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发展经济学的微观机制

第2章 驱动力Ⅰ：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

2.1 运用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经济发展机制

发展经济学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国财富能在给定资源数量的条件下增加？或者资源的稀缺程度是否可因个体选择其组织模式的决策而降低？很多经济学家用外生技术的进步来回答这一问题。所谓外生技术进步，是指那种能够提高生产力且独立于个体决策的技术变化。在索罗（Solow，1956）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的驱动力正是这样一种外生技术进步。在费景汉-拉尼斯（Fei and Renis，1964）模型中，生产力、人均收入以及工业品产出份额提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工业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用这种方法解释经济发展没有多少意思，因为从亚当·斯密起我们就知道，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能够内生地决定一国之财富和生产力水平。

斯密对经济发展的机制曾做过一个含糊的猜想。他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①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源泉；②分工受限于市场容量；③市场容量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如果我们通过设定生产力和交易条件的正相关关系来给出一个状态方程，则它不会是一个有趣的经济模型，因为这类似于索罗模型将总要素生产率当成时间函数的做法。一个经济发展模型必须有一些决策中的两难冲突，以便内生地决定生产力水平。换句话说，在存在两难冲突的情况下，一个非常高的生产力水平就像一个非常低的生产力水平一样，并不是有效率的。这种两难冲突意味着，特别高的生产力水平是有成本的。因此，为了将斯密猜想数学化，我们的工作就是将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水平决策中的一些两难冲突数学化。

这项工作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涉及角点解。此外，为了从全社会整体来理解经济发展的机制，我们要用到涉及角点解的一般均衡的概念来理解市场中的各种两难冲突。作为个体决策交互作用后果而形成的这种均衡，当然要比单纯的个体决策复杂得多。

一般均衡的概念之所以对研究经济发展的机制至关重要，有如下几个理由：第一，经济发展涉及价格和数量间的交互作用。不仅所有个体选择的生产和消费数量由价格决定，而且市场价格同样由所有个体的数量决策决定。此外，不同商品和要素市场之间，以及不同个体决策之间还存在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同高级发展经济学家们关心的因果循环链、产业关联的网络效应，以及不同部门相互依赖的决策有关。每一对内生变量之间都存在无限的反馈圈。例如，当一种最终商品价格变化时，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也会发生相应移动。这种移动又会反过来影响该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尽管这种反馈效应在每一次反馈圈之后都会减弱，但两个市场间有无穷多的这种反馈。

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法考虑的只是单个商品或要素的价格和数量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忽视了所有反馈圈，从而产生了一些误导人的结果。因此，局部均衡模型并不是研究经济发展机制的一个好的工具。托达罗（Todaro，1969）的局部均衡模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该模型中，结构变迁以及城乡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由两个地区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别来解释。但是，工资水平的差别是外生给定的，工资、收入、需求及供给之间的各种反馈圈则全部被忽略。从这个模型中，我们不能得知为什么会有这种工资上的差别，以及经济发展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经济发展机制的第二个原因同分工的网络效应有关。亚当·斯密将分工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力，但正如杨格（Young，1928）、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8）指出的，分工的好处是所谓的网络效应。一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不仅决定自身的生产效率，而且决定其他人产品的市场规模，从而成为其他人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一个约束条件。网络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又同一般均衡的概念密切相关。如果仅仅考虑网络的一部分，则我们就不能理解网络效应。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证明一个分工网络涉及个体的角点解。因此，用于分析内点解的边际分析就不可行，而运用超边际分析研究经济发展机制就至关重要。

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都可以用来研究经济发展的机制。静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用代表嗜好、技术、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的参数的变化来解释内生变量的变化。内生变量可以包括价格、生产力、经济结构以及经济中的一些制度性特征，而一些参数则还可以代表外生的制度条件。如果一些参数的变化导致生产力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则基于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的因果链条就能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机制，而这种经济发展的机制又是自利决策（行为）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不能用来解释基于这种交互作用的所有反馈圈，而简单的决策模型又不能解释所有这些自利决策之间直接和间接交互作用的后果。

如果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用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机制，则一些动态一般均衡可以在没有外生参数变化时产生经济发展。一般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能用来研究经济发展的动态特性随着参数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因此，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有着更高的内生化程度，而这意味着更强的解释力。但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比静态一般均衡模型操作起来更加困难。为了获知一般均衡模型的动态或比较动态特性，我们往往需要设立更多的假定来保证模型的可操作性。这就意味着，可操作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内生化程度可能比那些可操作的静态一般均衡模型低。这样，在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优势和劣势之间，我们就有一种两难冲突。本书将显示，在研究涉及多种有趣而复杂的结构变迁之经济发展机制时，很多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往往更具威力。

在这一章中，我们对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用以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模型背后有如下故事。

在两类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即便第一类人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效率都比第二类人低，但两类人之间并不是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具有同等的技术差别。因此，第一类人可以专于生产那种技术差别小的商品，从而使所有人都可以从分工和贸易中获益，并产生一个比自给自足条件下更高的总合生产力水平。

假如所有人都喜好多样化的消费，那么在利用比较优势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会有一种两难冲突。一些人必须专于生产一种商品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比较优势。我们将个体之间生产条件事前差别产生的比较优势定义为外生比较优势。在本书中，事前意味着“在个体做决策之前”，事后则意味着“在个体做决策之后，且经济已处于均衡状态”。但是，生产的专业化和消费的多样化意味着个体之间必须进行贸易。如果贸易会产生交易成本，那就会有一个交易成本同比较优势产生的分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这种两难冲突可用来内生生产力水平。当至少一类人完全专业于生产一种商品时，生产可能性边界就会达到。假如一单位贸易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很大，那么贸易引起的交易成本就会超过贸易带来的生产力的改进。因此，均衡就会是自给自足，此时的生产水平低于总合生产可能性边界，因为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和边际转换率必须相等。假如交易成本系数很小，那么生产力的提高就会超过分工引起的交易成本，因此，均衡是同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关的分工状态。

由于比较优势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贸易效率参数可以用来解释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即使生产函数不发生变化，总合生产力也可被内生。这种解释生产力变化的一般均衡方法，就比技术决定论有趣得多。技术决定论用生产函数的变化来解释生产力的进步，而一般均衡方法则将生产力的变化解释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再引入政府，则该模型就可用来预测政府在选择关税税率时的行为，以及在选择单方面保护关税、单方面自由放任政策和关税谈判时的行为。当交易条件改善时，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转到局部分工，此时一国完全专业生产一种商品，而另一国则生产两种商品；然后，从局部分工转到完全分工，此时每个国家都完全专业生产一种商品。在局部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条件由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的生产条件决定。因此，在缺少关税的条件下，贸易的好处全部被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得到。这样，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为了从贸易中得到更大份额的好处，就可以用关税来操纵贸易条件。但是，如果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对进口商品课以关税，则只会对自己造成损害，因为这将会提高其国内居民购买该商品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当局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时，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会实行单方面的保护性关税，与此同时，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会实行自由放任政策。

如果完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则每个国家都能通过提高关税从贸易中获得更大份额的好处。但当两个国家的关税税率变得足够高时，贸易的好处会被关税寻租游戏引起的负担消耗殆尽。因此，两个国家都愿意通过纳什议价对策来进行关税谈判，实现贸易自由化而不是大打关税战。这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单方面保护性关税和单方面自由放任政策同时存在的情况，以及经济发展后期阶段通过关税谈判实现双边贸易自由化的情况。导致这种贸易政策转变的驱动力就是交易条件的改善。交易条件的改善可以通过更好的法律制度、更好的运输基础设施、城市化或者更好的银行制度来实现。贸易政策由保护性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有时候与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替代战略的转变有关（Bruton，1998）。两个国家在均衡从自给自足向局部分工转变时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被一些发展经济学家（Palma，1978；Bauer and Yamey，1957）称为“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他们建议用保护性关税来避免这种欠发展。但是，有交易成本和关税的李嘉图模型显示，交易条件的改善能使均衡从局部分工转变到完全分工。这种转变不仅产生了更多的贸易好处，而且使贸易好处的分配变得更加平等。

很多经济学家试图找到支持或否定有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正日益恶化这一论点的经验证据。其中一些人试图测量贸易条件恶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Morgan，1970；Kohli and Werner，1998）。森（Sen，1998）提供的经验证据显示，经济发展可以与贸易条件恶化并存。我们将证明，在向高分工水平转变的过程中，即使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该国也可能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是因为，分工网络的扩张提高生产力的好处可能超过贸易条件恶化产生的负作用。

这个故事可以扩展为有比较禀赋优势和交易成本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如果生产条件的事前差别来自个体之间生产函数的差别，则我们就说存在外生比较技术优势，我们将在2.2～2.5节对此进行研究。如果这种事前差别来自个体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别，则我们就说存在外生比较禀赋优势，我们将在2.6节对此进行研究。如果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则它们就可以利用这种禀赋的差异提高均衡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但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利用比较禀赋优势和交易成本之间有效的两难折中的结果就必然是自给自足和低下的生产力，当交易条件改善时，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和分工水平就会提高。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和局部均衡机制有什么区别？

外生技术变化导致的经济发展和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导致的经济发展的区别是什么？

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如何测量分工和分工经济？

分工演进和相关的结构变迁如何才能发生？

分工演进导致的结构变迁同外生技术变化导致的结构变迁的区别是什么？

为什么在从自给自足向高国际分工水平转变的过程中，单方面保护性关税和单方面自由放任制度可能并存？

为什么在经济发展从自给自足向中等贸易依存度、高贸易依存度依次转变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先提高而后下降？

比较技术优势与比较禀赋优势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保护关税政策向贸易自由化政策转变的驱动力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