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汉末年诗赋缘情背景的全方位改变

一 社会动荡与儒家道德的变通

东汉末的动荡首先表现为人口的急剧减少。“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一五七年）时，全国人口有户一千六十七万余，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余；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得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余户，口一千六百十六万余口；经过了一百多年，人口反而减少，只剩下了三分之一。”^[2]汉末战争、瘟疫、地震、旱灾水患不断，人人朝不保夕，整个社会大氛围是忧虑。

灵帝建宁二年（169）爆发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3]杜洪义认为：“党锢之祸将汉末政坛上的士大夫精英殄灭殆尽，‘海内涂炭，二十余年’，使至汉代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传统经学走向衰落，士人干政的势头亦由此转向。”^[4]建宁二年，朝廷缉捕党人，诏捕范滂，范滂无限伤心与困惑地对孩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5]这一事件表明党人对皇权、对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失望。

党人与宦者之间的争斗使夹杂在其间的士人普遍充满了生死之忧。血腥杀戮之下，竟有党人上朝之前要嘱托后事，可见当时士人有朝不保夕的生命警觉。在随时可能面临的死亡面前，一切准则都在被重新思考和定义。唐马总《意林》引杨泉《物理论》谈到汉末管秋阳兄弟，与一人因避乱结伴而行，因粮绝，杀伴之事。孔融对此事如此评价：“管秋阳爱先人遗体，食伴无嫌也。”孔融的出发点完全是实用性的，而将基本的道德置之脑后，在“遭穷”的境遇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如兽与兽，只要不陷入五伦之中，一切从权。连儒者孔融看待乱世之中人的道德都如此变通，其他人更可想而知。汉末，人们无暇也无力再去拯救他人的生命，更多地开始回归到对自我生命感受的阐发。

二 东汉末乱政为士人个性化抒情打破束缚

同样使当时士人以经学干政的热情大受挫败的是汉灵帝的西邸卖官和鸿都门学，根据《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西邸卖官使为官不再神圣，有时甚至走向了道德的反面。同时，鸿都门学使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依靠尺牍、书法等与德行无关的本领入仕，使传统的儒学士大夫对不再神圣的统治体系无比失望。

“在对政治和自己曾经倾心的经学失望之余，汉末文士开始尝试着在个性情感的自由舒放中寻找精神的愉悦。”^[6]其中，著述成为抒发个人情怀、实现自我超越的常见方式。“及党事起，（应）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伤，著《感骚》三十篇，数万言。”^[7]一斑窥豹，当时文人选择的主要是熟悉的传统文体，骚赋为主，但是随着情感的解放，诗作为经典地位的动摇，对诗歌创作的敬畏，对四言诗形式、对美刺二端的坚守都变得脆弱起来，诗歌在魏晋时期的抒情传统的确立也就呼之欲出了。进一步发展，便会如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一文所说，“魏晋时代建安士人不仅突破了两汉经学家的诗教说，使原始儒家所提倡的‘诗言志’这一诗学理想得以落实，而且在情的领域奋力开拓，实现了人的再发现与自然的再发现，其诗歌写出了生命主体对社会政治之情，以及生命主体对自然世界之情，人与人之间的爱情、亲情与友情，为中国文人诗苑开垦出一片片沃土，使中国诗歌体类之建构宣告完成”^[8]。这一论断扩展至建安赋作，同样适用。

三 人物品评的转向

《后汉书·党锢列传》曾经列举“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所列之人为“一世之所宗”“人之英”“能以德行引人者”“能导人追宗者”“以财救人者”，被人注重的是他们的“德行”。而到汉末，刘劭《人物志》便由重德行转为以“才性”为主品评人物。“《人物志》的人格类型说和曹操的人才思想，共同赋予‘才性论’以新义：一是重才情而轻德性，二是其思想内涵发生从伦理向心理的转型，三是超越实用功利而走向艺术与审美，四是以‘气质性格’之‘性’和‘文章诗赋’之才塑造出新的人格形象。既是时代风气的结果，又极大地影响了时代风气。”^[9]人物品评是社会的风向标，刘劭《人物志》对才性特别是对个性及“文章诗赋”之才的推崇反映时风的转换，同时，必将进一步引领时风的发展。

四 纸张的应用对即时情感表达的促进

汉灵帝时期，正处于简帛与纸张的转换过程中，文人仍以简帛为主来记载知识。以蔡邕为例，《博物志》卷六记载：“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万卷中的一部分即需要数车，可见蔡邕的藏书仍是以简帛为主。纸与简相比更方便实用，建安年间，纸已经成为公文中的用具。曹操曾下《掾属进得失令》命令诸掾属侍中、别驾用纸函进得失。当时也有了专门抄书的职业，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10]。虽然史书中仍有简帛应用的记载，但更多地体现一种尊贵。《三国志·魏书》中记载曹丕用素书《典论》和诗赋给孙权，而同时给大臣张昭的却是以纸为材质。素贵纸贱，说明当时的纸已经有了很大的普及。有了更加便利的纸张作为载体，文学的发展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对此查屏球先生有精彩的论述：“书信体发达的创作趋势至汉魏之际形成了一个高潮，文人书信明显增多。这种创作活动给文坛带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文学的抒情性大大增强了。纸的流行带来了文字交往的方便，具有书信功能的交往诗也随之流行起来。如建安七子间交往诗及同题之作尤多。”^[11]而当时的书信与同题诗作，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大量采用五言诗的形式，五言诗成为时尚同时得以相互借鉴，积累五言诗的创作经验，使其得以在短时间内得到飞跃。

传播媒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完全以纸取代简帛作为传播工具，大致在后来的东晋时代才完成”^[12]。在三国时期，纸已经在传播上超过了缣帛，缣帛的贵重使汉代的文学传播遇到了问题，写作的记录、流传需要理由。鲁迅先生说过：“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13]普通的人与事很难进入缣帛作为载体的记录系统。然而随着纸张等更为方便廉价的记载载体的流行，普通人日常的喜怒哀乐也开始被记录下来，传于后世。

文人现场创作成为流行，创作周期大大缩短，时效性大大增强。《后汉书·祢衡传》曰：“（黄）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14]“以娱嘉宾”显然在强调创作的现场完成。相比于司马相如、扬雄等赋家的殚精竭虑、全面构思，瞬间情绪的抒发变得更加普遍。篇制短小的诗歌更加强调及时性，曹丕宴会常有即席之作可为佐证。与现场时效性相伴，以表现个体情感为主或即时情绪大量融入的诗赋创作便成了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