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
李长莉
社会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自中国史学界自1988年提出学科概念，至今已经过去了25年。反省其实践探索轨迹，清理缺失与盲点，诊断症结与瓶颈，有利于我们思考今后的进路，调整方向，促使学科进一步深入发展。
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史学流派，其兴起与发展有多条路径，学者们从不同路径进行探索与开拓，汇聚成社会文化史（或称“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大方向，可谓殊途同归。依循不同路径进行探索的学者，对这一新兴史学流派进行过一些回顾与反省，迄今这类综述性文章已有多篇，[1]各有不同的角度和侧重。在此笔者对社会文化史自1988年以来的25年发展做一宏观回顾与反省，并对学科现存的缺陷及未来可行的进路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供同道交流与讨论。
一 1988～1998年约十年：兴起奠基期
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史新学科逐渐兴起到基本成形，主要取得以下三方面成就。
（一）提出了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形成了基本理论与方法
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如风俗史等，早就有人开始进行研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2]但一般成果比较宏观、综合，运用一般性的史学理论方法，没有自觉的学科交叉意识及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明确标明社会文化史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路向或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即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进行，史学逐步发生变革，在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继复兴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
较早明确提出将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作为一种研究路向的是刘志琴，她于1988年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3]《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4]两篇文章。两篇文章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但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相交织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这一新研究思路，可以说这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的初步形成。其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李长莉撰文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并对其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等做了比较完整的界说。[5]此后十余年间，一些学者在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上做了一些探索，[6]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可归纳如下。
1.“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的内涵与定义。有人认为可称为一个新学科，有人认为是一种新研究视角和新方法。虽然学者们说法不尽一致，但于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或交叉视角，应当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综合运用两种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点上，取得了基本共识。关于社会文化史学科定义，广义而言，主要指其研究范围，即社会文化史是研究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文化交织现象的历史；狭义而言，主要指其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即社会文化史是研究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互动关系的历史，是从社会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或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现象。
2.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广义而言，凡属社会与文化交织领域如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民众意识、社会心理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属研究范围；狭义而言，强调社会与文化的交叉视角，重心在于二者的联系与互动，即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观念的联系，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等。总体取向是关注民间与民众，目光向下。就研究范围而言，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有较多重合，至于具体的研究论题可能有所偏重，故此，社会文化史与新社会史或新文化史可以互通。
3.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对象具有复杂性和互渗性，在主要运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综合而灵活地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任何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综合性、交叉性、多样性特点。最为突出的是注重交叉性视角，体现为社会与文化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生活与观念相结合等。
4.社会文化史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与以往历史研究的“政治取向”以官方档案、政书等为主体史料不同，由于社会文化史目光向下，以民间社会为关注重心，因而民间史料是其史料主体，如报刊读物、家谱族谱、日记笔记、私人文集、戏剧唱本、蒙学读物、民间善书、神话传说、民谚俚语、野史小说，以及实地调查、口述资料、图片影像等，即使利用一些官方资料，也主要是从中搜求与民间有关的记载，特别是方志、判案记录及社会调查报告等。这是由社会文化史主要关注民间社会这一特点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初创时期经过十余年的讨论和积累，虽然在各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表述，但也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果大而化之做一概括的话，依笔者之见，那么社会文化史学科可以定义为：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
（二）出现了一批具有学科色彩的基础性研究论著
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视角来考察一些历史论题，其实早就有人做此尝试，只是以往没有明确的新学科意识，研究者或是由于研究内容属于社会史与文化史交叉领域，因研究内容的需要而涉及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如风俗史、社会生活史即是典型一例；或是有一定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自觉，如社会心态史研究。在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新学科方向提出后，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社会文化史交叉学科的视角，运用这一新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积累研究成果。这类研究方向更为明确，社会文化史的新学科特色也更突出一些。
综观这些初期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可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出现一些社会文化史方面的专史著作。这些研究大多是沿着社会史或文化思想史前行，有的是旧领域的新成果，有的是有意识地对旧方法进行改造或创新，自觉地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研究而进入新领域。这些成果既可属于原领域，如果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看，也可划入新领域，因而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性成果。如社会风俗史方面，较早的有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二书，这两书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开拓之作。此后还有如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和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这两书分别对西式风俗和陋俗文化做了系统研究。社会心态史方面，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一书，运用城市史与心态学相结合的方法，就清末时期上海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一书，对江浙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做了专门研究。社会生活史方面，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一书，是较早的近代社会生活史专著。社会与思想互动史方面，有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2.出现社会文化史色彩的新概念。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起初是旧有领域研究“自然长入”社会文化史新路向，如风俗史、社会生活史等，且大多沿用旧有的概念、框架、词语及分析工具，一般没有新学科特色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词语，因而对于新学科基本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论著中出现了一组明显具有社会文化史色彩的新概念，即“公共领域”及“公共空间”、“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等概念群。[7]这组相互关联的概念群，是从西方社会理论中引入的，显然相关学者认为这些概念对于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比较有效，因而加以借鉴、运用与讨论。这一现象也可说是中国史学界开始引入西方当代社会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实践的一个发端。此后“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等论题仍然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其意涵和应用也有所演化与拓展，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组。
3.出现综合性学科通史著作。一个学科的成形，往往以综合性学科通史的出现为一个标志。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综合通史性著作是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罗检秋执笔编写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这套书明确以“社会文化变迁（史）录”为标题，是综合性、基础性、开拓性的近代社会文化通史著作。
（三）出现一批学科基地，形成基本研究队伍
新学科的成长、发展，需要有一批研究基地和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作为“孵化器”和发展平台。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些与社会文化史相关的研究基地、团队先后建起。如北京地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室群体以及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一些学者陆续进行社会文化史研究。华南地区有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一些学者，主要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华南地区社会史研究。此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山西大学等更多分散在各地高校的学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社会文化史方法进行研究。
自1988年以后的十余年间，社会文化史学科理论方法的提出与形成，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史和综合史著作的出版，以及一些研究基地和研究团队先后建立，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基本成形，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兴起与奠基期。
二 1998～2008年约十年：发展兴盛期
经过约十年的发展，社会文化史研究进入了兴盛发展时期，表现为研究论著持续增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热门领域。在此期间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自觉运用社会文化史交叉视角进行研究的专题论著增多，并出现具有学科特色的热点领域和新概念群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被越来越多研究者认同和吸收，更多的学者开始自觉地以这种新视角来进行研究，研究论著开始成批量出现，并稳步持续发展。笔者据《近代史研究》附载的历年论著目录，统计2003～2007年五年间国内发表的中国近代史论文和出版的著作，论题明确具有社会与文化双重意涵与交叉视角，因而可列为较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史取向的研究成果，这五年间共有专著78部，论文346篇。可以说社会文化史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学术空间和生命力，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特征的分支研究领域。
从这些论著的论题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1.出现热点论题。这些论著出现一些比较集中的论题，如生活史、风俗信仰、大众文化（传播）、社会认同、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等论题，总数都在40篇（部）以上，平均每年8篇（部）以上。其中有些是与传统旧领域重合的，如风俗史、大众文化史；有的虽然是旧领域，但是一直被忽视而如今则上升为热点领域，如生活史，在这一时期该领域的论著数量升至第一位，可见其得到研究者集中关注而成为热点。这些论题无论新旧，都大多有自觉的社会文化交叉视角的色彩，因而多具有一定的新意。
2.出现新领域。除了上述这些旧有领域之外，还出现了更多具有社会文化史学科特色的新研究领域和论题，如公共领域（公共舆论、公共空间）、话语分析、概念史、文化建构史、表象史、记忆史、身份认同史、身体史、休闲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区域社会文化史等。这些新领域和新论题，都有一套相应的有一定新意的理论方法，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层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3.出现新词语。词语是进行学术研究、逻辑分析的最小概念单位，也是史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因此具有一定学科色彩的学科性词语，是一个学科用以分析、解释、建构研究对象的基本工具。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著中，可以看到一些不同于传统史学词汇而具有社会文化交叉特色的新词语，并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如“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舆论”“语境”“话语”“文化建构”“文化想象”“历史记忆”“表象”“现场”等。这一系列新词语的出现及广泛应用，标志着社会文化史学科特色更为突出，理论方法更具创新性。同时也与传统史学形成更大反差，进而出现扩散渗入效应。
（二）与西方社会文化史合流
这一时期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西方社会文化史合流。[8]如果从国际史学界范围来看，社会史与文化史交叉视角的社会文化史（或称为“新文化史”“新社会史”），作为新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方法，最早出现于西方，[9]比我国早约十年。其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到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被陆续引介进来，我国史学界也开始借鉴、吸收这些理论方法，引入运用一些新的学科概念和理论进行研究，前述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公共领域”讨论就是典型一例，此后国内外社会文化史逐渐合流。
我国学界之所以热衷吸收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源自法国年鉴学派及西方文化人类学、社会理论等的交汇流变，具有深厚的哲学传统和史学理论基础优势，因此社会文化史理论作为西方理论的分支发展，无论是理论体系、概念工具，还是研究方法，都更加成熟、规范与适用，我国学者引为己用，自然相对便利，这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
二是我国近代以来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大多基于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与我国近代社会发展阶段相近，因而具有较强的对应性。同时，社会文化史以关注民间社会的视角研究近代社会与文化的交叉领域，而我国原有史学理论方法对于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分析力度和解释力度较弱，借助这些西方已有的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则分析和解释更为有效，特别是一些概括性和建构性的中层理论，如“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等概念，“文化建构”“语言分析”等方法，“记忆史”“表象史”等领域，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更为有效和适用，因而被我国学者拿来应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当然，作为由西方人研究西方社会而形成的理论方法，移入我国后会有一定的“水土不服”现象，一些理论概念可能与我国实际社会文化状况显得隔膜不适，我们更需要的是真正由研究我国社会文化状况而产生出的既有“地方性”又具“普遍性”的本土社会文化理论，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而首先吸收、逐渐消化西方理论即是最为便捷的一条路径。可以乐观地预见，我国学者久已呼唤的“本土理论”，最有可能是在西方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入研究中经再度创造而产生。
三 2008～2013年约五年：深化扩散期
关于2009～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概况，已有专文进行了梳理，[10]在此不再详述。总体而言，近五年社会文化史向着各个领域的分支路向深化发展，特别是在一些集中的热点领域向纵深发展，同时社会文化交叉视角的理论方法出现扩散化趋势。下面仅归纳近五年社会文化史发展的一些特点。
（一）热点领域的研究成果出现系列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态势
如社会生活史原是旧研究领域，较早进入社会文化史研究视野，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升为社会文化史的热点论题，同时也加入了“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物质文化史”“休闲文化史”“个人史”“微观史”“区域史”等社会文化史新理论元素。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近五年进入成熟期和收获期，不仅研究成果层见叠出，呈“涌出”状态，而且成果出现系列化、精细化、规模化的新动向。“上海城市生活史”系列研究成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上海学者群体组织出版“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在2009～2011年短短三年间，共推出了两批共25部有关上海城市生活史的专题研究著作，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相当精细、深入及成系列、成规模的水平。
（二）有学科特色的热点论题推动一些新研究路向的发展
“仪式节庆”是近年引起诸多关注的新论题。仪式节庆作为国家礼仪，是向社会大众传达一定的政治或文化意义，有的也是历史记忆的固化形式，是塑造大众文化、民众习俗、民众观念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近年这一论题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一些学者运用文化建构、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等新理论方法，对近代以来的仪式节庆及其意涵的变迁进行研究，出现了一批颇具新意的成果。
除了由热点论题推进一些研究路径向深化延展之外，一些新研究方法的应用也得到开创。如通过关键词语的建构与传播，考察中国近代文化观念变迁和知识传播过程，这种“词语分析法”是近年兴起的一种新研究方法，海内外都有一些有关的新研究成果。[11]
（三）研究路径向分化与综合双向延伸，学科影响弥散性扩展
1.分化。伴随研究的深化，研究领域进一步分解，出现更多分支路向，并有持续性发展。如在原有的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区域史之外，又有城市社会文化史、概念史、文化建构史、生活方式史、身体史、图像史等更加细化的分支，成果不断增多。
2.综合化。与细化分化相反的另一趋向，是综合化的总体史，其成果也有所增多。如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倡导的区域总体史，已经取得了富有特色的系列成果。上海、天津、北京、成都、武汉等各大城市史研究也带动了城市史研究呈现兴旺局面。
3.“时段后延”。近年社会文化史拓展的另一趋向，是出现由近代史向当代史延伸的“时段后延”现象。相对于政治的断裂性，社会文化则更具连续性，因而，一些研究近代社会文化史的学者，沿着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而延伸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阶段。如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其研究范围由近代向新中国成立后扩展，组织人员对新中国早期婚姻家庭变迁进行口述史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学对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时代的研究等。这些都反映了这种“时段后延”趋向。
4.学科交融。近年社会文化史与其他学科领域相互交融的趋势日益显著，彼此界限更加模糊。如社会生活史，从其内容来说，同属于社会史领域，如果更多地运用社会与文化交叉视角、多元联系的观点，关注民间社会，运用公共领域、词语分析、符号象征等方法进行研究，也可说是社会文化史。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史交叉视角及研究方法，也被其他领域一些研究者吸收，引入其研究中去。如一些政治史研究者，也从社会文化交叉视角，运用公共领域、词语分析、文化建构等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做出一些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如王奇生的民国政治史著作《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一书，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政治史引入社会文化视角的探索。这反映了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优势及其影响，有日益向其他研究领域渗入的趋向。
四 学术贡献与问题反省
回顾中国社会文化史25年间从兴起到发展再到日渐成熟的历程，既有对史学革新与推进的学术贡献，也存在局限与发展瓶颈；由这些回顾与反省，我们方可更清晰地展望未来发展进路。
（一）学术贡献
综观社会文化史在中国25年的兴起发展、日渐成熟历程，可以看到，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成为历史学中一个以理论方法创新为主要特征，具有鲜明特色的新学科路向。这一学科的发展对于历史学创新具有以下意义。
1.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以往的学科分野是以研究领域和对象不同来区分的，是一种平面式、领地式的划分，是有限资源的分割。而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向，主要是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开辟了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新角度、新路径。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打破了传统学科以研究内容相区分的隔阂，架构了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社会状况与精神世界的关联，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学科特色的新概念、新理论，为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这种理论方法创新，丰富了历史学，开辟了一条史学革新之路，推动史学由“描述性研究”向更加深入的“解释性研究”趋进，成为史学深入发展的一个生长点。其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展现了史学研究的新风貌和现代生命力。这是社会文化史的主要学术价值。
2.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走向“本土现代性”。以往“革命史范式”偏重革命运动主线，对社会整体转型有所忽略。“现代化范式”强调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以西方现代化为评判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尺。虽然这两种范式对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某些层面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相对于丰富的中国社会近代转型而言，又都有一些层面的忽略盲点。而社会文化史强调回归本土，关注民间，贴近国情，以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内在立体考察为主要路向，重在考察民间社会的动向、社会文化生态、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个人-社会-国家的互动关联等取向，使史学立足中国本土国情，为探索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特征及独特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更加有效的研究路向。这是社会文化史的主要现实意义。
3.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民间社会是民族文化的母体，是民族之根与民族之魂的栖息处，是民族生命力的本源所在。民间社会蕴藏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丰富宝藏和民族生存密码。尽管近代一百多年来，社会表层经过了多次天翻地覆的变动，民族特征已几近消失，但在民间社会，却蕴藏着支撑中华民族数千年顽强生命力的生存密码，因而也是解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特征与中国独特道路的锁钥所在。这些文化密码就蕴藏在民间社会之中，蕴藏在亿万平凡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心灵世界之中。社会文化史的关注重心从政治舞台走向民间社会，正是走向这个民族文化宝库去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探索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独特发展道路的根源，寻求在全球化冲击下民族生存与复兴之路，寻求人类和平共生之路。当今中国正面临社会转型的困惑与阵痛，急需适应我国发展的本土社会理论，社会文化史关注民间社会，挖掘本土社会文化资源，可能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这是社会文化史的主要理论意义。
（二）反省问题与瓶颈
社会文化史经20多年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质疑，存在一些局限与问题，遭遇到发展瓶颈。在此稍做梳理与回应。
1.“非学科”。自从社会文化史兴起直到今天，一直有社会文化史是否一个独立学科的质疑，有些运用一些同类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更是产生一种身处学科内外的困惑，或是学派划分的疑虑中。对社会文化史是否为学科，行内学者在最初阶段也曾有过讨论，后来则趋于沉寂，也可以说形成了某种默契。笔者认为，行内学者虽然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但有一定的基本共识，即社会文化史是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视角，与原有学科的区别主要是不以研究领域这一传统的学科标准区分，且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独具特色，因而与相关学科如社会史和文化史有一定的重叠性，边界并不清晰。社会文化史是否独立学科的名目并不重要，它也可称为新视角、新学派，或是“准学科”，但重要的是自觉地以新的理论方法，沿着新的研究路向，推动历史研究的革新和深化。特别是在当今史学分支日益细化，在各学科交界的边缘处日益分化出更多新支流的情况下，以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区分方式来界定日益困难。因此，不必偏执于学科名目之有无，而应更需注重这种视角和理论方法的有效性。依笔者之见，如果有一定的学科意识，可能更有利于自觉地沿着这一新路向走史学创新和深化之路。就这个意义而言，标示社会文化史为一新学科的，并非出于别立门户、自树帮派之意，而只是希望强化研究者的自觉创新意识，更好地凝聚学术追求的同道同好，以推动这一史学新路的进一步拓延。本文将社会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学科加以梳理，就是出于这一考虑。
2.“碎片化”。[12]这指不少社会文化史研究者选择的论题细小、琐碎，缺乏联系的现象。笔者曾对此有过专文讨论，[13]在此不必过多重复，只想提请注意的是，由于社会文化史主要研究对象是民间社会、大众生活，因而需要进行具体而微的微观研究，这就导致与微观研究发展而来的“碎片化”有一定的伴生关系。我们需要警惕这个“陷阱”，以联系论、网络论、整体论、建构论及选择“中观问题”等方法进行矫正，使微观研究的“碎片”，通过这些方法而连接为宏观研究的“珠串”和“网络”，如此才能避免跌入“碎片化”的泥沼。
3.“描述性”。伴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在历史书写方式上也出现“叙事史”（或称为“讲故事”）、“描述性”特征，这也是社会文化史关注民间社会的一种伴生物。如果只是“描述史实”，则社会文化史因论题细小而与其他学科相比无深度。这里涉及与传统史学实证方法的关系问题，对此笔者在前述文章中有过讨论。[14]诚然，叙述历史事实，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历史原貌，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第一步，但若仅停留于此，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因为“描述性研究”是所有史学的基本书写方式，社会文化史的特色是在此基础上的“解释性研究”，而且是具有一定新路向和理论方法的“意义阐释”。社会文化史与其他学科不同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其“解释工具”有所不同，因而我们需要建构和运用这些“解释工具”进行研究。要借鉴已有的理论方法，以及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不断调整和补充社会文化史学科的“解释工具”，即理论方法。选择研究论题时，可以本着“从解释着眼、从描述入手”的路径。通过这种路径展开研究，或可改变“描述性研究多而解释性研究少”的缺失。
4.“无意义”。由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论题往往具体而微，因而常常受到“意义稀薄”“价值缺失”的质疑，甚至有的研究被讥为“自娱自乐”“猎奇”“把玩”等。对此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只有用能够被认可的真正具有学术和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予以回应。据笔者观察，大多数社会文化史研究者，是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经世”传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创新意识进入这一领域的。但是如果在研究实践中缺乏问题意识，缺乏时代眼光，缺乏理论素养，缺乏社会关怀，缺乏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就有可能在不自觉中使自己的研究走上“意义稀薄”“价值缺失”因而被边缘化的歧路。这是需要我们予以警惕的。因此，笔者以为，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实践中，虽然具体论题可能具体而微，但需紧紧扣住近代社会文化转型这一时代变革的主线，在与这一主线的联系中把握和分析具体的社会文化事象，这可能是一条避免“价值缺失”的路径。
五 结语：未来进路展望
通过上述对中国社会文化史25年来路的回顾，可以看到当下社会文化史学科所处的方位与面临的问题，由此再向前展望前进方向，可以有以下一些期待。
首先，时代呼唤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创新成果。当今我国正处于从经济转型向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即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所谓“深水区”，就是广阔深邃的社会文化大海。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前三十年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如今遭遇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失调与不适，造成社会结构重组、社会矛盾增多、价值观念混乱、伦理道德失范、社会政治失序等一系列问题，社会发展遭遇瓶颈，需要寻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突破瓶颈、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发展路径。实际上，这也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延续。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就是沉入社会文化这一“深水区”里探索航程的一种方法，是回归“民间社会”挖掘本土社会文化资源来熔铸社会发展智慧的一条路径。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大多可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寻找到源头或相似发展路径。因此，我们从当今时代需要出发，就有无数可供研究的论题，有广阔的有待开拓的学术空间。可以期待，未来这一学科路向还会有更多、更具有问题意识和时代价值的成果问世。
其次，中国社会文化史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比较丰厚的学术积累，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形成一些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研究队伍已日益壮大，理论方法不断丰富，研究路径更加分化、多元。特别是在全国已经形成了多处研究基地和多个研究团队，更多具有新知识素养的年轻一代加入这一领域，还有更多分散于各处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借鉴社会文化交叉视角和理论方法进行不同的研究，这些都使得社会文化史形成弥散化扩展趋势。
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史发展的进路，笔者以为，一些历史与现实关联度较高的论题，可能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社会文化史的热门论题。具体而言，以下几个可能是今后一段时期社会文化史较受关注的“关键论题”。1.“民间社会”。与此相关的论题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以及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等概念群。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民间社会为重心的“半自治化”社会，但自从清末开始近代化社会转型以来，国家逐渐强化对民间社会的渗入和控制，直至数十年后，民间社会的独立性几近消失，其后果是在造成国家控制社会力量无限增强的同时，民间社会所承载的民族社会文化资源也丧失殆尽。伴随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民间社会活力又开始恢复，市民公共生活领域出现大块空白；同时民间社会缺乏自组织、自管理机制，这也是造成当今社会上下失调、政民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现在有“重建民间社会”的必要。检索中国近代“民间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近代变迁的机制与得失，因应当今所谓“新市民运动”等社会问题，并为之提供一些历史经验。
2.“社会治理”。这是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理论即“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理论所指向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当今我国“创新社会管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围绕这一中心有众多各个层面的论题，这些会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3.“生活方式”。与此相关的论题有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等。生活方式是亿万民众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基础，各类人物，概莫能外。生活方式也是形成民众感情、行为方式、道德伦理、社会规则、法律礼俗、社会观念的基础和土壤。以往我们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作用，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彰显，是我们重建当今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
4.“价值系统”。近代百余年来，中国人的价值系统经过了几次伤筋动骨性的颠覆和重构，当今更是处于价值混乱与道德失范的困境，如何重建民族价值系统，是一个急迫的课题。社会文化史学者从蕴藏着丰富的民族社会文化资源的民间社会入手，或可为今天的价值重建提供一些历史资源。
笔者以为，上述几个“关键论题”，有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做出贡献的生长点。
[1] 2010年前的社会文化史相关文章大多收入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论集中；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史方面的综述文章也有所涉及。近年还有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李长莉、毕苑、李俊领《“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2009—2011年度研究综述》（《河北学刊》2012年第3期）；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2013》（《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等。
[2] 早期著作如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191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等。后来还有一些社会风俗史的研究成果。
[3] 史薇（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4] 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收入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6] 其中大部分相关文章后来收入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论集中。
[7] 如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32期）；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马敏《历史中被忽略的一页——20世纪苏州的“市民社会”》（《东方》1996年第4期）；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的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等等。
[8] 关于我国学界与西方社会文化史合流以及两者的异同，笔者曾在《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一文中有所述及。
[9] 〔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10] 可参看李长莉、毕苑、李俊领《“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2009—2011年度研究综述》，《河北学刊》2012年第3期；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11] 〔德〕郎宓榭、阿梅龙编著《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黄兴涛：《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2] 《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辑，连续刊登《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共13篇。
[1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14]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