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第一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
凯恩斯在1919年就感觉到了世界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共享的制度不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中很快恢复。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使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延后了半个多世纪。19世纪末自由秩序的金融支柱也没有建立起来。英国统治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结束，而且无论是美国的领导人还是国际合作组织，在之后都没有取代其位置（Kindleberger，1973；Eichengreen，1994）。金融的不稳定性及黄金标准的失败动摇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基础，从而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的增长遭到20世纪20年代低且不稳定的商品价格的破坏，然后被大危机所摧毁。大危机导致贸易条件的崩溃、欧洲和美国强势保护主义的出现，以及资本流动的终结。
经济和军事的剧变同时伴随着政治的剧变。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917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国家的兴起。在拉丁美洲，传统的地主和矿主的政治力量因贸易条件的崩溃而破坏。19世纪末期的自由贸易制度被墨西哥的革命政权和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独裁政权所取代。它们都深受苏联和其他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10]在全球范围内，国家计划、独裁主义和军国主义同有限政府和市场经济展开了竞争。姑且不论经济理论对这些新出现的策略是否有洞见和预见，作为政治领导人总会感到有压力去推进新的激进的社会试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的两起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另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相对成功的工业化）加快了经济学偏离古典发展经济学的趋势。克鲁格（Krueger，1995）指出，这两起事件，加上凯恩斯鼓吹国家干预以及投资决定论，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本书第9章对危机和发展一般均衡机制进行的超边际分析，均衡的分工网络和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会同时提高。这就意味着，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会出现高度的工业化和高总合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也相应增大。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一种“成功的危机”（Sachs，1998），是为成功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虽然交通事故出现的概率相应加大，但我们不会因此而放弃高速公路。毕竟，高速公路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交通事故可能发生概率增大的代价，选择高速公路是一种理性的决策。如果人们真正理解经济发展背后的这种机制，那么当这些危机发生时，人们就不会转向中央计划体制，并对市场机制持不信任态度。[11]
第18章中的蛛网模型也证明，随着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协调失败的反馈机制的敏感性也会提高。稳定性和市场反馈机制的敏感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意味着，大的分工网络的稳定性会降低，而发生破坏性危机的风险则会提高。但是，凯恩斯当时不知道这种两难冲突，他建议我们回到专制国家来降低这种大危机出现的风险。[12]可以设想，假如发展经济学当初能够更好地解释大危机背后的发展机制，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以及中央计划经济的思想就不会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第9章将介绍和解释总合生产力提高和总协调失败风险同时增大的发展机制的一般均衡模型。刘孟奇（Lio，1998）还结合亚洲金融危机，将萨克斯（Sachs，1998）看来矛盾的“成功的危机”的概念数学化。模型显示，由于分工经济、交易网络的协调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当交易条件改善时，均衡的分工网络会扩大，协调失败的总风险会相应提高。当分工范围扩大而使道德风险加大时，保险业就能起到协调这一两难冲突的作用。这样，在保险协调分工网络的积极效应与道德风险产生的扭曲之间就会有一个两难冲突。这种复杂的两难冲突意味着，简单地降低道德风险或者简单的自由化口号，都不足以保证这些两难冲突能达成有效的折中。同时，对大危机做出过度的反应而去求助中央计划、保护主义或干预主义，都不是发展的正确选择。
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另一个支持的依据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和中国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的经历，即一种国家主导的大推进工业化战略的特殊模式。这种模式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模仿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成功的工业化模式，[13]如高储蓄率、重工业优先发展、泰罗科学管理方法、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综合投资规划、资本主义大公司内部组织模式。但是，这种模仿不是通过类似于20世纪60～70年代发生在中国台湾的以市场和私有产权为基础推进工业化来实现的；相反，这种模仿是在中央计划体制的指导下，通过侵犯私有产权来实现的。正是私有产权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前提在于存在可供模仿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很多经济学家都曾预言这种体制不能取得成功，因为它消灭了创造成功工业化模式的激励机制（Mises，1922），但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相对成功的工业化使他们大感惊奇。
这种短期的成功，给很多新兴独立国家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主流思想就从自由主义转向了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由于古典发展经济学没能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家不能真正理解现代经济发展机制和苏联短期成功的真正原因，从而很容易就转向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尽管苏联式的大推进工业化模式取得了短期的成功，但苏联的衰落宣告了国家长期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苏联模式的失败，同香港市场导向工业化模式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香港模式又正是早期英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现代翻版。就像英国原始的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在19世纪的欧洲得到扩散一样，香港的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也被中国台湾、韩国、泰国和中国大陆吸收借鉴。正如萨克斯（Sachs，1994）指出的，苏联通过模仿发达国家成功工业化模式和侵犯私有产权实现国家主导大推进工业化模式，一旦模仿的潜力被耗尽，其致命的长期负面效应就会超过经济发展的短期正效应。苏联的解体、中国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标志着发展政策体制的转变，同时也伴随着发展经济学回归到它古典的源头。
导致发展经济学偏离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源于以凯恩斯（Keynes，1933）为代表的一种思想，即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对发现好的制度可能会有帮助，而好制度又最有利于经济发展。他强调，各国都需要有试验新经济模式的权利，因为老的经济模式已不为大家所认同。他主张进行经济模式的试验，这是20世纪30年代对全球资本主义信心终结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他的观点是，今后不会有一个全球范围内统一的经济制度出现，更广泛地说，就像19世纪存在的制度一样，人们都需要尽可能地对经济进行干预，以进行对自己有利的试验，从而实现未来理想的社会共和；有意识地导向更大的国家自给自足和经济隔绝的运动，将会使工作变得容易，这可以在不产生超额经济成本的基础上完成（Keynes，1933，p.241）。这一思想得到了历史文献的支持：政府角色更加活跃、美国和欧洲大陆不同的制度产生了优于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增长绩效（Craft，1997）。[14]
同上述事件相呼应，“发展经济学”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发明出来，成为一个只与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有关的应用经济学的领域。[15]我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这种发展经济学称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neo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它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对第四、第五个发展层次的分析上，比如工业部门收入份额上升引起的结构变化、生产力进步及摆脱贫困等。
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不承认古典发展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发展经历的普适性，不关注分工演进以及影响交易成本的制度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不关注分工演进和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对幼稚工业和工业化必须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如进口替代）；对私有企业制度、市场以及相关的国际贸易持不信任态度；有具体和全面的产业政策和投资计划；认为政府就应该是家长式慈善计划的制订者，国有企业应该在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16]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持悲观态度（一些理论试图证明对外资和外汇短缺的担心）；[17]投资决定论（认为高储蓄率是增长的动力）；制定具体或全面的发展计划与目标；歧视农民的价格政策和其他一些干预政策；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和非均衡分析［参见Krueger（1995，1997）和Behrmand and Srinivasan（1995）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判性回顾］。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对分工演进和影响交易成本的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分工演进和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太关心，其政策主张同18～19世纪英国和西欧成功的发展经历背道而驰。我们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称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向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转变，同发展经济学从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向其边沿转移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学的这一转变是从马歇尔开始的（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第四卷第8～12章里，马歇尔对分工的发展含义极富洞见，将分工的网络描述成了经济有机体。不幸的是，马歇尔不能将他对发展经济学的洞见组织在一个数学框架中。这种数学化的处理，必须涉及个人选择职业和专业化水平的决策，涉及数量惊人的角点解。
选择职业是一个关于“是”和“否”的决策。如果你在大学期间选择了经济学专业，你就不会去听化学和物理学的课，但你会去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对一个专业说“是”，而对另一个专业说“否”，就属于一种超边际决策。决策值从零值到一个正值的非连续性跃变，就像一个人在不同专业之间进行选择一样。如果你选定了一门专业，你就会比较每门功课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然后决定如何在这些功课之间分配有限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边际分析。如果用数学术语表述，边际分析属于古典数学规划，而超边际分析则同线性和非线性规划、整数和复合整数规划、动态规划及控制论有关。超边际分析除对每一个角点解和内点解进行边际分析之外，还对它们进行总收益-成本分析。当一些决策在它们的最高或最低边界取值时，最优决策就是一个角点解；当所有的决策只能在边界值之内取值时，最优解就是内点解。当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中学同学的生活进行比较时，你就会看到超边际决策往往比边际决策更重要。
超边际分析对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数学化至关重要。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非古典数学规划才为处理角点解找到有效的分析工具。当马歇尔试图用一个数学框架对古典主流经济学加以数学化时，他不知道如何进行超边际分析。为了避开角点解，马歇尔做了一个很不现实的假定，将社会分为纯消费者和厂商两部分。纯消费者不做生产决策，厂商则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纯消费者和厂商的分离，连同准凹效用函数和凸生产集合的假定，使得内点解可能在均衡中出现，[18]内点解的边际分析也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在这一新古典边际分析的框架下，纯消费者必须从外生给定的市场和企业中购买所有商品，他们不能选择自给自足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但是，由于马歇尔边际主义的数学结构非常便于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其对供求的边际分析成为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这样，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就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转向了供求的边际分析，而边际分析不能用来研究个人在选择其职业类型和专业化水平时的决策问题。
这一分析框架的致命弱点是，均衡和帕累托最优资源分配总是同外生给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联系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不能用这一框架回答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总合生产力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马歇尔对新古典供求边际分析的这一致命弱点十分清楚。为此，他提出使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去解释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分工效果。但是，阿伦·杨格（Young，1928，pp.533，538-540）明确指出，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经济现象。他强调了斯密关于分工网络的古典一般均衡观点，指出“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就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的一个关键。这就要求将整个经济的运作都视为一个相关的整体”。如果离开这一核心思想，“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不能被充分地理解。
但是，马歇尔对需求和供给边际分析的数学化在下述意义上建立起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马歇尔的边际主义数学结构非常方便教学，在此结构下，不仅使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学生能分享一门共同的经济学，而且方便老师给出答案唯一的习题和考题，学生可以在课后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演算。这个共同的主流经济学非常便于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学不同领域之间的分工。但不幸的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并不具备古典主流经济学关于分工含义的思想内核。马歇尔成功地将需求和供给的边际分析数学化后，关注经济发展的古典经济学内核被大家遗忘了。这样，正如杨格（Young，1928，pp.538-540）指出的，如果没有这个内核，要充分理解“经济进步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
苏联式社会制度试验的失败证明，如果权力被一个专制的政府垄断，如果个人不能在自由市场和公平宪政秩序下通过自愿的产权交易来试验不同的制度，则成功的社会试验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欠发达国家可以在没有宪政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和经济制度来赶上发达国家的想法，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纳粹德国和日本证明是不可行的。这种思想也同样受到了中国台湾、韩国和其他一些从专制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实践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