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环境治理的价值逻辑:边界、情感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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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企业环境行为感知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职场精神力的影响

第一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 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现状

(一)企业环境行为的定义

企业环境行为概念源自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公民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愈加深入和细化,企业环境行为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研究范畴,经常被称作企业市民行为或企业市民环境行为,至今尚未形成一致并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企业环境行为”“企业亲环境行为”“企业绿色环境行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生态行为”等一系列概念名词都在当前文献中频频出现,由于研究理论基础及维度的差异性,学术界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定义也有所区分。

欧盟委员会(2002)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指企业自愿承诺为促进社会和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行动。Sarkar(2008)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企业为了平衡环境和经济效益而推行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可能源自外界压力或是为了降低环境污染而采取的比较积极的管理手段。Mazurkiewicz(2008)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与股东、员工、客户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有关的公司经营责任和行为,包括良好的公司治理、产品质量、就业条件、员工权利、问责制、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内部制度、培训和教育等。Daily等(2009)提出企业市民直接环境行为的概念,认为在没有激励与约束的条件下,企业员工自由支配行为都应是环境友好行为,这样才能形成企业市民行为。员工自愿环境行为直接影响和导致了企业环境行为。此外,Wood 和 Logsdon(2002)提出了更广义的企业全球市民行为概念,认为企业的权利和责任应超越国家和文化的边界,全球企业公民行为是企业更高阶段的为全球环境负责任的行为。针对企业环境行为动机的研究,大量文献指出企业良好的环境表现是为了经济利益、市场价值和企业声誉。

具体来说,企业环境行为是指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企业实践(Wang et al.,2018),是企业承担环保社会责任的行为表现,能够帮助企业形成良好的声誉和社会地位(Hoffman,2001),也向其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展现了企业正向价值取向和正确道德认知(Parsa et al.,2015;Venhoeven et al.,2013)。

(二)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环境持续恶化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工业企业环境意识和行为,讨论影响工业企业环境行为的因素,以期引导企业适应本国可持续发展需要,降低环境污染。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与外部环境压力的互适过程和变化的实证方面。

1.外部环境压力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

最初针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庇古和科斯分别基于外部性理论和产权理论而提出的以征收排污税和排污权交易来限制污染排放的建议。该理论认为政府是保护环境的责任主体,应该由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来改变企业的环境行为,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在此观点的影响下,很长一段时间关于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思路都是将企业视为被动的经济主体,企业环境行为主要是为了满足政府的环境规制要求,因此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政府规制和企业遵从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通过博弈论方法来研究企业在政府环境规制下的策略选择。如吴伟等(2001)从环境的污染和治理两个方面分析博弈的决策和决策的均衡问题;卢方元(2007)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对排污企业之间、环保部门和排污企业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要确保环境不被严重污染,就必须对不处理污染物的企业进行严惩。还有一些学者则是通过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来衡量政府各种监察、处罚、政策等措施的实施效果。如Parker等(1999)观察了澳大利亚999家大型企业在消费者保护法规制下的企业环境行为,发现环境制度中的一些因素可以影响到企业的环境行为。上述研究表明,政府对于规制企业环境行为起到了一个基础性作用,强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自觉规范其环境行为,而规范的环境行为则可为企业降低后续管制的投入。

随着环境的持续恶化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企业环境行为受到来自外界各方越来越多的压力影响。企业所在的社区是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因素之一,社区可以通过投票、选举、非政府组织以及提出公民法案等方式对企业施加压力。Huq和Wheeler(1993)在对孟加拉国的调查中发现,政府规制对7个大型国有肥料企业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其中3个由于受到来自社区的压力而采纳了良好的环境行为;Brooks等(1997)研究发现那些位于有较大投票率以及拥有很多环境利益团体成员的社区企业,它们的有毒物释放量会大大降低;Florida(2001)研究证明企业采纳积极的环境行为有时确实是为了改善同当地社区的关系。这些研究均表明社区压力在改善企业环境行为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已成为污染控制的一个新手段。在市场压力方面,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日渐提高,他们会通过购买环境友好型商品来激励企业追求积极的环境行为。如果企业不重视其产品的环保作用,将遭受消费者抵制或排斥。穆昕等(2005)表明高收入消费者愿意为环保友好型商品支付溢价,这样使得那些积极降低污染的企业愿意内在化其污染的不经济性,从而采用积极主动的环境行为;当高收入消费者愿意将环境友好型产品利益内在化时,企业就可以通过产品差异化策略来提升其竞争力。在财务压力方面,投资者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对企业施加财务压力。对于投资者来说,企业实施积极的环境行为预示着来自环境的风险相对较低,因此更容易得到保险和商业贷款的青睐。Holder-Webb等(2003)对50家美国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所发布环境行为信息的频率和所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而这些信息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外部环境压力。

上述外部环境压力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主要侧重于外界的单一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如政府规制、市场压力、财务压力等。

2.企业自身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

随着来自市场及社区的压力成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主导驱动力量,企业开始将环境保护从原来的应付行为转变为自觉的主动行为。因此企业选择环境行为不再是对环境压力的被动反馈,而是在综合外部环境、自身因素的条件下进行的博弈抉择和主动反馈。企业所追求的是企业目标、实力和外部环境的相互协调,因此企业自身的一些因素也就与其环境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企业由于其规模、行业、业绩、管理者环保意识和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不同,对环境压力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从而也就造成了不同的环境行为和表现。

Hayami等(1996)认为企业规模是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企业规模越大,采取更多清洁生产工艺的可能性也越大;Lepoutre等(2006)认为公司规模小确实对企业环境行为有负面影响,但在不同条件下,企业环境行为也将会有细微差别。Hussey和Eagan(2007)针对制造业企业的调查表明全球中小制造业企业比大企业所采用的环境行为更为消极。

除了企业规模以外,企业所从事的行业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财务状况不同,都可能产生不同的企业环境行为。Ozen和Kusku(2009)设计出一个框架模型来解释行业特性及公司特性等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关劲峤等(2005)通过相关性和主成分分析对太湖流域印染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私营合资企业环保投入水平高于国有集体企业,中型企业环保投入高于小型企业。Earnhart和Lubomir(2002)研究了企业财务状况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认为企业财务状况好,则更易于采用积极主动的环境行为。Blanco(2005)分析了制造企业财务状况与环境行为主动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好的经济绩效对企业采取主动环境行为有正面影响。

企业成员尤其是企业领导人与管理层的环保意识、学习和认知过程、管理经验等同样影响着企业的环境行为。Andersson等(2000)认为企业成员环保意识会影响企业环境行为,当企业成员的环保意识较强,特别是环保拥护者在企业中占有很大比例或者占据决策高层时,采用良好环境行为的可能性就比较大;Waldman等(2008)认为在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企业领导人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质疑这些领导人在进行社会责任决策和活动过程中是否能够给予适当的驱动力。综上所述,规模大、管理者环保意识强的企业有更积极的环境行为和表现,而财务状况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却并不是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