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发展的决策分析与均衡分析

一般均衡是彼此利益可能会有冲突的很多自利个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一个标准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个体在给定价格下选择生产、贸易及消费的商品数量，而均衡价格则由他们所有人选择商品和要素数量的决策决定。一般均衡是商品与要素的价格与数量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每个个体的决策问题包括多种模式，所有这些个体模式可能的组合则产生了多种结构。因此，内生专业化模型以多个角点均衡为特征。由于每个人只选择多个角点解中最优的角点解，一般均衡就是多个角点均衡中的一个。在内生专业化模型中，一般均衡的概念不仅同价格和数量、不同商品的市场以及个体自利决策之间的所有交互作用有关，而且与同时决定分工网络规模、作为分工网络两个侧面的需求和供给、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的机制有关。

网络效应同下面一些现象有关。在一个由许多相互依赖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中，整个系统的效率不仅由每个人的生产力决定，而且由网络参与者的数量决定。每个人决策的制定都依赖于网络中参与者的数量，而参与者的数量反过来又由所有人是否参与网络的决策来决定，虽然这种决策交互作用可能是通过价格制度来间接实现的。的确，这就是斯密和杨格在其经典文献中所说的分工的网络效应。斯密更感兴趣的是“看不见的手”在协调分工、利用网络效应及促进经济发展上的作用，而不是在给定分工结构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杨格（Young，1928）几次强调，分工的好处是网络效应，而不是一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效应。这种效应只有将分工当成一个整体时才能进行分析。那种将需求和供给分析与分析人们选择专业化模式割裂开的方法，无助于我们理解分工对发展的意义。

从本章的模型中可以看到，每个人作为消费者都喜好多样化的消费，如果所有其他人都选择自给自足，则一个人不可能实现专业化。在这种情形下，这个人不能卖掉他想卖掉的东西，也不能买到他不生产的消费品。这意味着，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生产力，而且取决于他人产品的市场规模，从而取决于其他人的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效应。本章的焦点是价格机制如何同时决定分工网络规模、市场容量、生产力及人均真实收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到经理们和其他决策者声称需求依赖于人均真实收入。在杨格看来，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它忽视了分工的性质。从一个网络效应的全面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容量（有效需求）决定生产力，从而也决定人均真实收入。当然，关于分工网络规模是否决定一个人参与贸易网络的决策及价格，或每个人参与分工与否的决策是否决定贸易网络规模和价格，抑或价格是否决定所有人是否参与贸易网络及贸易网络的规模等问题，都同这样一个问题相类似：究竟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一般均衡的概念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能说明所有相互依赖的现象是如何同时决定的。这一章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此框架，我们可以理解分工网络效应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为了研究价格机制的作用，像前面部分那样仅仅考虑一个人的决策是不够的，因为价格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自发社会制度发明的结果。价格由“看不见的手”发明，没有单独的个人有意识地发明它。在这里，“看不见的手”意味着很多个体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因此，此论并不意味着“看不见的手”不受个人决策的影响。这毋宁意味着，“看不见的手”是由所有个体的自利决策来决定的。但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没有任何单个的决策者能决定无数个体决策交互作用的后果。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这种后果被经济学家称为一般均衡，或简单地称为均衡。在很多情况下，均衡的概念是同市场出清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需求等于供给）。但是情况也不一定如此。例如，在钱颖一（Qian，1994）的博弈模型中，序贯均衡则同短缺联系在一起。同时，均衡也不一定意味着一种静止不变的状态。在第12～14章中，我们将用动态均衡的概念证明，均衡作为个体动态最优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会产生内生变量的自发演进。

从前面专业模式的概念可以看到，就社会整体而言，不同模式的组合可以产生很多种分工结构。每一种结构中的市场出清条件都产生一个角点均衡，而一般均衡就是这些角点均衡中的一个。每个角点均衡都是在一个给定的分工结构和给定生产力条件下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而一般均衡则解决有效的分工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同均衡概念有关，因为经济发展是个体决策交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我们将证明，作为参数变化的一个结果，一般均衡在不同角点均衡之间的非连续性跳跃将会推动经济发展。因此，角点均衡和一般均衡的区别对研究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至关重要。

一个一般均衡是一个角点均衡，在该角点均衡相对价格下，没有任何人有激励偏离他选择的模式。现在，我们运用总收益-成本分析法及一般均衡的定义来证明，一个国家出口其具有比较劣势商品的结构不会是一个一般均衡结构。现在考虑一种两个国家都完全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比较劣势商品的结构。比如，国家1出口商品y［选择模式（y/x）₁］，而国家2出口商品x［选择模式（x/y）₂］。如果要这一结构在一般均衡中出现，模式（y/x）₁必须是国家1中个人最喜好的模式，而模式（x/y）₂必须是国家2中的个人最喜好的模式，也就是下面两个条件必须成立：

U₁（y/x）＞U₁（x/y） 当且仅当p＜（a_1y/a_1x）k^2β-1

U₂（x/y）＞U₂（y/x） 当且仅当p＞（a_2y/a_2x）k^2β-1

两个不等式在一起意味着（a_2x/a_2y）＞（a_1x/a_1y），而这又同（a_2x/a_2y）＜（a_1x/a_1y）的假定相矛盾。同样，我们还可以证明，其他一些有比较劣势的模式也不可能在一般均衡中出现。

接下来，我们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和一般均衡的定义来看看，表2-1所列的各种结构在何种条件下会在一般均衡中出现。先考虑结构Ba，如果下面三个条件成立，则结构Ba是一般均衡结构。

第一，在此结构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p=a_1y/ka_1x下，国家2中的个人宁愿选择专业生产y［模式（y/x）］，而不是自给自足（模式A）和专业生产x［模式（x/y）］。换句话说，下面的条件必须成立：

第二，一般均衡要求国家1中所有的个体都更喜欢模式（xy/y）而不是其他模式，即

第三，国家1中没有任何人完全专业生产x，即

由于k₃≥k₀，因此，当k∈（k₀，k₁）时，条件（2.4）～（2.6）成立。因为当且仅当M₁（1-β）/M₂β＞［（a_2xa_2y）/（a_1xa_1y）］^0.5时，k₀＜k₁成立，所以当k∈（k₀，k₁）和M₁（1-β）/M₂β＞［（a_2xa_2y）/（a_1xa_1y）］^0.5成立时，结构Ba中的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此处k₁≡a_1yM₁（1-β）/a_2yM₂β。

同样，我们还能确定其他结构在一般均衡中出现的条件。这些条件总结在表2-2中。

表2-2 李嘉图模型的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其中，k₀≡（a_2xa_1y/a_1xa_2y）^0.5，k₁≡（1-β）a_1yM₁/βa_2yM₂，k₂≡βa_2xM₂/［（1-β）a_1xM₁］。

从表2-2可知，如果k＜k₀，则一般均衡结构是自给自足（结构A）。如果k＞k₀且M₁/M₂＞（a_2xa_2y/a_1xa_1y）^0.5β/（1-β），则当k＜k₁时，一般均衡是结构Ba；当k＞k₁时，一般均衡是结构C。如果k＞k₀且M₁/M₂＜（a_2xa_2y/a_1xa_1y）^0.5β/（1-β），则当k＜k₂时，一般均衡是结构Bb；当k＞k₂时，一般均衡是结构C。一个需要说明的要点是，各种结构是在相应的参数子空间内进行比较的。例如，结构Ba 只有在M₁/M₂＜（a_2y/a_1y）β/（1-β）时才可能被选择。在此书中，我们用所有个体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模式的多样化来定义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如果在一种结构中，所有个体的专业化水平不比其在另一种结构中的专业化水平低，且其中一些人的专业化水平在前一种结构中要高于后一种结构，我们就说前一种结构的分工水平要高于后者；如果一种结构中的所有人的专业化水平不低于另一种结构，且前一结构中职业模式的多样化要高于后一种结构，则我们就说前一种结构的分工水平要高于后者；如果一种结构中的一些人的专业化水平要高于另一种结构，但另一些人的专业化水平低于后者，则比较两种结构的专业化水平就要困难得多。对分工水平的一个更严格且更易于比较的定义，可参见杨小凯（2001）。

表2-2意味着，随着交易效率系数从一个低值提高到k₀，然后提高到k₁或k₂，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到完全分工。至于转型结构究竟是Ba还是Bb，则取决于两个国家的相对人口规模与其相对偏好、相对生产力的比较。均衡结构和内生变量随着参数变化在不同角点均衡中的这种非连续性跳跃，就被称为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由于我们假定（a_1x/a_2x）＞（a_1y/a_2y）或国家1在商品x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我们可以用r=r₁r₂≡（a_1x/a_2x）/（a_1y/a_2y）测量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程度。将k₀，k₁，k₂对r₁和r₂求导，我们得到：

∂k₀/∂r₁＜0 ∂k₀/∂r₂＜0 ∂k₁/∂r₂＜0 ∂k₂/∂r₁＜0

这意味着，对一个给定的k值，比较优势程度越大，则越有可能k＞k_i（i=0，1，2），即均衡的分工水平就可能越高。

结构C成为一般均衡的全部条件是，或者1＞k₁且M₁/M₂＞（a_2xa_2y/a_1xa_1y）^0.5β/（1-β）；或者1＞k₂且M₁/M₂＜（a_2xa_2y/a_1xa_1y）^0.5β/（1-β）。这两个条件意味着，C要成为一般均衡，则必须：

（a_2y/a_1y）β/（1-β）＞M₁/M₂＞（a_2xa_2y/a_1xa_1y）^0.5β/（1-β）

或（a_2y/a_1y）β/（1-β）＜M₁/M₂＜（a_2xa_2y/a_1xa_1y）^0.5β/（1-β）

这意味着，两个国家的相对人口规模既不过大，也不过小。由于有一个国家中的个人在结构C中的专业化水平要高于结构Ba或Bb，且由于分工水平同个体的专业化水平呈正相关，结构C的分工水平就要高于结构Ba或Bb。这说明相对人口规模与相对偏好及相对生产力之间相平衡的程度越大，均衡的分工水平就越高。

现在我们考虑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对经济发展的含义。为此，我们要计算自给自足中的总合产量组合。如果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则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这意味着：

βy_i/（1-β）x_i=a_iy/a_ix

或（x₁/a_1x）/（y₁/a_1y）=β/（1-β）=（x₂/a_2x）/（y₂/a_2y）

其中，下标i代表国家i。再加上生产函数x_i=a_ixl_ix，y_i=a_iyl_iy，以及禀赋约束l_ix+l_iy=1，就意味着l_1x=l_2x=β，l_1y=l_2y=1-β。用所有的条件消去偏好参数β，或者用生产函数、禀赋约束以及条件l_1x=l_2x和l_1y=l_2y，我们能够证明，自给自足中的均衡总合产量组合必须满足：

Y=y₁+y₂=（a_1y+a_2y）［1-X/（a_1y+a_2x）］，其中X=x₁+x₂

这就是图2-1中的线EG。此线的斜率是dY/dX=-（a_1y+a_2y）/（a_1x+a_2x），其值在-a_1y/a_1x和-a_2y/a_2x之间。也就是说，此线较图2-1中的FG平缓，又较EF陡峭。因此，如果一般均衡是自给自足，则生产发生在EG的一点上，均衡总合产量组合在EG上的准确位置，则取决于偏好参数的值。从图2-1我们可以看到，总合生产可能性边界（PPF）是EFG。由于线EG低于PPF，自给自足中的总合生产力就低于分工时的总合生产力，而后者的总合生产力则同PPF相关联。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将从EG非连续地跳到PPF。EFG与EG 之差，则可以被定义为分工经济。

有趣的是，在李嘉图模型中，即使没有规模经济，或者总合生产集是凸集，也存在分工经济。总合生产集是图2-1中由纵轴和横轴、EF和FG及其边界包围的区域。这意味着，均衡中决策者选择的生产力水平将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而内生地提高。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则由于分工经济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同PPF相关联的高生产力就不会是帕累托最优。

罗森（Rosen，1978）将分工经济称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补经济。这意味着，对社会而言的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会随着均衡分工网络的扩大而提高。这被布坎南和姚顺天（Buchanan and Yao，1994）称为“一般递增报酬”，被杨格（Young，1928）称为“社会性递增报酬”。这种递增报酬即使在没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也会出现。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以及个人职业模式的多样性，则是分工网络的两个方面。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一般均衡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如果交易条件改善，则经济发展可以在没有生产函数或禀赋的外生变化时产生。同样，在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不需要外生偏好的变化。假定交易效率从低于k₀提高到高于k₀的水平，然后提高到大于k₁或k₂的一个k值，则一般均衡会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在自给自足中，每个人生产他消费的所有商品，没有诸如农民和工人这样的不同职业。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不同的职业从分工的演进中出现。这一过程可以视为经济结构的变迁。假定x是食物，y是衣服，由于结构C中专业农民的数量少于自给自足中生产食物的人数（后者等于全部人口数），这种由于分工演进而导致的结构变迁，看起来就像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但究其本质，结构变迁是这样一个过程：每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职业模式多样化程度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不同商品的市场数目提高；新的贸易品出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联系程度提高；市场容量及相应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生产的集中度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

随着一般均衡因交易条件改善而从Ba跳到C，职业模式（xy/y）就被新的职业模式（x/y）替代，后者比前者的专业化水平要高。这一过程被熊彼特（Schumpeter，1934）称为“毁灭性的创造”（destructive creation）。比如，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pp.145-184）、墨克（Mokyr，1990，1993，pp.26-110）和马克思（Marx，1967）描述的传统手艺人被大企业中专业化的工人替代的现象，就是新职业出现和旧职业消失的结果。如果考虑到转型成本，这一过程将是十分痛苦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样一种流行理论，即随着一个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该国得自贸易的好处将会下降的理论。很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恶化的贸易条件是不发展的一个原因。我们模型中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则显示，这不是一个一般均衡的观点，并且可能会产生误导。让我们看一下表2-1和表2-2。假定M₁/M₂＞（a_2xa_2y/a_1xa_1y）^0.5β/（1-β），且k的值为k′∈［（a_2xa_1y/a_1xa_2y）^0.5，（M₁/M₂）（a_1y/a_2y）β/（1-β）］。这样，均衡结构将是Ba，此时国家1在相对价格p_x/p_y=a_1y/k′a_2y条件下出口x且进口y。假定现在交易效率提高，使得k的值为k″＞（M₁/M₂）（a_1y/a_2y）β/（1-β），该值大于k′。因此，均衡就跳到结构C，此时相对价格是（M₂/M₁）（a_2y/a_1x）β/（1-β）。这意味着，如果k′＜（M₁/M₂）（a_1y/a_2y）（1-β）/β，当交易效率提高导致均衡从Ba跳到C时，国家1的贸易条件会恶化。显而易见，这种结构变迁的参数子空间是非空的。这样，当交易效率在该参数子空间内提高时，国家1的人均真实收入会比自给自足时的水平要高，尽管此时贸易条件的确是恶化了。这是因为交易条件的改善将使分工网络扩大，并且提高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以致生产力提高的好处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坏处。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可以总结为以下命题。

命题2.1 一般均衡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以及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如果给定交易条件、相对人口规模和对两种商品的相对偏好，则比较优势的程度越大，均衡的分工水平越高。在交易条件给定的情况下，相对人口规模较之相对偏好及相对生产力越是平衡，均衡的分工水平就可能越高。随着均衡的分工水平提高，作为社会整体的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就会提高。在向高水平的分工演进的过程中，一国即使贸易条件恶化，它也可能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有趣的是，在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模型中，一般均衡的市场价格可能不由传统的边际成本定价法则决定。当结构Ba（或Bb）是一般均衡时，用y表示的商品x的市场价格等于国家1的（或国家2的）包括（或不包括）交易成本的边际机会成本。当结构C是一般均衡时，用y表示的商品x的市场价格由两个国家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决定，它不等于任何一个国家生产x的边际机会成本。这一结果证实了科斯的论点（Coase，1946），即在价格决定上，除用边际分析法外，还应该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在本书第4章，在产业组织文献（Tirole，1989，chapter 3）以及劳动合约文献（Azriadis，1975；Baily，1974；Gordon，1974）中，我们还可以发现非边际成本定价的其他例子。

在李嘉图模型中，交易效率k的提高（或交易成本系数1-k的下降）会提高总交易成本，因为k的提高会使一般均衡从低分工水平向高分工水平跳跃，从而提高交易的次数。有关交易成本的这个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交易成本在收入中的份额会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提高。诺斯（North，1986）发现了这种现象的经验证据。

为了将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协调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模式的决策的猜想形式化，我们必须证明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这样一种资源配置及分工的网络结构，在这种资源配置及分工网络结构下，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不减少他人效用的情况下增加其效用。用显示偏好的论证法可以证明，在消费者-生产者的李嘉图经济中，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这种证明的逻辑可以略述如下。

我们可以用反证法来建立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假定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种较一般均衡更优的资源配置。这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人在这个更优的资源配置中效用要高于在均衡中的效用，而其他人的效用则至少会保持不变。现在，我们给所有人的消费、生产及贸易流人为地指定一个预算约束。这种消费、生产及贸易流由均衡价格下的这个更优的资源配置给定。一个人要在这个更优的资源配置中得到更大的效用，其支付必须超过其在均衡价格下在这一更优资源配置中获得的收入。因为根据最优化的定义，他在均衡价格下的最优决策不可能再改善。其他所有人在这个均衡价格下比一般均衡更优的资源配置中，必有一个有效预算约束。将所有个人的预算约束加总并消去价格，则可以看到，总合的禀赋约束条件被违反了。因此，这假定的更优资源配置是不可行的。这就建立起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意味着，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协调所有人选择其专业化模式的决策，从而使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在除去交易成本后的净好处最大化。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Zhou，Sun and Yang，1998）已经证明了一个在更广义类型的内生专业化模型中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在他们的模型中，一组事前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是一个连续统，每个人的偏好假定为理性、连续、递增，且在生产中允许不变报酬和局部递增报酬存在。本章中的李嘉图模型及第3章中有专业化经济的斯密模型只是他们模型中的特例。他们还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以及竞争性均衡集合与这个内生专业化的更一般的模型的经济核之间的等价性。这个结果意味着，如果一个结构中交易成本超过外生比较优势，或者如果在该结构中角点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则自利的决策者在该结构中选择职业模式时，势必会有一个协调分工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该结构中不存在一组能使个体进行瓦尔拉斯决策以选择此结构中职业模式的相对价格。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仅意味着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而且意味着均衡的分工结构是有效的。我们称一个角点均衡为一个给定分工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而称一般均衡分工结构为一种最优组织。组织效率的概念同经济发展的超边际分析有关，配置效率的概念则同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有关。

我们在第8章例8.10证明，对内生专业化的模型而言，如果个体的数量不是一个连续统，则可能因为整数问题而使一般均衡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