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同质性的指认与建构
《汉语大词典》对“小资产阶级”的解释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的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20]可以看出“小资产阶级”本是社会学领域中的概念。从词源学的角度，“小资产阶级”的英语为“pettybourgeoisie”。有研究表明，中文第一次使用“小资产阶级”这一名称，是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有关列宁作品的俄文中译本里。[21]据德国学者李博考证，无论是日语还是汉语的翻译都是借译：二者都是在各自当时所常用的“bourgeoisie”的翻译形式前面加上了“小”，[22]因此，有必要考察“bourgeoisie”本身的含义。雷蒙·威廉斯认为“bourgeois（资产者、资产阶级分子）的定义是由法律范畴界定的，例如居留时间的长短等条件。这个词的基本定义是：生活稳定、没有负债的可靠‘居民、市民’（citizen）”，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新定义是“根据bourgeois这个词的早期用法而来的范围涵盖了生活稳定、没有负债的可靠居民及与日俱增的中产阶级（由商人、企业家及雇主所组成）”。[23]
可见，“小资产阶级”是个构成性词组，它属于社会学领域，指称的是拥有少量资产的阶级，中国通用的“小资产阶级”源于马克思、列宁等人的阐释。即从经济角度，依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对社会人群进行分类所产生的概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24]他们把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中形成的新兴阶级称为“新的小资产阶级”，其特点是：
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25]
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界定“小资产阶级”，因为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所以这一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里经济不独立，其社会地位也因此并不稳定，其形象就是“摇摆”。列宁1905年所写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认为“小资产阶级”是“衰落的”，它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迟早归于灭亡”。[26]
中国在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期，都在用“小布尔乔亚”或“小有产者”，前者显然是音译词，其含义与马克思、列宁等的论述基本一致。《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新辞源”对“布尔乔亚汜”和“布尔乔亚”做了解释。
布尔乔亚汜
布尔乔亚汜是Bourgeoisie译音，其意译为资产阶级，换言之，就是近世的资本家阶级，占有社会的生产底手段，雇佣着劳动者的阶级的统称。
布尔乔亚
布尔乔亚是Bourgeois的译音，其意义为资本家或有产者，从辞源而言，它的意义是市民或商人。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阶级是僧侣，第二阶级是王侯贵族，这二个阶级是上流阶级。所谓布尔乔亚是属于第三阶级的。到了近世，有产者——布尔乔亚——渐次地形成资本家阶级，打倒封建制度，掌握政权，造成现存的资本家社会，而以前的名字仍旧沿用。[27]
此处对二者的解释很明显是沿用了马克思、列宁关于资产阶级的经典论述，明确了“布尔乔亚汜”是“资产者阶级，就是近世的资本家阶级”，“布尔乔亚”是“资本家或有产者”，但并没有对“小布尔乔亚”有所解释。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已经大量出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论和政治文件里。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期，对小资产阶级的身份界定是比较模糊的，但对其对革命的态度基本形成了一致的看法：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认为文件中的要求是“与在现在情形底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很有利益的，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力来争到他们”；[28]陈独秀1923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分析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构成，认为他们“亦可以趋向革命”；[29]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中也指出“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何以呢？亦分别言之：手工工业家和小商人因竞争而致企业之崩坏，生活之不安，往往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比大资产阶级为猛进为坚决……可惜他们终因资本微小，而且组织亦甚为纷歧，不能集中其势力，是其大病[30]；”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也明确了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并主要依据经济状况和对革命的态度把他们划分为上、中、下三层：“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31]但毛泽东的分析和看法在当时没能成为党内的共识。
当然，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认识主要包括三个历史时期。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小资产阶级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小资产阶级包括城市和农村两种，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二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认识观，认为中国小资产阶级除仍包括农村与城市两种外，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民主党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团体。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此时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改造后仍与工人、农民有着鲜明的区别，知识分子仍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很难区分。[32]不管是毛泽东本人，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其他人，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远远不只停留于对其成分构成的认知上。事实上，“小资产阶级”在中国语境的使用中有着相当丰富的含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从接纳这个词开始，就已经在逐步扩张其概念本身的内涵了，对它的使用是一种泛化使用。
这种对“小资产阶级”的泛化使用主要表现在从阶层到意识的一种转换，学者郭若平著文考察了“小资产阶级”概念在中国意识化的过程。[33]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在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论述里看到这样的表述：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提到“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34]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1928年）谈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35]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开篇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文中提到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均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有关。[36]
中国共产党在文献中，很早便把“小资产阶级”表述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1928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指出：“本党第六次大会，坚决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坚决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要想使党布尔塞维克化，就“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文中列举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10种表现，如极端民主化倾向、反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个人意气之争等，最后指出“决不让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保留着一毫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央要求全党同志“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37]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列举了11种自由主义的表现，并指出这种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38]
可以看到，这时的“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的概念了，它的概念内涵已经被大大泛化，其触角已经深入更深的层面，已明确指涉为一种思想意识，之后“小资产阶级意识”作为“非无产阶级意识”，时常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当然，它也一直是作为被清除的对象而出现的。这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化”使用，应该说深受列宁等人的影响。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描述和列举了小资产阶级的很多属性，如“充满小贵族情绪的”、“空话连篇，夸夸其谈”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性”。[39]他在另外一篇名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文章中指出，他们身上还患有的诸如“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等“旧病”：
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40]
诸如此类的表述，已经树立了小资产阶级的负面文化形象，而这种文化叙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特别是早期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话语运作方式，并在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观念中被延续了下来。[41]另外，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作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还是“意识化”后的概念，其身上的特性都能找到其与知识分子形象的契合点，而这种同质性构成了二者的结合。
雷蒙·威廉斯这样解释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作为一个名词，在19世纪初期，用来表示一个特别种类的人或从事一种特殊工作的人”。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则指称“一种独特的、具高度意识的团体——一直很重要的，有助于社会发展”，“他们不但拥有专门的知识而且具有各种各类支配性的知识”。[42]
据考证，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从语用学意义上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指19世纪俄国的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第二个是来源于19世纪的法国，一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称为“知识分子”。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43]这属于葛兰西所说的“传统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词，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中，都有其渊源和前身。
《觉悟》上出现了一大批明确提倡“革命文学”的宣传文字，将知识阶级作为其间重要的革命参与者，倡导其应当肩负的任务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其中一篇文章便题名为《请知识阶级提倡革命文学》[44]。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成仿吾等签名发表著名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呼吁英国工人和进步知识界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帝国主义。[45]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谈到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因为它内包的要素底复杂，所以它反映到意识方面来的，只是一个混合型的革命文学”，“然而经过国内布尔乔亚汜及小有产者智识阶级相继叛变底两个阶段以后，即中国普罗列塔利亚特的Hegemonie确在了的今日，革命文学当然被奥伏赫变（不是鲁迅的‘除掉’）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上的方向转换”。[46]厚生在《智识阶级的革命份子团结起来！》中谈道：“农工大众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解放运动，已经就了各自的阵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一切的活动尖锐化起来，尤不能不把一切意德沃罗基的工作紧张起来——这是智识阶级的革命份子应该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47]王独清在《祝词》中认为“智识阶级”需要被革命“唤醒”，“现在我们底文学还不能与普罗列塔利亚特接触，这是无容讳饰，但是我们第一步的工程却是很容易办到：便是唤醒一般智识阶级，至少唤醒一般从事文学运动的人，使大家都能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而能获得真正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意识”，[48]他在暨南大学讲演《文艺上之反对派种种》时，批评一些不合理的声音，“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须要普罗列塔利亚去制作，现在从事于普罗列塔利亚的人既都是智识阶级，当然便不成立”。[49]何大白（郑伯奇）的《文坛的五月》同时使用“知识阶级”和“智识阶级”，在他眼中，知识（智识）阶级是革命的投机分子和摇摆者，“在这次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很不愉快地，我们发现了中国智识阶级的许多不易医治的毛病”。他认为中国的智识阶级有以下两个特点：“一，在心理上，中国的Inteiilingentsia大部分还抱着投机的倾向；二，在社会上，中国的文坛还脱离不了封建的，基尔特底支配。”[50]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从分析革命的进程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表现入手，评述“革命文学”论争，“智识阶级虽不属于革命的主要力量——智识阶级于其构成上不能做革命的主要力量，但革命没有特别看轻智识阶级的必要”，[51]分析了革命中“智识阶级”的动摇。
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就开始取代“智识阶级”了，即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并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社会阶层。据李博考察，“分子”是从日语中引进，衍生为“一个团体，组织或者社会阶层的成员”，在汉语中，“分子”这个词渐渐失去了它的特殊含义，转变成了后缀似的构形成分，用来表示某种特定学说和理论的追随者，某些具有共同信仰或者在同一知识领域中工作的团体的成员。[52]阶层只是阶级的一部分，意在强调其依附性，再后来，连“阶层”也被搁置，单说“分子”，这种做法很明显把这个群体置于游离的社会角色之中。
20世纪始，本来属于社会学领域的话语的“小资产阶级”，其概念被大大泛化后，基本都是在“意识”的层面使用，并且在各种表述叙事中，它的文化性格都是以负面叙述展现；与“小资产阶级”相同的是，“知识分子”这一由“知识阶级”（智识阶级）转变而来的词语，由最初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以及“为万世开太平”的革命情怀的形象，转变为革命争取的对象，再由“分子”取代“阶级”和“阶层”后，其本身被疏离的形象也日渐清晰，形象上的同质性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日后的结合找到了极其恰当的理由。
文艺界中的“小资产阶级”话语的使用始于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艺的面貌自此得以改变，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名，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更改写了一代知识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