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概说
一 选题写作缘起
曹植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建安风骨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曹植诗赋被钟嵘赞誉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1]，曹植本人是文学中人性由汉代被压抑至魏晋张扬转换的重要力量。曹植之所以秀出于时，主要原因即为曹植诗赋在缘情上的着力开拓。
“缘情”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中国诗论向有“诗言志”和“诗缘情”之说，二者之中“诗言志”出现较早。《尚书·尧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2]《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3]“诗言志”不仅为当时士人创作的自觉追求，而且如朱自清所言为中国文学批评“开山的纲领”。汉代《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文解字》：“（志），意也。”[4]可见，汉代诗歌的功用仍被认为是传达志意，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意味着诗歌创作已经引入情感作为动力。言志虽然含有情感，但实为志中含情，诗言志“意味着言志和抒情相比，言志是占主导地位的，而情则不过是志的补充”[5]。就其本质取向来说，阐发的是政治情怀，特别是某种属于时代的群体政治表达。就中国由周以来的历史背景而言，主要是诗三百所开辟的言志，体现的是制礼作乐的儒家哲学和儒家学说。中国文人自屈原始逐渐突破言志的藩篱，向缘情发展，然中途汉代独尊儒术，限制了文人个性化的情感表达，使文学缘情之路变得异常曲折。
到了魏晋时期，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诗歌美学思想，都摆脱了“诗言志”的儒家人伦教化窠臼，逐渐走向“诗缘情”的新时代。“诗缘情”为情中含志，是“缘情占主导地位，而志则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完全为情所代替，志的理性内容被削弱和淡化了”[6]。曹丕提出“诗赋欲丽”[7]，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正是建安以来文学创作从政治人伦教化的言志转向表达个人情感世界，并且以这种个人情感世界的张扬而产生“绮靡”的审美境界。曹植无疑是从言志时代向缘情时代转型过程中的翘楚。无论其人生经历的情感深度还是其诗文创作表现出来的缘情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曹植的诗赋缘情是怎样的历程？曹植怎样将由特殊人生经历产生的情感艺术地转化为诗赋？这些问题放到诗赋由言志到缘情发展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这样评价曹植：“把曹植的创作和他以前的文学史的状态加以对比，其结果，我们会发现更为重大的事实。这就是，他几乎是最初的署名的抒情诗人……抒情诗不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而是伴随着个人的名字，亦即伴随着诗人个性表现的主体性，从而在新的意义上确立了它的价值，这不能不归功于曹植。”[8]显然，在曹植之前，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署名诗人，更远的不说，建安诗人群体三曹七子，除了孔融之外，其余诗人都应该具备署名的抒情诗人之称谓，吉川幸次郎显然将曹植视为建安抒情诗人群体中最具代表性、里程碑式的最初署名的抒情诗人。回顾文学史，如果我们将屈原楚辞视为一种半文半诗的辞赋而非纯粹诗歌形式的话，再去除失去作者姓名的古诗作者，作为里程碑式的大诗人，曹植确实拥有这样的地位。
实际上，曹植的赋作在个性化抒情方面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同样值得重视。自屈原辞赋开始，赋或者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这种志不得遂的单一忧伤，或者局限在“劝百讽一”的教化模式中无法突破，或者以女子的试探、男子的坚守表达自己的道德情操。偶有抒发个人与志无关的情感，但仅仅为试做，随即寝息，不成气候。唯有曹植，在纠缠于皇权中的亲情、刻骨铭心的乱伦之爱以及赤诚的友情的催动下，赋作与诗歌一起突破了言志的藩篱，由言志或者志不获遂的忧伤转为缘多种情感而发，且在爱情、友情、亲情诗赋的创作上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具有典范意义。
二 情的内涵
情感“既包含与生理需要相联系的低级情绪情感，也包含与社会需要相联系的高级情绪情感”[9]。从侧重客观内涵的角度，可以“具体化地体现为爱情、友情、亲情、乡情、民族情感、阶级情感、认同感、爱国主义情感、世界情怀、人类中心主义等，换言之，由近及远的血缘情感、亲缘情感、地缘情感、族缘情感”[10]。
情感与情绪的界限比较模糊。《礼记·礼运》言：“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11]这七种情感被现代心理学认定为人的基本情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情感的定义同样偏于情绪，其将情感解释为“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12]。《辞源》对情感的定义与《现代汉语词典》基本相同，只是在心理反应类型中增加了爱慕、厌恶两类。
中国古代哲学对情感十分重视，先秦儒家重视自然的血缘之爱，《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3]可见，孔子儒家思想的根基在于血缘之爱。《论语》中对于友道也多有论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明显有压抑情绪的倾向。墨家主张舍弃情绪的兼爱，“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14]。荀子注重节情，主张“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15]。
汉代董仲舒主张“辍其情以应天”[16]。同时，汉代普遍将人之情与天地四方联系，从而使情具有普泛化的特征。《黄帝内经》认为东为怒，南为喜，中为思，西为忧，北为恐，[17]将情绪与五方联系。董仲舒《春秋繁露》进一步将自身的情绪与外在的四季相连：“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18]班固《白虎通·情性》更认为“喜在西方，怒在东方，好在北方，恶在南方，哀在下，乐在上”[19]。《白虎通》中与方位相配的情绪与《黄帝内经》《春秋繁露》不完全相同，而且也变五方、四方为四方上下，五情通过与六方、四时、五行、五候、五音、五色、五味的对应与天下万物相连，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
钱穆曾经说：“西方人重知，中国人重情。”[20]情感对于中国文学有特殊意义，吕正惠认为“中国人是唯感觉、唯感情的，简单地说，是‘唯情’的。这种情之本质化、本体化的倾向，就是中国抒情传统的重大特色之所在”[21]。甚至有人基于中国文学的特征认为“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22]。具体到特定的体裁，林庚认为“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才成其为诗的国度”[23]。
詹福瑞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前言中则谈到研究一个人的情感与心灵对研究其文学风格的重要性：“欲了解一代文学，需要先明了一代文人之心态，在同一时代或同一时期，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大体相同，可是却最终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作品。这其中有诸多因素，最深层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作家心灵或心态的差别。因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产物，心灵的投影。”[24]因此，詹福瑞主张要重视对文人心灵的开掘，重视与文人心灵的沟通交流。
重视心灵，重视文人情感表达对于建安文学研究更具有特殊意义。王瑶指出，“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抒情’的历史转关”[25]。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有如下表述：“盖建安文学之所由异于前者，古之为文，则莫不于社会实际事务有某种特定之应用，经史百家皆然。故古有文章而无文人。……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在人事上作特种之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26]钱穆先生认为建安时期才开始有文人之文，开始有文人之至者以个体为中心，书写于“社会实际事务有某种特定之应用”之外的日常生活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
审美活动与情感世界不可分离，“情感活动是审美经验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它一方面构成了其他各种心理因素产生的诱因，另一方面又是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同时，它还作为一种弥漫性因素伴随于审美活动的全过程，从而使整个审美活动都显示出明显的情感色彩”[27]。宗白华论断：“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28]实际上，建安作家群体已经开始向内发现自己的深情，其中尤以曹植为著。裴斐将“诗缘情”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强调主观感情（个性）的表达和意境的创造”[29]。就曹植和三曹七子这一诗人群体而言，曹植更具重情特性，其主体诗赋所表达的，更富有个人生命、生活的烙印，而非普泛意义上的时代性书写，由此生发，本书从曹植的情感世界切入，深入曹植内心世界，探讨曹植诗赋的情感表达，探寻其在诗赋缘情方面具有的独特价值。