宗法制度。“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108]。第二，土地国有制。在这样的财产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109]。第三，村社制度。“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110]。第四，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的制约。
（3）现当代学者对专制制度起源的新探讨。如卡尔·A.魏特夫将亚当·斯密提出的独裁君主制起源的水利灌溉因素发挥到极致，从而提出了著名的“治水社会”理论。[111]他系统论证了水利灌溉和治水农业是东方独裁君主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其逻辑是，古代东方国家的独裁主义是从大江流域的农业文明中产生的，农业文明需要水利灌溉，而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与管理需要中央集权，集权就导致了独裁主义的产生。巴林顿·摩尔从现代化转型的视角探讨了议会民主制与“法西斯右翼专政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社会起源，从其英文书名中的dictatorship这一术语很容易看出，他关注的专制是不同于古典专制政治的现代极权政治。[112]达龙·阿塞莫格鲁则梳理了20世纪民主化过程中的关于各个国家政治发展走向民主和非民主政治的经济起源研究著作，作者强调这些研究者虽然使用dictatorship这一术语，但更准确的表达是“非民主”。[113]弗朗西斯·福山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从中东到拉美，从东亚到西欧的广阔视域下，建立了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探讨了现代民主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起源。[114]美国学者布莱恩·唐宁则从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的视角，对欧洲民主与专制政府起源进行了长时段研究。[115]这些探讨对我们深化认识俄国专制君主制多有裨益。
三 新制度主义理论下的俄国专制君主制
专制君主制是俄国政治文明的核心，也是理解俄国各阶段历史进程的一把钥匙。从政治学的维度看，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遵循政治制度发展变迁的一般规律。由于专制君主制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更多涉及“非现代化”的阶段，因此，本书采用政治学理论中继“现代化理论”之后的新制度主义作为理论视角。
（一）俄国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研究范畴
新制度主义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法学界、政治学界乃至历史学界从事的制度研究热潮而兴起的。西方对制度研究兴趣的勃发首先始于经济学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先后于1973年发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1981年发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重要著作，由此建构起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后来许多学者将这一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政治学、历史学研究，更好地阐释了历史上的制度变迁现象。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由此获得新的语境和内容，形成了新制度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政治发展的原因来自制度变迁的需求；第二，政治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均衡—不均衡—均衡的过程；第三，政治发展的类型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第四，落后国家政治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恶性的“路径依赖”现象。[116]
政治学者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这三个流派针对制度的生成、维系、变迁均有其各自理论体系的阐释，如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体的关系，重视制度运行和制度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强调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关注制度分析同包括观念在内的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的整合。[117]可见，在新制度主义的语境下，制度不再单纯是一种组织，而是组织（包括组织化的个体）的规则、程序与规范；制度不仅是宪政秩序、法律等正式制度，而且是习俗、文化、信仰与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制度不仅是宏观层面的国家制度，而且是选举规则、党团关系、部门关系等国家与社会的中观层面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不仅是一个组织形态，而且是影响甚至决定政治行为及其后果的结构、规则与机制。[118]
由此，政治制度的要素应包括政治主体、政治规则、政治机构及政治设备，还特别包括非制度化的政治思想观念。笔者以为，探讨俄国专制君主制，不仅要涉及君主权力的范畴、国家中央权力机构的组成及职能、参政主体及政治精英的社会构成，还要研究政治观念（包括官方意识形态和人民对政权的认知）、地方管理体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如国家与教会关系，国家与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此外，在分析专制君主制起源和形成原因时，还必须涉及土地所有制基础、地缘政治环境和对外关系等。
（二）俄国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发展阶段
上述是政治学维度下的观点，从历史学的维度看，俄国专制君主制还是一种深厚的、民族的、与众不同的独特历史现象。它是以沙皇为政治权力中心，以东正教和专制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以专制独裁为手段的君主制统治方式。也就是说，专制君主制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现象。从伊凡三世统治时专制君主制起源开始，到彼得一世改革时专制君主制在俄国完全确立，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是其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在政治制度变迁的视野下，这一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起源与雏形：伊凡三世至伊凡四世时代。俄罗斯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大公（沙皇）独立自主，是专制君主制的雏形。这是俄国专制君主制生成的初始选择。重臣拉达的改革为了俄国“等级代表制”的发展创造了可能，但伊凡四世推行“特辖制”，摧毁了专制君主制，沙皇专制权力绝对化的尝试失败。不过，所留下的缙绅会议这一谘议性机构，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了政权合法性。这是俄国专制君主制维系过程中一次失败的自我强化。
（2）恢复与重建：17世纪上半叶。大动乱年代，缙绅会议选举沙皇、限制专制权力的尝试使俄国呈现确立等级代表君主制的可能性，但动乱后俄国依然走上了专制君主制的道路，这充分体现了俄国专制君主制维系过程中强烈的路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最终导致沙皇专制权力走向绝对化。
（3）强化与成型：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彼得一世以“正规化国家”为目标的改革，确立了与西方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绝对君主制，使俄国专制君主制得以定型。这是俄国专制君主制的强制变迁和激进变迁的结果，也是一次成功的自我强化。
由于俄国政治史更多地采用西方的术语来分期（如流行的划分是早期“封建君主制”“等级代表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往往使我们对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认识模糊不清，且有前述术语翻译上的误解，因此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学者讨论较多的是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俄国绝对君主制的形成，即讨论彼得一世时期专制君主制的确立问题。相比之下，俄国学者对专制君主制的讨论则要全面得多，他们将绝对君主制看作俄国专制君主制的成型阶段，而专制君主制本身则可以涵括沙皇专制制度的任何时期。因此，俄国专制君主制的探源，实际包含了两个层次的问题，即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起源问题和专制君主制的形成问题。
综合政治学和历史学两个维度对俄国专制君主制所进行的考察，有必要对俄国政治史进行简单的分期。综观俄国历史，政治权力中心地带的转移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政治制度的变迁。综合俄国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教材，[119]本书对俄国政治史进行如下划分。
（1）基辅罗斯时期（9世纪至13世纪30年代）。基辅罗斯是古罗斯国家起源和建立时期。由9～10世纪以基辅为中心的超级部落联盟其发展成11～13世纪初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诸多城邦。各城邦都有自己的王公，城市则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政治制度各有特殊性，但基本形成王公-波雅尔-维彻势均力敌的多元平衡关系。各城邦均由唯一的王公家族统治而松散地联系在一起。
（2）蒙古人统治的封邑罗斯时期（13世纪30年代至15世纪下半叶）。13世纪30年代蒙古人入侵，罗斯国家尊蒙古大汗为最高政治权力，各封邑王公形成以王公政权为核心的割据公国。西南罗斯逐步被并入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而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东北罗斯逐渐崛起，以共和制著称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走向衰落。封邑罗斯公国与基辅罗斯城邦的最大的政治变化在于王公常驻封邑公国，王公在地方的权力得到加强，城市维彻的力量被削弱。
（3）莫斯科罗斯时期（15世纪末至17世纪下半叶）。1480年摆脱蒙古统治后，建立了以莫斯科君主政权为中心的大俄罗斯统一国家。最高统治者开始自称“沙皇”“专制君主”以示独立，并以各种手段（包括组建波雅尔杜马和召开缙绅会议等）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开启了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是为莫斯科罗斯时期。
（4）彼得堡罗斯时期（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以彼得一世改革为前提，以1721年迁都圣彼得堡为标志，形成了俄罗斯帝国。其后的俄国历史虽并非一直以彼得堡为首都和权力中心，但自此进入工业化时代，并开启俄国现代化进程，为与传统历史时期相区别，故笼统地称之为彼得堡罗斯时期。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任何历史分期都是相对的。历史的传承性决定了下一个历史时期的核心因素往往酝酿于上一个历史时期。
（三）俄国专制君主制：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对俄国专制君主制的研究，长期以来淹没在现当代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的简单批判中；实际上，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起源及其原因、形成过程、性质和特点仍然缺乏科学的研究。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要有正确和有效的研究方法。本书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既用横向的历史比较方法，也用纵向的政治学制度变迁理论，同时注重微观的社会学考察方法，以期对俄国专制君主制得出全方位的立体认知。
（1）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每个国家的历史，每个社会，都是具体的、独特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历史比较法并不在于取消事物的普遍性，而在于将有一定关联的历史现象和概念进行比较对照，判断异同、分析缘由，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认识历史现象的性质和特点。本书将俄国专制君主制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和政治制度来研究，需要运用历史比较法。俄国专制君主制既不同于东方的独裁君主制，也与西欧的绝对君主制有很大差异，将三者进行横向比较，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的原因以及发展变迁的过程，从而更全面认识和把握俄国专制君主制的特点。
（2）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对认识和判断各国历史上不同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非常重要。研究俄国专制君主制，首先需要运用政治学中纷繁复杂的政体分类对其准确的定位。其次，本书选择运用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俄国专制君主制生成、维系、变迁的历史过程，把握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的客观条件和主观选择的多维原因，其维系过程中的自我强化，以及变迁过程的路径依赖，故而从纵向更好地阐释俄国专制君主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
（3）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就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展规律。因政治制度的生成、选择与变迁，与政治精英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分析和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俄国政治精英阶层结构的变化，有助于更全面认识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的不同阶段所呈现的政治现象，也能更准确地判断这些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
综合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本书以详尽的史料为研究基础，以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变迁为视角，尝试跳出学术界使用“早期封建君主制”、“等级代表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等西方术语研究俄国政治制度演变的套路，梳理专制君主制作为俄国独特历史现象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起源、雏形及定型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脉络，真正解决俄国政治制度“是谁”而非“像谁”的本质问题，指出其历史发展符合政治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从俄国自身的地缘政治和不同的历史际遇出发，分析专制君主制起源的多维原因，从而既能更准确把握俄罗斯民族独有的专制君主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也能为深入理解俄国政治史和现实政治趋向提供新的参考。
[1] 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了纪录片《普京访谈录》，2018年俄罗斯大选前《莫斯科时报》对该片的评论标题称普京为“新沙皇”，见“Putin：The New Tsar.A new documentary worth watching，” Moscow Times，2018-03-15，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8/03/15/putin-the-new-tsar-a60822，最终访问日期：2019年3月5日。
[2] 2019年2月11日，普京助理弗拉基米尔·苏尔科夫在《独立报》撰文《普京的长久帝国》，提出“普京主义”政治模式将是俄罗斯民族未来百年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手段。见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http：//www.ng.ru/ideas/2019-02-11/5_7503_surkov.html，最终访问日期：2019年3月5日。
[3] 学术界对“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政治制度性质颇有争论。对俄国从1905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1917年革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强调，俄国最终脱离了专制，并向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进化；“二月革命”推翻的是罗曼诺夫王朝，而在此之前，1905年革命后，随着俄国第一届杜马的召开、国家基本法的颁布，俄国已经开始了君主立宪时期。另一部分评论家则认为，这时的所谓“立宪”是假立宪。参见〔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主译，第374～434页；王清和《从无限专制制度到改行君主立宪——试析一九〇五年以后俄国政体的演变》，《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
[4] “官方人民性”（Теор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народности），也译为“官方民族性”，其理论内涵包括“东正教”（Православие）、“专制君主制”（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三个层次，是19世纪30年代兴起于俄国的一种保守主义思潮。这一理论直到1917年都是俄罗斯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基石。参见朱建刚《“官方民族性”与19世纪初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以谢尔盖·乌瓦罗夫为例》，《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1期；许金秋《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政治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285页。
[5] 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页。诺斯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还可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6] Альшиц Д.Н.Начал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Росс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Л.，1988.c.3.
[7] 作为一种文化意象，“斯芬克斯之谜”在俄罗斯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对俄罗斯、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人性格和命运进行诠释的载体，它犹如一条“俄狄浦斯命运解读的曲线”，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俄罗斯文化的方方面面。如赫尔岑所说：俄罗斯民族性格就好像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参见乔占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斯芬克斯之谜”》，《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3期。
[8] 能够翻译为“专制”的英文单词大致有despotism、absolutism、autocracy、tyranny、authoritarianism、totalitarianism等，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但其内涵差别还是不容忽视的。参见王义保《“专制主义”概念溯源》，《学术论坛》2008年第6期，第36页。
[9] 从刘北成先生将佩里·安德森的著作译为《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并发表文章强调absolutism译为“绝对主义”开始，国内许多学者接受了这一看法。
[10] 其实与英文аutocracy一词在构词和含义上相对应的俄语词还有автократия，但俄国学者较少使用它，特别是在史学著作中，经常用的是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11] 〔俄〕安·尼·梅杜舍夫斯基：《比较视角下的俄国专制制度》，张广翔译，《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第103页。
[12] Мухин О.Н.Абсолютизм vs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еще раз к дефиниции понятий.//Вестник ТГПУ.2013.№.2.
[13] 转引自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14] 〔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5] 参见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常保国《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专制主义、绝对主义与开明专制》，《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13页；徐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不过，任剑涛先生认为，上述批判都是在时间轴线上建构的、各有偏重的学术话语，他认为，为了更准确地理解“东方专制主义”的种种言说，有必要将空间结构置于时间轴线之中，从而给“西方”学者相关论断的确当性以准评。参见任剑涛《时间轴线上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文化》2018年第2期。
[16]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柳新元、杨蕾：《对“君主专制”概念源流之考察》，《理论月刊》2016年第3期。
[17]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8] 王义保：《“专制主义”概念溯源》，《学术论坛》，2008年第6期。
[19] 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王文涛：《“专制”不是表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词语》，《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20]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第1064～1065，转引自陆连超《西方没有专制体制——从绝对主义的中文误译问题谈起》，《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6页。
[21] 参见北成《关于“专制君主制”的译名》，《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王云龙、陈界《西方学术界关于欧洲绝对主义研究述要》，《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陆连超《西方没有专制体制——从绝对主义的中文误译问题谈起》，《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黄艳红《绝对主义：一个历史概念的名与实》，《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2]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二卷，贾宗谊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30页。
[23]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组织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48页。
[24] 刘北成：《论近代欧洲绝对君主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93页。
[25] 朱剑利：《克柳切夫斯基论波雅尔杜马在国家政治体制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4），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365页。
[26] 胡玉娟：《专制并不必然与君主制有联系》，《博览群书》2012年第9期。
[27]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词条“деспотизм”，https：//474.slovaronline.com/19001-деспотизм；词条“деспотия”，https：//474.slovaronline.com/19002-деспотия；最终访问日期：2018年5月4日。
[28]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简称ЭСБЕ），该百科辞典于1890～1907年共计86卷在圣彼得堡出版，https：//ru.wikisource.org/wiki/ЭСБЕ/Деспотизм，最终访问日期：2018年5月4日。
[29]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194～196页。
[30]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词条“абсолютизм”，https：//474.slovaronline.com/4393-абсолютизм，最终访问日期：2018年5月4日。
[31]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1～3页。
[32] Мухин О.Н.Абсолютизм vs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еще раз к дефиниции понятий//Вестник ТГПУ.2013.№2；Хеншелл Н.Миф абсолютизма XVI-XVⅢвв.СПб.：Алетейя，2003.
[33] 西方学界关于绝对君主制的研究，经历了由“国家中心论”向“社会合作论”的转变。“国家中心论”强调绝对君主制对等级社会的改造与控制，凸显国家的能力；“社会合作论”则重视社会力量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介入与参与，绝对君主制的建立被认为是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和妥协的产物。参见张弛《法国绝对君主制研究路径及其转向》，《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34]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词条“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https：//474.slovaronline. com/43132-самодержавие，最终访问日期：2018年5月4日。
[35] М.М.斯佩兰斯基（1772～1839），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著名改革家，是亚历山大和后来的尼古拉一世的御前顾问，他有时被称为俄国自由主义之父。
[36]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https：//rus-brokgauz-efron.slovaronline. com/109722-Самодержавие，最终访问日期：2018年5月4日。
[37]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47～48页。
[38] Любавский М.К.Лекции по древней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до конца XVI века.5-е изд.стер.СП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ань.2002.c.366-377.
[39] Чернов К.С.Абсолют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14.№.1.с.128-135.
[40] 〔俄〕Н.П.巴甫洛夫-西利万斯基：《俄国封建主义》，吕和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5页。
[41] Карамзин Н.М.Записка о древней и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в е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ях.М.，1991.c.105.
[42] ПСЗ.I.Т.VI.N 4870（法律全书），转引自Сорокин Ю.А.О понятии《абсолютиз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Омск.1996.c.6。
[43] 《国家根本法》第1条，转引自Сорокин Ю.А.О понятии《абсолютиз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Омск.1996.c.6。同时参见许金秋《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政治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285页。
[44]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派的政治思想》，《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
[45] 李景云：《试论俄国历史上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46] Зуляр.Ю.А.Генезис русск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и дискуссия о его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Учеб. Пособие.Электронный вариант.Иркутск：Иркут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2006.c.12.
[47] 〔俄〕安·尼·梅杜舍夫斯基：《比较视角下的俄国专制制度》，张广翔译，《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
[48] Сорокин Ю.А.О понятии《абсолютиз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Омск.1996.c.6.
[49] Иван Аксаков.Рус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не немецкий абсолютизм и не азиатский деспотизм.Научно-популярная и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886.http：//dugward.ru/library/aksakovy/iaksakov_russkoe_samoderjavie.html，最终访问日期：2018年5月4日。
[50] Черняев Н.И.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для России.Харьков，1901.c.1；也见于后来的文集Черняев Н.И.Рус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11.c.5-19。
[51] Казанский П.Е.Власть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Одесса.1913.c.523-557.
[52] ТихомировЛ.А.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СПБ.1993.c.95-96.
[53] Солоневич И.Л.Народная монархия.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10.
[54] Рожков Н.А.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России.М.，1906；Хомяков Д.А. Православие，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народность.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11.
[55] Зуляр.Ю.А.Генезис русск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и дискуссия о его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Учеб. Пособие.Электронный вариант.Иркутск：Иркут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2006.c.11.
[56] Юшков С.В.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ах русского феод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до XIX век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50.№.1.
[57] Черепнин Л.В.К вопросу о складывании абсолютной монархии в России （XVⅡ-XVⅢ вв.）//Черепнин Л.В.Вопросы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1981.с.182.
[58] Юрганов А.Л.Кобрин В.Б.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еспотическ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Руси （к постановке проблемы）//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1№ 4.с.54-64.
[59] 〔苏〕В.В.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355页。该书译自1951年的俄文版，В.В.Мавродин.Образование еди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зд.Лени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Л.1951。
[60] Аврех А.Я.Русский абсолютизм и его роль в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68.№2；Чистозвонов А.Н.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генезиса абсолютизма//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68.№3；Павлова-сильванская М.П.К вопросу об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68.№ 4；Шапиро А.Л.Об абсолютизме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68.№5；Давидович А.М.，Покровский С.А.О классовой сущности и этапах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абсолютизма//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69.№1；Троицкий С.М.О некоторых спорных вопросах истории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69.№3；Волков М.Я.О становлении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70.№1；Павленко Н.И.К вопросу об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70.№4；Сахаров А.Н.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абсолютизма//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71.№1；Аврех А.Я.Утраченное равновесие//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71.№4；Аврех А.Я.К дискуссии об абсолютизме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71.№3.
[61] Агиштон М.Русский абсолютизм XVⅡ-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VⅢ вв.в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Л.，1989.С.9
[62] Aбсолютизм в России （XVⅡ-XVⅢ вв.）：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к семидесяти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и сорокапятилетию научной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Б.Б.Кафенгауза.М.：Наука，1964；Черепнин Л.В.К вопросу о складывании абсолютной монархии в России （XVI-XVⅢ вв.）.М.，1968；Шмидт С.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ства：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ремени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М.，1973；Троицкий С.М.Русский абсолютизм и дворянство вXVⅢ в.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бюрократии. М.，1974；Давидович А.М.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Классовая сущность и эволюция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М.，1975；Демидова Н.Ф.Служилая бюрократия в России XVⅡ в.и ее роль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абсолютизма.М.1987；Альшиц Д.Н.Начал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Росс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Л.，1988.
[63] Шмидт С.О.У истоков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бсолютизма：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ремени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М.，1996.
[64]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Утверждение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1994；Колобков В.А.Митрополит Филипп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Опричнин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СПБ：Алетейя，2004；Родионова И.В.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Правление Ивана IV ГрозногоМ.，2005；Ерошкин Н.П.Россий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к 75-летию Ист.-арх.ин-та.М.，2006；Скрипкина. Е.В.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церковный раскол в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VⅡ в.：царь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и протопоп Аввакум.М.，2009.Талина Г.В.Выбор пути：Рус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Ⅱ-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VⅢ века.М.，2010.
[65] Солоневич И.Л.Народная монархия.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10；Тихомиров Л.А.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М.，2010；Кошелев А.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Земская дума.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11；Хомяков Д.А.Православие，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народность.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11；Черняев. Н.И. Рус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11.
[66] 如Brenda Meehan-Waters，“Autocracy and Aristocracy：The Russian Service Elite of 1730，” 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2；Thomas S.Pearson，Russian officialdom in Crisis：Autocracy and lLocal Self-Government，1861-19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Andrew M.Verner，The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Nicholas Ⅱ and the 1905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67] SOLDAT Cornelia，“The Limits of Muscovite Autocracy：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Grand Prince and the Boyars in the Light of Iosif Volotskii’s Prosvetitel，” Cahiers du monde russe，2005/1.Vol.46，pp.266-267.
[68] 如Nicholas Henshall，The Myth of Absolutism：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an Monarchy，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2；Miller，John （ed.），Absolut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90；Wilson，Peter H.，Absolutism in Central Europe，New York：Routledge，2000；Subtelny Orest，Domination of Eastern Europe：Native Nobilities and Foreign Absolutism，1500-1715，Kingston an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6.
[69] Alexander Yanov，The Origins of Autocracy：Ivan the Terrible In Russian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70] Великая самодержав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вана IV.//Фрагмент книги Александра Янова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1462-1921》.https：//www.ng.ru/ng_exlibris/2006-11-23/4_ivan4.html，最终访问日期：2018年5月4日。
[71] Янов А.Россия：у истоков трагедии.1462-1584.Заметки о природе 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рус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М.：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2001.с.286.
[72]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В 3 книгах.Книга 1.Европейское столетие России.1480-1560；М.：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2008.Книга 2.Загадка николаевской России.1825-1855；М.：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2007.Книга 3.Драма патрио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1855-1921；М.：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2009；这一套书在俄国引起较大反响，召开了数次讨论会议，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2010年4月19日的讨论会，《自由弥赛亚》基金会2010年的讨论会（后出版了Европейский выбор или снова 《особый путь》？/под общ.ред.И.М.Клямкина.Москва：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2010.c4-99）。
[73] Gustave Alef，The Origins of Muscovite Autocracy：The Age of Ivan Ⅲ，Harrassowitz，1986.
[74]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主译，第107～108页。
[75] 〔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第356、350～351、352，360页。
[76] Paul Dukes，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1613-1801，London：Routledge，1986.
[77] Valerie A.Kivelson，Autocracy in the Provinces：The Muscovite Gent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Le Donne，John P.，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Order，1700-1825，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78] Valerie Kiveson，“Merciful Father，Impersonal State：Russisan Autocra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odern Asian Studies，31，3（1997），pp.635-663；PERRIE Maureen，“The Muscovite Monarch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ational’，‘popular’ or ‘democratic’？” Cahiers du monde russe，2005/1 Vol 46，pp.233-242；Joseph Bradley，“Societies，Civil Society，and Autocracy in Tsarist Russi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7，No.4 （October 2002），pp.1094-1123；SOLDAT Cornelia，“The Limits of Muscovite Autocracy：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Grand Prince and the Boyars in the Light of Iosif Volotskii’s Prosvetitel，” Cahiers du monde russe，2005/1 Vol 46，pp.265-276.
[79] 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刘北成：《论近代欧洲绝对君主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王云龙、陈界：《西方学术界关于欧洲绝对主义研究述要》《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王海明：《论专制主义（上）——专制主义概念》，《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王海明：《专制主义概念辨难》，《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常保国：《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专制主义、绝对主义与开明专制》，《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王义保：《“专制主义”概念溯源》，《学术论坛》2008年第6期；常保国：《西方历史语境中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陆连超：《西方没有专制体制——从绝对主义的中文误译问题谈起》，《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80] 宫朴：《彼得一世的改革与俄国专制制度的建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宫朴：《沙皇专制制度与国家杜马》，《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赵振英：《沙皇专制制度与一八六一年农民改革》，《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杭聪：《绝对主义或专制主义：试析俄国君主制的性质》，《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田粉红：《俄国专制主义的文化认同与现实选择》，《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张德敬：《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专制制度的演变》，《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李春隆、姜喆：《20世纪初俄国政治制度透析——根据六部制宪文件》，《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6期；许金秋：《亚历山大一世与改革：专制主义与立宪主义》，《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年第4期；杜立克：《论俄皇彼得一世改革的“欧化”与“专制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81] 根据其英文摘要可以看出，实际是指绝对君主制。——笔者注
[82] 〔俄〕安·尼·梅杜舍夫斯基：《比较视角下的俄国专制制度》，张广翔译，《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第109页。
[83] 马克垚：《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52～170页。
[84] 计秋枫：《“开明专制”辨析》，《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崔树菊：《论“开明专制”》，《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赵士国、丁笃本：《开明专制论》，《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高岱：《试论“开明专制”在俄国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学术界》1991年第5期；陈利今：《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异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期；肖步升：《关于叶卡特琳娜二世“开明专制”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高照明、王志林：《论18世纪的开明专制》，《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王云龙：《开明专制的文本解析——叶卡特琳娜二世〈指导书〉评述》，《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谭建华：《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新论》，《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齐哲：《浅析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安徽文学》2012年第4期；杨薇：《论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
[85] 赵克毅：《俄国封建君主制的演变》，《史学月刊》1986年第6期。
[86] 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第58页。
[87] 赵士国：《俄国政体与官制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40、75页。
[88] 赵振英：《俄国政治制度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9、48页。
[89]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8页。
[90] 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8页。
[91] 黄秋迪：《金帐汗国统治时期蒙古文化对俄罗斯文化影响之我见》，《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2期。
[92] 朱达秋：《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4，第102～150页。
[93] 刘祖熙：《试论俄罗斯文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4期。
[94] 刘祖熙：《俄罗斯政治文化与波兰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
[95] 这一部分综述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施治生和郭方先生的论文，此篇论文对笔者理解“独裁君主制”术语启发很大。具体引用时为保持与本书话语体系一致，将“东方专制主义”改为了“独裁君主制”。参见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9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33～134页。同时参见Аристотель.Политика//Аристотель.Сочинения：В 4 т.М.：《Мысль》，Перевод с древне-греч.С.Жебелева.1983.Т.4.с.457。
[97] 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98]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56～159页。
[99]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106～120页。
[100] 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10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278～279页。
[102] 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103]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132～147页。
[104] 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105] 许苏民：《“专制”问题讨论中的一个理论误区——论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06] 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10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474页。
[10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4页。
[10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493页。
[1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1页。
[111] 〔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12] 〔美〕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英文书名为：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13] 〔美〕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A.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英文书名为：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14]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英文书名为：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115] 〔美〕布莱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主与专制之起源》，赵信敏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英文书名为：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16] 陈文新：《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17] 马雪松：《政治世界的制度逻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第42～57页。
[118] 石凯、胡伟：《新制度主义“新”在哪里》，《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
[119] 笔者参考并综合了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莫斯科大学莫谢利科夫教授（Е.Н. Мощелков）主编的2012年版的《俄国政治史》，以及哈林（Е.С.Харин）主编的教材《俄国与外国政治史》的分期方法。参见〔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Мощелков Е.Н.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рограмма учебного курса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отдел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МГУ.2012；Харин Е.С.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Конспект лекций по курсу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и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1 курса （бакалавриат）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часть 1/Ижевск：УдГУ.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