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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嗣德版《大南一统志》俗字初探 ^[1]

陈楠楠 ^[2]

《大南一统志》为越南阮朝官方编撰的全国性地域志，仿照《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的体例，有嗣德本和高春育本两种。

大臣裴柜在嗣德二年（1849）首倡编写《大南一统志》，嗣德十八年编写完成。当时礼部认为，《大南一统志》“颇属差异，与省府县社分，沿革多有不符。于是将草稿发往各地，饬在贯之官员，或举人秀才，详检间有何款分合差殊，及原载舛谬缺略，并行摘出检正事清，并与原书发交到部，送交该馆辨认”^[3]。嗣德三十五年，《大南一统志》草本完成，又因为其中忠臣义士的事迹没有编写，朝廷命令继续补编。此后补编成，因战乱未及时上呈朝廷，多有遗失。维新三年（1909）高春育等人在嗣德本的基础之上将《大南一统志》重新编写成新地志，并且沿用旧名，是为高春育本。嗣德本《大南一统志》没有刊刻本，20世纪60年代，曾越译影印数册，九十年代越南社科院也曾越译数册。本文所用材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据巴黎亚洲学会抄本的刊本。

《大南一统志》共四册，全书约40万字，用汉字抄写而成，具有抄本文献的典型特征，加之成书年代较早，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嗣德本《大南一统志》包含越南全国，北迄谅山，南至河仙，京师承天与二十八省二道，并附高蛮、暹罗、水舍火舍、缅甸、南掌、万象外藩诸国传。《大南一统志》各部分包含疆界、分野、建置沿革、分辖、形势、气候、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汛、驿站、市铺（市集）、桥梁、津次（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人物、烈女、僧释、土产等内容，为阮朝资料最翔实的全国性地域志。

《大南一统志》作为一部全国性地域志，有其鲜明特征。首先嗣德本《大南一统志》用毛笔书写，涉及的内容广泛，无所不包，所抄文字没有经过改造。其次抄写经过多人之手，出现了多种字迹，字体也不尽相同，格式虽有定式，但具体的阐述方式各有不同，抄手根据抄写的惯例和自己的理解，对抄写内容里的用词用字进行或多或少的改造，所以往往出现一个字多个俗体，一个事物多个词语表达等。

《大南一统志》的书体主要是楷体，但是也间有草书和行书。因不止经一人传抄完成，所以字迹也有很大区别，笔画、部件在书写上也多有差异。《大南一统志》按照从左往右竖排的格式抄写，用大小两种字体来书写，大字体表示类别、名称，小字体作进一步解释说明。全书句读比较简单，主要以“、”表示句读，姓和名之间以圆圈隔开，地名用一个左竖线标记。

《大南一统志》中出现的俗字众多，初步统计有429例。这些俗字还非常普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这样一本全国性的地理志里，上到国家的建置沿革、设立宗庙、皇族人物的描述都普遍使用俗字，下到风俗、气候、人名、地名，也普遍使用俗字来记录，无论所传抄内容是什么，俗字如信手拈来一般，随处可见；二是《大南一统志》中的俗字具有明显的传承变异的特征。有些俗字见而可识，在中国的文献中古来就存在的，并且产生的原理或与中国文献中的俗字相同，随处可识。除普遍性外，《大南一统志》中出现的俗字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大南一统志》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具有地域特征的俗字，有很多都是现有文献中未曾发现的俗字字形，或是在中国的文献中极少使用的字形。《大南一统志》中不仅广泛存在，越南的其他文献中也比较常见，这些俗字体现着越南人民传承和创新汉字的独特心理。

《大南一统志》中的俗字主要分为异写字与异构字，异写字主要是在笔画上进行改变，异构字主要是在构件上进行变换。

异写现象在汉字产生的早期就大量存在，因为汉字产生早期形体大都不固定，带有随意性。异写字的整体差异，不是结构要素、结构模式、结构分布的差异，而是一种不会影响它们构意的一种差异。异写字的形成主要是字样形成过程中，各笔的笔形、笔形的书写顺序、笔画数以及笔画相交接发生变化。《大南一统志》的书体以楷书为主，但是由于是手抄本，所以又兼有行楷和行草成分。异写字的构形在属性上是完全相同的，但在书写属性上是不同的，各结构要素之间存在着差异。异写字分类主要分为构件的变位和构件的变异两大类。构件的变位主要是对字形的左右结构、上下结构等进行改变，构字的部件不变。构件的变异指的是笔画、笔画顺序、笔画数量的变化，例如《大南一统志》中的凡—、峰—、冠—、聖—、樹—等。《大南一统志》中改变笔形的异写字可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将原笔画加长或减短，例如度—、紀—、周—、眼—、取—、丹—、改—、扼—、聖—、恢—、昌—、領—等。第二种是将字的笔画进行拆分，由一个笔画写作两个笔画，如改—、兼—、仰—等。第三种是合并笔画，即将原本写作两笔或以上的笔画合并作一笔，如增—、久—等字。第四种是将原本的笔形由曲变直或由直变曲，如岸—、脂—、設—、彦—、直—、置—、真—、縣—等。

改变笔形的原因主要是书写习惯，汉字内部每一个笔画的变化都与其他笔画的位置和所占的比例相关，在不影响字形整体辨识度前提下加以主观改造，于是在不同的抄写者手里笔形也有不同的变化。

笔画置向主要是指笔画的斜、正或者朝向的变化。这类字形在中国的字书中也有大量例字。《大南一统志》中改变笔画置向的异写字有設—，将“几”开口方向改为朝左。降—，将竖笔变为横笔。併—，将“内八”改为“外八”形。屯—，将开口向上的笔画改为向下。所—，将第一笔短撇改为点。

“笔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它既指笔画的走向，又指写字时笔画出现的先后顺序。’”^[4]汉字的笔顺是在书写的动态过程中产生的，我们所见的汉字是已经完成书写状态的静态呈现，因此要判断笔顺就要依据笔画的走向，笔画的连接、朝向。《大南一统志》中密—中的“必”的笔顺不同导致书写不同。可以以此类推的字还有候—、免—、瓦—、令—、區—、就—、尤—、忘—等。

笔画数量不同造成的异写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增加笔画，另一类是减少笔画，即汉字的繁化和简化。《大南一统志》中增加笔画的异写字有革—、撫—、莊—、族—、規—、乘—、亥—、死—、陋—、稗—、英—、垂—、收—等。增加笔画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有些笔画的增加是作为饰笔有意增加或是字形演变对前一个字形的部分保留，有些笔画的增加则是因为讹误，无意识的增加。《大南一统志》中笔画减少产生的异写字形有初—、遠—、流—、碑—、疏—、延—、曷—、碑—、然—、繞—、聚—等。

《大南一统志》中的异构字主要有六类，第一类是改变声符或意符的异构字，指将形声字的声符或意符改变为其他示音或者示意的构件。第二类是形声字改为会意字的异构字。第三类是改为符号字，指将汉字的构件改为一个既不示音也不示意的构件，相当于一个符号。第四类是受草书影响的异构字。第五类指构件相近而书写讹误产生的异构字。第六类是无固定原则地减省汉字的构件，只保留部分构件所组成的异构字。从上述俗字类型可以看出，《大南一统志》中的俗字主要是以简化的方式产生。其中符号化和减省汉字构件为俗字产生的主要方式。

符号化就是将原本示音或者示意的构件用符号代替，使之失去示音或者示意的功能。《大南一统志》中如用符号“リ”替换“金”，錢—、銀—、銅—、鎮—、錦—、鋒—、錫—、鑄—、鐄—、鐵—、錐—、鏟—、鐘—、錯—、鉻—。再如以“丷”作为替代符号，替代“囗”，产生圓—、国—；以“丷”形代替“行”，产生衛—；以“丷”形代替“門”，产生間—；以“丷”形代替“頁”，产生顧—等。《大南一统志》出现的俗字中因符号替代所产生的字非常多。如以“”替换“女”，“女”旁的字均以此类推，姓—、嫁—、姊—、妹—、婚—、姻—。还有以重文符号替换重复的部件，如疊—、蠹—、壘—、攝—、森—。“文”“”“爻”“又”“”“匕”“”等都是《大南一统志》中的符号。

上文所述这些符号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符号化，没有任何意义，不起任何示音和示意的作用。一种是草书连写所产生的符号。草书的笔画连写，产生了很多连写的笔画，这些笔画变为某些字固定的构件，如“匕”“”等。

符号替代的方式在客观上简化了文字的形体，更加便于记忆和书写，但是同样会带来因过于简化而造成识读的障碍。符号只具有构形的作用，符号与构件之间的对应关系难以归纳在一起，文字本身的示音和示意功能也大大减弱。而且符号依据的是人们对原有字形的掌握，以及自动联想补充的心理，符号字形的产生虽不能取代原有字形，但是这种符号字形对原有字形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

《大南一统志》中用以替代的符号在中国的文献中也是广泛存在的，但是在中国的文献中都属于个别汉字的构件，并没有像《大南一统志》中一样在多个字形中被当作简化字形的一种符号。《大南一统志》所出现的符号替代的俗字在《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宋元以来俗字谱》《敦煌俗字谱》《明清小说俗字典》中几乎都没有收录，国学大师网、台湾异体字字典网也检索不到相同的字形。这也说明了，符号替代是汉字在越南发生变异的一个重要方法。

《大南一统志》出现的俗字中减省构件产生的俗字有曆—、懷—、當—、歸—等。

从异构和异写的角度分析字形，《大南一统志》中的俗字有一部分是从中国继承的，在中国的文献中能够找到比《大南一统志》中更早的文献出处，如拜—、插—、出—、對—、鼎—、德—、飛—等。而影响俗字在越南传承的因素往往是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汉字文化也已经深入越南人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很多俗字是《大南一统志》中所特有的，或者是在中国失去生命力，在越南广泛使用的，具有明显的越南使用汉字的特征。影响俗字在越南变异的因素往往是微观的，如语言环境、认知因素、审美因素、文字载体等因素，但这些俗字仍然是在对中国古代或者近代俗字继承的基础上发生变异，继承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