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史探
北京水利史辨微二题
唐晓峰[1]
摘要：水到底何时由蓟城北迁移到蓟城南？高梁河西河的由来及其与漕运的关系如何？这是北京水利史与历史地理研究者一直关注但仍然存疑的两个重要问题。本文在梳理辨析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寻找历史文献与今人研究之间的合理联系并予以举证、推测和补充，为更加深入地认识永定河与蓟城的位置关系、北京漕运的起始与基础、金元时期的漕运水系等问题，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水 蓟城 高梁河西河 坝河 漕运
一 《水经》水“过广阳蓟县北”为东汉事
在《水经注》㶟水注中，郦道元纠正了《水经》关于㶟水与蓟城关系的记载。《水经》云：㶟水“过广阳蓟县北”。郦道元注则引证《魏土地记》称：“㶟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2]
清末《水经注》研究大家杨守敬赞同郦注的观点，“守敬按：《晋书·王浚传》，与浚期游蓟城南清泉水上，乃清泉水在蓟城南而不在北之确证”[3]。不过，清末另有学者认为《水经》《水经注》都没有问题，二者所记相异，乃是因河水正溜在不同时代位置不同。李鸿章等《畿辅通志》卷七八《河渠四》称：“桑干河自石景山以上历朝均未闻有歧流，而自此以下则在两汉时以高梁河为桑干河正溜，其水由梁山北麓东出，历昌平州西南界山中，直迳蓟北而东合于潞，在今都城之北。迨乎魏晋，高梁河塞，遂以清泉河为桑干正溜。其水由石景山北麓东出，曲迳蓟南亦东合于潞，在今都城之南。”[4]
长期以来，郦注的判断多为人所接受。例如在195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中，由侯仁之、黄盛璋撰写的“《水经注》选释”便采纳郦注的观点，认为“古代㶟水过蓟县故城南，而非城北。经文的错误，郦注作了纠正”[5]。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几乎全体改变了看法，开始认为，《水经》没有错，郦注称㶟水过蓟城南也没有错。新的观点类似《畿辅通志》所言，以为在《水经》写作的时期，㶟水就是从蓟城北面流过的，而到了郦道元做注的时候，㶟水已经改道，转从蓟城南面流过。郦道元不知有改道的事，便以为《水经》记错了。学者们这个新认识，主要并不是参考了《畿辅通志》，而是由于一条永定河（即古㶟水）故道的发现。
这条永定河古河道的线路是：出西山之后，向东流经“八宝山北、田村、半壁店、紫竹院，经高梁桥至今德胜门西，再南折入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海，穿过今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西南，再向东南流经前门、金鱼池龙潭湖，经左安门以西流向十里河村东南，至马驹桥附近汇入㶟水故道（今凤河河道）——今人称之为‘三海大河’”[6]。这一发现是在孙秀萍的文章中公布的。此文先于1978年登载在《北京地震地质会战研究成果汇编》上，后正式发表在1982年的《科学通报》以及1985年的《北京史苑》上。[7]这一成果被研究北京水文历史的学者普遍引用。[8]
关于这条古永定河存在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晚更新世，此为上限，因为时代古远，只能做这样很笼统的判断。而其消失的时间，即下限，已经进入历史时期，应当做比较具体确切的判断，但其遗址本身未能提供确切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水经》中㶟水“过广阳蓟县北”的记载启示了人们，以为《水经》描述的就是所发现的这条古河道，当时河流尚在。而进一步的推断当然就是：这条河流改道的时间下限，当在《水经》成书之后。此外，又因郦注明言水从蓟县南面流过，则㶟水向南改道当在郦道元的时代之前。
不过，从《水经》的时代，到郦道元（472—527）的时代，悬隔300来年，㶟水改道的确切时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学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互有参差。
段天顺等认为：“春秋至西汉间，永定河自积水潭向南，经北海、中海斜出内城，经由今龙潭湖、肖太后河、凉水河注入北运河。东汉至隋，永定河已移至北京城南，即由石景山南下到沟桥附近再向东，经马家堡和南苑之间，东南流经凉水河入北运河。”[9]
孙秀萍：“三海大河就是永定河从晚更新世以来，延续到全新世的一支古河道。这条古河道消亡的时代，目前证据还不多，但从《水经》到《水经注》所载的有关城址、水系的变化来看，大约可以晚到汉代。”[10]
《北京志·地质矿产水利气象卷·水利志》：“两汉时期，以高梁河为正溜，其水从梁山北麓东出，经昌平州西山界，绕过蓟北，东归于潞（通县）。到曹魏及晋代，高梁河淤塞，则以清泉河为正流，据《水经注解》载，永定河出山后也名清泉河。由今石景山北麓东出，经蓟城南流向潞州。”[11]此段叙述很像是参考了《畿辅通志》，但未予注明。
尹钧科、吴文涛认为：“东汉时的永定河出山后，主流改向东北，经蓟城北，循高梁河道至今北京城内三海……三国魏时期，㶟水已迁流到蓟城以南。”[12]
于德源认为，关于㶟水与蓟城的关系，成书于东汉桓、灵之际的《水经》的记载与北魏时代的郦注的记载不同，“正说明水在东汉末至曹魏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从蓟城北到蓟城南的大改道”。[13]
关于㶟水南迁的时间，诸家说法不一，但逐渐集中在东汉至曹魏期间。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比较适宜的。本文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试做进一步推定。
在《水经注》郦注中，另记有一件重要水利事件在北京地区发生，它与㶟水南迁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确定㶟水南迁时间的下限。这个事件就是车箱渠的开凿。《水经注》卷一四鲍丘水注：刘靖“登梁山以观源流，相㶟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14]。
目前，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高梁河就是古永定河的遗留，或者说，高梁河经行的路线就是当年㶟水的故道。此外，学者们也几乎一致认为，车箱渠的经行路线，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用了高梁河道。[15]如此，便有一个十分明了的关系，即车箱渠经行的路线与古永定河有所重合，于是一个重要结论便不难得出：在开凿车箱渠的时候，㶟水已经南迁。关于这一点，仅见尹钧科、吴文涛在《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一书中提到：“车箱渠的开凿，也证明㶟水已向南改道流去。如果当时㶟水一如东汉，流经蓟城北，那么何劳刘靖再开车箱渠？”[16]我们知道车箱渠的开凿时间是确定的，即嘉平二年（250），那么，这不就是㶟水南迁的更精确的时间下限吗？
问题可以做进一步思考。车箱渠开凿的时间，绝不是㶟水南迁的时间，二者不可能出现在同一时期。㶟水南迁，应该大大早于车箱渠开凿的时间。从刘靖登梁山以寻找适宜的引水出山地点来看，原有㶟水的出山处已经不可识（或不值得关注），刘靖完全是以一种创新的意识在进行此项事业，而并不在意以前㶟水曾在蓟城北部流过的历史。况且，当初在㶟水北行的时代，人们不可能不利用它的水源来灌溉田地，如果刘靖是在㶟水南迁不久就来开渠灌溉，也就谈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一定值得树碑立传。总之，㶟水南迁应是时代久远之事，超出了刘靖及当地父老们的记忆，具体来说，应早于250年至少大几十年，以朝代来表述，应先于曹魏时期（213—266），或许在东汉的某几个年头之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又引起另一个问题。《水经》既然称水过蓟城北，那么《水经》的写作，也应先于水南迁的时间。清代考据学发达，经戴震、杨守敬等多位学者研究，排除了《水经》为西汉桑钦或两晋郭璞之作的误传，最终“锁定”为曹魏时期作品。用戴震的话说：“然则《水经》上不逮汉，下不及晋初，实魏人纂叙无疑。”[17]
清末《水经注》研究集大成者杨守敬更举出有力证据，实际上是更精确地将《水经》之作判定在了222年之后。杨守敬在《水经注疏·凡例》中写道：“自阎百诗谓郭璞注《山海经》引《水经》者也而后，郭璞撰《水经》之说废；自《水经注》出，不言《经》作于桑钦，而后来附益之说，为不足凭。前人定为三国时人作，其说是矣。余更得数证焉。《沔水经》：‘东过魏兴、安阳县南。’魏兴为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赵氏疑此条为后人所续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经》之明证。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而《经》明云，‘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此又魏人作《经》之切证。”[18]
所说“遏淇水东入白沟”的建安十九年，为214年。而魏兴郡，熊会贞考订设立于魏黄初三年，即222年。[19]此两例为杨氏判定《水经》作于曹魏时期的“切证”。今学者大多采纳杨氏的结论。[20]
如果确定《水经》成书于曹魏时期，而所记㶟水“过广阳蓟县北”也是实时记载的话，则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水经》刚刚记录㶟水过蓟县北，㶟水就南迁了，而㶟水刚刚南迁，刘靖就来开车箱渠了，这三件事都发生在区区20来年的时间之内。这样紧凑的历史演进令人不敢信。
而从上面讨论的刘靖开凿车箱渠一事来判断，《水经》㶟水“过广阳蓟县北”之说应该更早，不会与沔水“东过魏兴”之说为同一时期事，水过蓟县北的事情，如前所述，不应在曹魏期间。两句话各自的出现，应在不同时代。戴震称《水经》“纂叙”于曹魏时期，意为《水经》，并非整齐为一个时代之作，而是用不同时代的资料“纂叙”汇总而成。《水经》成书于曹魏，当理解为其最晚的文句形成于魏，但并非每一句话都由魏人说出，所说每一件事又都是曹魏时事。
最后，附带谈一下关于《魏土地记》时代的问题。郦注的话是这样说的，“㶟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从语气来看，郦道元是先讲出自己的看法，然后用《魏土地记》来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看法，那么《魏土地记》就应与《水经》的时间相近，这才具有进一步证明的作用。如果《魏土地记》远离《水经》的时代，是北魏时期的书，其证明力度仅等同于郦注而已。另外，“清泉河”无疑在西晋时存在，主要证据是《晋书》卷三十九《王浚列传》：“于是与浚期游蓟城南清泉水上。”[21]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也是这样标绘的。如《魏土地记》果为曹魏作品，则说明清泉河一名在三国时就已经出现了。
二 高梁河西河与漕运
所谓“高梁河西河”（本文或简称西河），见《元史》卷六四《河渠一》所记：“金水河所经运石大河及高梁河西河，俱有跨河跳槽。”侯仁之先生认为，此河开于金代，是沟通白莲潭（积水潭）与金中都北护城河的人工渠道。其位置“就相当于现在北京城内的赵登禹路和太平桥大街。这条路线迟在清代中期以前还是一条明沟叫做‘大明濠’，也叫‘西沟’。这‘西沟’二字，当即从‘西河’二字演变而来。辛亥鼎革之后，这条西沟才逐渐改建为大路”[22]。
西河是一条体量不小，存留时间颇长，但又缺乏明晰记载的河道。元大都城修建，城区内有三大水道先于城市存在，即坝河、高梁河（白莲潭）、西河。规划者对这三条水道（包括湖面）均留存利用。今人对坝河、高梁河（白莲潭）的事情比较清楚，唯对西河不甚明了。本文试对西河的问题，主要就其在金代漕运上的地位，试做考察。
为行文方便，本文将金代中都水道漕运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前金口河时期、金口河时期、后金口河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划分，是参考大多学者的研究。[23]导引卢沟河（永定河）水的金口河开凿于1170年、1171年，但由于卢沟河泛滥淤塞问题严重，于1187年将其堵塞停用，实际使用时间约16年。此期间漕运河道主要是中都与通州间的漕渠，水源来自卢沟河及高梁河。在开金口河之前，即前金口河时期，通州至中都的水道漕运主要通过坝河。[24]金口河停用以后，即后金水河时期，通州至中都的水道漕运可通过闸河（原漕渠）、坝河，二者均以高梁河等为水源。
以下讨论高梁河西河的问题。
侯仁之先生最早对这条河道进行了关注。20世纪40年代，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在讨论金中都护城河水源问题时，注意到了“高梁河西河”，并做出了初步推测，认为这条水道的开辟是为了向中都城护城河补充供水。他写道：中都城的护城河水源，首先部分地来自从城市西郊莲花池流出的洗马沟水，“但是，洗马沟的汇水区相当有限，除它之外，护城河必定还有其他水源。……就在不久前，在今天的北平内城的北部偏西处，仍有一条干涸的古河道，或者说是沟渠的遗存，与西城墙大致平行。虽然河道源头现已无法追溯，但是河道与汗八里城市规划格局并不一致，因此可以推断，这条河道的形成早于汗八里的修建。这条河道一直保存到了相当晚近的时间……笔者认为，这可能是金代开凿的一条河道，目的是将高梁河的河水引至中都城北护城河。遗憾的是，这一点无法由任何文献记载直接确认”。[25]
在后来对北京历史上水源问题的研究中，侯先生利用古地图材料，进一步指出，这条河道本与积水潭通，大约在清朝前期，上游被填塞，其地发展为街巷，于是最晚在乾隆时期，此河道仅余南段，成为“断头”河。[26]至此，这条河道原本北接高梁河（积水潭）的推断成为定论。
那么西河是否是人工渠道，仍需确定。吴文涛在《北京水利史》一书中提出这样的看法：金代将高梁河水引入闸河，大致可以推测出五条渠道，其中包括西河。她进而判断，“这些渠道原本都应该是古永定河的高梁河故道和金沟河故道上的支汊河道，有天然的河道遗迹或水体保留，在这个时候又被人工疏浚、沟通，使其成为高梁河与闸河的联系通道，为漕运输送水能”[27]。这个看法不无道理，此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高梁河大致位于永定河冲积扇的脊部，[28]在水满的时期，自然会出现河水向两侧溢出的情况，这种溢出，随意性强，从而形成多股溢流。但这些溢流有一个特点：不稳定。在水少的时期，它们会断流，甚至完全消失。以后再现溢流，可能在其他部位。这些支汊河道只有在人工持续维护的情况下才会稳定。在人类对某个方位的水道有所需求时，会对那个部位水道着力维护，甚至扩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是“人工”性质的了。
从流向来看，西河从白莲潭引出之后，直向南而去，汇入金中都北护城河的可能性极大。这自然使人想到为护城河补水的功能，而北护城河后来与漕渠相连，西河当然又有了向漕渠补水的意义。西河的这些功能，在学者们的研究中，提及最多。
本文认为，除了向中都北护城河、漕渠补水的功能外，在特定的时期，西河本身也是一段漕渠，具有供漕船航行的功能。目前所见学者们的研究中，仅侯仁之先生隐约讲到这个事情。
1990年，在为什刹海历史文化名胜风景区专号撰写的短文中，侯先生写了一段话：车箱渠开凿九百余年后，“蓟城已上升为金朝的中都城，这时为了把从华北平原上敛集到的食粮漕运北上，经白河、温榆河、坝河，一直溯流而进，到达高梁河上游。大约就在这时，又从高梁河上游开一渠道。径直南下，注入中都北护城河。这样，南来的漕船，就可直达中都城下。这条新开的渠道，因在高梁河以西，相去不远，可能就是日后见于记载的高梁河‘西河’”[29]。
在这段叙述中，在“高梁河上游”的部位，西河与坝河衔接，成为一段漕运路线，于是“南来的漕船，就可直达中都城下”了。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推断。尽管侯先生在时间上未做说明，对于西河漕运之事也未再做进一步讨论，但将坝河与西河联系起来的思路是充分认识西河性质的一个关键。本文对这一点持赞同态度，并试做进一步论证。
要认识西河的漕运功能，首先需要认定坝河—白莲潭（积水潭）漕运线路的存在。
漕运乃都城大计，海陵王在1153年正式迁都以前便已做漕运运筹，其判定潞河一带为漕河枢纽，故于1151年改潞河为通州。在此期间，初步启动向即将成为都城的地方运送物资是极为可能的。
而正式迁都之后，漕运必然大举投入实施。目前研究北京水利史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中都建都初期确有漕运实施。关键史料为《金史·河渠志》所载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在郊外见漕渠湮塞一事：“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召问其故。主者云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上召户部侍郎曹望之，责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书省奏，可调夫数万，上曰：‘方春不可劳民，令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内里军夫，濬治。’”[30]蔡蕃是最早论证此事的学者。他在《元代的坝河——大都运河研究》一文中写道：这条史料“明确记述‘运河’、‘漕渠’已存在多时了，时间远在开凿金口河（大定十一年）之前，显然与后来的金口河不是一条水道。另外，从上述记载中可看出，运河位置在去密云途中的近郊之地，正是中都的东北方向，与坝河的所在位置也相吻合”[31]。侯仁之先生等都接受这一意见。
海陵王筹备漕运，金世宗见漕渠湮塞而下令疏浚，将此二事合起来看，迁都中都初年施行漕运是没有问题的，且漕运的路线就是坝河。那么，何以坝河成为中都地区最早的漕渠？蔡蕃认为：“坝河水道的形成，据地质工作者研究，在公元前十世纪时，永定河主流曾从石景山南东折，过八宝山北，东流经紫竹院，再向东经（明清北京城）北护城河、坝河入潞水。后来主流南徙，坝河水道成为高梁河的一条东支。”[32]从三国时代起，直至北齐年间，此水道又不断被人工疏浚，通水灌田，故未曾湮塞泯灭。中都城建立初年，此水道必然尚存，故被开发利用实施漕运。而在南部（后来的闸河一线），那时还未见人为工程，自中都东至通州之间并无直通水道。
在确定坝河为漕渠之后，早期漕事并没有全部讲完，还应该继续考察漕船最后的入都路线。以金代的情况，漕船进入白莲潭后，必会沿着白莲潭宽阔的水面南行，以达中都城附近。在白莲潭南部或有出口与中都护城河接，即使不接，距离已经十分临近。这一坝河—白莲潭漕运路线，无文献可征，但从水文格局上做推断，只要承认坝河漕运，就必然要承认白莲潭漕运。我们看不出有另外更自然、更合理的路线存在。
目前所阅，学者们论坝河漕运，大多是讲元代事情。按坝河漕运在元代，路线全然清晰，其东起白河，西达大都城的光熙门（或城中的积水潭），便大功告成。而金代情形则不同，白莲潭并不在城中，漕船入潭，漕事并没有完成，漕船仍要继续在潭内航行至南端，才真正抵达中都附近。这就是本文所强调的一点：在中都漕运早期，存在坝河—白莲潭船运路线。
但是，当年白莲潭南部的太宁宫修建之后，这条漕船行驶路线中断了。
坝河—白莲潭漕运体系或满足不了中都城日益增长的需求，且水源有限，于是有开金口河之议。金口河开，新的漕渠路线——中都向东至通州直线通航形成，坝河—白莲潭的迂回路线遂停运。而造成坝河—白莲潭一线彻底停运的，很可能还有一件与之互为因果的大事，即太宁宫区（包括白莲潭南部水面岛屿）的营建。可以说，因为坝河—白莲潭漕运停运，太宁宫区才得以营建；或者说，因为太宁宫区的营建，坝河—白莲潭漕运必然停运。无论怎样，金口河通，中都城与通州之间开辟了更加径直的漕渠，白莲潭湖面再无漕船纷扰，其南部湖面才得以华丽转身为由太宁宫、池、岛构成的皇家离宫区。而其一旦成为皇家禁区，漕船当然不得进入。
然而，随着金口河计划失利，1187年塞金口河，漕渠水源重又仅凭高梁河，进入后金口河时期。从文献记录的情形看，在后金口河时期，金朝曾试图维持中都东至通州的直线漕运，但漕渠日渐水少浅滞，则不得不补以陆运。1205年，欲重启水运，大举动工，疏浚漕渠，并在漕渠中建筑闸口以节水流。虽然如此，水运仍然是或通或塞，很不理想。[33]
从塞金口河到重启漕渠（建闸河）这20来年期间，乃金代盛期，漕运之事不可能稍有懈怠，相反，金朝会采用各种方式全力进行。这个时期的漕运，应是各种方法并用的情形，除了补以陆运的办法，原来的坝河漕运线也可以利用来分担运量。此时，我们看不出对原有坝河漕运线完全放弃不用的理由。《金史·河渠志》的简略记载，只是在记录开金口河、建闸河等水利工程的语境中做叙述，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其他漕运的方法。
这时利用老的坝河进行漕运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白莲潭南部，由于太宁宫区的存在，已不允许通航，而必须另寻航线到达中都，很可能是在这个时候，西河开始获得了整修和重用。值得注意的是，西河与白莲潭的接口正对东边坝河在白莲潭的入口，此或不是巧合。两个河口在白莲潭北部湖面东西相对，正适宜漕船在二者之间出入。
在中都漕运的后期，坝河很可能逐渐成为主角，而连带地，西河会“替补”原来的白莲潭湖面，成为漕船至中都城的重要航道。本文认为，坝河一线的漕运可能在某个时期暂时停用，却从未被彻底放弃。中都漕运史，以坝河收尾的可能性很大。
中都漕运以坝河收尾的判断，可以从元朝漕运以坝河为序幕的事件反推求证。1260年，忽必烈定鼎燕京，漕运一事立即提上日程，郭守敬奉命，建议首先引玉泉水济漕。因金代故闸河早已湮塞不可用，此时所用漕渠唯有坝河。此事蔡蕃做有考证，甚为可信。[34]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大都新城未建，漕运目的地乃为燕京城（原金中都城）一带。而白莲潭上的万宁宫（原太宁宫）未曾遭到重创，这一带初为丘处机道场，后被选为忽必烈驻跸之所，仍为禁区。所以元初的坝河漕运线路，一如金代后期，漕船沿坝河进入白莲潭（积水潭）后，须再转入西河，继而南下燕京城。
自忽必烈来到燕京，直至大都初步建成，居民迁入，其间20来年。这些年间，蒙古统治者对燕京的经营态度是相当积极的。[35]例如：首先恢复人口，向燕京城移民，包括官员、工匠、军士、农民等，迅速扭转战争后的萧条局面；中统二年（1261），设置宫殿府，“专职营缮”，包括修缮燕京旧城的相关建筑物；随着官府人员的增加，开始新建官员宅第；在燕京城内，开设市肆，设有局院、税务；在铁木真攻占燕京城不久，即将原金枢密院改建为孔子庙，后创建国子学，蒙古贵族子弟在此学习汉族文化，此外又办书院，请名儒讲学；元朝统治者早期的太庙也是修建在燕京城内；燕京城内宗教活动亦得到恢复，忽必烈对佛教大力扶持，曾“敕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又“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36]
总之，燕京城在新大都城建成之前，是元朝统治华北，乃至全国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相当活跃。在这种情形下，各个方面的物资需求势必增长很快，漕运压力不可谓不大。而其漕运线路都是由坝河、西河承担的。这一期间，可以说是西河漕运的高峰。由于漕运的大力实施，一些大型仓库开始兴建，元王恽《秋涧集》：“中统元年冬十月，创建葫芦套省仓落成，号曰千斯。”据王岗研究，元代京师地区前后有22座仓库陆续兴建起来。[37]推测，最早的仓库很可能在接近燕京城的位置。中统初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大都旧城西南面的葫芦套一带修建了四座粮仓，即千斯仓、万斯仓、相因仓和通济仓，这四座粮仓共可储存粮食约60万石”[38]。关于千斯等仓的位置，学界有不同意见。王岗依据《析津志》关于葫芦套位置的记载，推断当时的千斯仓等应在“大都旧城西南面”。这一看法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所谓“大都旧城西南面”，应是大都城的西南一带。大都城的西南部，与燕京旧城北墙邻近，葫芦套就在这一带。缪荃孙《顺天府志》引《析津志》：“南城故老云：北宫（北应作此，此宫指长春宫。——引者注）原是女姑主之，后转为道宫，未知孰是。又云：长春宫水碾，自古金水河流入燕城，即御沟水也，入南葫芦套，盛襍莲花，复流转入周桥。”[39]根据这段记载，葫芦套在长春宫附近，而长春宫就在燕京城的北部，白云观以西。另见《析津志辑佚·古迹》：“葫芦套，在城南西。奉陪枢府相君祈雨南城，因过。所谓葫芦套者，乃相君之苑也。其内楼台掩映，清漪旋绕，水花馥郁，非人间景。于是济南魏中立赋诗云：‘葫芦套在城南隩，不期六月乘兴到。临歧一迳由崇墉，夹道高杨若引导……’”[40]这段记载直言葫芦套在大都城西南部，其地后来竟发展成一个景色秀丽的地方。
大都城的西南部，正是燕京城北近郊，在这里修建仓场，在当时是合理的。燕京城虽然受到战乱的重创，但仍然是当时华北蒙古统治集团集结人员与物资的核心城池，它是漕运物资的实际终点，仓场当然要靠近这里。漕运物资要从北边的坝河南下燕京城，在当时的情形下，水道必然是高梁河西河。
随着大都新城建设的进展，漕运目的地开始发生变化，[41]燕京旧城不再重要。大都新城全部建成之后，坝河的一段、白莲潭、西河均被圈入城区，水道形势大变。至此，坝河自身仍为漕渠，白莲潭的北部成为漕运终点，而西河完全失去漕运意义，被改为排水壕沟。[42]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坝河进而认识西河一度存在的漕运意义，有必要比较北线坝河与南线闸河在漕运方面的短长。
坝河的缺点是路线稍有迂回，优点是不易堰塞。自车箱渠开出基础渠道，数百年过去，未见这条路线有彻底堰塞记载，至多需要疏浚而已。而南部的闸河一线，情形则相反，其优点是路线径直，但淤塞之事容易发生，这或许因其位置在冲积扇下部。蔡蕃在论证元初坝河漕运的文章中涉及这个问题。他援引一件小事，以说明闸河一线堰塞之严重。元初人沿闸河故道开挖通惠河，挖出当年闸座砖木，大为吃惊。这说明元人对当年的金闸河已经毫无记忆。原因自然是堰塞严重，地面早无痕迹。[43]而坝河始终在人们的视线中，金元两朝近都水道漕运都是先从坝河着手。坝河的这种历久而不淤塞的特点值得注意。
《金史·河渠志》上多记金口河、闸河之事，因其有工程开展。而坝河一线，因无工程开展，故无记录。但事实显示，金元两代的漕运又都是从坝河开头。这一对比，正反映了一种情形，那就是坝河河道的自然保存条件优于闸河，也可以说，坝河的使用成本较低，尽管坝河路途迂回，但这一缺陷在漕运大事前，不足以失去使用价值。本文另一个推断是，坝河的实际使用，比文献中显示的要多。
本文所论，并非凭借新发现的什么史料，而只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对文献字句未达之实情进行推测，疏漏难免，敬请同行指正。
[1]唐晓峰，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一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1192页。
[3]（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一三，第1192页。
[4]李鸿章等：《畿辅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4，第3234页。
[5]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5，第103页。
[6]吴文涛：《北京水利史》，人民出版社，2013，第19页。
[7]孙秀萍：《北京城区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北京地震地质会战研究成果汇编》第三期，1978；孙秀萍、赵希涛：《北京平原永定河古河道》，《科学通报》1982年第16期；孙秀萍：《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其演变》，《北京史苑》第二辑，北京出版社，1985，第222—232页。孙秀萍另有一部打印稿，名为《古代北京城河渠分布》，1979（蔡蕃引）。
[8]如蔡蕃、于德源、尹钧科、吴文涛等。
[9]段天顺、戴鸿钟、张世俊：《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北京史苑》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83。
[10]孙秀萍：《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其演变》，《北京史苑》第二辑，第227页。
[11]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地质矿产水利气象卷·水利志》，北京出版社，2000，第112页。
[12]尹钧科、吴文涛：《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第170页。
[13]于德源：《北京城市发展史（先秦—辽金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第59页。
[14]（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1223页。
[15]例如吴文涛认为：“已有研究证明，水冲出北京西山后多次摆动，留下了多条河流故道，历史上的高梁河水曾是水的故道之一，而车箱渠的修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高梁水的故道。”（《北京水利史》，第53页）类似的论述很多，无须赘述。
[16]尹钧科、吴文涛：《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第172页。
[17]戴震：《水经注》，乾隆曲阜孔氏微波榭刊本，转引自胡阿祥、胡运宏、姚乐《清儒地理考据研究·魏晋南北朝卷》，齐鲁书社，2015，第172页。
[18]（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凡例”第1页。
[19]《水经注疏·沔水上》：郦注“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以申仪为西城太守。仪据郡降魏。魏文帝改为魏兴郡”。“会贞按：……魏黄初三年，以申仪为魏兴太守。则改名在是年。”[（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二七，第2333页]。
[20]但见于德源称《水经》“作于桓、灵之间”（见上文引），或另有所据。
[21]《晋书》卷三九《王浚列传》，中华书局，1974，第1147页。
[22]侯仁之：《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原载《环境变迁研究》第二、三合辑；收入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三联书店，2009，第85—109页，引文见第93页。按：有学者认为《元史·河渠一》所说的“高梁河西河”是两条河流，分别是高梁河、西河。本文采纳侯仁之先生的看法，高梁河西河是一条河。
[23]主要有侯仁之、姚汉源、蔡蕃、于德源、吴文涛等。
[24]按：坝河一名出现在元代，元代之前此河的称谓不清。本文为行文方便，无论何时，姑均称坝河。
[25]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邓辉、申雨平、毛怡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第87页。
[26]参见侯仁之《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27]吴文涛：《北京水利史》，第84页。
[28]蔡蕃指出，高梁河的基础是当年的车箱渠，而车箱渠的路线，特意布置在永定河冲积扇地势最高的地方，以便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参见蔡蕃《元代的坝河——大都运河研究》，《水利学报》1984年第12期，第56—64页。
[29]侯仁之：《什刹海与北京城址的演变》，《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第428—435页，引文见第429页（此文首刊于《燕都》杂志1990年第4期“什刹海历史文化名胜风景区专号”）。
[30]《金史·河渠志》，中华书局，1975，第683页。
[31]蔡蕃：《元代的坝河——大都运河研究》，《水利学报》1984年第12期，第56页。
[32]蔡蕃：《元代的坝河——大都运河研究》，《水利学报》1984年第12期，第56页。
[33]《金史·河渠志》：“其后亦以牐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车挽矣。”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82页。
[34]蔡蕃：《元代的坝河——大都运河研究》，《水利学报》1984年第12期。
[35]关于元朝对燕京城的利用，王岗《北京城市发展史（元代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讨论甚详，可供参考。
[36]《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中华书局，1976，第88—89页。
[37]王岗：《北京城市发展史（元代卷）》。
[38]王岗：《北京城市发展史（元代卷）》，第160页。
[39]《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284页。此《顺天府志》为缪荃孙自《永乐大典》残卷抄出。
[40]（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114页。隩，《尔雅》：西南隅谓之隩。
[41]千斯仓或因此迁址于大都城东部近郊坝河附近。
[42]大都城建成之后，西河作何用途，有不同说法。有金水河道说。本文认为，金水河道说尚有疑问，作为排水干渠似更合理。大都新城建设，十分重视排水系统。
[43]蔡蕃：《元代的坝河——大都运河研究》，《水利学报》198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